你不知道，在我们所处的世纪里，人的价值是以其自身素质而定。每天总有某个精力不够充沛、对事业不十分尽心的脓包从其高高在上的社会层级上摔下来。他以为他可永远占有这个阶梯，殊不知他麾下某位头脑敏捷、胆识过人的家伙，已突然取其位而代之。
——莫特—博叙夫人（Mme Mott-Bossut）给儿子的家信，1856年[1]
他注视着围着他的孩子们，孩子们绽开笑靥；
他笑容可掬，孩子们对他嬉闹叽喳。
他伟大崇高，孩子们对他顶礼膜拜。
他至爱至仁，孩子们对他报以笑语。
他言行一致，孩子们对他感佩莫名。
他令出如山，孩子们对他敬重有加。
他的至交皆人中俊杰；
他的府第一尘不染，洁净幽雅。
——图佩尔，1876年[2]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资产阶级社会。有时候最最肤浅的表面现象却反映了最深刻的内涵。让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社会。在本书所述的这个时期内，资产阶级社会达到巅峰。从资产阶级社会成员的衣着以及他们的家庭陈设便可知其一斑。德国有句成语：“人靠衣装。”在资产阶级巅峰时代，这句话更成了至理名言，人们对它体会之深超过任何时代。在这个时代，社会变化很大，为数颇多的人被实实在在地推上历史重要地位，扮演起新的（更高级的）社会角色，因而他们不得不恰当地穿戴打扮起来。1840年奥地利作家内斯特罗发表了非常有趣然而十分辛辣的闹剧《护符》（The Talisman ），剧中说的是一个红头发穷汉捡到一顶黑色假发，后来假发丢了，其命运也随着假发的得失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资产阶级巅峰时代与这部作品发表的时间相距不远。家是资产阶级最美满的世界，因为在家里，也只有在家里，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切难题、矛盾方可置于脑后，似乎业已化为乌有，一切全都解决。在家里，也只有在家里，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方可悠然自得，沉浸在和谐、温馨、唯统治阶级才有的幸福和幻觉之中。家中摆满的家具陈设展示了这种幸福，也使他们享受到这种幸福。这种梦境似的生活在圣诞节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圣诞节是为展示这种富有舒适生活才系统发展起来的家庭宗教活动。圣诞晚餐（狄更斯为之讴歌）、圣诞树（是德国人首创的，但由于英国王室支持便迅速在英格兰普及开来）、圣诞歌（以德国《平安夜》最为著名）皆象征了室外的严寒与室内的温暖以及室内、室外两个世界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反差。
在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家庭室内陈设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东西甚多，放得满满当当，盖得严严实实，常用窗帘、沙发垫、衣服、墙纸等掩饰起来，不论是何物件，皆求精美，没有一张画不镶上框架，而且是回纹雕花、金光闪闪的框架，甚至外面还罩上丝绒；没有一把椅子不配上垫子，或加上罩子；没有一块纺织品不带穗子；没有一件木器不带雕花；没有一样东西不铺上布巾，或不在上面放个装饰品。毫无疑问，这是富有和地位的象征。德国比德迈尔风格（Biedermayer）的资产阶级室内装饰给人一种朴素的美，这与其说是由于这些地方上的资产阶级的天生爱好，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还囊中羞涩。资产阶级仆人房间里的摆饰便极其简单，因为家饰表明了他们的身份。当家具主要是靠手工制成时，它们的装饰以及材料就成了它们身份的主要指数。钱可以买来舒适。舒适与否是肉眼看得见的，是感觉得出来的。家具还不仅仅是为了使用，不仅仅是主人地位和成就的象征。家具还有其内涵，表达了主人的个性，表达了资产阶级生活的现状和打算，同时也表示它们具有使人潜移默化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在资产阶级家里集中表现出来。因此，资产阶级家里要摆放这些家具、陈设。
资产阶级使用的家具、物品，就像放置这些家具、物品的房子一样，非常坚固结实（坚固结实是当时企业界使用的最高赞美词）。它们在制作时就要求结实，它们也果真经久耐用。与此同时，它们还得通过自身的美表达出对生活更高的追求和精神方面的渴望，要不就是它们存在的本身已代表了这些追求和抱负，例如书籍和乐器（令人惊讶的是，书籍和乐器的设计除表面的细小改进外，一如既往），否则它们就只是纯粹的消费品、日用品，如厨具、行李箱等。美就意味着装饰。资产阶级住宅里的家饰，建造时固然美观，但还不足以包涵精神的美、道德的美，就像硕大的火车、轮船一样。火车、轮船的外观基本保持原样，但内部变了，属于资产阶级的部分变了，例如新设计的普尔曼式（Pullman）卧铺车厢（1865年）以及轮船头等舱、贵宾舱等。这些都经过装饰和布置。因而，美就意味着装饰，物件的表面要涂抹或粘贴。
既要坚固，又要美观，要集物质与想象、肉体与精神于一体。这种双重性正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大特征。然而，物件包含什么样的精神和想象，取决于物件本身，也只有通过物件本身来表达，或至少通过购买物件的钱来表达。所有代表精神方面的事物，恐怕无一能超过音乐。音乐进入资产阶级家庭最典型的形式是钢琴，一种体积庞大、十分精巧、极其昂贵的乐器。为照顾阶级层次稍低但热衷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人的需要，遂有竖立式小钢琴的出现，其价格和品质虽有所降低，但仍然非常华贵。资产阶级家庭如果缺少一架钢琴，室内陈设就称不上完整，然而资产阶级家里的千金小姐，是不会无休止地在钢琴上弹奏的。
资产阶级以外的社会阶层都能清楚看出道德、精神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然而资产阶级对这三者的关系却不能完全理解。大家都承认，一味追求高级精神方面的东西很可能无利可图，除了某些商品化的艺术品外。即使是这些艺术品，也得等到相当年限后方能卖出好价钱。邀请落魄书生和年轻画家来家里参加星期天晚宴，或聘雇他们充当家庭教师，已成了资产阶级家庭的组成部分之一，至少在文化极受重视的家庭当中是如此。但是我们无法从中归结出：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不能兼而有之，结论应是两者相辅相成，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互为必要的基础。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这样形容资产阶级：“赢利滚滚而来，崇高思想的火花四下飞出。”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最合适的命运就是生为银行家之子，就像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acs）一样。德国知识界的一大光荣，便是他们的“私人学者”（Privatgelehrter，即不受人聘雇靠自己收入进行研究的学者）。穷困潦倒的犹太学者应娶当地最大富商的千金为妻，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个尊重学问的社群，如果只对其学术杰出之士给予一些赞美之词，而不拿出一些实质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如此这般的精神与物质关系，显然十分虚伪。冷眼旁观的观察家认为这种虚伪性不仅渗透在资产阶级各个方面，而且是资产阶级世界的根本特征。就肉眼所见，性问题比任何问题都更为明显。这不是说19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以及希望像资产阶级的人，男性）是十足的伪君子，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故意逼良为娼。不过在某些方面，正经宣传的道德标准是一回事，人性的本能要求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大凡在这些方面，明知故犯的伪君子经常比比皆是，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本书所述时期，情况经常如此。亨利·沃德·比彻尔（Henry Ward Beecher）是纽约一位伟大的传教士，宣扬一个人在宗教上和道德上应洁身自好，谨言慎行。此君显然应该避免卷进那么多而且传得沸沸扬扬的婚外恋，否则就该另选职业，选择一个不要求他成为如此严格的性克制宣传家的职业；虽然人们对他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遇到的厄运不能完全不表示同情。这场厄运把他和美丽的维多利亚·伍德哈尔牵扯在一起，伍德哈尔是一位女权运动者，性自由的倡导者，在她的信念中，隐私权是很难得到尊重的。［这位杰出女性，是一对颇具吸引力的姐妹中的一个。她曾使马克思恼火了好一阵子，因为她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美国支部变成宣扬性自由和唯灵论的组织。这两姐妹与范德比尔特均有关系，并从中获益不少。范德比尔特照管她们的财产账目。最终她结了一门好亲事，卒于英格兰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卒时声名鹊起。］[3] 然而如同最近几位研究这位“另类维多利亚”的作者所言，认为这时期正式宣传的性道德纯系装饰品，乃是一种时代错置的谬误。
