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政治民主化、自觉意识浓厚的工人阶级的兴起，以及社会流动，都为那些属于或想要属于这些中产阶级某一层次的人，造成了社会身份的新问题。为“资产阶级”下定义出名地不容易（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3、第4节），当民主政治和劳工运动的兴起使得那些属于资产阶级（这个名称日渐变成不洁的字眼）的人在公开场合否认有这么一个阶级存在时，要为其下定义就更不容易了。在法国，有人主张大革命已废除了所有阶级；在英国，有人主张阶级——不是那种封闭式的世袭阶级——并不存在；在声音越来越多的社会学领域，有人主张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形成过于复杂，不能如此简化。在美国，危险似乎不在于民众会以一个阶级的方式动员起来指称压榨他们的人为另一个阶级，而是在于：在他们追求平等的宪法权利时，他们可能会因宣称自己是中产阶级，而减少了原本属于精英分子的有利条件（除了无法争辩的财富事实以外）。社会学这门学科，是1870—1914年间的产物。由于社会学家喜欢以最适合他们意识形态观念的方式重新将人分类，遂使这门学问至今仍受困于有关社会阶级和身份的无穷辩论。
再者，随着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加上确定谁属于、谁又不属于社会“中间地位”或“阶层”的传统等级制度已告式微，这个“中间社会区域”（及其内部）的界限遂变得异常模糊。在习惯于较古老分类方法的国家，情况又有不同。以德国为例，如今在资产阶级（Bürgertum）和它下面的中产阶级（Mittelstand）之间，又增添了复杂的区别。资产阶级又分为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有产阶级（Besitzbürgertum）和借由较高教育而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教养阶级（Bildungsbürgertum），而中产阶级则看不起小资产阶级（Kleinbürgertum），西欧的其他语言也只能在“大”或“上”“小”或“低”这些字眼上拨弄资产阶级的变换和不精确分类。但是，究竟该如何决定谁能自称属于任何这样的阶级？
基本的困难在于自称为资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毕竟，资产阶级构成了社会的最高一层。甚至在古老的土地贵族未被淘汰（例如在美洲）或未被剥夺其应有特权（例如在共和法国）的地方，贵族在“已开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姿态也显然较前为低。英国的土地贵族在19世纪中叶曾经维持了突出的政治参与和绝对多数的财富，但是它现在也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1858—1879年间，在去世的英国百万富翁中，有4/5（117人）尚是地主；1880—1899年间，只有1/3多一点儿，而在1900—1914年间，这个百分比甚至更低。1895年前，在几乎所有的英国内阁中，贵族都占多数。[8] 1895年后，他们从来不曾是多数。即使在贵族已经没有正式地位的国家，贵族的称号也绝不会受人轻视。自己无幸取得贵族称号的美国富人，则赶紧借着让女儿缔结“金钱婚姻”的方法，在欧洲购买贵族称号。胜家（Singer）缝纫机公司老板的女儿便因此成为波利尼亚克公主（Princess de Polignac）。不过，即使是古老而且根深蒂固的君主国，如今也承认金钱和门第已是同样有用的标准。德皇威廉二世认为：“满足百万富翁对于贵族勋章和特许状的渴望，是他作为统治者的责任之一。但是要授予他们这些权位却有一个条件，那便是他们必须做慈善捐赠以用于公益事务。或许他是受了英国模式的影响。”[9] 观察家大可如此认为。在1901—1920年英国所创造的159名贵族中，除了那些因军功而受封者外，另有66名商人（其中大约一半是工业家）、34名专业人士（其中绝大多数是律师），只有20个人是凭借其土地背景。[10]
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那么资产阶级与较低阶层之间的界限也极不清楚。这一点对“古老的”下层中产阶级或独立工匠、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影响不大。他们的经营规模使他们固着于较低层次，事实上也令他们与资产阶级对立。法国激进派的方案，便是围绕着“小即是美”这个主题而做的一系列变化。“小”这个字，在激进派的集会中总是不断重复。[11] 它的敌人是“大”——大资本、大企业、大金融、大商人。同样的态度也见于德国的同类人士，不过在德国，它带有民族主义、右翼和反犹太色彩，并不是共和和左翼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的激进派受到快速工业化的强大压力。从高位者的眼光看来，不仅是他们的“小”使他们无法取得较高身份，他们的职业也同样不适合，仅有的例外情形是，他们的财富可大到令人们完全想不起他们原来的出身。不过，财富分配制度的戏剧性转型，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使某些修正成为必须。到今天，“杂货商”一词在上中阶级看来仍旧带有轻视的意味，但是在本书所论时期，有一个靠着袋泡茶致富的立顿爵士，一个借着肥皂赚钱的勒伍豪勋爵（Lord Leverhulme）和一个靠冷冻肉发财的威斯泰勋爵（Lord Vestey），他们取得了贵族的称号和蒸汽游艇。然而，真正的困难是由于服务业的大幅度拓展。这些在公私办公室中工作的人显然居于从属的地位并领取工资酬劳（虽然这样的工资称为“薪水”），但是他们的工作又显然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有赖于正式的教育资格（虽然其资格并不高）。尤有甚者，这些男人（甚至一些女人）大半坚持自己不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往往付出极大的物质代价来追求可敬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个办事员“下层中产阶级”和高层专业人员，甚或日渐增多的受薪行政主管和大企业经理之间的界限，引起了另一个新问题。
