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真万确，这是工程师的光辉时代。
——蒸汽锤发明者内史密斯（James Nasmyth）[1]
哦，进步的人们，
面对如此之多的见证，
向我们夸耀火车头的力量，
向我们夸耀蒸汽和铁路。
——波米叶（A. Pommier）[2]
在1848年之前，唯有英国经济实际完成了工业化，并且因此支配了世界。大约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已有充分理由确信，美国最终将成为英国必须认真对待的竞争对手——科布登（Richard Cobden）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3] 指出，这种情况在20年之内便可见到。此外，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日耳曼人也已在致力于本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前景并不等于成就。及至19世纪40年代，非英语世界的实际工业变革仍是有限的。例如，1850年时，在整个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瑞士以及巴尔干半岛，铁路线总长度不超过100英里，而在欧洲之外的各个大陆（美国除外），铁路线的总和还不足此数。如果我们略去英国和其他少数地区，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19世纪40年代世界的经济和社会，与1788年相差无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此时犹如以往一样，仍是农民。在1830年时，毕竟仍只有一个西方城市（伦敦）有100万以上居民，一个城市（巴黎）有50万以上居民。而且，如将英国除外，只有19个欧洲城市有10万以上的居民。
在英国以外的世界，这种变革的缓慢性，意味着经济活动继续受着千百年来收成歉丰的旧周期控制，而不是工业景气和不景气交替出现的新周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所论的这个时期结束。1857年的危机，可能是第一个既是世界性又是由农业灾祸以外的事件所造成的危机。顺便一提的是，这一事实具有极为深远的政治后果：工业地区和非工业地区的变革节奏，在1780—1848年间分道扬镳了。[1]
在1846—1848年间，造成欧洲大多数地方惶恐不安的经济危机，是一次以农业为主导的旧式萧条。在一定意义上，它是经济旧制度的最后一次崩溃，或许也是最严重的一次。但英国的情况却非如此。在英国早期的工业社会阶段中，最糟糕的一次衰退发生于1839—1842年间，这次衰退纯粹是出于“现代”原因，而且其时间正好与相当低廉的谷物价格时期相吻合。英国内部自发性的社会骚动，在1842年夏季表现为无计划的宪章派大罢工（即所谓的“塞子暴动”）。在同样的骚动于1848年降临欧洲大陆之时，英国正在承受的，只是漫长的维多利亚扩张世纪的第一次周期性萧条。另一个工业或多或少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比利时，其经济情况亦是如此。一场没有在英国发生相应运动的欧洲大陆革命，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注定失败了。马克思未预见到的是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不均衡发展，将迫使欧洲大陆独自起义。
然而，在1789—1848年间，值得注意的不是以日后的标准而言规模很小的经济变化，而是当时正在明显发生的根本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口变化。世界人口——特别是处于双元革命轨道上那些地区的人口——已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爆炸性增长”，人口数量在约150年的时间中成倍增加。由于在19世纪之前，没有几个国家保留下相当于人口普查的任何资料，即使有这样的资料，也大都很不可靠[2] ，因而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快。其增长速度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空前未有、极端惊人的。（或许像俄国这种人口不足以填补其无人地区以及迄今未开发地区的国家，应排除在外。）美国的人口（在大量移民和一块无空间和资源限制的领土鼓舞下）已在1790—1850年间增加了6倍以上，从400万跃升到2 300万之多。1800—1850年间，英国的人口几乎增加了1倍，若从1750年计，则几乎增加了两倍。1800—1846年，普鲁士（以1846年边界为准）的人口也几乎增加了1倍，欧俄部分（芬兰除外）亦是如此。挪威、丹麦、瑞典、荷兰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在1750—1850年的百年之间，也几乎增加1倍，但是在本书所论时期，其增长速度没那么显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口也在同一时期增加了1/3。