首先，这个时代的虚伪性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谎问题，除非是那些性欲强烈却难被公众允许的人，例如那些需仰仗洁身自好、选民厚爱的杰出政客和地方上备受敬重的同性恋商人，他们非说谎不可。在许多国家里（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国家），露骨的双重标准并不算虚伪，而是可以接受的，待字闺中的资产阶级小姐要守贞操，已婚的资产阶级夫人要守妇道，而资产阶级的青年男子可像蝴蝶逐香一样扑向所有女人（也许中等和上等阶级家的闺阁小姐除外），已婚者也可允许有些越轨行为。这种游戏规则是大家完全理解的，并且知道资产阶级有时处于某些尴尬境地，需要谨慎处理，否则其家庭稳定及其财产便会受到威胁。时至今日，每个意大利中产阶级仍旧懂得，情欲是一回事，“我孩子的母亲”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种行为模式中，虚伪只在下述情况下发生，即资产阶级妇女完全置身于这场游戏之外，对男人与除她们之外的女人发生的勾当浑然不知。在新教国家里，男女双方都要信守性节制和洁身自好的道德标准，然而那些明知这条道德约束却又违反这条道德的人，不但没有伪君子的玩世自在，反倒是深深陷入痛苦之中。把处于这种窘境的人当作骗子看待是完全不恰当的。
而且，资产阶级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各方采纳。当为数众多的“受人尊重的”工人阶级接受占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时，当人数不断增加的下中阶级也遵守这个道德规范时，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可能更加行之有效。这种道德标准甚至抑制了资产阶级世界对“道德统计数字”的浓厚兴趣，诚如19世纪末期某本参考书不无悲哀地承认，所有企图以妓女人数增加反映道德失败程度的统计均被打消。这个时期对性病只进行过一次调查（性病显然跟某些过于频繁的婚外性生活有很大关系），但其中透露的信息极少，唯普鲁士例外。性病在柏林这个特大都市中比在其他地方高得多（正常情况下性病随城市和村庄规模大小而递减），这也不是无法理解的事，港口城市、驻军城市和高等学府集中的城市，即远离家乡的未婚年轻男子高度集中的地方，性病的发病率最高。（当时政府曾要求普鲁士医生提供1900年4月正在接受治疗的所有性病病人的数字。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个相对准确的统计数字与30年前的数字会有很大差别。）[4]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美中产阶级、中下阶级以及“受人尊重的”工人阶级，其一般成员未能达到性道德标准。年轻的美国姑娘享有单独外出和由美国男青年陪同外出的自由（这是父母允许的），这把拿破仑三世时代巴黎城里那批少见多怪、游手好闲的男人吓呆了。这就是美国男女青年良好性道德的有力证明，就像记者披露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伦敦罪犯巢穴的资料一样令人信服，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5] 用后弗洛伊德学派的标准去衡量前弗洛伊德学派的世界，或认为当时的性行为模式确实跟我们今天的想法一样，显然都是不合理的。用现代的标准来看，那些遍布着修道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地方，简直就像是一本又一本的性变态病历。我们今天会怎样看待专爱拍摄裸体小女孩照片的卡罗尔（Lewis Carroll）之流呢？按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他们的罪名充其量莫过于沉溺拍摄裸体小女孩照片而已，说不上是性欲过盛。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许多大学教授喜欢接近男大学生也不是精神上的嗜好，而是柏拉图式的恋爱——这个词很能说明问题。将英语词汇里的“求爱”（to make love）一词变成直截了当的性交同义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资产阶级世界被性死死缠住难以解脱，但他们不一定就是乱交。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对问题看得入骨三分：资产阶级堕落犯罪一次，便会失去天恩，受到惩罚，就像《浮士德》（Dr.Faustus ）里的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库恩（Adrian Leverkuehn）得了第三期梅毒一样。资产阶级有些人对此噤若寒蝉，说明当时普遍存在的天真和无知。（从北美奴隶主人对待他们女奴隶的态度中，可见新教国家普遍的道德水平之高，道德力量之大，不但与一般的猜想相反，也与地中海天主教国家的情况相反。在美国南方白人主人与黑人女奴的混血儿以及私生子的数量是相当少的。）[6]
正是这种天真和无知，使我们认清资产阶级着装上的巨大性感成分。资产阶级服装是诱惑与禁锢兼有的奇怪组合。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资产阶级穿得严严实实，除面部外，其他部位很少露在外面，甚至在热带也是如此。更有甚者（例如在美国），使人联想起人体的东西（例如桌腿）也要遮盖起来。与此同时，人们的所有第二性征，例如男子的胡须、毛发，女子的头发、乳房、臀部等都要使用假发髻或某些装饰物等进行过分的渲染，将这些部位夸张到无以复加的怪异程度。（19世纪50年代时兴有衬架支撑的女裙，衬架完全张开后可遮住下半身，突出杨柳细腰，隐隐约约显出臀部曲线，巨大下摆与纤细腰肢，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过渡阶段的服饰。）这种情况以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最。1863年马奈（Manet）发表了他的名画《草地上的午餐》，引起惊人的轰动，其原因正是他刻画了男女着装上的鲜明对比：男子十分端庄，十分体面、正派，妇女则袒胸露背。资产阶级文明坚持认为妇女本质上是精神动物。这个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暗示：（一）男人不是精神动物；（二）男女体征上的明显性感部分不属于价值体系。成就与享受是不能同时兼有的，就如今天民间在进行体育比赛时仍奉行的做法那样，运动员在比赛或恶斗开始之前需独处，不得与异性同房。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压制本能冲动就没有现代文明。最伟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中最最伟大的当数弗洛伊德，他的理论基石就是这个观点，虽然后人认为他是主张取消压制的。
