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我与这些中产阶级绅士中的一位走进曼彻斯特。我向他提及令人惭愧和不卫生的贫民区，想引他注意这个城市的工厂工人，其居住地区是如何令人作呕。我表示我生平从未看过建得这样糟糕的城镇。这位绅士耐心地倾听，然而却在我们分手告别的那条街道的街角上评论说：“但是这里有很多钱可赚啊。早安，先生！”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
新金融家们以在报纸上公布晚餐菜单和来宾名单为炫耀的时尚。
——卡布菲格（M. Capefigure）[2]
被革命推翻或建立的正式体制很容易识别，但是，它们无法衡量革命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废除了贵族社会，但废除的不是阶级意义上的“贵族”——那种以爵位和其他排斥性的醒目标记加以区分，而且经常以“血缘”贵族这样的阶级为自己塑形的社会地位。建立在个人发迹之上的社会，欢迎这种醒目和既定的成功标志。拿破仑甚至重建了一个正式的贵族阶层，它在1815年后，与残存下来的旧贵族连成一体。贵族社会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贵族影响力的终结。新兴阶级自然会倾向于依据先前上层集团所确立的舒适、奢侈或浮华的标准，来看待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象征。英国柴郡（Cheshire）那些赚了钱的布商妻子们，会在许多关于礼仪和体面生活的书籍指导下，变成“女士”。也是基于这种目的，这些书籍从19世纪40年代起成倍增加。出于同样原因，在拿破仑时代发战争财的那群谋利者，也十分看重男爵头衔，并喜爱在资产阶级的沙龙中，摆满“天鹅绒、黄金、镜子、路易十五时代座椅的拙劣仿制品，以及其他家具……徒有讲究仆人和马匹的英式时髦风尚，却没有贵族精神”。一位不知道靠什么发迹的银行家夸口道：“当我出现在剧院中的专属包厢时，所有的长筒望远镜都转向我身上。我得到了近乎皇家所得到的喝彩欢迎。”还有什么比这种夸口更为骄傲呢？[3]
而且，像法国这种在宫廷和贵族的习染熏陶下所形成的文化，是不会失去其印记的。因此，那种特别沉醉于为私密关系做微妙心理分析的法国散文（其源头可溯至17世纪的贵族作家），或那种已将性爱活动以及情人情妇标准化的18世纪文学模式，都成了“巴黎式”资产阶级文明的成分之一。先前是国王们有正式的情妇，现在则加进了成功的股票经纪人。高级名妓不仅将其回报丰厚的宠爱投给那些败家的年轻贵族子弟，也投向出得起价钱的银行家，以作为他们成功的活广告。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法国大革命以一种异常纯粹的形式，保留下法国文化中的贵族特点；出于同样原因，俄国革命也以异常的忠诚，保留了古典芭蕾和19世纪资产阶级对待“美好文学”的典型态度。这些特质被革命接受同化，视作令人向往的历史遗产，因而受到革命的保护，而非销毁。
然而，旧制度还是死亡了，尽管1832年时，布勒斯特（Brest）的渔夫认为：天降霍乱是上帝对他们废黜合法国王的惩罚。除了信仰雅各宾的法国南部和一些长期实行非基督教化的地区，形式上的共和制度在农民之中的扩展速度相当缓慢，但是，在1848年5月举行的第一次真正普选中，正统主义的势力已经只局限于西部和较贫穷的中部省份。今日法国乡村的政治地理，在当时已大体可以辨认出来。在更高的社会层次上，波旁王朝的复辟并没有恢复旧制度，或者正相反，当查理十世力图这么做时，他就被推翻了。复辟时代的社会，是巴尔扎克笔下资本家和野心家的社会，是司汤达（Stendhal）笔下于连（Julien Sorel）的社会，而不是返乡流亡贵族的社会。一个如地质变动般的新世纪，分隔了复辟社会与塔列朗所回顾的18世纪80年代的“甜蜜生活”。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更接近于莫泊桑（Maupassant）笔下的《俊友》（Bel-Ami）一书中的杜洛亚，一个19世纪80年代的典型人物，甚或更近似于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的典型人物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而不像18世纪80年代非贵族的成功者费加罗（Figaro）。
简言之，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在结构上和价值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是暴发户的社会，换言之是自我成就者的社会。不过，当时这种情形还不十分明显，除非政府本身便是由暴发户统治，即实行共和主义或拿破仑主义的政府。1840年时，有半数的法国贵族属于旧贵族家庭，在我们看来这种现象似乎不够革命，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眼中，半数贵族在1789年时曾是平民这一事实，却是非常惊人的，特别是在他们目睹了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阶级排外性后，更显震惊。“善良的美国人死后，就上巴黎去”，这句话表明巴黎在19世纪的形象，尽管要到第二帝国时期，巴黎才完全成为暴发户的天堂乐园。伦敦，或者特别是维也纳、圣彼得堡和柏林，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城市，至少在第一代暴发户时是如此。在巴黎，却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新社会的支配优势并非法国独有的现象，但是，如果将民主的美国除外，在表面上，这种优势在法国的确更为明显、更为正式，尽管实际上不如在英国和低地国家那样深刻。在英国，名厨仍是为贵族服务，如卡雷姆（Carême）为威灵顿公爵服务那样（他先前曾为塔列朗服务）；或是为寡头俱乐部服务，如“改革”俱乐部的索耶尔（Alexis Soyer）。在法国，在大革命中失去工作的贵族家庭厨师，已经建立了开办高价餐馆的稳固传统。一本法式烹饪指南经典的封页，暗示着世界的一项变化。它是这样写的：“（作者）博维耶（A. Beauvillier），普罗旺斯伯爵老爷的前任官员……现任饭店老板，郎德斯大酒店，黎希留路26号。”