欧洲之外，我们所知较少。不过，中国人口看来在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曾迅速增加，直至欧洲干涉和中国政治史上传统的周期性运动，导致清王朝兴盛的统治走向崩溃为止。[3] 在拉丁美洲，人口增长速率大概与西班牙相当。[4] 亚洲的其余地区，没有任何人口激增的迹象。非洲的人口可能依然保持稳定。唯有在一些白人殖民者居住的空旷地区，人口才以真正特别高的速率增长，如澳大利亚，1790年时实际上尚无白人居住，可是到1851年，白人人口已达50万。
人口的这种显著增长，自然极大程度地刺激了经济。不过，我们应将这种人口增长视为经济革命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其外在原因，因为若非如此，这般迅速的人口增长，不可能在一段很有限的时间之后继续维持下去。（以爱尔兰为例，由于没有持续的经济革命予以补充，人口增长的现象也就没有维持下去。）人口增长带来了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更多的青年劳动力，以及更多的消费者。这个时期的世界，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年轻的世界：极目尽是儿童，尽是正处于生命全盛期的年轻夫妻或年轻人。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交通。铁路在1848年时尚处于公认的幼年时期。不过，在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和德意志，铁路已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实际意义了，甚至在修建铁路之前，依从前的标准来看，交通的改良也十分惊人。例如，奥地利帝国（匈牙利除外）已在1830—1847年间，增加了3万英里以上的公路，其公路里程也因此扩充了2倍。[5] 比利时在1830—1850年间，几乎将其公路网增加了1倍；甚至在西班牙，也将其原本微不足道的公路里程增加了几乎1倍——这大多得感谢法国的占领。美国则是一如既往，在其交通事业方面要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庞大，其邮车道路网扩充至8倍以上，从1800年的2.1万英里，增加到1850年的17万英里。[6] 正当英国完成其运河网系统时，法国也开挖了2 000英里的运河（1800—1847年），而美国则开通了至关重要的伊利运河（Erie）、切萨皮克（Chesapeake）和俄亥俄之间的运河等水路。从1800年至19世纪4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的航运总吨位增加了1倍多，而且已有汽船往返于英、法两国之间（1822年），并定期航行于多瑙河上。（1840年时，约有蒸汽轮船37万吨位，帆船900万吨位，不过，实际上，汽船可能已负担了大约1/6的运输量。）为了拥有最大的商业船队，美国再次胜过世界其他国家，甚至快要赶上英国。[4]
我们也不能低估当时已告实现的速度和运载能力的全面改进。无疑，那种能在四天之内（1834年），将全体俄国人民的沙皇从圣彼得堡送到柏林的马车运输，是普通人难以企望的；但是，新的快速邮车却是他们搭得起的。在1824年后，快速邮车可在15个小时内从柏林直驱马格德堡（Magdeburg），无须再花费两天半的时间。铁路，加上希尔（Rowland Hill）于1839年首倡的邮政标准化收费创举（1841年又因发明了粘贴邮票而更为完善），使得邮件数量成倍增加。但是，甚至在这两项发明之前，在不如英国那样发达的各个国家中，邮件的增长也非常迅速：1830—1840年间，法国每年发出的信件数量，从6 400万件增至9 400万件。帆船不仅更为快捷，而且更为安全可靠，其平均吨位也更大。[7]
从技术层面看，这些改进当然不如铁路那样鼓舞人心。不过，那些跨越江河大川的壮丽桥梁、巨大的人工水道以及船坞，尤其是如飞燕展翅的快船，以及优美漂亮的新式邮车，依然得以名列最出色的工业设计产品。作为便利旅行交通，连接城乡和贫富地区的手段，其效率更是令人赞叹。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交通运输的改进，因为在前工业时代，抑制人口的因素与其说是通常很高的死亡率，还不如说是饥荒和缺乏粮食的周期性灾难（经常是地方性的）。如果说这个时期西方世界的饥荒变得没那么可怕（像1816—1817年和1846—1848年那种几乎是普遍的歉收年除外），主要是因为有了这类交通运输的改进，当然，还包括政府和行政管理效率的普遍改进（参见第十章）。
