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共产主义）原则，应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换言之，谁也不能因为自己力气大、能力强或工作勤奋而得到任何利益，而是要去照顾弱者、愚者和懒汉的需要。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1]
政府正由拥有财富之人的手中传到一无所有者手中，正从那些基于物质利益致力维护社会之人的手中，交到那些对秩序、稳定以及现状漠不关心之人的手中……也许，依照地球变化法则，工人赞成我们这个现代化社会，而过去的野蛮人则赞成古老社会，赞成分化、瓦解的骚动因素！
——龚古尔兄弟，巴黎公社期间[2]
当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高唱胜利凯歌之际，虽然出现过一些群众性政治运动和工人运动，但希望有个新社会能取而代之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尤其是在1872—1873年间。然而几年之后，这个曾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社会再一次发生动摇，在其前途迷茫之际，它必须再一次严肃对待那些想要取代它、推翻它的运动。所以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发生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激进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运动。这样的检视不能只根据后见之明，当然历史学家也没有理由放弃这项最强大的武器，还必须通过当时人的眼光。今天有钱有势的人信心十足，他们不怕其统治会因为翻旧账而结束。而且革命是不久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1868年时，任何一个40岁的人，在欧洲发生最伟大的革命之时，他已将近20岁；50岁的人则已经历了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虽然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但在1848年革命时他已成年。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兰人以及其他人等都曾在本书所述时期的最后15年里经历过动乱、革命以及其他颇具动乱意味的大事，例如加里波第解放意大利，等等。无怪乎当时的人们会对革命抱有强烈深刻的希望或恐惧。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不是1848年后若干年里的主流。这几十年的社会革命就像英国的蛇一样：有是有，但不是英国动物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在那充满希望和失望的伟大一年，欧洲革命曾经近在眼前——也许非常真实——但又转成过眼烟云。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希望革命之火能在几年后再度燃烧。例如1857年发生全球性经济萧条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便真切盼望经济萧条能引发革命的再次总爆发。但革命没有发生。自此，他们不再期待革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爆发，更肯定1848年革命不会再度重演。但若因此认为马克思变成某种渐进式的社会民主党人（按照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或认为马克思希望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就错了。就算有些国家的工人能借由选举获胜，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他提到美国、英国，也许还有荷兰），但在他们夺得政权、砸碎旧政治和旧机制（马克思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的时候，也必然会导致旧统治者的暴力反抗。毫无疑问，马克思在这方面是很现实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可能准备接受一个不会威胁到其政权的工人运动，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会接受一个会威胁其政权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在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之后。
因此，在欧洲先进国家发动革命不再是可行的政治活动，遑论社会主义革命。诚如我们已看到的，马克思对革命前途深感怀疑，甚至认为在法国也行不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眼前的发展取决于工人阶级独立的群众性政党组织，而群众政党组织近期的政治要求却不是革命。马克思向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口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纲时，删掉了其中设想社会主义未来的一条（“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管理下”），以作为对拉萨尔派的让步。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是运动的结果。但仍需取决于时间、教育，以及社会新形态的发展”。[3]
