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一定是丧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则怎么会对这场世界经历过的最重要革命，对它正在进行的庄严方式，不表敬仰赞赏。凡有幸目睹这一伟大城市最近三天发展的同胞，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是夸张的。
——《晨邮报》（Morning Post ）1789年7月21日论巴士底狱的陷落
不久，开明国家将审判那些迄今统治着它们的人。国王们将被迫逃亡荒漠，与和他们相似的野兽为伍。而自然将恢复其权利。
——圣鞠斯特《论法国宪法》（Sur la Constitution de la France ），1793年4月24日在国民公会发表的演说
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为世界的铁路和工厂提供了范例，它提供的经济急剧增长，破坏了非欧洲世界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法国则引发了世界革命，并赋予其思想，以致三色旗这类事物成了实质上每个新生国家的象征，而1789—1917年之间的欧洲（或实际上是世界的）政治，主要是赞成或反对1789年的原则，或甚至更富煽动性的1793年原则的斗争。法国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提供了自由和激进民主政治的语汇和问题。法国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第一个伟大的榜样、观念和语汇。法国为多数国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组织模式和公制度量衡。经由法国的影响，现代世界的思想观念首次渗透进迄今曾抗拒欧洲思想的古老文明世界。以上便是法国大革命的杰作。[1]
如我们所见，对欧洲的旧制度及其经济体系来说，18世纪末期是一个危机时代。该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充满了有时几乎达到起义地步的政治骚动和殖民地争取自治的运动，这种运动有时甚至可以使它们脱离宗主国，而且不仅发生在美国（1776—1783年），还见诸爱尔兰（1782—1784年）、比利时和列日（1787—1790年）、荷兰（1783—1787年）、日内瓦，甚至英格兰（1779年，此点曾有争议）。这一连串的政治骚动是那样地引人注目，以至于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形容这是一个“民主革命的时代”。法国大革命是唯一一次虽然程度最激进，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民主革命。[1]
认为旧制度的危机并非纯粹是法国独有的现象，这样的看法颇有一些分量。正因为如此，或许有人会争辩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它在20世纪占有类似的重要地位）不过是这一连串类似运动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而1917年前几年的这类运动，最终埋葬了古老的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然而，这有点文不对题。法国大革命或许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但它比其他同时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后果也要深远得多。第一，它发生在欧洲势力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在1789年时，差不多每五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是法国人。第二，在它先后发生的所有革命中，唯有它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并且比任何一次类似的大剧变都要激进得多。那些因政治上同情法国大革命而移居法国的美国革命家和英国“雅各宾党人”（Jacobins），发现他们自己在法国都成了温和派，这不是偶然的。潘恩（Thomas Paine）在英国和美国都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在巴黎，他却是吉伦特派（Girondins）最温和的人物之一。广义说来，像从前许多国家进行的革命一样，美洲革命的结果仅仅是摆脱了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政治控制。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则是巴尔扎克的时代取代了杜·巴里夫人（Mme Du Barry，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的时代。