第三项重大变化，自然而然地表现在商业和移民的绝对数量方面。无疑，并非处处都是如此。例如，没有迹象显示卡拉布里亚或阿普里亚的农民准备迁徙，每年运往下诺夫哥罗德（Nijniy Novgorod）大市场的货物量，也没有增至任何令人惊讶的程度。[8] 但是，综观整个双元革命的世界，人口和货物的流动已有排山倒海之势。1816—1850年间，约有500万欧洲人离开祖国移民他邦（其中将近4/5前往美洲），而且在各国内部，人口迁移的洪流也变得更为巨大。1780—1840年，西方世界的国际贸易总额增至3倍，在1780—1850年间，更增加至4倍多。以日后的标准来看，这些数字无疑是很平常的，[5] 但是，若依照早期的标准来看——那毕竟是当时人用以比较的标准——这些表现全都超越了他们最狂放的梦想。
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无论感兴趣的具体领域是什么，都无法忽略1830年这个转折点。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速度明显迅速地加快。在英国以外的地区，相对于1830年的快速变革，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战争时期，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即时性的进步。唯有美国例外，它在独立战争之后大步迈进，至1810年时，其耕地面积已增加了1倍，船队吨位增加了6倍，并且在整体上显示了它的未来潜力。［美国在这段时期的进步，不仅有轧棉机，还有汽船以及流水作业生产线的早期发展——伊文斯（Oliver Evans）成立了装有传送带的面粉厂。］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日后工业的绝大部分基础已经奠定下来，特别是重工业，但这些基础在战争结束时，大多已荡然无存，战争的结束为各国带来了危机。从整体上看，1815—1830年间，是一个挫折时期，至多也只是一个缓慢的恢复时期。各个国家都在整顿它们的财政，通常采取的措施都是严厉地紧缩通货（俄国于1841年成为最后一个这么做的国家）。在国内危机和国外竞争的双重打击下，各个工业部门摇摇欲坠，美国棉纺织业所受的打击更是异常严重。都市化进展缓慢。直到1828年，法国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已与城市人口不相上下。农业步履蹒跚，停滞不前，德意志尤为如此。观察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甚至是强劲扩张的英国之外的经济增长，无人会倾向于悲观，但却也很少有人会认为除了英国，可能美国也除外，有任何国家已开始进行工业革命。以新兴工业的一项明显指数为例：在英、美、法三国之外，世界上其余地方的发动机数量和马力，在19世纪20年代，几乎都不可能引起任何统计学家的注意。
1830年后（或在此前后），形势急速改变；其变化如此之大，以致到了1840年，工业体系所特有的社会问题——新兴无产阶级、快速都市化失控的危险——已成为西欧严肃讨论的普遍问题，也是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的噩梦。1830—1838年，比利时的蒸汽机数目增加了1倍，马力增加了两倍：从354部蒸汽机（1.1万匹马力）增至712部（3万匹马力）。至1850年，这个幅员虽小却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已拥有了近2 300部发动机，6.6万匹马力，[9] 还有近600万吨的煤产量（几乎是1830年产量的3倍）。在1830年时，比利时采矿业中还没有出现合股公司，但到了1841年，几乎有半数的煤产量是来自这种股份公司。
在这20年中，法国、德意志诸邦、奥地利或其他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都有相似的数据可供引用。例如，德意志的克虏伯家族（Krupps）于1835年安装了第一部发动机；1837年，巨大的鲁尔煤田开挖了第一批矿井；1836年，在捷克重要的钢铁中心维多科维斯（Vítkovice）设置了第一批焦炭炼铁炉；1839—1840年，伦巴底有了法尔克（Falck）的第一个轧钢厂。若要一一列举这些类似资料，难免单调乏味。由于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时期，要到1848年后才开始，因而列举这些资料就显得更加单调乏味，只有比利时，可能还有法国例外。