前途遥远，不可预测，但仍有望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边缘地区，而非中心地区的演变，大大缩短其距离。从19世纪60年代晚期，马克思开始从三个方向认真设想采取间接方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战略，其中两个已证明是正确的预测，而另一个是错误的。这三条思路是：殖民地革命、俄国以及美国。殖民地革命是他分析爱尔兰革命运动（见第五章）的结论之一。英国那时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英国是资本的中心，是世界市场的统治者，同时又是“革命物质条件已发展到一定成熟度的唯一国家”。[4] 所以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目标必须是鼓励英国革命，鼓励的唯一办法便是协助爱尔兰独立。爱尔兰革命（或更笼统地说，各附属国人民的革命）不是为了爱尔兰自己，而是希望它能在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心地区扮演革命的催化剂，或成为资本主义宗主国的阿喀琉斯之踵（意为致命的弱点）。
俄国的角色也许更具野心。从19世纪60年代起，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一场俄国革命已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非常可能，甚至是肯定的。俄国革命若发生在1848年，当然也会受欢迎，因为它可搬掉西方革命胜利道路上的主要绊脚石，但若发生在此时，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一场俄国革命也许真的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双方并可进而互相补充”（摘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俄国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5] 我们还可进一步推想，俄国革命也许能直接导致俄国的土地公有制，越过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马克思对此推论从未表示完全支持。马克思的推测非常正确，革命的俄国的确改变了世界各地的革命前景。
美国的作用将比核心角色差一些。其主要功能是消极性的：凭借自己神速的发展，打破西欧，特别是英国的工业垄断；并由于大量农产品出口，砸碎了欧洲大小土地产业的基础。这个评估当然是正确的。但它是否也能对革命胜利具有积极贡献呢？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认为美国政治制度会出现危机。这种推论并非不切实际，因为农业危机将削弱农民的力量，削弱“整个宪法的基础”；而投机商和大财阀所攫取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也将使人民产生反感。他们还指出美国的群众性无产阶级运动正在形成。也许他们对这种趋势不抱太多期望，但马克思表示过某些乐观态度，说“美国人民比欧洲人民更加坚决……每样东西都成熟得更加快些”。[6] 然而他们把俄国和美国这两个《共产党宣言》原先删去的大国相提并论就不对了：俄国和美国未来的发展将有天壤之别。
马克思的观点在他逝世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他的思想尚不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尽管在1875年已有两个迹象能说明他后来的影响：其一是一个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二是他的思想深入俄国知识分子心中。这些他本人从没想到，但若追溯当时情况，这也不是非常出人意料的。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位“红色博士”常为国际工人协会筹划活动（见第六章），同时也是该协会最具影响力的地位崇高之士。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国际工人协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甚至也说不上是涵括足够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是移居国外的德国人，是马克思的同代人）。国际工人协会由许多左翼团体组成，它们之所以组成联盟，主要是（也许完全是）因为它们都想把“工人”组织起来。国际工人协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不全是一劳永逸的成功。国际工人协会的思想代表了两类人士的思想：一是1848年革命的幸存者（甚至是在1830—1848年间经过改造的1789年革命幸存者），他们代表的是某种改良式工人运动的期望；其二是无政府主义，那是一种乖戾革命理想的亚变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革命理论都要也必须与1848年革命经验相吻合，马克思是如此，巴枯宁、巴黎公社社员以及俄国民粹派皆如此（关于俄国民粹派我们将在下文续论）。有人也许会说，他们都是从1830—1848年的动荡岁月中走过来的，但他们没有把1848年前的那面大旗，即空想社会主义，从左派队伍里永远砍除。主要的乌托邦倾向已不复存在。圣西门思想已割断了与左派的联系，转入孔德的实证论，而且变成一群资产阶级冒险家（主要是法国人）共有的不成熟经验。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的追随者将他们的理论研究转向唯心论和世俗主义，将他们的实践活动转向合作商店这一不大的领域。傅立叶（Fourier，1772—1837）、卡贝以及其他提倡共产主义社区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自由土地上，享有无限机会的人）都被淡忘了。格里利（Greeley，1811—1872）提出“年轻人，往西走”的口号，这比他早期的傅立叶式口号强多了。空想社会主义到1848年时已告销声匿迹。