[4] 美食家是王政复辟时期的创造物之一，并经由1817年创刊、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编写的《美食家年鉴》而不断繁衍。他们已络绎不绝地前往英式咖啡馆或巴黎式咖啡店，去品尝没有女主人主持的晚餐去了。在英国，报刊依然是指导、咒骂和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但正是在法国，吉拉丹（Emile Girardin）于1836年创办了现代报纸：《报界》（La Presse ），这份报纸是政治性的，却也是廉价的，旨在积聚广告收入，以闲话、连载小说和各式各样的其他噱头吸引读者。[1] 英语中的“新闻”（journalism）和“宣传”（publicity）、德文中的“宣传”（Reklame）和“广告”（Annonce），这些词汇都会使人想起法国人在这些混沌初开的领域中的先驱之举。巴尔扎克笔下所赞美的时装、百货商店和公共商品橱窗，也都是法国人的发明，是19世纪20年代的产物。[2] 法国大革命还将向才干人物开放的职业——剧院——带进了“良好社会”（在此同时，该种职业的社会地位在贵族统治下的英国，仍然类似于拳击手和骑师的地位）：拉布拉什（Lablache）、塔尔马（Talma）和其他戏剧界人士，在拉菲特别墅（Maisons-Lafitte，以一位使该郊区变得时髦起来的银行家姓氏命名）这幢莫斯科亲王的豪华住宅旁，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地位。
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表面上不那么剧烈，在实际中却更为深远。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与官方社会并存的资产阶级新集团，这些集团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为官方社会所吸收，只好接纳了其顶层的少数人。但这个新集团是如此的具有自信和活力，他们并不希望被吸收，除非是在依他们所提的条件基础上。在1820年的英国，我们尚难在国会大厦和海德公园附近，发现众多殷实富商的身影。在国会大厦里，贵族及其家人依然控制着尚未改革的议会；而海德公园内，仍是那些完全不守礼仪的上流仕女们，如哈丽叶·威尔逊（Harriete Wilson，她甚至在拒绝装扮成残花败柳的女人时也显得很不正经）。她们乘坐四轮敞篷马车，身旁簇拥着打扮入时的倾慕者，他们来自军队、外交使团和贵族阶层，其中也有不属于资产阶级的“铁公爵”威灵顿（Wellington）。18世纪的商人、银行家，甚至于企业家，其人数甚少，足以同化在官方社会中。事实上，以老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为首的第一代棉纺业百万富翁们，可说是相当坚定的托利党人，只不过较为温和稳健而已。老皮尔的儿子还正在接受日后成为首相的训练。然而，在北方布满雨云的天空下，工业化使实业家的实力成倍增大。曼彻斯特不再肯向伦敦屈服让步。在“曼彻斯特今日所思，就是伦敦明日所想”这一战斗口号下，曼彻斯特准备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首都伦敦。
这些来自各个地方的新贵，是一支可畏的大军，而当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而不是填补上层和下层阶级空隙的“中等阶层”时，就更加令人生畏了。到了1834年，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已经可以抱怨说：社会评论家“在他们那个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劳工的三角关系中百思不解，直到他们似乎领悟到，社会好像已在上帝的安排下，区分成这三个阶级”。[6] 他们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阶级，更是一支战斗的阶级大军。最初他们是为了反对贵族社会，而与“劳动贫民”合作组织（他们认为这些贫民一定会追随自己的领导）[3] ；后来，他们既反对无产者也反对地主，这在反《谷物法》同盟这个最具有阶级意识的团体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是白手起家，或者至少是出身平凡的人，他们极少得到出身、家庭或正规高等教育的庇荫。就像狄更斯《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的那位邦德比先生，他们并非不愿夸耀这种事实。他们富有，而且在那个年代变得更为富裕。他们先是充满极为强烈和强悍有力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因为他们属于这种人：其亲身经历已向他们表明，天命、科学和历史已经会聚在一起，准备将世界完全交给他们。
白手起家而且颂扬资本主义的报界人士兼出版家——《里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1774—1848）的贝恩斯（Edward Baines）、《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1791—1844）的泰勒（Jonh Edwart Taylor）、《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 ，1792—1857）的普伦蒂斯（Archibald Prentice），以及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他们将“政治经济学”转化成几个简单的教条式命题，并借此赋予中产阶级知识上的确切性。而除了易动情感的卫理公会（Methodist）教派外，清教异端中的独立派、唯一神派、浸礼会和教友派，则赋予他们精神上的确切性，以及对无用贵族的轻蔑。一位不为恐惧、愤怒甚或怜悯所打动的雇主，告诉他的工人说：