萧伯纳（Bernard Shaw）以其惯有的聪明才智发现，中庸是传统上资产阶级实现其社会抱负和演好自己角色的处世之道。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要满腔热情、病态似的宣扬一种难以令人恭维的、与温和主义理想形成明显对照的极端观点呢？[7] 从中产阶级理想阶梯的下面几层来看，问题便不难回答。因为单凭不屈不挠的努力便能将一贫如洗的男女，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从道德败坏的泥沼里拯救出来，提升到受人尊重的坚实高山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就在高山上确定了自己的坐标。对“酗酒者匿名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的会员来说，除非绝对戒酒，要不就彻底堕落，没有任何折中之道。事实上戒酒运动（此时在新教和清教主义国家也进行得非常活跃）已清楚说明了这点。这项运动并不是要竭力清除酗酒者，也不去加以限制，它的对象是那些愿以自己的坚强毅力显示他们不同于受人鄙视的穷汉的人，为他们规定一些准则，并将他们与自暴自弃的人区分开来。清教主义也具有相同的作用。然而只有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占统治地位时，这些才是“资产阶级”现象。就像阅读斯迈尔斯著作和进行形形色色的“自我帮助”和“自我提升”的做法一样，这与其说是为资产阶级的胜利做嫁衣，倒不如说是取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代之。在“受人尊重的”工匠和职员这一级，戒酒经常是将酒戒掉而已，戒酒本身就是胜利的奖赏，戒酒者能从中获得多少物质报酬是不重要的。
资产阶级的性禁欲主义更为复杂。世人有种看法认为：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的血统非常纯正，故要采取异乎寻常的严格措施，以防范性诱惑，但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勾引之所以很难抗拒，正是由于那种极端的道德标准本身，也正是这个极端的道德标准，使得堕入色坑的人相对摔得更惨，就像小说《娜娜》（Nana ）中那位道貌岸然、小心谨慎的天主教徒穆法特（Muffat）伯爵一样。《娜娜》是左拉的作品，主人公是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一位妓女。当然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问题，正如我们下面看到的那样。“家庭”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基本社会单位，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财产和公司企业的基本单位，并通过“女人”加“财产”的交换（“结婚嫁妆”）与其他基本单位联系起来（在联姻中，按资产阶级以前传统的严格规定，妇女必须是“洁白无瑕的处女”）。任何削弱家庭单位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而削弱家庭的行为莫过于受不加控制的激情驱使，或招徕“不合适的”（即经济上不合算的）求婚者和新娘，或丈夫与妻子离异，或浪费共有财产。
然而，这类紧张却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本书所述时期，紧张尤为突出，因为禁欲、中庸、节制等道德观与资产阶级胜利的现实发生剧烈冲撞。资产阶级不再生活在物质匮乏、经济拮据的家庭中，也不生活在距上等社会非常遥远的社会阶层中。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花钱，而非如何赚钱。不仅是游手好闲的资产阶级日益增多—1854年科隆靠固定地租或债券利息收入以及靠投资为生的人共有162位，1874年便增加到约600位[8] ——而且对那些成功的资产阶级而言，不管他们是否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权力，除了一掷千金外，他又能如何显示他已迫使其他阶级俯首称臣了呢？“新贵”一词（Parvenu，新富起来的人，暴发户）自然而然变成“挥金如土之人”的同义词。无论这些资产阶级是否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或是像鲁尔区的克虏伯及其同行的工商界巨头一样，造起了古堡，建立起类似容克帝国但比容克帝国更坚实的工业封建帝国（虽然他们拒绝接受容克阶级赐给他们的封号），但是，因为他们有钱可花，而且挥金如土，遂不可避免地使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放荡不羁的贵族靠拢，他们的女眷更是过着接近于贵族的那种毫无节制的生活。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这还只是少数家庭的问题，在德国等地则尚未构成问题，如今却已成为整个阶级的问题。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很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道义上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去赚钱和花钱。它也未能解决与此同等重要的另一问题：如何在家族的男子中选择一个精力充沛、精明能干的事业接班人。由于这个事实的存在，女儿的作用加强了，女儿可能成为公司里的新成员。伍珀塔尔（Wuppertal）的银行家威切豪斯（Friedrich Wichelhaus，1810—1886）有四个儿子，只有罗伯特（Robert，生于1836年）继承父业，当了银行家，其他三个儿子（先后生于1831年、1842年、1846年）中的两个成了地主，一个当了学者。然而两个女儿（分别生于1829年和1838年）都嫁给了实业家，其中一个是恩格斯家族成员。[9] 资产阶级拥有足够财富后，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即利润，已不再是他们催马加鞭的动力。到19世纪末，资产阶级暂时找到赚钱和花钱的办法，过去留下的财产在收支平衡方面也发挥了缓冲作用。在1914年灾难降临之前的最后几十年，是晴暖宜人的小阳春季节，是资产阶级生活的黄金时代，以后的资产阶级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无感叹。但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矛盾恐怕是最尖锐的：创业与享乐同时存在，相互冲撞。性欲是冲突的牺牲品，虚伪成了胜利者。
资产阶级的家是用花墙、服饰、家具和器皿等精心打扮起来的。家是这个时代最神秘的组织。如果要找出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困难，因有大量文学作品可为佐证，那么要说清楚19世纪家庭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就不容易了，至今仍是十分模糊。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矛盾，但很少有人注意。一个采用竞争机制的社会，一个为营利至上的经济服务的社会，一个为个人奋斗撑腰的社会，一个为争取权利平等、机遇平等、自由平等而努力的社会，为什么它的基础偏偏就是与这所有宗旨相左的家庭组织呢？
一家一户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里奉行家长独裁。家又是这个社会的缩影。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或是这个阶级的理论发言人）谴责并摧毁的正是这种一部分人从属于一个人的阶级社会。
他是父亲、丈夫和主人，以坚定的智慧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他是监护人，是领路人，是法官，他使家里的财富堆积如山。[10]
在他之下的——让我继续引用这位非常著名、擅长谚语的哲学家的话——是忙进忙出的“天使、母亲、妻子和主妇”[11] ，据伟大的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社会改革家）说，主妇的工作是：
（一）使大家高高兴兴；
（二）每天给他们做饭；
（三）给每人衣服穿；
（四）令每人干净整洁；
（五）教育他们。[12]
这是一项既不要求她显示多少智慧，又不需要她掌握多少知识的任务［诚如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所言：“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己要做个好女孩儿，让别人去聪明吧！”］。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妻子的作用变了，与她们过去的角色很不一样（过去是真正操持一个家，如今是要显示并炫耀她丈夫使她享受豪华、舒适、悠闲生活的能力），而且她还必须表现出她嫁给她丈夫是高攀了：