法国大革命的后代在1848年后仍活跃在舞台上，其类型从激进的民主共和派到布朗基式的雅各宾共产党人都有。民主共和派时而强调民族解放，时而强调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他们是传统左派，既未学到什么，也未丢失什么。巴黎公社的某些极端分子，除了想再发动一次法国大革命外，根本别无他求。布朗基主义靠着它顽强的决心和巧妙的组织，终于在法国生存下去，并在公社里发挥重要作用，但这是它最后一次亮相机会，此后再也未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且即将在法国新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趋势撞击下消失陨灭。
民主激进主义的生命力较为顽强，因为它的主张真正表达了各地“小人物”（店主、教员、农民）的愿望，亦即工人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投自由主义政客所好，希望自由主义政客支持他们。自由、平等、博爱也许不是具有精确意指的口号，但面对有钱有势的大人物，穷人和普通百姓仍知道这个口号的含义。然而即使民主激进主义的正式纲领实现了，一个像美国那样借由平等、无条件普选产生的共和国成立了［所谓无条件普选是针对男子选举权而言，当时尚无任何国家认真考虑妇女的公民权，只有美国富战斗精神的斗士开始为此努力，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便于1872年参加总统竞选］。民主的热情也不会因之降温，因为“人民”需要行使真正的权利来对付富人和贪官，光是“人民”的需要就足以使民主热情存在并继续下去。不过，民主激进主义的纲领当然还未成为现实，甚至是在规模不大的地方政府当中，也不曾实现过。
然而这个时期，激进民主本身已不再是革命口号，而成为为达到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手段。革命的共和国就是“社会的共和国”，革命的民主就是“社会的民主”，这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越来越常采用的标题。不过民族主义的革命家对此还不很了然，例如意大利的马志尼党人，他们认为既然独立和统一是建立在民主共和主义之上，那么取得独立和统一之后，一切问题也都解决了。真正的民族主义当然会是民主的、社会的；如果不是，那它就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马志尼党人并没有不主张社会解放，加里波第就宣称他本人是社会主义者，暂且不论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者是指什么。在人们对统一、共和大失所望之后，新社会主义运动的骨干便将从以前的激进共和分子中脱胎而出。
无政府主义显然是1848年后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19世纪60年代的产物，虽然我们可以从19世纪40年代的革命骚动中找到它的踪迹。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是蒲鲁东和巴枯宁。蒲鲁东是位法国印刷工人，自学成才，后来成了多产作家，不过他从未实际进行过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巴枯宁是位俄国贵族，他随时都准备投身到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家谱”，但这与真正的无政府运动发展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两人在早期就受到马克思的注意。马克思不喜欢他们，他们敬重马克思，但也回敬了马克思的敌意。蒲鲁东的理论本身并没多少有趣之处，系统紊乱，偏见太深，毫无自由主义色彩，他既反对女权主义，又反对犹太人，反倒是极右派对他推崇有加，但他的理论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有两大贡献：其一相信小型的互助生产组织，而不相信没有人性的工厂；其二痛恨政府，痛恨所有政府。这对自力更生的工匠，自主权较高、抵制无产化的技术工人，尚未忘记其农村小镇童年生活的城里人以及邻近工业发达地区的居民特别有吸引力。无政府主义正是对这些人，对这些地方有最大的号召力。国际工人协会当中最忠实的无政府主义者，正是瑞士小村庄“侏罗联合会”（Jura Federation）里的钟表匠。