1830—1848年这个时期，标志着各工业地区和迄今仍然著名的工业中心和企业的诞生，但是，此时几乎还谈不上是它们的青春期，更遑论成熟期了。回顾19世纪30年代，我们就能了解令人兴奋的技术实验和不满足于创新的企业精神意味着什么了。它意味着美国中西部的开发；但是，麦考密克的第一部机械收割机（1834年）和1838年从芝加哥东运的第一批78蒲式耳小麦，只是因为它们导致了1850年后发生的那些事情，才得以名垂青史。1846年，那家冒险生产了100部收割机的工厂，直至今日仍应为它的大胆而受到称赞，当时“要找到敢冒风险而且有勇气和精力的伙伴，来投资生产收割机这种高风险事业，实在很困难，要说服农民使用收割机，或者赞许这项新发明，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10] 同时它也意味着有计划地兴建欧洲的铁路和重工业，以及碰巧发生的投资技巧革命。但是，如果皮尔耶（Pereire）兄弟没有在1851年后成为工业金融的伟大冒险家，他俩于1830年徒劳地呈交给法国新政府的那项计划——“一个负责借贷的政府部门”，企业家可在此经由最富有的银行家中介担保，以最优惠的条件向所有拥有资本的人借款——也就几乎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了。[11]
在英国，是消费产品（通常是纺织品，但有时也包括食品）带动了工业化的突破；但是，比起英国工业革命，此时资本产业（铁、钢、煤等）已显得更为重要了。1846年，比利时工业雇员中有17%受雇于资本产业工业，而英国则在8%—9%之间。至1850年，比利时有3/4的工业使用蒸汽动力，并用在采矿业和冶金业上。[12] 犹如英国一般，大多数的新工业设施（工厂、铁厂或矿场）规模都很小，由一大群不成熟的劳工负责操作，他们多半是价格低廉、技术陈旧的家庭代工，或从事原料加工和转包的工人。这类劳工随着工厂和市场的需要而诞生，最终也将为这两者所摧毁。在比利时（1846年），毛纺、亚麻和棉纺工厂平均劳工数目分别只有30人、35人和43人；在瑞典（1838年），每个纺织“工厂”的平均劳工数目不过只有6—7人。[13] 另一方面，此时的工业化有着比英国大得多的集中程度，在那些如人们所预期日后将成为工业区的地方，有时像是被农业用地包围的一小块领土，人们正运用着拓荒者的经验，以更加高度发达的技术为基础，并经常享受着来自政府有计划的大力支持。在波希米亚（1841年），3/4的棉纺工人就业于百人以上的工厂中，而且其中几乎有半数就业于15个200人以上的工厂。[14] （另一方面，实际上所有的织布工作，在19世纪50年代前仍是在手工织布机上完成的。）在此时已占显著地位的重工业中，情况自然更是如此：比利时的铸造工厂（1838年）平均有80名工人，比利时的煤矿区则平均约有150名工人（1846年），[15] 至于像瑟兰（Seraing）的科克里尔那样的工业巨人（该厂雇用了2 000名工人），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样的工业景象，颇似岛屿星罗棋布的湖泊。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的整体视作一个湖泊，湖中诸岛就是工业城市、工业地区或乡村复合体（如在德意志中部和波希米亚山区中常见的制造业村庄网）。在法国有诸如米卢斯（Mulhouse）、里尔（Lille）和卢昂（Rouen）这样的纺织城镇，在普鲁士有埃伯费尔德——巴门（Elberfeld-Barmen）和克雷费尔德（Krefeld），以及比利时南部和萨克森。如果我们把广大的独立工匠、在冬季制作产品以求出售的农民，以及家庭代工或从事原料加工的工人看作是湖泊，那么岛屿就是工厂、矿场和大大小小的铸造厂。在这片风景中，大部分地方依然是水域；或者说——采用稍稍更接近于真实的隐喻说法——是环绕在工商业中心周围，小规模生产或依附性生产的芦苇草。稍早建立起来作为封建制度附属物的家庭工业和其他工业，也依然存在。其中大多数——例如西里西亚的亚麻工业——处于悲剧性的迅速衰落之中。[16] 大城市几乎没有进行工业化，尽管城内有大量的劳工和工匠人口，用以满足消费、交通和各种服务业的需要。世界上超过10万居民的城市中，除了法国的里昂外，唯有英、美两国的城市，明显地包罗了工业中心。以米兰为例，1841年时，全城只有两部小型蒸汽机。事实上，典型的工业中心（在欧洲大陆和英国都一样），只是中小规模的城市或是村庄复合体。