上帝确立的公正公平法则，人类无权侵犯。若有人胆大妄为欲加阻挠，或迟或早，必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当主人们放肆联手，以其联合力量更有效地压迫仆人时，他们就是以此行为侮辱上帝，上帝的诅咒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然而，另一方面，若仆人联合起来向雇主敲诈只应属于主人的那份利润时，他们也同样破坏了这条公平法则。[7]
宇宙仍然具有秩序，但不再是过去的秩序。宇宙只有唯一真神，他的名字叫蒸汽，而他的使者则是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和所有的机器使用者。
不管是持18世纪不可知论的偏激知识分子，或是为中产阶级代言的自学成才的学者和作家，都不应当掩饰下列事实：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只顾忙于赚钱，以致无暇关心一切与赚钱无涉的事。他们赞赏他们的知识分子，甚至如科布登一样，在他们还没成为特别成功的实业家时便是如此，只要这些知识分子能回避掉不讲究实际和过于深奥的思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缺乏教育、讲究实际的人，这使他们怀疑一切超出经验太远的事情。科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向他们提议自己的科学方法，但却徒劳无功。科尔爵士（Sir Henry Cole）是工业设计、技术教育和交通运输合理化的先驱者，他在英女王的日耳曼裔丈夫难以估量的帮助下，为中产阶级竖立起最光辉的纪念碑：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但是，由于爱好官僚政治和爱管闲事，他被迫退出公众生活。官僚政治，像一切的政府干涉那样，在无法直接帮助他们获取利润时，就为他们所痛恨。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煤矿技师，是他把旧式马车的轨距转用到铁路之上——他从未考虑过其他代替品——而不是那位富有想象力、老练精干且大胆的工程师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在斯迈尔斯所创建的工程师万神殿中，并没有布鲁内尔的纪念碑，责难的话倒有一句：“以求实谋利的结果来衡量，像斯蒂芬森这类人物，无疑是更可信赖的模仿对象。”[8] 为了培训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兴工业技工，哲学派的激进分子，尽其努力地建立了一个“技工讲习所”网络。在这些讲习所中，技工们一定得聆听那些与其目的无关的言论，例如如何清除政治上的灾难性错误。到了1848年，大多数讲习所都行将倒闭，因为大家不认为这种技术教育可以教给英国人（以区别于日耳曼人或法国人）任何有用的知识。有一些聪明、有实践头脑，甚至是有教养的制造业财主，一窝蜂地参加新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各种社团。但是，若认为该协会代表了该阶级的规范准则，那就错了。
这样的一代人，成长于1805年特拉法加之战到1851年世界博览会之间的岁月。他们的前辈，由于成长于有教养而且具理性的地方商人和异端牧师的社会组织中，成长于辉格党世纪的知识框架中，因此少了一些粗俗之气。陶业大王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是皇家学会和古董学会的会员，是博尔顿、他的合伙人瓦特，以及化学家兼革命者普里斯特利共同组成的“新月学会”成员（他的儿子托马斯做过摄影术实验，发表过科学论文，资助过诗人柯勒律治）。这位18世纪的制造业大亨，很自然地依照乔治时代建筑师的设计去建造他的工厂。这一代人的后继者，如果不是更有教养，便是更为奢侈挥霍，因为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们已拥有足够的金钱，随意花在仿造豪华宅第、仿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市政厅上，以及重建垂直式风格或古典风格的小教堂。但是，在乔治和维多利亚这两个时代之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黑暗时代来临了。它们的概貌已在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有了令人难忘的描述。
虔诚的清教主义，支配着这个凄凉荒芜的时代：刻板严厉、自以为是、愚钝无知、对伦理道德的沉迷，已到了只有伪君子才配称为其伙伴的地步。如扬（G. M. Young）所说，“美德正以一道宽广的无敌战线，向前推进”，将不贞洁者、弱者、有罪者（即那些既没有赚到钱，也没有控制住情感和财政开支的人）踩在泥中，他们只配享有这种境遇，至多也只能企盼得到居上位者的慈悲施舍。在这样的观念中，蕴含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意义。如果小企业家要想变成大企业家，就不得不将大部分利润用作再投资。在最严厉的劳动纪律之下，新的无产大众被迫屈从于工业的劳动节奏，或者，如果他们拒不接受，就只有等死。即使是在今日，目睹那一代人创造出的景色，仍令人心头为之战栗：[9]
在科克镇，你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严厉的劳动景象。如果某个教派的成员在那里建起一座小教堂——已有18个教派成员这么做了——他们也会把它变成一座红砖式的虔敬货栈，有时（但这只是在精心装饰的例子中），在鸟笼般的房顶尖还保有一口钟。镇上所有的公共铭文，都是漆成黑白两色的严峻字体。监狱可能就是医院，医院也许就是监狱；市政厅可能是监狱，也可能是医院，或两者兼是，或者是与建造它们的宏伟用意相反的任何东西。现实、现实、现实，这个城镇的一切物质层面都是以现实为依归；现实、现实、现实，一切非物质层面也都是以现实为依归。……一切事物都是处于卧病其中的医院与墓地之间的现实，而你无法以数字表达的东西，或无法表明在最廉价的市场上可买到的东西，以及在最昂贵的市场上可售出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并且永远不应当存在。世界无穷无尽，阿门！[4]