巴枯宁对蒲鲁东的思想没有什么新的补充，他只是一味鼓动革命热情，想实际进行革命。他说：“破坏的热情同时也是创造的热情。”殊不知其所鼓动的只是罪犯和社会边缘人的革命潜力，是一种鲁莽的热情，一种农民的、直观的意识。他根本不是什么思想家，而是一个预言家、一个煽动家、一个诡计多端的恐怖组织家。尽管无政府主义在纪律严明的组织里没有市场，无政府主义也等于提前警告政府应该进行专政。巴枯宁将无政府主义运动扩大到意大利、瑞士，并借由其门徒扩展至西班牙，并于1870—1872年组织了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他实际上创造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因为（法国）蒲鲁东主义团体只是一个不甚发达的工会互助组织，在政治上它们的革命性格并不太强。上述所言并不表示无政府主义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际已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是说它在法国以及法属瑞士已有一些基础，在意大利已播下某些种子，尤其是在西班牙已取得惊人的进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手工业者和工人以及安达卢西亚的农业劳动者都相当欢迎这个新福音。它与西班牙国内滋长出来的思想一拍即合，合而为一，认为如果能将国家的上层建筑摧毁，将富人消灭，农村和工厂自然能治理好，一个由自治城镇构成的理想国家自然很容易实现。这种“小行政区主义”（cantonalism）运动居然试图在1873—1874年的西班牙共和国实现这种“理想国”。小行政区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马加尔（F.Piy Margall，1824—1901）。马加尔将与巴枯宁、蒲鲁东以及斯宾塞一起被迎进无政府主义的万神殿。
无政府主义既是前工业时期对现代的反叛，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反传统，然而其直觉和本能又使它保留甚至更加强调许多传统成分，如反犹太人，或更笼统地说，仇恨一切外国人。蒲鲁东和巴枯宁两人身上都有这些因素。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十分痛恨宗教、教会，颂扬进步的事业，包括科学、技术、理性，尤其颂扬“启蒙运动”和教育。由于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权威，它便奇怪地与主张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沆瀣一气。主张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也反对一切权威。从思想上说，斯宾塞跟巴枯宁一样，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曾撰写《反对政府的人》（Man against the State ）］。无政府主义唯一不去阐述的是未来。关于未来它无话可说，他们认为在革命发生之前没有未来。
无政府主义一旦出了西班牙就根本不具政治重要性，对我们来说它只是那个时代歪曲现实的哈哈镜而已。这个时代饶有趣味的革命运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革命运动——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当时并非群众运动，也从来没有形成群众运动。它最引人注目的是进行恐怖活动，这是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以后的事，结果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Ⅱ，1881年）。然而它是20世纪落后国家许多重要运动的先驱，也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的先驱。它把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革命与（俄国）1917年革命直接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巴黎公社更为直接。由于这场运动几乎清一色全由俄国知识分子组成，而俄国所有严肃知识分子的生活亦都带有政治色彩，所以它便借由同时代的俄国天才作家如屠格涅夫（Turgenev，1789—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等人的作品立即反映到国际文坛之上。西方同代人很快便听到民粹主义者（the Nihilists）这个名词（译者注：该词亦有“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意），甚至把他们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相混淆。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巴枯宁曾像插手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那样插手俄国的运动，并一度和另一位真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年轻的涅恰耶夫（Sergei Gennadevich Nechaev）纠缠不清。涅恰耶夫提倡不顾一切地进行恐怖和暴力活动。然而，俄国民粹主义根本不是无政府主义。