然而，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欧洲大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美国——的工业化并不同于英国，即以私营企业推动工业化自发进展的前提条件，在欧洲大陆还不如英国那般有利。如我们所知，英国在经历了约200年的缓慢准备后，并不存在任何生产要素的真正短缺，实际上也没有阻止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在其他国家，情况就不是这样。例如，德意志有明显的资本短缺。德意志中产阶级那种非常朴素的生活方式，便显示了这种短缺。虽然如此，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却完美地化身为比德迈尔（Biedermayer）风格，一种迷人而又稳重的室内设计。人们常常忘记，根据当时德意志的标准，歌德确实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在魏玛（Weimar）的房屋，比起英国克拉彭（Clapham）地区节俭银行家的舒适标准，要绰绰有余（却也好不了太多）。在19世纪20年代的柏林，宫廷贵妇，甚至公主，终年都穿着简朴的密织棉布衣裙。如果她们拥有一套丝绸服装，通常都留到特殊场合才穿上。[17] 由师傅、帮工和学徒组成的传统行会制度，仍然阻碍着工商企业的发展，阻挠着技术工人的流动，而且实际上阻碍着一切经济变革。普鲁士于1811年废除了手工工匠必须归属行会的义务，却没有废除行会本身，而且，行会成员还由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立法，而在政治上得到了加强。直到19世纪30和40年代，行会的生产模式几乎依然如旧，未受触动。于是全面引进“自由行业”，不得不等到19世纪50年代。
一大批各有控制权力和既得利益的小邦国，阻止了工业化的合理发展。唯一的胜利是建立了一个全面性的关税同盟。这个同盟不包括奥地利。普鲁士出于自己的利益，运用它在1818—1834年间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成功地建立了该同盟。每一个政府，无论是重商主义的还是父权专制的，为了社会稳定，都向卑微的臣民颁布了大量的规章和行政条例，但同时却也激怒了私营企业家。普鲁士政府控制着手工业生产的质量和价格、西里西亚家庭亚麻织布业的活动，以及莱茵河右岸矿业的经营。人民必须取得政府的许可才能开办矿场，而在开张经营后，政府的许可也可能被撤回。
显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其他国家也相似），工业发展不得不以与英国不同的方式进行。因而在整个欧洲大陆，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插手工业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政府已经惯于此道，也因为它不得不这么做。1822年，荷兰联合省国王威廉一世创立了“荷兰全国工业促进总会”，他不但捐赠国家土地，还认购了40%左右的股票，而且向其他认购者担保5%的红利。普鲁士政府继续经营该国相当大部分的矿场。新的铁路系统即使不是由政府实际建造，也无一例外是由政府规划、提供有利的土地使用权，并担保投资以资鼓励。事实上，到此时，唯有英国的铁路是完全由承担风险和谋求利润的私人企业所兴建，投资者和企业家没有得到政府的津贴和担保。设计最早和最好的铁路网络在比利时，是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进行规划，旨在使这个新独立国，从以荷兰为基地的交通系统（主要是水路）中分离出去。1833年，法国议会决定兴建法国铁路网，但是，政治上的困难和大资产阶级不情愿以安全投资换取投机性投资，延迟了铁路网的系统性建设。1842年，奥地利政府决定兴建铁路网，普鲁士也有相似计划，但都因资源贫乏而延后。
出于类似原因，欧洲大陆上的企业要远比英国企业更依赖于足够现代化的实业、商业和银行业的立法，以及金融机构。实际上，法国大革命已经产生了上述两者。《拿破仑法典》，以其重视合法保障的契约自由、承认汇票和其他商业票据，以及对合股企业（如股份有限公司和合资公司，全欧洲都采用，除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安排处理，而成为世界通用的模式。此外，金融业的各种发明创造，也在国外广受欢迎，这些创见出自那些主张革命的年轻圣西门主义者和皮尔耶兄弟富有想象力的头脑。他们最伟大的胜利，要等到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繁荣时代才告实现；但是，早在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的苏塞特集团（Société Générale）就已经开始将皮尔耶兄弟所预见的那种投资银行付诸实践，荷兰的金融家（虽然大部分实业家尚未听说过他们）也采用了圣西门主义者的主张。实质上，这些主张旨在把各种各样的国内资本源动员起来。这些资本原本是不会自发地通过银行或投资信托公司而流向工业发展，就算资本拥有者想要投资，也不会知道该投向何处。1850年后，欧洲大陆产生了大银行既是银行家又是投资者的独特现象（德意志尤为如此），因而大银行也支配了工业，并且促进了工业的早期集中。