这是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信仰悲歌。福音派教徒、清教徒，以及18世纪不可知论的“哲学激进分子”，他们都信仰功利主义，这些激进分子还将功利主义以符合逻辑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信仰在铁路、桥梁和货栈中，产生了它自己的实用美，也在一排排烟熏火烤、一列列灰黑红色的小房屋中，发展出它独有的那种浪漫恐怖，而工厂堡垒就居高临下俯瞰着这些小房屋。新兴资产阶级居住在小屋外围（如果积聚起足够钱财搬迁），他们发号施令，推行道德教育，捐助传教士在海外黑人异教徒中的传教活动。男人们将金钱人格化，因为金钱证实了他们统治世界的权利；女人们——由于丈夫的金钱甚至剥夺了她们实际操持家务的满足——则将这个阶级的道德也人格化了，这些道德就是：愚蠢（“做个甜美的女人，谁想更聪明就让她去吧”）、没学问、不求实际、理论上不谈性欲、没有资产、受人保护。她们是这个节俭自助时代唯一的奢侈品。
这个阶级最极端的榜样，就是英国的制造业者。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上，还有一些较小的同类集团：法国北方或加泰罗尼亚纺织业地区的天主教徒、阿尔萨斯地区的加尔文教徒、莱茵地区的路德宗虔信派教徒，以及遍及中欧和东欧的犹太教徒。他们的强硬与英国制造业者极为相似，因为他们也相当大程度地脱离了更陈旧的城市生活和家长统治传统。福谢（Léon Faucher）尽管持有教条主义式的自由信仰，也被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景象所震惊。对此，欧洲大陆上的观察者就不震惊吗？[10] 但是，他们与英国人一样都深具信心，这种信心来自稳定增加的富裕［1830—1856年间，里尔当塞特（Dansette）家族的嫁妆，从1.5万法郎增至5万法郎[11] ］，来自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绝对信念，来自对非经济活动的拒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里尔的纺织王朝仍一直维持着对军旅生涯的完全轻蔑。米卢斯的陶尔菲斯（Dollfus）家族之所以劝年轻的恩格斯不要念著名的工艺学院，就是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引导他走上军旅生涯，而不是实业生涯。贵族制度及其血统家系，起初并没有对他们产生极度诱惑，犹如拿破仑的元帅们那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
因而，双元革命的决定性成就，就是它们打开了有才之士的进身之路，或者至少说是向精力、精明、勤奋以及贪婪，打开了进身之路。并不是说所有的进身之路都已敞开，也不代表它们全都能通往社会阶级的顶端，或许在美国是例外。然而，这些机遇是多么非凡！昔日静止不变的等级意识，已经彻底地远离19世纪！汉诺威王国的谢勒（Kabinettsrat von Schele），曾拒绝一位贫寒的年轻律师申请一个政府职位，其理由是这位年轻律师的父亲是一名订书匠，他理当继承父业。而今，这个理由显得既不充分又极荒唐。[12] 然而谢勒所做的，只不过是奉行稳定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古老格言，而且在1750年时，一位订书匠的儿子的确只有子承父业一途。现在，他却不再非这么做不可。在他面前敞开了四条成功之路：实业、教育（并可借此转向政府公职、政治以及自由职业三个目标）、艺术以及战争。战争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很重要的，但在随后数代人的长期和平中，便不再具有重要性，也因此不再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三条道路是新近才出现，因为此时有比以往大得多的公共奖赏，鼓励那些能令大众欢娱或感动的非凡才能，舞台的社会地位日益上升，便表明了这点。这种地位的上升，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最终产生了相互关联的景象：封为骑士的男演员和娶合唱队女孩为妻的贵族。甚至在后拿破仑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富有特色的现象：被当作偶像崇拜的歌唱家［如“瑞典夜莺”琳德（Jenny Lind）］或舞蹈家［如埃尔丝勒（Fanny Elssler）］，以及被奉为神明的音乐艺术家［如帕格尼尼（Paganini）和李斯特（Franz Liszt）］。
实业和教育都不属于向所有人开放的坦途，即使是在那些充分摆脱了传统习俗和束缚的人们当中，也是如此。这些人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将为他们容纳，也知道在一个个人奋斗的社会中如何活动经营，或者承认“自我完善”是值得的。想走上这两条路的旅行者必须交付通行费：没有一些起码的资财，无论限额多么小，便很难在成功之路上起步。这种通行费对想踏上教育之路的人来说，无疑要比进入实业之路更高，因为即使是在建立了公共教育体系的国家中，初等教育一般仍受到忽视，而且，即使在有初等教育存在的地方，出于政治原因，也仅限于教授最低程度的识字、算术和道德服从。不过，非常矛盾的是，乍看起来，教育之路似乎要比实业之路更有吸引力。
这种认知并不奇怪，因为教育只需要人们在生活的习惯和方式上做一点小小的革命。学识，如果只是教士学习的那种学识，早已在传统社会中拥有了为人所认可、为社会所重视的地位，而且实际上，比它在纯正的资产社会中的地位更为显著。家庭中有一位教士、牧师或犹太学者，可能就是穷人所能期望的最大荣幸，也值得为此做出巨大牺牲。一旦开放这样的进身之路，这种社会倾慕可以轻易地转向世俗学者、官吏或教师，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转向律师和医生。此外，学识不像实业那样，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受过教育者不会像无耻自私的商人和雇主那样，主动攻击他的同类。实际上经常看到的情形是，他们（尤其是教师）明显地是在帮助同胞摆脱看来是他们苦难之源的愚昧无知和黑暗。比起对个人实业成功的普遍渴求，对教育的普遍渴求更容易实现，而且，学校教育比可赚钱的奇怪艺术更容易取得。在那些几乎完全是由小农夫、小商贩和无产者所组成的社区中，如威尔士，人们一方面会渴望将儿子送去从事教学或传教工作，但同时却对财富和实业本身有着痛苦的社会怨恨。