俄国“应该”有场革命，欧洲从最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到最激进的左派，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尼古拉一世政权（1825—1855）是十分露骨的独裁，他是阴错阳差上台的，从长远看不可能维持很久。政权之所以未倒，是因为俄国还没有出现强大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因为落后的农民对沙皇依旧保有传统忠诚或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俄国农民主要是农奴，他们接受“贵族老爷”的统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沙皇代表神圣的俄罗斯，同时因为他们大多甘愿平静地在村社里做好自己的点滴小事。俄国和外国观察家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注意到俄国村社的存在及其意义。农民确实不满。尽管他们很穷，尽管贵族老爷不断压迫，但他们从不同意贵族有权占据庄园里的土地。农民是属于贵族老爷所有，但土地是属于农民的，因为是农民在耕种土地。农民是因为无能为力，所以才无所作为。如果农民能摆脱消极情绪，起而抗争，那么他们会使沙皇和俄国统治阶级坐立难安。如果思想左派和政治左派将农民潜在的动乱因素鼓动起来，其结果将不只是一场17世纪、18世纪式的伟大起义——俄国统治者始终觉得“普加乔夫起义”（Pugachevshchina）阴魂不散——而是一场社会革命。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一场俄国革命已不再是幻想，而是日渐具有可能性。这是19世纪60年代最重大的变化之一。俄国政权既反动，又无能，但在1860年之前，它给人的印象是：从内部看，它固若金汤；从外部看，它强大非凡。当欧洲大陆于1848年深陷革命浪潮之时，俄国政权却能幸免于难。然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它的弱点暴露无遗，内部很不稳定，对外则比想象中虚弱许多。其关键弱点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亚历山大二世所推行的改革与其说是振衰起敝的灵丹妙药，不如说是暴露疾病的症状。我们将会看到，解放农奴（1861年，见第十章）事实上是为农民创造了革命条件，而沙皇在行政管理、司法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1864—1870），非但没有克服沙皇专制统治的弱点，更不足以补偿它日渐失去的农民忠诚，在俄国爆发一场革命已不再是乌托邦遐想。
由于资产阶级和（这个时期）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当时只有一个人数极少但很是能说会道的社会阶层能够承担政治鼓动任务：知识分子。在19世纪60年代，这个阶层业已觉醒，与政治激进主义发生联系，并享有“知识分子”的美名。正是因为它的人数极少，所以这个阶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深深感受到他们是紧密相连的团体：迟至1897年，全俄受过教育的男性不超过10万，妇女约6000多一点儿。[7] 人数确实不多，但增加速度很快。1840年莫斯科的医生、教师、律师以及各种艺术工作者总数不超过1200人，但到了1882年，莫斯科已有5000名教师、2000名医生、500名律师以及1500名艺术界人士。关于他们有一点相当重要：他们既不加入商业阶层（19世纪各国商界除德国外，均不需要学历，除非为了提高社会层次），也不参加官僚队伍（官僚机构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大雇主）。1848—1850年间，圣彼得堡大学毕业生共有333人，其中只有96人加入文官队伍。
俄国知识分子有两点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首先，他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其次，在政治上他们多半是激进主义者（为了社会而非为了民族）。第一点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西方知识分子很容易被独领风骚的中产阶级所吸收，很容易接受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除了文学艺术上的放荡不羁（见第十五章），除了一些得到批准、勉强可以忍受且与众不同的特殊文化外，在西方知识界看不到太多满腹牢骚的政治异议者，而放荡不羁的牢骚话与政治关系不大。直到1848年（包括1848年），大学一直是颇富革命性的，如今他们在政治上也已循规蹈矩了。在这个资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代，知识分子何苦再另提一套呢！第二点又使俄国知识分子有别于那些刚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热量几乎完全消耗在民族特征上，也就是说消耗在为建设一个能够将他们整合进去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上。俄国知识分子不能遵循（西方）第一条道路，因为很明显俄国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对沙皇制度来说，即使是温和的自由主义也会被当作政治革命口号。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的改革——解放农奴、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以及为贵族士绅建立某种地方政府（1864年的地方自治会）和城市（1870）——都过于羞羞答答，拖泥带水，不足以长期激励改革主义者的潜在热情，而且改革的时间太短，只是昙花一现。俄国知识分子也无法遵循欧洲知识分子的第二条道路，倒不是因为俄国已是一个独立民族，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民族骄傲，而是因为俄国民族主义的口号——神圣的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等等——已经被沙皇、教会以及所有的反动力量扼杀了。在托尔斯泰（Tolstoi，1828—1910）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的所有人物当中，最典型的俄国人别祖霍夫（Pierre Bezuhov）不得不去寻求世界主义的思想，甚至不得不为侵略者拿破仑辩护，因为他对这样的俄国无法满意；而他精神上的侄、孙辈（全是19世纪50和6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被迫走上同一条道路。