第三，在所有同时代的革命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军队开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实际上也发挥了相同作用。美国独立革命一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但（除直接卷入或被其卷入的国家以外）它在其他地方很少留下重大痕迹。法国大革命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反响比美国独立革命要大，它引起了1808年后导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义。其直接影响远至孟加拉，该地的罗易（Ram Mohan Roy）在法国大革命的激励下，创立了第一个印度人的改革运动，并成为现代印度民族主义的鼻祖（当他于1830年访问英国时，坚持要搭乘法国船，以显示他对其信仰的热忱）。如上所述，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世界产生实际影响的第一次伟大思想运动”，[2] 这种影响几乎是立即发生的。到19世纪中期，以前仅表示一个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突厥语词汇“vatan”，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开始变成类似“patrie”（祖国）的意思；1800年以前，“liberty”（自由）一词最初是表示与“slavery”（奴隶身份）相反的法律术语，现在开始具有新的政治含义。它的间接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因为它为日后的所有革命运动提供了榜样，其教训（根据需要随意加以解释的）融入了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中。[2]
因此，法国大革命是属于它那个时代的那种革命，而并不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所以它的起源不应仅在欧洲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还应当在法国特有的形势下去寻找。其独特性或许在国际关系中做了最好的说明。在整个18世纪，法国都是英国的主要国际经济竞争对手。它的外贸额在1720—1780年间增加了3倍，引起了英国的忧虑；它在某些地区（例如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制度，比英国更具活力。然而法国不是英国那样的强国，后者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由资本主义扩张的利益来决定。法国是欧洲最强大，并在许多方面是旧贵族君主专制中最典型的国家。易言之，法国官方机构和旧制度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尖锐。
新兴势力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主张有效地开发土地，主张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主张对统一的国家领土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废除阻碍国家能源发展的一切限制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合理公平的行政和税收。1774—1776年间，他作为路易十六的首席大臣，曾试图实行这样的计划，但可悲地失败了，而这场失败是极具代表性的。这类性质的改革，即使是最温和的，也与君主独裁制不相容或不受其欢迎。相反，一旦改革者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就会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就会在这时所谓的“开明君主”中被广泛地鼓吹。但在大多数“开明专制”的国家中，这样的改革不是行不通，因而只在理论上时兴一时，就是无法改变其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质；或者在地方贵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下归于失败，使国家沦为相对于从前状态稍事整顿过的那种样子。在法国，改革失败得比其他国家更快，因为既得利益团体的抵制更加有效。但这一失败的结果对君主制度更具灾难性，因为资产阶级变革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他们不会无所作为。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希望从开明君主身上转到人民或“民族”身上。
不过，这样的概括还是无法使我们理解，为什么这场革命会发生在这个时候，以及为什么它会走上那条引人注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研究一下所谓“封建反动”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实际上提供了引爆法国火药库的火花。
在2 300万的法国人中，约40万人组成的贵族无疑是这个国家的“第一阶级”，尽管它并非像普鲁士或其他国家那样，绝对不受较低阶级的挑战，但仍然相当稳固。他们享有很大的特权，其中包括一些赋税的豁免权（但豁免数量不如组织更加严密的僧侣阶级那么多），以及收取封建税捐的权利。在政治上，他们的地位不那么显要。君主专制尽管在其性质上仍是贵族的甚至封建性质的，但它尽可能地剥夺了贵族的政治独立和职责，并削减了他们旧有的代表机构——三级会议（States-General）和高等法院。这一事实持续在高级贵族和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中引起怨恨。长袍贵族是后来国王们因各种目的，主要是出于财政和行政目的而册封的，一个被授予爵位的政府中产阶级，只要能通过残存的法院和三级会议，就能表达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双重不满。贵族在经济上的忧虑绝非无关紧要，他们生来就是，并且按传统一直是武士而不是挣钱的人，贵族甚至被正式禁止经商或从事专门职业。他们依靠其地产收入，或者如果他们属于享有优惠的少数大贵族和宫廷贵族，则依靠富有的婚姻、宫廷的年金、赏赐和干薪。但是，有贵族地位之人，其开销是很大的，并且不断上涨；而他们的收入却在下降，因为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是自己财富的精明管理人，如果他们勉强进行管理的话。通货膨胀使诸如租金这样的固定收入，其价值逐渐减少。