她有头脑？好极了，但你一定要超过她；因为女人必须处于从属地位，而真正能凌驾全家之上的是最有头脑的人。[13]
不过，这位美丽、单纯、无知的奴隶也要行使其领导权，并非领导子女，而是领导仆人，孩子们的最高领导是身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孩子们竭尽所能使他们亲爱的父亲、他们崇拜的偶像高兴，他们画画、工作、朗读、写作文、弹钢琴。”这是对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的生日描写。）[14] 前呼后拥的仆人将资产阶级与社会地位低下之人划分开来。“夫人”就是自己不干活而指派他人干活的人[15] ，她的高贵地位也由此确立。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中产阶层与工人阶层的关系就是雇主与可能成为仆人的人的关系。19世纪末，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在约克所进行的最早的社会调查，就是利用这个方法进行区分。仆人中妇女越来越多，而且占了绝大多数——从1841年到1881年英国男仆从20%下降到约12%——因而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是呈金字塔形，塔尖上是男主人，下面各层都是女人。尤其在男孩长大离家，甚至男孩到了住校年龄——英国上等阶级的做法——便离家后，情况就更是如此。
仆人做的是家务，领工资，所以跟工人相似，但有基本区别，因为他们与主人的主要关系不是现金交易关系，而是依附关系，实际是全面依附关系。他们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严格规定。他们住在主人顶楼的简陋小房间里，因而受到全面控制。从身上穿的围裙或工作服，到对他们行为举止或“性格”的鉴定（没有推荐书她就无法再找到工作），他们的一切一切都说明了权力与屈从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排除主仆间亲近的（但不平等的）个人关系，毕竟连奴隶社会里的主仆也有亲近的个人关系。事实上，他们也因这种亲近的个人关系而受到鼓舞。然而大家不可忘记：每一个为一家主人服务过一段时间的保姆或花匠，都经历过几个短暂的阶段：进府做工、怀孕、结婚（或另找工作），这种桃色新闻司空见惯，人们只把它当作又一个“佣人问题”，当作主妇们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而已。问题的关键是：资产阶级的家庭结构与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是完全矛盾的。在家里，自由、机遇、现金交易、追求个人利益等原则根本行不通。
有人会争辩说，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基础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理论模式。提倡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霍布斯理论根本没有为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包括家庭组织提供什么理论准备。其实从某个方面来说，家也是故意被搞成如此这般，以便与外面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家成了沙漠中的绿洲，枪林弹雨世界里的一片和平净土。正在与英国纺织业竞争对手进行殊死搏斗的工业家写道：“多残酷的战斗啊！许多人战死商场，更多人受到致命创伤。”[16] 男人们在谈论这场战争时，“生存竞争”或“适者生存”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比喻。战斗结束，和平来临，他们则用“欢乐的寓所”、“心中夙愿得到满足而可开怀畅饮的地方”作为他们对家的形容。除了在家里，他们永远也无法喜形于色，永远也得不到满足，或不敢承认已获得的满足。[17]
家之所以如此，也许还有一个原因：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在资产阶级的家庭中，这种本质上的不平等遂找到了必要的表达形式。正因为家不是建立在传统、集体而且制度化的不平等基础上，所以不平等就成了个人间的主从关系。由于个人优劣变化无常，所以就必须有一种永久不变、稳定维持的优势形式。优势的基本形式是金钱，但金钱只表达了交换关系，因此还需有其他形式来补充金钱，来表达一部分人主宰另一部分人的关系。这在家长制的家庭里当然毫不新鲜。家长制家庭组织就是以妇女和孩子处于从属地位为基础的。然而，当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此时应该合乎逻辑地打破或改造家长制时——事实上家长制后来也解体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最兴旺的阶段却又强化、夸大了家长制。
不过，这种“理想的”资产阶级家长制在现实生活中究竟占多大比重，则是另一回事了。一位观察家对里尔一位典型的资产阶级人物作了总结，说他“害怕上帝，但最怕妻子，读的是《北方的回声》（Echo du Nord ）”。[18] 这似乎恰当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其真实程度至少不亚于男人编造的“女性软弱，只能从属”的理论。男人这种谬论有时又病态地夸大成男性美梦：妻要年少，有时这种美梦还真能实现。这个时期存在并强化了这种理想的资产阶级家庭，其意义是重大的，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妇女会开始有系统地发起女权运动。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新教国家是如此。
资产阶级的家只是一个内核，家庭与家庭间的联系则比它大得多，像一张网，人则在这张家庭关系网里进行活动：“罗斯柴尔德家族”、“克虏伯家族”以及“福斯特家族”（Forsyte）等等。福斯特家族使19世纪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许多部分实际上变成其家族的朝代史。然而，尽管这些家族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已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仍未引起社会人类学家和家谱编撰者（编家谱是贵族的职业）的足够兴趣，因而我们无法信心十足地对这些家族进行有系统的概述。
这些新发迹的家族有多少是从社会下层爬上来的呢？其实没有多少，虽然理论上这个社会并不阻止任何人往上爬。1865年英国钢铁厂厂主中有89%是中产阶级，7%是中下阶级（包括小店主、独立工匠等），仅有4%是工人——技术工人或可能性更低的非技术工人。[19] 同一时期，法国北部纺织业者的主体也同样是来自被看作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19世纪中期诺丁汉（Nottingham）针织厂厂主的出身也与此相同，其中2/3实际来自针织世家。德国西南部的资本主义企业奠基者不全是富翁，但来自具有长期经营经验的家庭，而且常常是继承、发展本行工业经验的家庭，却是为数不少。克什兰（Koechlin）、盖吉（Geigy）、萨拉辛（Sarrasin）等瑞士—阿尔萨斯新教徒以及犹太人等都是生长在“小王公似的财主”家庭里，而非生长在精通技术、善于发明创造的企业工匠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主要是新教牧师和政府公务员的儿子——在经营企业之后可以提高但不能改变其中产阶级的地位。[20] 资产阶级世界的大门是向才智卓越的人敞开的，然而如果家庭文化程度较高，家产比较殷实，与中产阶级圈子里的人有一定的社会联系，那么毫无疑问，在起步时就占了相当大的便宜；如能与同阶级同行业，或与可和自己的行业进行联合的人通婚，其好处则尤莫大焉。