他们要求现代化，亦即要求“西化”，作为生长在欧洲落后国家的有志之士，他们也非如此不可，但他们不能只进行“西化”，因为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此刻还不能为俄国提供一个有活力的模式，也因为俄国此刻唯一潜在的群众革命力量是农民。结果是他们只能进行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可使矛盾一时勉强得到解决。民粹主义充分说明了20世纪中叶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在本书所述时代结束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突飞猛进，也就是说能组织起来的工业无产阶级已迅速成长。资本主义的发展消除了民粹主义时代的种种疑团，而民粹主义英雄阶段的崩溃（民粹主义大约始于1868年，终于1881年）又使大家从理论上对它重新进行评估。从民粹主义废墟上生长起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西化论者，至少理论上是。他们认为俄国应走西方道路，聚集同样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力量——一个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和一个为资产阶级挖掘坟墓的无产阶级。然而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的革命过程中很快便认识到这种前景是不切实际的。俄国资产阶级太过软弱，不堪担此历史重任，而无产阶级在“职业革命家”领导下，在农民阶层不可阻挡的力量支持下，势将推翻沙皇统治，也将埋葬尚未成熟便注定死亡的俄国资本主义。
民粹主义者主张现代化。他们梦想中的俄罗斯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进步的、科学的、教育发达且生产革命化的俄国。新俄国将建立在俄国最古老、最传统的民间机制之上，它将因此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母体和模型。民粹派知识分子在19世纪70年代再三询问马克思他们的设想是否可能实现，马克思苦苦思索这个诱人的但按其理论是不可能的想法，最后只能吞吞吐吐地说，也许可能吧。另一方面，俄国必须拒绝西欧的传统，包括西欧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的模式，因为俄国没有这种传统。民粹主义有一点与西欧1789—1848年的革命传统直接相连，但即使是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与西欧革命传统不同，是新的。
如今聚集在一起密谋暴动、暗杀、推翻沙皇统治的男女知识分子，他们不只是雅各宾派的继承人，也不只是衍生自雅各宾派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将砸碎与现有社会的一切联系，将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人民”，献给革命，将深入人民当中，表达人民的愿望。于是，他们拥有强烈的情感，极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毫无浪漫之处，这种情形在西方很难找到。他们更接近列宁，而不是法国革命家博纳罗蒂（Buonarroti）。他们也像后来众多的革命运动一样，在学生当中培养了第一批骨干，特别是在已经进入大学的新生和穷学生当中，而不再局限于贵族子弟。
这个新革命运动里的积极分子的确是“新”人，而非贵族子弟。1873—1877年间，关在牢房或遭流放的政治犯共有924人，其中只有279人出身贵族家庭，117人出身非贵族的官僚家庭，33人来自商贾家庭，68个犹太人，92个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说城里人（meshchane）的子弟，138个出身所谓的农民家庭——可能是与城市环境相似的农民家庭，其中不下于197人是牧师的孩子。民粹派中年轻妇女的人数多得惊人。在约1600名被捕的宣传员中，女性的比例不低于15%。[8] 民粹派运动起初在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受巴枯宁和涅恰耶夫影响）和到“人民”当中进行群众政治教育之间摇摆不定，但最终却成为雅各宾—布朗基式纪律严苛的秘密阴谋组织。不管他们的理论如何，在现实上他们都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杰出人物。他们预见到布尔什维克的问世。