然而，在一定意义上，教育代表着个人主义式的工作竞争、“向才干之士开放的职业”，以及实力战胜出身和关系。在此，教育的效用完全与实业不相上下，而且是通过竞争性的考试来实现的。如同往常，考试制度最具逻辑性的表现方式，也是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中，类似等级制度的考试，迄今仍在从学术优胜者中挑选出知识精英分子，去管理和教导法国人民。学识和竞争性考试，也是英国最具资产阶级意识的思想学派的理想。这个学派就是边沁主义的“哲学激进派”，他们最终（但不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前）会将这种理想以一种极为纯净的形式，强加在英国内政部和印度事务部之上，以反对贵族的激烈抵抗。凭实力取才，如经由考试或其他教育检定，已成为公认的理想典范。只有最为陈腐的欧洲公职，如罗马教廷和英国外交部，或最民主的文官制度，如美国，不在此列。最民主的文官制度，倾向于以选举而不是考试作为选拔公职人员的标准。虽然，像其他形式的个人主义竞争一样，考试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方法，却不是民主的或平等主义的方法。
因此，教育向有才之士开放所产生的首要社会结果，是矛盾的。它所产生的不是自由竞争的“开放社会”，而是官僚制度的“封闭社会”；但是，这两者——以其多样的方式——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代中最富特色的体制。19世纪高等文官的气质，基本上仍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的那种气质：在中欧和东欧是共济会式和“约瑟芬式”（Josephinian），在法国是拿破仑式，在其他拉丁语系国家是自由主义式和反教士的，在英国则是边沁主义式。众人一致公认，一旦有实力者在文官制度中巩固了地位，竞争就转变为自动晋升。不过，一个人究竟能晋升得多快和多高，仍取决于（在理论上）他的实力，除非有规定的平均主义强迫纯粹凭资历晋升。因此，乍看起来，官僚制度非常不同于自由主义社会的理想。然而，凭实力选才的意识、普遍的廉洁风气、讲求实际的效率、一定的教育程度，以及非贵族的出身，都将公职文官聚为一体。就算是刻板严厉地坚持自动晋升（尤其是在那个非常中产阶级的英国海军部中，其延续的时间已达到了荒唐的程度），至少也有以下的好处：排斥典型的贵族徇私或君主偏袒的习性。在经济发展停滞落后的社会中，公职向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一种替代的中心点。[5] 1848年的法兰克福国会（Frankfurt Parliament）中，68%的议员都是文官或其他官员，只有12%的议员是“自由业者”，2.5%是实业家，这种情况并非偶然。[13]
因此，对有意追求名利的人来说，有幸的是，后拿破仑时期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政府机构和政府活动明显扩张的时期，不过，这种扩张很难大到足以吸纳日益增多的识字公民。1830—1850年间，平均每人的公共开支在西班牙增加了25%，在法国增加40%，在俄国增加44%，在比利时增加50%，在奥地利增加70%，在美国增加75%，在荷兰增加90%以上。（只有在英国、英属殖民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几个落后国家，按人口分摊的政府开支维持稳定或下降，而这个时期正是经济自由主义如日中天之时。[14] ）这种增加的情况，部分可归因于军队这个显而易见的赋税消费者。尽管没有发生重大的国际战争，军队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却还是比之前要庞大得多。以1851年主要大国的军队总数为例，其中唯有英法两国的数字，低于1810年拿破仑力量臻于顶峰之际。其他大国，如俄国、德意志和意大利诸邦国，以及西班牙，实际上拥有更庞大的军队。这种增加的情况，也可归因于国家旧职能的发展以及新职能的取得。认为自由主义敌视官僚制度，是一种基本的错误观念。（那些具有逻辑思想的资本主义拥护者——激进的边沁学派，并不曾犯这种谬误。）自由主义只敌视缺乏效率的官僚制度，敌视政府干涉那些最好是留给私营企业去办的事情，以及敌视过多过滥的税收。使政府的作用降到只具守夜更夫的功能，这种庸俗自由主义的口号，掩盖了下列事实：剪除了无效率和干涉性功能的政府，会是一个比过去更为强大而且更有雄心的政府。例如，及至1848年，只有政府才拥有现代而且经常是全国性的警察武力：法国始于1798年，爱尔兰始于1823年，英格兰始于1829年，西班牙始于1844年；除英国之外，通常也只有政府才拥有公共教育体系；除了英国和美国，公共铁路服务也归或将归政府所有；在任何地方，都是由政府经营日益扩大的邮政服务，用以满足急速增大的商务和私人通讯需求。人口增长迫使国家维持一个更大的司法系统，城市增长和城市社会问题也要求一个范围更大的市政管理系统。无论政府的职能是新增还是旧有，都日益依靠一个由专职官员组成的、单一的、全国性的文官体系去执行，其中的高级官员，由各国的中央权威任意调遣和升迁。这种有效率的服务虽然可以大量减少官员数量、消除腐败和兼职差役，并可降低行政单位的成本花费，然而却会创造出一个更令人可畏的政府机器。自由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基本职能，看来都超出了大多数前革命专制国家最狂放时的梦想，例如聘用支付薪酬的官吏或维持一支全国性的常规地方警力，去有效地评估和征收税款。征税的水准也超过从前甚多，甚至也曾间歇实行累进所得税率，而这正是自由主义政府得以维持的原因：实行自由主义的英国，其1840年的政府开支，竟相当于独裁俄国的4倍之多。[6]