由大家族或者几个家族紧密联结的家族，在经济上肯定占有相当优势。家族可为业务开展提供资金，也许还可提供有利的业务关系，特别重要的是提供管理人员。1851年里尔的勒费弗尔家族（Lefebvres）为其姻亲普鲁沃（Amedée Prouvost）的毛纺厂出资。西门子哈尔斯克（Siemens and Halske）是世界著名的电气公司，建立于1847年，它的第一笔资金便是一位表兄提供的；其兄弟中有一人是公司里薪金最高的雇员，其他三兄弟，即华纳、卡尔和威廉（Werner，Carl and William）分别掌管柏林、圣彼得堡和伦敦的分厂。名闻遐迩的米尔豪斯（Mulhouse）新教集团，其内部各小集团之间皆相互依靠：多尔费斯—米格（Dollfus-Mieg）公司是多尔费斯开创的（他和他父亲皆和米格家族联姻），安德列·克什兰（AndréKoechlin）则是多尔费斯的女婿。克什兰掌管公司，直到四位舅表弟长大成人后方交出管理大权，而他叔父尼古拉斯（Nicholas）在掌管克什兰家族公司时，“把兄弟、表兄弟以及年迈的父亲都请了过来”。[21]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多尔费斯，即该企业创始人的孙子，进了自己家族拥有的地方分公司施伦贝格尔（Schlumberger et Cie）公司。19世纪的企业史充满了这等错综复杂的家庭之间相互结盟、相互渗透的关系。他们需要有数目众多的儿女——不像法国农民，法国农民只要一个继承家产的人——他们当然也不乏儿女，因为他们不鼓励节育。穷人和正在拼命的下中阶级当不属此例。
然而，这些小集团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呢？他们又是怎样经营的呢？什么时候他们不再代表大家族，另立门户变成一个与家族有紧密联系的社会集团，一个地方性资产阶级，或变成范围更广的体系（就像新教徒和犹太银行家那样），使家族关系变成其中一面的呢？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尚无法解答。
换言之，在本书所述时期，“资产阶级”的阶级含义为何？有关资产阶级的经济定义、政治定义和社会定义虽有所不同，但彼此相当接近，不至于造成多大的理解困难。
从经济上看，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是指从资本中获取收入者。事实上，这时期典型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能与这项定义对号入座。1848年法国波尔多排名前150的大家族中，90个是经商的（商人、银行家、店主等等，这个城市里几乎没有工业家），45个是拥有家产者和“食利者”（即靠地租、债券利息收入投资营生的人），15个自由业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高薪的总经理等行政管理人员，连名义上担任此等职务的人都没有，然而到1960年，这部分人却成了这个城里450个大家族中最大的集团。[22] 当然我们还可再加一句：从地租或房地产（这是城市中更常见的）中获取利润，仍是资产阶级一大重要收入来源，特别是在缺乏工业地区的中等和中下资产阶级更是如此，但其重要性正在消失。以非工业区的波尔多为例，1873年，这部分人在遗嘱中留下的财富只占总数的40%，而同一年在工业城市里尔，这部分人的财富只占31%。[23]
对于从政的资产阶级就不能这样一概而论了，原因至少有一个：政治活动需要专门知识，需要花费时间，因而不是每个人都会对政治产生同样的兴趣，也不是每个人都同样适合从事政治。尽管如此，这时期在职（或退休）的资产阶级真正参与资产阶级政治的人数之多，实在令人惊讶。19世纪下半叶，瑞士联邦委员会（Federal Council）有25%—40%的委员是企业家和“食利者”（20%—30%的委员是银行、铁路和工业界的“联邦大亨”），比20世纪的比率还高。另有15%—25%是自由业者，即律师——尽管50%的委员都有法学学位，在大多数国家里，这是想要崭露头角和担任行政职务者所需具备的标准教育水准——另外20%—30%是在职的“知名人士”（官员、农村法官和其他所谓地方父母官）。[24] 19世纪中期，比利时议会中的自由党党团有83%的议员是资产阶级：其中16%是商人，16%是产业所有人，15%是“食利者”，18%是专业行政管理人员，42%是自由职业者（百分比有重叠）——即律师和少数医务工作者。[25] 地方城市里的政治分布大体相同，也由资产阶级（一般说来也就是自由党）中的显要人物执其牛耳，也许比例还更大些。如果权力组织系统中的上层大体还被旧式的传统集团盘踞，那么资产阶级“就向政治权力的下层，例如市议会、市长席位、区议会等等，发动进攻并占领之”，这些职位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群众政治运动发动起来之前，就已牢牢控制在资产阶级手里。里尔自1830年起便由杰出的商人担任市长。[26] 英国大城市均落入地方商贾之手，形成臭名昭彰的寡头政治。
就社会而言，定义便不那么明确，尽管“中产阶级”明显包括上述阶层的人，只要他们富有，脚跟站得较牢：商人、财产拥有人、自由职业者以及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这部分人当然为数很少，均在首都和省会以外的城市）。难就难在如何为资产阶级“上层”和“下层”的社会地位确定界线，难就难在它的成员参差不齐，很容易分化，至少内部总是分成大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个层次，小资产阶级又渐渐沦为事实上已不属于中产阶级范畴的更低阶层。
上层资产阶级与贵族（大贵族和小贵族）或多或少总能区别开来，贵族的法律和社会排他性以及上层资产阶级的意识，使得两者之间彼此壁垒分明。比如说在俄国和普鲁士，资产阶级根本不能成为真正的贵族。在小贵族头衔满天飞的国家（例如奥匈帝国），奥尔施佩格（Auersperg）或乔特克（Chotek）伯爵，不管他如何积极准备加入某个企业董事会，是绝不会把一个什么沃特海姆斯泰因男爵（Baron von Werthemstein）放在眼里，因为那不过是个中产阶级的银行家或犹太人而已。英国在这一时期有系统且少量地将商人——银行家、金融家，包括工业家——容纳进贵族行列。但英国这种做法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另一方面，直到1870年之前（甚至之后），德国仍有工业家不允许他们的侄儿当预备军官，认为这个职务不适合他们阶级的年轻人；他们的儿子只去步兵、工兵部队服役，骑兵是属于另一个社会阶级的。然而我们必须补上一句，当利润滚滚而进——在本书所述时期利润极其巨大——穷人也就不再抗拒勋章、贵族头衔或与贵族联姻，总而言之，不抗拒贵族生活方式的诱惑了。英国新教教徒的实业家也改奉英国国教了。在法国北部，1850年前的“毫不掩饰的伏尔泰主义者”已变成1870年后的天主教徒，而且日益虔诚。[27]
分界线的末端显然是经济。商人——至少是英国的商人——会画下一道深深的分界线，把他们与被社会排斥的人（即直接向公众销售商品的人，如店主）分开，至少在从事零售之人亦可赚得大量金钱之前是如此，独立工匠和小店主当然渴望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显然属于中间层的下中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同日而语。富农不是资产阶级，白领雇员也不是。然而19世纪中期有一支足够庞大的、旧式的、经济上独立的小商品制造商和销售商队伍，再加上技术工人和工头（他们仍是现代技术骨干），他们使分界线又蒙上一层烟雾。有些人发财了，至少在他们居住的地区被视为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其主要特征是：它是由有权有势和有影响力的人组成的，不依靠他们出身的社会地位、势力和影响力的大小。一个人要属于这个阶级，他必须是“有头有脸的人”，是一个以其财富或领导能力影响他人的独立个体。因而，资产阶级政治的典型形式与在他们之下（包括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政治完全不同。这方面我们已看到不少。因而当资产阶级遇到麻烦要向他人求援，或有委屈需要申诉时，其典型方式是施展影响，或请人施展影响。资产阶级的欧洲布满了（或多或少是非正式的）保护网或互利网，老同学网或不具组织的团体（“朋友的朋友”）。在这些人中，同校同学，特别是高等院校里的同学自然非常重要，因为与他们建立起来的联系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区区地方性的。（在英国，所谓的“公立学校”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它使资产阶级家庭的男孩们从很小的年纪起，就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一起。在法国，巴黎的一些名牌公立中等学校在为知识阶层所做的所有事情中，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这些关系网中有一个是“共济会会员”，它在某些国家，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的拉丁语系国家，其作用更大。它可作为自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活动时的思想凝固剂（也确实是），或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唯一常设的全国组织，如同意大利那样。[28] 资产阶级人士如要对公众问题发表意见，就给《泰晤士报》或《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 ）投稿，他们知道同阶级里的大部分人以及决策者，不一定会看到他们的文章，但是，文稿是凭借他们个人的力量在报刊上发表的，这点更为重要。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它不组织群众运动，而是组织压力团体。它的政治模式不是宪章运动，而是反《谷物法》联盟。