然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巨大的矛盾体——法国。在理论上，没有其他国家能比它发展得更快。如我们所知，法国有十分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体制；法国企业家的天赋和创造性，在欧洲堪称无与伦比。法国人发明了或首次发展了百货公司、广告，以及在遥遥领先的法国科学指导下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成就——照相术［与尼埃普斯（Nicéphore Nièpce）和达盖尔（Daguerre）有关］、勒布朗（Leblanc）的苏打制作、贝托列（Berthollet）的氯漂白法、电镀法、镀锌法等。法国金融家在世界上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法国拥有大量的储备资本，可在其专业技术协助下，向整个欧洲大陆输出，甚至在1850年后，与伦敦大公共马车公司（London General Omnibus Company）这样的机构合作，向英国输出资本。至1847年，大约有22.5亿法郎已输往国外[18] ——这一数额仅次于英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天文数字。巴黎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仅稍次于伦敦，实际上，在1847年这样的危机时代，它甚至比伦敦看起来更强大一些。19世纪40年代，法国企业建立了欧洲的煤气公司网，遍及佛罗伦萨、威尼斯、帕多瓦（Padua）和维罗纳（Verona），还取得了在整个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建立煤气公司的特许权。法国企业还打算资助并建设欧洲大陆（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除外）的铁路。
不过在事实上，法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层面，明显慢于其他国家。国内的人口平稳增长，却没有急遽猛增。城市只有不算大的发展（巴黎例外），实际上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有些城市还缩小了。其工业力量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无疑要大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它所拥有的蒸汽机马力等于其余欧洲大陆国家的总和；但是，它已相对落后于英国，又将相对落后于德意志。事实上，尽管法国具有优势，起步早，却从未变成可与英国、德意志和美国相匹敌的主要工业强国。
对此矛盾现象的解释是，如我们所知，原因在于法国大革命本身，大革命通过立宪会议之手所创造的大部分成果，却又在罗伯斯庇尔的手中取消断送。法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部分是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上层结构。没有土地的自由劳动力，只是以涓涓细流进入城市；在别的国家促使进步企业家大发其财的规格化廉价货物，在法国却没有足够大和不断扩展的市场。大量的资本剩余下来，但是，为什么要投资于国内工业呢？[19] 聪明的法国企业家制造奢侈品，而不制造大众消费品；聪明的金融家用资金去促进外国工业而不是本国工业。在其他国家，唯有经济增长为私营企业提供了高于其他生意的利润时，这两者才会携手发展。在法国却不是这样，尽管他国的经济增长是通过法国的推动。
站在与法国相反一端的是美国。这个国家遭受到资本短缺之苦。但是，它准备引进任何数量的资本，而且英国乐于输出资本。这个国家也面临了劳动力短缺之苦。但是，不列颠群岛和德意志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后，为它输出了成百万剩余人口。这个国家缺乏足够的技工，但是，就算是下列技工——兰开夏的棉纺织工人、威尔士的矿工和铁匠——也可以从世界其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地方输入。而且，美国特有的才能就在于发明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尤其是简化劳动的机械。这种才能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美国所缺少的，只是用以开发一望无际的领土和资源所需的工具和交通。美国的殖民者、政府、传教士和商人，已经横贯大陆扩张到太平洋，或者说，在世上最具活力的第二大商船队支持下，已将他们的贸易推向各大洋，从印度洋的桑给巴尔直到夏威夷。尽管如此，单是内部的扩张过程，就足以使美国经济保持几乎是无限的增长。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已是美利坚帝国选上的意中之地。