传说拿破仑的士兵会在军用背包里携带军官肩章，作为他最终取得元帅权杖的第一步。然而，那些新的官僚职位却很少在实际上等同于这些军官肩章。1839年时，法国计有13万名文职官员，[15] 其中大多数是邮递员、教师、低层征税官、司法官员，以及类似人员；甚至于内政部的450名官员和外交部的350名官员中，大多也是普通办事员，从狄更斯到果戈理的文学作品，都把这一类人描写得淋漓尽致。除了公职特权外，他们难得有什么值得羡慕的，他们所得到的保障，只是可以用一种稳定的节奏终身挨饿受穷。只有寥寥可数的官职，称得上是一份中产阶级的好职业，从经济上看，诚实的官员不可能在过得去的舒适之外，指望更多东西。19世纪中叶的改革者，在英国文官制度中设计了“行政管理级”官员，以作为适合中产阶级的级别，但即使是到今天，该级行政官员也不会多于3 500人。
虽然小官吏或白领工人的情况简朴如此，但若比起劳动贫民，他们还是像山峦般高高在上。这些人不需从事体力劳动。尽管只是象征性的，但他洁净的双手和雪白的衣领，都使他偏向富人那边。他们身上通常都带有公共权威的魔力。男男女女在他面前，只能排队领取登记着他们生活的文件，他对这些人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可以告诉这些人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在较落后的国家（以及民主的美国）兄弟子侄可指望通过他找到一份工作；在许多不那么落后的国家，他不得不受贿。对于无数的农民或劳工家庭，对于不太可能以其他方式提高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小官吏、教师和神职人员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触及的，这座喜马拉雅山是他们的儿子有可能攀登的。
比较自由的职业很少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要想成为一名医生、律师、教授（在欧洲大陆上意味着当一名中学校长或大学教师），或者成为一名“从事各种职业的受过教育者”[16] ，都需要有多年的教育或出众的才华和机遇。1851年的英国，有大约1.6万名律师（不算法官）和不过1 700名的法律学生；[7] 大约1.7万名医生和外科医生，以及3 500名医学院的学生和护士；不足3 000名建筑师；大约1 300名“编辑和作家”［法文的新闻记者（Journalist）一词，尚未得到正式认可］。法律和医学是两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职业，第三个则是教士。教士提供的出路少于人们所指望的，如果只是因为它的扩张程度远慢于人口的增长，那也还好，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由于各个政府的反教士热情，使得这门职业正在萎缩而不是扩张。约瑟夫二世查禁了359座男女修道院，西班牙在其自由主义时期也极力查禁所有的修道院。
只有一条真正的出路存在：由世俗者和教会人士充任小学教师。教师这行的主要成员多半是农夫、工匠和其他简朴家庭的下一代，其数目在西方国家中绝非微不足道：1851年，英国有大约7.6万名男女自称是校长或普通教师，这还不包括2万名左右的家庭教师。对于身无分文而又受过教育的女孩而言，若她们不能或不愿以不太体面的方式谋生，家庭教师就是她们众所周知的最后出路了。而且，教师不仅是庞大的，也是正在扩张中的一门职业。教师的收入很低，但是，除了英国和美国这种市侩盛行的国家外，小学教师是极受欢迎的人物。因为在平凡男女第一次发现愚昧无知是可以驱除的时代，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理想典范，那么这个男人或女人的生活及言论，必定能够提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从未有过的机遇，能够为孩子们敞开世界，能够以真理和道德浸润他们。
当然，实业是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的最明显职业，而且在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潮流中，实业的机会自然相当多。许多企业的小规模生产、盛行的转包制、小规模的买卖，都使他们相对容易从事。但是，无论是物质、社会还是文化条件，都不利于穷人。首先，成功者经常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想要发展工业经济，就必须创造出一群比雇主或自由创业者更多的工资劳动者。每有一个人向上升入实业家阶层，就必定有更多的人滑落下去。其次，经济独立必须具有技术能力、思想准备或财政资源（无论是多么有限），而这些全都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那些足够幸运拥有这些条件的人——如处于少数地位的宗教派别成员，社会学家熟知他们从事这类活动的才干——都表现得相当出色：在“俄国的曼彻斯特”伊凡诺沃（Ivanovo），那些成为纺织业者的农奴，大多数属于“老信徒”（Old Believers）教派。[17] 但是，若要是指望那些并不拥有这些特长的人们，例如大多数俄国农民，去做同样的事情，甚或在同样的条件上竭力仿效他们，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在各类群体当中，没有比少数派更热情地欢迎向有才能的人开放晋升之途了，无论这些职业是什么，因为这些少数派群体在当时尚不被允许跻身显著地位。这不仅因为他们出身不佳，也因为他们遭到官方和集体的歧视。法国新教徒以无比的热情投身于大革命期间和之后的公共生活，这种热情唯有西方犹太人所迸发的那种才干可与之媲美。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为这种解放进行了准备，法国大革命则将它付诸实行。在此之前，犹太人迈向成功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商业或金融，一是解说神圣律法，但这两者都使他局限在狭小而且被隔离的犹太聚居区中。只有一小批“宫廷犹太人”或其他富有者，半隐半现地浮出其聚居区外，即使是在英国和荷兰，他们也要小心谨慎，不可走得太远，以免陷入危险和不得人心的境地。即使是这样有限的显露，也只有在那些浑浑噩噩的不信教者当中，才不显得不受欢迎，但总体而言，这些不信教者也摆明并不欢迎犹太解放。世世代代的社会压抑，使得犹太聚居区也实行自我封闭，拒绝任何背离严密正统之外的行动，并将其视为不贞和反叛。在18世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解放运动先驱，尤其是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都被骂成是逆逃者和无神论者。