作为资产阶级，他们知名度的大小当然相差很大，大资产阶级的生活范围是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影响力较小的人物其重要性只局限于奥斯格（Aussig）或格罗宁根。克虏伯希望获得大于杜伊斯堡（Duisburg）的博宁格尔（Theodor Boeninger）的重要性，他也果真得到了。博宁格尔是很富有、很能干的工业家，在公众场合和教会生活里都很活跃，在市、区两级的议会选举中一直支持政府，但地方行政当局只给了他一个名誉商业顾问的头衔。但克虏伯和博宁格尔在许多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资产阶级内部有一层层的势利钢板，区隔了百万富翁与富人，分裂了富人与小康人家（当一个阶级的本质是通过个人奋斗向上爬时，这种现象就非常自然），但这些钢板并未摧毁他们的集团意识。集团意识使他们从社会的“中间阶层”升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集团意识的基础是共同的假设、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方式。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资产阶级是极其“自由”的，这不一定是从政党的角度，而是从思想角度而言（尽管我们看到自由党当时占据上风）。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相信有竞争力的私有企业，相信技术、科学和理性。他们相信进步，相信有一定代表性的政府，一定程度的民权和自由，当然民权和自由不能与法制和秩序相抵触，因为没有法制和秩序，穷人便不会循规蹈矩。他们信仰宗教，还信仰文化，有时则以文化取代宗教，甚至以去歌剧院、剧场代替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当然这是极端情况。他们相信向企业和天才敞开大门的事业，相信他们的一生证明他们事业有成。我们看到，他们一向崇尚的节制、适度的传统优点，此时在功成业就面前难以坚持了，他们为此感到遗憾。1855年有位作家说，假如德国有朝一日土崩瓦解的话，那是因为中产阶级开始追求外表豪华和生活奢侈，他们“不设法用资产阶级简朴、勤奋的精神去战胜它，不设法发挥生活的精神力量去战胜它，没认识到科学、思想和天赋都来自于第三阶级的进步发展”。[29] 这些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普通道理也许说明老资产阶级已适应了新形势。（按此法则，胜利乃至生存归根到底证明了两点：一是适应性；二是具备基本道德品质，因为只有道德品质才能造就其适应性。）达尔文主义，无论从社会或其他方面来说，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思想意识，甚至在它形成之前就是如此。做一个资产阶级不仅是做一个比其他人高明的人，而且得表现出古训遗风，具备与古老的道德风范相等的道德品质。
然而资产阶级也意味着领导，这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重要。资产阶级不仅仅是独立的——没人（除了国家和上帝外）能向他发号施令——而且是向别人发号施令的人。他不仅仅是雇主，是企业家，是资本家，而且从社会角度来说，他是“主人”，是“巨头”，是“保护人”，是“首领”。他独揽指挥大权——在家中、在工厂、在生意场里——这对他的自我定位极为重要。坚持垄断指挥权（无论是名义上的或是事实上的）是这一时期解决工业纠纷不可或缺的一条准则：“但我是这个矿场的总裁，也就是说我是一大批工人的领袖（首领）……我代表权威，尊重我就是尊重权威，我一定要使我受到尊重，这一向就是我在处理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时刻意要达到的目标。”[30] 唯有自由职业者——如实际上不是雇主、没有下属人员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他们的首要角色不是“主人”。但即使是这些人，也绝不是不讲究“权威原则”，无论他们是欧洲大陆传统高等学府的教授，还是正襟危坐的医生，潇洒的乐队指挥，或是行为怪僻的画家。如果克虏伯统帅的是工人，那么瓦格纳（Richard Wagner）便要求听众完全听从他。
控制意味着统治那些能力和地位低下的人。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对下等阶层低人一等的性质问题意见不一，但并无原则性的分歧。他们同意要把平民中有可能至少上升到受人尊重的中下阶层和无可救药的人区分开来。既然成功是由于发挥个人特长而取得的，失败显然就是由于个人一无所长的缘故了。资产阶级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点，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将此归咎于道德、精神上的缺陷，而不是智力低下，因为成功地经商办工厂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反之，高智商并不能保证发财，更不会保证带来“高明”的点子。这不一定是说知识无用，虽然这种看法在英国、美国相当普遍，因为那些生意有成者主要都是书念得不多，凭经验和常识办事的人。斯迈尔斯将这个问题说得一针见血：
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固然宝贵，但其性质是学问；而从实际生活中累积起来的经验，其性质是智慧；一小块智慧的价值比一大堆学问大得多。[31]
然而只要简单地在道德高尚与低下之间画条线，便足以将“受人尊敬的人”与满身酒气、放荡不羁的劳工大众区分开来。虽然这种简单的划分已经无法长期采纳下去，因为古老的美德在成功的富有资产阶级身上已经看不到了。节欲寡欢、埋头苦干的古训对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百万富翁来说已不适用了；甚至对富有的制造商也不适用了，不论他们是否已经隐居山林；对他们身为“食利者”的亲戚也不适用；对抱有下述理想的人也不适用（我们暂且援引罗斯金的话）：
那（生活）就应该在轻松愉快、恬静的世上度过，地下到处是铁和煤。在这轻松愉快的世界有栋漂亮的大楼……有座规模适中的公园；院里有个大的花园，有几个温室；有辆令人愉快的马车从灌木丛中驰过。这栋大楼里住着……英国绅士、他那温文尔雅的妻子和他温馨的全家。他随时都能赠送珠宝首饰给妻子，总能为女儿购买美丽的舞会礼服，为儿子购买猎犬，他自己则总能去苏格兰高地打猎。[32]
因而资产阶级优越感有了新的理论。新理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对19世纪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很大。优越性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是通过遗传留下来的（见第十四章）。资产阶级如果不是不同种类的人，那么至少也是人类中的佼佼者，是人类进化到了更高阶段的人，与低级阶段的人截然不同，低级阶段的人还处于历史和文化的幼儿期，顶多是青春期。