这个新兴共和国家的所有制度都鼓励储蓄、才智和私营企业。数量巨大的新来人口，定居在沿海城市和新近占据的内地各州，他们需要同样规格的个人与家庭用品、农场物品与装备，并且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同质市场。发明和创业的报偿非常丰厚：蒸汽船（1807—1813年）、大头针（1807年）、螺丝车床（1809年）、假牙（1822年）、绝缘线（1827—1831年）、左轮手枪（1835年）、打字机和缝纫机（1843—1846年）、滚筒式印刷机（1846年），以及一大批农业机械的发明者，都在追求这些丰厚的报酬。虽然美国经济真正的昂首奋进，要等到1860年之后，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也没有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比美国来得更快。
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指日可待。然而，在这项转变中有一个重大阻碍：工业发达的北方与半殖民式的南方之间的冲突。长久以来，北方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得益于欧洲的资本、劳力和技术，尤其获利于英国；但极少输入这些资源的南方，则呈现一种典型依附于英国的经济。就像澳大利亚必须依靠羊毛、阿根廷必须依靠肉类那样，南方的成功之处，在于用它出产的、几乎全数的棉花去供应英国兰开夏繁荣异常的棉纺工厂，但正是这种成功使它的依附性无可扭转。南方主张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使它能向英国出售产品，并以所得购回廉价的英国货；而北方，几乎从一开始（1816年）就极力保护本国工业资本家，抵制所有会与自己廉价竞争的外国人，即英国人。北方和南方相互争夺西部领土，一个是为了发展奴隶制度的庄园经济和落后而自给自足的垦居方式，另一个则是为了发展机械收割机和大规模屠宰场。直到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时代到来之前，控制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中西部的主要出海口）的南方，手中握有较强有力的经济牌。1861—1865年的南北内战，实际上是由北方资本主义所进行和主导的美国统一战争。至此，美国经济的前途才确定下来。
世界经济的另一个未来巨人是俄国。虽然有远见的观察家已经预言俄国的巨大幅员、人口和资源，迟早会显示出力量，但此时它在经济上尚无足轻重。18世纪历代沙皇创立起来的采矿业和制造业，因为是以地主或封建商人为雇主，以农奴为劳工，所以正在逐渐走向衰落。新的工业（家庭工业和小规模的纺织工厂），要等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有真正显著的发展。而即使是从肥沃的乌克兰黑土区向西方出口粮食，也只有幅度不大的进展。俄属波兰倒是相当发达，但是，它也犹如东欧其他地方（从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直至南方的巴尔干半岛），重大的经济变革时代尚未到来。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亦是如此，只有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小块地区例外。甚至在意大利北部，那里的经济变化要大得多，但这些变化却更明显地表现在农业（农业在这个地区总是资本投资和创办企业的一条主要出路）、商贸和航运业中，而不是制造业上。然而，在整个南欧，工业经济发展都受制于煤的短缺。当时，煤仍是工业动力的唯一重要能源。
于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迅速成为工业强国，而另一部分则落后了。但是，这两种现象并非彼此互不关联。经济停滞、迟缓甚或衰退，都是经济进步的产物。因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能抵挡新兴财富和工商中心的力量，或在某些情况下的诱惑呢？英国和某些欧洲国家，只要凭低价销售便足以抵制一切竞争对手。“世界工厂”的头衔是非常适合它们的。对那些不甚发达的地区而言，看起来再“自然”不过的做法，便是应该生产粮食或矿物，然后用这些非竞争性的货物换取英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制成品。