大批犹太人居住在旧波兰王国东部和立陶宛的犹太区内，这些犹太区迅速增长。区内的犹太人继续在充满敌意的农民当中，过着自我约束和叫人猜疑的生活，只有在教派信仰上，才能使他们有所分歧，一派效忠于立陶宛正统派学识渊博的拉比，另一派则笃信忘我入神却备受穷困折磨的哈锡德派。1834年，奥地利当局逮捕了46名加利西亚革命者，其中只有1名犹太人，这是非常典型的情形。[18] 但是，在西方更小的社区中，犹太人双手紧紧抓住他们的新机遇，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官员职位，即使不得不为此付出名义上受洗的代价，在那些半解放的国家中，经常也是如此。实业家想要得到的，甚至不只是官职。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是国际上的犹太之王，他们不只是有钱而已。他们本来可以更早发迹致富，尽管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变化，为国际金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当时就已被视为有钱人，具有一种与他们的财富大致相称的社会地位，甚至渴望成为贵族。事实上，欧洲的王公们已从1816年开始授予他们贵族爵位（1823年，他们成为世袭的哈布斯堡男爵）。
比犹太人的财富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世俗的艺术、科学和各种职业中，犹太人才华横溢的表现。以20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才华的展露还很有限。不过，到了1848年，19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和最成功的政治家，都已双双达到成熟时期。他们分别是马克思（1818—1883）和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此时尚无犹太籍大科学家，只有几位虽不是第一流却也有显著地位的数学家。迈耶贝尔（Meyerbeer，1791—1864）和门德尔松（Mendelssohn-Bartholdy，1809—1847）还称不上是当时最杰出的作曲家；不过在诗人当中，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诗作流传下来，评价甚高。此时也还没出现伟大的犹太演奏家和指挥家，没有重要的犹太画家，唯一重要的戏剧演员，就是女演员拉舍尔（Rachel，1821—1858）。事实上，天才的产生并不是衡量一个民族获得解放的尺度，反倒是从大批并非最卓越的犹太人才突然涌现，并且加入到西欧的文化和公众生活之中——尤其是法国，最重要的是德意志诸邦——更能看出这种解放。这些人才的涌现，为来自偏远内地的犹太移民提供了语言和意识形态，用以逐渐填平横隔在中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鸿沟。
双元革命赋予犹太人在基督教统治之下所曾享受到的、最接近于平等的东西。那些抓住机会的犹太人，所希望的莫过于“同化”到新社会之中，而且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归属感几乎全都是自由主义的。然而，即使是煽动性政治家还没有认真利用流行于被剥削大众中的反犹主义（到此时，劳工大众已经可以把犹太人视作资本家了），犹太人的处境仍是捉摸不定、令人不安的。[8] 在法国和德意志西部（尚不及于别处），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发现自己正梦想着一个更为完美的社会。有一种明显的犹太特质存在于法国的圣西门主义中，如罗德里格斯（Olinde Rodrigues）、皮尔耶兄弟、阿列维（Léon Halévy）、戴希塔尔（d'Eichthal），并在较小程度上存在于德意志的共产主义中。［赫斯（Moses Hess）、诗人海涅，当然还有马克思，不过，他对他的犹太出身，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淡。］
犹太人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格外乐意融入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少数族群。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已居住在城市中，在很大程度上已对城市化的种种疾病有了免疫力。统计学家已经注意到他们在城市中的死亡率和患病率较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识字者，不从事农业；而且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在从事商业或各种专门职业。只要察觉到新形势、新思想所具有的潜在威胁，他们本身所处的位置就会不断地迫使他们去思考这些新形势和新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对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而言，适应新的社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种不适应，部分是因为顽固的旧习使他们几乎不可能理解新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如在19世纪40年代，年轻的阿尔及利亚绅士，被送到巴黎接受欧洲教育。他们吃惊地发现自己受邀参加这个皇都中的任何活动，除了国王和贵族的社交宴会。此外，新社会也不比旧社会更容易适应。