民粹派之所以重要，倒不是因为他们取得什么伟大成就，他们实际没取得什么成就；也不是因为他们动员了多少人（充其量也不超过数千人）。民粹派的意义在于他们标志着俄国连续不断（50年）的革命鼓动工作从此揭开序幕，最后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起世界史上第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权。民粹派是沙皇俄国注定将被革命推翻的征兆，他们在1848—1870年间，以极快的速度将沙皇俄国从世界反动力量不可动摇的支柱变成一个泥足巨人（对大多数西方观察家来说也是出乎意料的）。民粹派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们好像建立了一座化学实验室，把19世纪主要的革命思想都放到这里进行试验、综合，然后发展成20世纪的各种思想流派。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运气不错——其原因倒是相当令人费解——世界历史上有几次最光辉、最令人吃惊的知识和文化创作的大爆炸，而民粹主义正好与其中一次爆炸巧遇。落后国家在寻求现代化的道路时，通常是从国外引进思想。其思想不是土生土长的，当然实践时不一定是如此。它们在向外援借之时，不带偏见，不持保留。巴西、墨西哥的知识分子不加批判地接受孔德的思想，[9] 西班牙知识分子也在这个时期接受了19世纪初德国二流世俗哲学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e）的思想。俄国左派不只接触了这时期最好、最先进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喀山（Kazan）的学生在《资本论》译成俄文之前便阅读了马克思著作——而且几乎立即将先进国家的社会思想加以改造，大家也承认他们确实有此能力。当时出现了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他们的知名度仅限于国内——车尔尼雪夫斯基（N.Chernishevsky，1828—1889）、别林斯基（V.Belinsky，1811—1848）、杜勃罗留波夫（N.Dobrolyubov，1836—1861），还有杰出的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1812—1870）。其他还有一些人只做了改造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和编年史的工作——也许这是一二十年以后的事——例如在英国的维诺格拉多夫（P.Vinogradov，1854—1925）以及在法国的卢钦斯基（V.Lutchisky，1877—1949）和卡雷辽夫（N.Kareiev，1850—1936）。马克思本人对俄国读者取得的成就立即表示赞赏，这不仅因为他们是他学术思想上的最早知音。
我们已经讨论了社会革命家，那么革命又如何呢？这时期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实际上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却一无所知，而且肯定与西方革命思想毫无联系的，那就是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见第七章）。革命最频繁的地区是拉丁美洲，它们的革命多半是发表一份（军事政变）檄文或是地区性的夺权篡位，国家局势很少因革命而明显改变，以致其中有些国家的社会要素常被忽略。欧洲的革命或是以失败告终，例如1863年的波兰暴动；或是被温和派自由主义同化，例如1860年加里波第征服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革命；或是虽然成功，但纯粹是一国一族之事，例如西班牙1854年革命和1868—1874年的革命。1854年革命如同哥伦比亚19世纪50年代初的革命一样，只是1848年大革命的夕阳余晖。伊比利亚世界的节拍总比欧洲其他部分慢一些。1868—1874年的革命则使当时人紧张了一阵，因为当时正处于政治动荡和国际工人协会的活跃期，因此担心它会是新一轮欧洲革命的预兆。但是新的1848年没有到来，来的却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
就像这个时期的许多革命一样，巴黎公社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取得了什么成就，而在于它预示的信息；作为一个象征它确实十分可怕，但作为事实则不然。巴黎公社在法国以及（通过马克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神话，一个直到今天还响彻云霄的神话。[10] 巴黎公社是异乎寻常的、重要的、激烈的、悲壮的，但也是十分短暂的，大多数严肃的观察家都认为它注定会失败。巴黎公社是由城市工人造反所成立的政府，公社的主要成就是它确实是个政府，尽管它只存在不足两个月。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开始数日子，直到他高兴地宣布：苏维埃政府已比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还长了。然而奉劝历史学家在回忆往昔之际不要低估巴黎公社。虽说巴黎公社并没有严重威胁到资产阶级秩序，但光是它的存在就足以把资产阶级吓得魂不附体。恐慌和歇斯底里包围了巴黎公社的诞生与死亡，尤其是国际舆论界。国际舆论界指责公社建立共产主义，没收富人财产，分占富人妻子，进行恐怖大屠杀，制造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一切缠住高贵阶层不放的噩梦。毋庸多言，这一切都是国际工人协会故意策划的。各国政府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来对付危及秩序和文明的国际威胁。于是，警察进行国际性合作，剥夺逃亡的公社社员作为政治难民所应接受的保护地位（当时人对这项举措的反感更甚今日，认为十分无耻）。除此之外，奥地利首相建议——俾斯麦全力支持，须知此公不是容易惊慌失措的——组织一个资本主义反国际工人协会。德国、奥地利、俄国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于1873年组织了“三皇同盟”（Three Emperors’League），这就是被人们视为“为了对付已经威胁皇帝和政府的欧洲激进派”的新神圣同盟，[11] 但是等到这个同盟签约之际，国际工人协会已迅速削弱，因而同盟的任务已不具紧迫性。不过紧张毕竟是事实，其意义在于它说明了各国政府如今所惧怕的不是一般社会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本质上是无产阶级运动，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各国政府和此时“值得尊敬的”舆论看法是一致的。