科布登告诉意大利人说：“你们的煤就是太阳。”[20] 在大地主，或甚至开明的农场主或牧场主掌握地方权力的地区，这种交换是两全其美的。古巴的种植园主相当乐意以蔗糖赚钱，愿意进口外国货物，因为这可使外国人有钱购买他们的蔗糖。在当地制造业者可以说话算数的地方，或当地政府赞赏经济平衡发展的好处或只是意识到依赖性害处的地方，事情就没那么乐观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ederick List）虽然在通常的情况下自诩为抽象哲学家，但他拒绝那种实际上会使英国成为首要或唯一工业强国的国际经济，因而要求实行保护主义，而且，如我们所见，美国人也这样认为，只是他们没有这种哲学。
上述种种说法皆假定该经济体系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并且强大到足以接受或拒绝由世上一小部分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地区派定给他们的角色。在那些并非独立的地区，如殖民地，就别无选择。如我们所知，印度正处于非工业化的过程中。埃及是这种非工业化过程更为生动的实例。因为在埃及，当地的统治者阿里，实际上已经开始有计划地使他的国家转变为现代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他不仅鼓励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从1821年起），而且至1838年，已将1 200万英镑这一极可观数目的资金投入工业，工厂雇用了大约3万—4万工人。如果让埃及走自己的路，将会是怎样一种光景？这个答案我们无从知晓。确实发生的历史是，1838年的《英国——土耳其公约》（Anglo-Turkish Convention）将外国商人强加给这个国家，并因此破坏了阿里借以操持的对外贸易垄断；而在1839—1841年间，西方国家击败了埃及，逼迫埃及削减军队，因而也就消除了曾引导埃及走向工业化的大多数激励因素。[21] 19世纪，西方的炮舰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迫使一个国家向外国贸易“开放”，换言之，向世界工业化地区的优势竞争开放。看到19世纪末作为英国保护国的埃及，谁会想到早在50年前，这个国家曾是为了摆脱经济落后状态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第一个非白人国家呢？[6]
在双元革命时代的所有经济后果中，这种“进步国家”和“未开发国家”之间的分歧，被证明是影响最深远、最持久的。大致而言，至1848年，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哪些国家是属于第一集团，它们包括西欧（伊比利亚半岛除外）、德意志、北意大利、中欧的一些部分、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可能还有英语世界的移民拓居地。但是，同样很清楚的是，世界的其余部分，除了一小块地区外，在西方进出口货物的非正式压力下，或在西方炮舰和远征军的军事压力下，正在沦为或变成西方的经济附庸地。这种横在“落后”国家与“进步”国家之间的鸿沟，直到20世纪30年代俄国人发展出跨越的手段之前，仍是不可动摇、无法横越，而且日益分隔着世上的少数居民和大多数人口。没有其他事实比这件事对20世纪历史的发展，更具决定性的了。
[1] 工业部分的世界性胜利，又使变革的节奏再次同步，不过，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
[2] 英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在1801年，首次较为充分的人口普查是1831年。
[3] 在这个时期，清王朝正处于其行政效率的巅峰阶段。中国一般的王朝周期，可持续大约300年；清朝在17世纪中期开始掌权。
[4] 在铁甲船再次使英国获得优势以前，美国到1860年时几乎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5] 1850—1888年，共有2 200万欧洲人向外移民；1889年的国际贸易总额，已接近34亿英镑，相比之下，1840年仅有6亿英镑。
[6] 埃及的现代化曾令科布登感到憎恶，他说：“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在浪费最好的原棉，这些原棉本来应该是卖给我们的……浪费的还不只是原棉，那些被逼去从事制造业的劳工，本来是应该在棉田里工作的。”Morley，Life of Cobden，Chapter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