那些接受中产阶级文明洗礼和行事方法的人们，可以自如地享受其好处；但那些拒绝或无力这么做的人们，简直就无可指望。坚持选举权必须有财产资格限制，这是1830年时各个温和自由主义政府的特色，其中的偏见不仅是政治上的。他们认为无法表现出积聚财富能力的人，称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因而也很难说算是一个完整的公民。这种态度在欧洲中产阶级与异教徒的接触当中，表现得最为极端。欧洲中产阶级致力于通过明智纯真的传教士，说服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信仰商业并穿上裤子（其间无法划出明显界线），或是想把自由主义的立法真理强加给他们。只要他们接受了这些，自由主义（至少在革命的法国人当中）就准备授予他们具有一切权利的公民身份，或者如在大英帝国的子民当中，实现他们有朝一日成为一名英国人的希望。这种态度充分反映在拿破仑三世的参议院中。在本书所论时代结束但仍受其影响的数年中，法国参议院向阿尔及利亚人开放了公民身份：“根据他的要求，他被允许享有法国公民的权利，因此，他必须遵守法国的民法和政策。”[19] 阿尔及利亚人所必须放弃的，实际上就是伊斯兰教信仰；如果他不想这么做——极少有人这样做——那么，他就仍是一个个人而不是公民。
“文明人”对“野蛮人”（包括国内大量的劳动贫民[20] ）的众多轻蔑，都建立在这种露骨的优越感上。中产阶级世界对所有人都是自由开放的。那些未能进入其中的人，要不是因为缺乏才智、道德或精力而罪有应得，便是受到历史或种族遗产的拖累，否则，他们早已充分利用他们的机会了。这种发展约在该世纪中期达到顶点，于是，那段时期也就变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冷酷时期。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富人对其周围令人震惊的贫困完全视若无睹，那种恐怖的贫穷现象，只会对外来访客造成冲击（今日印度贫民窟的情况亦然）；更因为他们提起穷人的态度，就好像谈到外国的野蛮人一样，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如果他们的命运是要成为工业劳工，他们也只会是一群乌合之众，要以绝对的强制、严厉的工厂纪律，辅之以国家的法律帮助，强迫他们适应严格的管理模式。（颇有特色的倒是当时的中产阶级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与明显具歧视性的劳工法典之间，并无矛盾之处；在这样的法典中，如1823年英国的《主仆法》，工人违背合同要处以监禁，雇主违背合同却只处以少量罚金。[21] ）穷人应当让他们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上，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就不愿工作，就不会具有堪称“人”的动机。雇主们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对维勒梅说：“工人们为了自己着想，应该使自己经常受需求所迫，因为这样他才不会给孩子们树立坏榜样。而且，贫困也可以确保他的良好行为。”[22] 然而，对中产阶级来说，穷人还是太多了，他们只能指望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能够发挥作用，去饿杀足够多的穷人，以建立生存人口的最大限量；当然，除非每一个不具理性的穷人都能节制生育，理性地确立他们自己的人口控制。
这种态度与正式承认的不平等，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1853年，巴德里拉尔（Henri Baudrillart）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是财产和继承权。[23] 于是，阶级社会就这样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上重建起来。失掉的只是昔日它所宽容的那些东西：认为人既有责任又有权利的普遍社会信念，以及美德善行绝不仅等于金钱的信念；下层阶级虽然卑微，也有在这块上帝召唤他们前来的地方，过一种简朴生活的权利。
[1] 1835年，《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发行约1万份）的年平均广告收入约2万法郎。1838年，《报界》（第四版）以一年15万法郎租出去，1845年涨到30万法郎。(H. Sée, Histoire Economique de la France, II, p. 216.）
[2] “从玛德莱纳大道（Madeleine）到圣丹尼门（Porte Saint-Denis），商品都在以五光十色的节奏歌唱，歌唱出一首宏大的诗歌。”
[3] “处于中等阶级以下的那个阶级，他们的见解和思想，是由这个明智有德行的阶层塑造指导的。他们与下层阶级人们有最直接的接触。”James Mill，An Essay on Government，1823.
[4] 参见Léon Faucher，Manchester in 1844，1844，pp.24—25。“这个城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边沁的乌托邦理想。一切事物都以功利标准衡量其结果；如果美丽的、伟大的或高尚的事物能在曼彻斯特扎根，它们也将照这种标准发展。”
[5] 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所有官员，看来都是出身于小企业家庭或即将变成小企业家庭。
[6] 在英国，累进所得税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临时征收，从1842年起常年征收；1848年前，没有其他重要国家仿效此一先例。
[7] 欧洲大陆上律师的数目和比例通常更高。
[8] 日耳曼强盗“屠夫”毕克勒（Johannes Bueckler，1777—1803）专以犹太人为牺牲品，并因此名声大噪；在19世纪40年代布拉格的工人骚动中，也有反犹太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