就算不提这些新兴的下层中产阶级，显而易见的，新兴中产阶级或申请中产阶级身份的人，其数目也在迅速增加，这种情形引起了分界和定义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由于定义理论标准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更难解决。“中产阶级”的条件为何，在理论上比那些构成贵族身份（例如出身、世袭称号、土地所有权）或工人阶级的（例如工资关系和体力劳动）条件更难决定。不过在19世纪中期，这个标准是相当明确的（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除了受薪的高级公务员以外，这个阶级的人需要拥有资本或投资收入，并且或许是雇佣劳工的独立营利企业家或是“自由”职业（一种私人企业）的从业员。重要的是，在英国所得税的呈报上，“利润”和“报酬”是列于同一个项目之下。可是，随着上面提到的改变，要从一大群中产阶级群众中，甚至从更大一群渴望这一身份的众人中辨别出“真正的”中产阶级，这些标准就变得不大管用。他们并非全都拥有资产，但是许多以较高教育程度代替资产而无疑具有中产阶级身份的人，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资产，而他们的人数正大量增加。1866—1886年间，法国医生的人数多少稳定地保持在1.2万人左右，但到了1911年时，已增加到2万人；在英国，1881—1901年间，医生的人数由1.5万人增加到2.2万人，建筑师的人数由7 000人增加到1.1万人。在这两个国家，这种增加都远超过成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雇主（除了是仆人的雇主以外）。[12] 但是，谁能说领取高薪的经理不是资产阶级。经理们已日渐成为大企业的一个必要部分，至此，如1892年时一位德国专家所指出的：“旧式小企业那种亲密和纯私人的关系，已完全无法运用到这种大型事业上。”[13]
所有这些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至少就他们大半是双元革命之后的产物而论（参见《革命的年代》“导言”），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过去或现在的社会流动性。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正如一位法国观察家在英国所注意到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正在社会中攀升的家庭，而资产阶级则是已经到达顶点或一般被认为已位于高原之上的家庭。[14] 但是这样的快照，几乎拍不出这个动作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似乎只能由类似于电影的社会学予以捕捉。“新社会阶层”是甘必大（Gambetta）眼中法国第三共和国政权的基本内涵——他无疑是想到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在没有事业和财产的背景下，通过民主政治而得到影响力和收入。“新社会阶层”甚至在大家认为“已经到达”之时，也不曾停下脚步。[15] 相反，它们已“达到”改变资产阶级性质的程度吗？那些靠着家产悠闲度日的资产阶级第二代和第三代——那些有时会反对仍是资产阶级核心的价值观念和活动的人——不应该算是资产阶级吗？
在本书所论时期，经济学家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一个以追求利润的私人企业为根本的经济（如无疑支配了西方“已开发”国家的经济），不需要其分析家去思索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构成“资产阶级”。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唐纳斯马克亲王（Prince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帝制德国时仅次于克虏伯的第二大富豪）在功能上是一位资本家，因为其收入的9/10是来自他拥有的煤矿、工业和银行股份、房地产合股，以及1 200万—1 500万马克的利息。另一方面，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的世袭贵族身份绝非无关紧要。因此，将资产阶级界定成一群男女组成的团体，以及这个团体与下层中产阶级该如何区分的问题，和分析这一时期的资本家发展并没有直接关联（只有那些坚信资本制度有赖于个别的私人企业家的人，不这样认为），不过，资本家的发展当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可以阐释其组织形式。（当时有一些思想家主张，官僚化和企业家价值观念的日益不为大众所喜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会逐渐减弱私人企业家的作用，因此也逐渐降低资本主义的作用。韦伯和熊彼特便是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