因此很自然，贵族们只好利用自己的一项主要资产，即公认的阶级特权。在整个18世纪，在法国如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他们不断侵占官职，但专制君主却宁可让在专业上称职、在政治上无害的中产阶级人士来担任这些职务。至18世纪80年代，甚至要有贵族的徽饰才能购买军队的委任状，所有主教都是贵族，甚至管理王室的宫廷管家一职，也大都被他们夺占。由于他们成功地竞争了官职，贵族不但触怒了中产阶级的感情，还通过日益增强的接管地方和中央行政权的趋势，动摇了国家的基础。同样，他们，特别是那些少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地方乡绅，为应付其收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极尽可能利用手中强大的封建权力，加紧搜刮农民的钱财（或劳役，不过这比较少）。为恢复这类已过时的权力或从现存权力中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一种专职的、研究封建法的专家（feudist）产生了。其中最杰出的成员巴贝夫（Babeuf），于1796年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共产主义暴动的领袖。因而，贵族不仅触怒了中产阶级，而且也触怒了农民。
农民这个也许占了法国人口80%的广大阶级，他们的地位绝对不值得称羡。大体而论，他们实际上是自由的，并且常常是土地所有者。在实际数字中，贵族仅占所有土地的1/5，教会地产也许占另外6%，这一比例随地区而波动。[3] 例如，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主教辖区，农民已占有38%—40%的土地，资产阶级占18%—19%，贵族占15%—16%，僧侣占3%—4%，还有1/5是公地。[4] 可是，事实上多数人都没有土地或没有足够的土地，由于技术普遍落后，这个问题日趋严重；而人口的增长，更使普遍缺乏土地的问题日趋恶化。封建税捐、什一税和赋税掠走了农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这部分比例日渐提高；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使剩余部分的价值日趋减少。只有少数经常有剩余产品出售的农民，才能从涨价中获得好处；其余的人或多或少都遭受涨价之苦，特别是在歉收年，因短缺造成的高价主宰着市场。无疑，由于这些原因，在革命前的20年里，农民的境况日益恶化。
君主政体的财政困难使问题攀升到危机点。这个王国的行政和财政结构大体已经过时，如前所述，企图借由1774—1776年的改革来修补这一结构的努力，在以高等法院为首的既得利益团体的反抗下，已遭失败。然后，法国卷入了美国独立战争。对英国的胜利是以其最后破产为代价换得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独立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各种权宜之计都尝试过了，但收效日少。当时财政赤字率至少20%，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节约措施，除非进行一项根本改革，以动员实际上相当强大的国家课税能力，否则无法应付此一局势。因为，尽管凡尔赛宫的挥霍经常因危机而受到谴责，但宫廷的开支仅占1788年总支出的6%。战争、海军和外交支出占1/4，现存债务负担占一半。战争和债务——美国独立战争及其债务——破坏了君主政权的根基。
政府的危机给贵族和高等法院带来了机遇。政府若不扩大他们的特权，他们就拒绝付款。专制主义面对的第一次破裂是1787年召开的“显贵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这次会议的成员虽经过精心挑选，但仍然很难对付，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原本是要批准政府增辟税源的需求。第二次破裂，也是决定性的一次，便是三级会议——这项旧封建时代的会议自1614年起便已停止召开。因而，革命的开始，是贵族试图重新夺回国家控制权。因如下两个原因，这一企图失算了：其一，它低估了第三等级的独立意愿，这一虚构的团体想要代表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僧侣的所有人民，但实际上是由中产阶级主宰；其二，它忽略了在进行政治赌博之际，被引入其中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法国大革命并非由有组织的政党或运动发动领导的，也不是由企图执行某个计划纲领的人发动领导的。直到后革命时期的拿破仑出现以前，它甚至未能推举出在20世纪革命时我们习惯看到的那类“领袖人物”。然而，在一个相当有内聚力的社会集团中，他们的共同意愿惊人地一致，遂使该革命运动有力地团结起来。这个集团便是“资产阶级”；其思想观念是由“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系统阐述、由共济会纲领以及在非正式同盟中所鼓吹的古典自由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哲学家”发动了这一场革命。或许没有他们，革命也会发生，但可能正是由于他们，才造成了只是破坏一个旧制度与迅速有效地以一个新制度取而代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其最一般的形式上，1789年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来自共济会，这种观念曾在莫扎特（Mozart）的《魔笛》（Magic Flute ，1791）中得到纯洁庄严的展现，它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伟大的宣传艺术，那个时代最高的艺术成就经常都是宣传性的。