从主人到主人血统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族别，他们的主宰权，他们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就不仅意味着要有低人一等的人，而且意味着这些人最好承认并甘当低人一等的人，就像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一样（男女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工人就像女人一样，应该是忠心耿耿，老实听话，而且知足。如果工人心怀鬼胎，图谋不轨，那一定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个关键人物，有个“外来的鼓动者”作祟。行业工会会员可能是最好的工人，是最聪明、技术最高的工人，这是有目共睹、再清楚不过的事，但他们却无法看穿那位好逸恶劳，以剥削工人为业的“外来鼓动者”散布的鬼话。“工人的行为令人遗憾，”1869年法国一位矿主谈及疯狂镇压罢工时这样写道，这些罢工左拉在《萌芽》（Germinal ）一书中已给我们做了生动描述，“但我们必须承认工人只是鼓动者的野蛮工具而已。”[33] 更准确地说，正在开展活动的工人阶级斗士或谓潜在的领袖就一定是“鼓动者”，因为他无法归入顺从、听话、干瘪无趣、愚蠢迟钝的人群之列。矿主对此也完全了解。“我知道他是受人尊重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把他关进监狱。把麻木不仁、不知不觉的人关进监狱根本毫无用处。”1859年锡顿德勒沃尔（Seaton Delaval）的矿工罢工，九个最正直的矿工被捕，坐了两个月的牢，然而他们都是反对罢工的，他们九个人都是滴酒不沾的正派人士，其中六人是循道宗成员，六人中又有两人是该教会的宣讲师。[34]
这种态度表明了下列决心：只要下等阶层不自动脱离他们潜在的领导人，而且企图爬向中下阶层，就应开除他们。这也说明他们已具有相当信心。19世纪30年代的厂主已离我们很远了。他们那时如坐针毡，时刻担心爆发类似奴隶造反的乱子（见《革命的年代》，从引言到第十一章）。如今的工厂主认为共产主义正在某处潜伏着，一旦雇主任意雇工、任意开除工人的绝对权利受到限制，共产主义便会冒出来。因此他们在谈论共产主义时，指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他们的财产权和统治权将不具有绝对性，而一旦他们的财产权可以被合法地干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崩溃毁灭了。[35] 所以当社会革命的幽灵再次闯入信心十足的资本主义世界时，资本主义世界发出的恐惧、仇恨之声便更加歇斯底里。血洗巴黎公社（见第九章）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
资产阶级是主人阶级？没错。是统治阶级？这问题就复杂了。资产阶级显然不是像地主那样的统治阶级。旧式地主的地位给了他们权力，使他事实上对居住在他领地上的人行使有效的国家权力。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活动范围内的政权和行政权都不是属于他的，至少在其所拥有的建筑物以外的地方是如此（“我的家是我的城堡”）。只有在远离当局的地方，例如孤零零的矿区，或非常虚弱的国家，例如美国，资产阶级的主人们才能指挥政府当局的地方部队，或组织起平克顿私家军队，或把“治安义勇队”的武装集团纠集起来维持“秩序”，从而直接行使那样的政治权力。然而在本书所述的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正式取得政治控制权，或无须与旧时政治精英分享政治控制权的例子，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论其定义为何）既没有掌控也没行使政治权力，有也只限于次要或市一级的层次。
资产阶级确实行使的是霸权，资产阶级日益决定的是政策。资本主义作为发展经济的方法是无法替代的。这意味着这时期的自由资产阶级（这个阶级随地方不同而有些差别），其经济计划和机制计划都要利用资本主义去实现，资产阶级本身在国家当中所处的关键地位也要靠资本主义去巩固。甚至对社会主义者来说，通往无产阶级胜利的道路也要通过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1848年前，人们曾一度认为资本主义的过渡危机已经来临，而且是宣告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最后一次，至少在英格兰是如此，但人们到了19世纪50年代才渐渐明白：资本主义方兴未艾，成长的主要阶级才刚刚开始。它的主要堡垒英国，是不可动摇的，至于其他地方，社会革命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取决于（说来荒诞）资产阶级的前景如何，包括国内和国外资产阶级的前景，看它是否能使资本主义达到胜利的巅峰。唯有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将其自身推翻。马克思曾为英国征服印度和美国征服整个墨西哥而欢呼，称此时此举从历史观点看是进步的；墨西哥、印度的进步人士可分别因此与美国、英国的当局联合一致对付本国的传统主义者（见第七章）。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和印、墨进步人士认识到同样的世界形势。至于保守的、反资产阶级、反自由的政府统治者，不论是在维也纳、柏林或圣彼得堡，他们也承认（不管承认得如何勉强）舍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就是落后，结果就是衰败。他们的难题是如何在鼓励资本主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而来的资产阶级的同时，又可避免出现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权。单纯地拒绝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思想已不再可行了。唯一公开与它抗衡的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自不量力，结果只有自我孤立。1864年的《谬误汇编》及梵蒂冈大公会议拒绝一切代表19世纪中期特权的东西，这种极端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已完全处于守势。
资产阶级纲领实际上居于垄断地位。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自由”形式的资产阶级垄断地位已开始崩溃。然而整体说来，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它是相当坚挺的，没有任何人胆敢与它挑战。在经济方面，甚至中欧和东欧的专制主义统治者也废除了农奴制度，撤销了国家经济控制的传统机构，取消法人特权。在政治方面，他们指派更加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任职（或至少与他们达成妥协），成立他们的代表机构（尽管是名义上的摆饰）。在文化方面，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战胜贵族生活方式，旧式贵族相当全面地从文化世界撤退（按当时对文化的理解）：他们变成（如果他们不已经是了的话）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笔下的“野蛮人”。1850年后，任何国王如果不具有艺术保护人的身份，是不可思议的，当然疯子例外，例如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LudwigⅡ，1864—1886）；贵族如果不是艺术品收藏家也是同样不可思议，除了行为古怪的人外。（俄国的芭蕾恐怕是个例外，然而统治集团成员与芭蕾舞演员之间的关系一向超出纯文化范围。）1848年前人们还担心一旦社会革命爆发，资产阶级能否万无一失地通过这场试验。1870年后资产阶级将再次忧心忡忡，害怕蓬勃发展的工人阶级运动在暗中破坏它。然而在1848到1870年间，资产阶级的胜利却是毫无疑问的，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俾斯麦断言（此公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丝毫同情）这个时代是“物质利益”的时代，而经济利益是个“基本力量”。“我相信国内经济发展的问题已在进行当中，而且无法阻挡。”[36] 然而，这个时代代表这个“基本力量”的，如果不是资本主义，不是资产阶级创造的世界，不是资产阶级为本身创造的天地，那又是什么呢？
[1] Citedin L. Trénard, ‘Un Industriel roubaisien du XIX siècle’, Revue du Nord, 50 (1968), p. 38.