事实上，公社是一场工人暴动，如果工人是指介于“人”和“无产者”之间的男女，而不是工厂工人，那么这个词也适用于这个时期其他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2] 被捕的3.6万公社社员，实际上都是巴黎各阶层的劳动人民：8%是白领工人，7%是仆人，10%是小商店店主之类，其余绝大多数是工人——来自建筑业、冶金业、一般劳动行业，紧接他们之后的是更加传统的、懂技术的手工业（家具、奢侈商品、印刷、制衣）工人，许多革命骨干也出自这部分人（在国民军中，被捕的印刷工人有32%是军官和士官，木材工人占19%，建筑工人只占7%），还有一向激进的鞋匠。然而巴黎公社是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呢？差不多肯定是的，虽然公社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仍是1848年前的梦想，即自我管理的生产者合作社或社团单位，不过公社此时也开始有系统地强力干预政府。公社的实际成就非常有限，不过这不是公社的错。
因为公社是个被包围的政权，它对打仗没经验；由于巴黎被围困，起义是拒绝投降之举。当1870年普鲁士人向法国挺进之时，拿破仑三世帝国的脖子便被折断了。推翻拿破仑三世的温和共和派，起初仍半心半意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然后当他们认识到要抵抗普军只剩下一个办法，亦即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建立一个新的雅各宾社会共和国，于是他们便放弃对德作战。政府和资产阶级放弃了被围困的巴黎，巴黎实权自然落入各个区（arrondissements）的区长和国民军手中，实际上也就是落入人民和工人阶级之手。法国政府与德国订立城下之盟后，便立刻宣布解散国民军，此举触发了革命，巴黎独立的城市组织（公社）遂告成立，公社几乎立即被凡尔赛的全国政府包围——巴黎四周的普鲁士胜利之师则作壁上观。公社在其存在的两个月期间，几乎一刻也没间断对占绝对优势的凡尔赛军队作战。公社3月18日宣布成立，不到两个星期公社便失去主动。5月21日敌人进入巴黎，最后一个星期只是向世人表示巴黎劳动人民活得艰难，死得壮烈。凡尔赛军队的阵亡和失踪人数大约是1100人，公社或许还杀了100个人质。
但，有谁知道多少公社社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吗？公社被镇压后，无数社员遭屠杀。凡尔赛方面承认它们杀了1.7万人，但这个数字连实际被害的半数都不到。4.3万人被俘，1万人被判刑，其中一半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其余一半被监禁，这就是那些“受人尊敬之人”所进行的报复。从此，巴黎工人和他们“上司”之间就被一条血河隔开。从此，社会革命家知道，如果他们无法保住政权，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1] [1]Erskine May, op. cit., I, pp.lxv-vi.
[2] Journaux des Frères Goncourt (Paris 1956), II, p.753.
[3] Werke, XXXIV, pp.510-11.
[4] Werke, XXXII, p.669.
[5] Werke, XIX, p.296.
[6] Werke, XXXIV, p.512.
[7] M. Pushkin, ‘The professions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istorical Journal, XII, I (1969), pp.72 ff.
[8] Hugh Seton Watson, Imperial Russia 1861-1917 (Oxford 1967), pp.422-3.
[9] A. Ardao, ‘Positivism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IV, 4 (1963), p.519, notes that Comte’s actual Constitution was imposed on the state of Rio Grande do Sui (Brazil).
[10] G. Haupt, ‘La Commune comme symbole et comme exemple’, Mouvement Social, 79 (April-June 1972), pp.205-26.
[11] Samuel Bernstein,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1955), chapter XX,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 New Holy Alliance’, especially pp.194-5 and 197.
[12] J. Rougerie, Paris Libre 1871 (Paris 1971), pp.2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