[2] Martin Tupper, Proverbial Philosophy (1876).
[3] See Emanie Sachs, The Terrible Siren (New York 1928), especially pp.174-5.
[4] G. von Mayr, Statistik und Gesellschatslehre III Sozialstatistik, Erste Lieferung (Tülbingen 1909), pp. 43-5. For the unreliability of statistics on prostitution, ibid. (5. Lieferung), p. 988. For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of prostitution and venereal infection, Gunilla Johansson, ‘Prostitution in Stockholm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19th century’ (mimeo) (1974). For estimates of the prevalence and mortality from syphilis in France, see T. Zeldin, France 1848-1945 (Oxford 1974), 1, pp.304-6.
[5] The freedom of visiting American girls is noted in the relevant section of the chapter on foreigners in Paris inthe superb Paris Guide 1867 (2 vols).
[6] For Cuba, Verena Martinez Alier, ‘Elopement and seduction in 19th century Cuba’, Past and Present, 55 (May 1972); for the American South E.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New York 1974), pp.413-30 and R. W.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n, op. cit.
[7] From the ‘Maxims for Revolutionists’in Man and Superman: ‘A moderately honest man with a moderately faithful wife, moderate drinkers both, in a moderately healthy house: that is the true middle class unit’.
[8] Zunkel, op. cit., p.320.
[9] Zunkel, op. cit., p.526 n. 59.
[10] Tupper, op. cit.: ‘Of Home’, p.361.
[11] Tupper, loc. cit., p.362.
[12] John Ruskin, ‘Fors Clavigera’, in E.T.Cook and A. Wedderburn (eds.), Collected Works(London and New York 1903-12), vol. 27, letter 34.
[13] Tupper, op. cit.: ‘Of Marriage’, p.118.
[14] H. Bolitho (ed.), Further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London 1938), p.49.
[15] ‘My opinion is that if a woman is obliged to work, at once (although she may be a Christian and well bred) she loses the peculiar position which the word lady conventionally designates’(Letter to the English woman’s Journal, VIII (1866), p.59).
[16] Trénard, op. cit., pp. 38 and 42.
[17] Tupper, op. cit.: ‘Of Joy’, p.133.
[18] J. Lambert-Dansette, ‘Le Patronat du Nord. Sa période triomphante’,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re , 14, Série 18 (1971), p.12.
[19] Charlotte Erickson, British Industrialists: Steel and Hosiery, 1850-1950 (Cambridge 1959).
[20] H. Kellenbenz, ‘Unternehmertum in Südwestdeutschland’, Tradition, 10, 4 (August 1965), pp. 183 ff.
[21] Nouvelle Biographie Générale (1861); article s: Koechlin, p. 954.
[22] C. Pucheu, ‘Les Grands notables de I’Agglomération Bordelaise du milieu du XIXe siècleà nos jours’, Revue d’histoire et sociale, 45 (1967), p.493.
[23] P. Guillaume, ‘La Fortune Bordelaise au milieu du XIX siècle’,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 43 (1965), p p.331, 332, an d 351.
[24] E. Gruner, ‘Quelques reflexions sur l’élite politique dans la Confédération· Helvetique depuis 1848’,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44 (1966), pp.145 ff.
[25] B. Verhaegen, ‘Le groupe Libéral à la Chambre Beige (1847-1852)’, Revue Bei 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47 (1969), 3-4, pp. 1176 ff.
[26] Lambert-Dansette, op. cit., p.9.
[27] Lambert-Dansette, op. cit., p.8; V. E. Chancellor (ed.), Master andArtisan in 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1969), p.7.
[28] Serge Hutin, Les Francs-Marons (Paris 1960), pp. 103 ff. and 114 ff.; P. Chevallier, 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francaise, II (Paris 1974). For the Iberian world, the judgment: ‘The Freemasonry of that period was nothing but the universal conspiracy of the revolutionary middle class against feudal, monarchical and divine tyranny. It was the International of that class’, cited in Iris M. Zavala, Masones, Comuneros y Carbonarios (Madrid 1971), p.192.
[29] T. Mundt, Die neuen Bestrebungen zu einer wirtschaftlichen Reform der unteren Volksklassen (1855), cited in Zunkel, op. cit., p.327.
[30] Rolande Trempé, ‘Contribution à I’étude de la psychologie patronale: le comportement desadministrateurs de la Societé des Mines de Carmaux (1856-1914)’, Mouvemen t Social, 43 (1963), p. 66.
[31] John Ruskin, Modern Painters, cited in W. E. Houghton,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Newhaven 1957), p. 116. Samuel Smiles, Self Help (1859), chapter 11, pp.359-60.
[32] John Ruskin, ‘Traffic’,The Crown of Wild Olives, (1866) Works 18, p. 453.
[33] Trempé, op. cit., p. 73.
[34] W. L. Burn, The Age of Equipoise (London 1964), p. 244 n.
[35] H. Ashworth in 1953-4, cited in Burn, op. cit., p. 243.
[36] H. U. Wehler, Bismarck und der lmperialismus (Cologne-Berlin 1969), p. 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