更确切地说，1789年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在同年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s ）中提出来的。这是一份反对贵族特权阶级的宣言，但并不是支持民主社会或平等社会的宣言。宣言中的第一条说，“在法律上，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它也容许存在社会差别，“只要是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私有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是神圣、不可剥夺和侵犯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职务对有才能的人同等开放；但如果赛跑在同等条件下开始，那么同样可以假定，参赛者不会同时跑到终点。该宣言主张（如同反对贵族阶级或专制主义一样），“所有公民都有权在制定法律方面进行合作”；“个人亲自参与，或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而宣言中设想作为主要政府机构的代表大会，并不一定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它所指的制度也不是要废除国王。建立在有产者寡头集团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比民主共和更符合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意愿，虽然民主共和在逻辑上似乎更符合他们理论上想要追求的目标。尽管也有些人毫不犹豫地捍卫民主共和，但总体说来，1789年典型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和1789—1848年的自由派）并非民主派，而是信仰立宪政体：一种具有公民自由和保障私有企业的世俗国家，以及由纳税人和财产所有者组成的政府。
不过，在官场辞令上，这样的制度表达的并不仅是单纯的阶级利益，同时也是“人民”的普遍意愿，而人民则被转化为“法兰西民族”（一种意味深长的认同）。国王不再是蒙上帝恩宠的法兰西和纳瓦尔（Navarre）的国王路易，而是蒙上帝恩宠和国家宪法拥立的法国人的国王路易。宣言中说，“一切主权均源自国家”，而国家，如西耶士（Abbé Sieyès）神父所说，不承认世上有高于其自身利益的利益，并且不接受国家法律以外的法律和权威，不管是一般人类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无疑，法兰西民族及其以后的模仿者，最初未曾设想到其本身利益会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利益相冲突，相反的，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在开创或参与将各国人民从暴政下普遍解放出来的一项运动。但事实上，国家间的竞争（例如法国商人与英国商人的竞争）和国家间的从属（例如，被征服国家或已解放国家的利益对大国利益的屈从），已暗含于1789年资产阶级首次给予正式表达的民族主义之中。“人民”等同于民族，这是一种比意欲表达此点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纲领，更具革命性的革命观念。但它也是一种双刃的观念。
因为农民和劳动穷人都是文盲，政治态度不是温和就是不成熟，加上选举过程是间接的，因而被选出来代表第三等级的610人，多数是同一个模子打出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律师，他们在法国地方上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另有约100位资本家和商人。中产阶级为赢得相当于贵族和僧侣总和的代表权，为争取正式代表95%的人民，为了这些温和的抱负而进行了艰苦、成功的斗争。现在，他们以同样的决心为争取资产阶级潜在多数票的权利而斗争，其方式是把三级会议转变为个别独立的代理人会议，这些代表将以各自投票，取代以传统阶级为单位的商议或投票，在后一种情况下，贵族和僧侣的两票总是能够压倒第三等级的一票。在这个问题上，首次的革命性突破展开了。三级会议开幕六周以后，急于在国王、贵族和教士之前抢先采取行动的平民代表，将他们自己和那些准备好要跟随他们的人组织起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组成了有权重新制定宪法的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一次反革命的企图导致他们在实质上按英国下院的模式确定了自己的要求。专制主义已走到尽头，如才华横溢而又名声不佳的前贵族米拉波（Mirabeau）对国王所说的：“先生，在这个会议里，您是一个局外人，您无权在这里说话。”[5]
第三等级虽面临国王和特权等级的联合反抗，还是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不仅代表了有教养而又富有战斗性的少数人的观点，而且也代表了更强大得多的势力，即城市的，特别是巴黎劳动贫民的观点以及革命农民的观点，虽然这比较短暂。之所以能把一次有限的改革鼓动成一场革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三级会议的号召与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危机恰好一致。因一系列复杂原因，18世纪80年代晚期，对法国经济的所有部门都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时期。1788年和1789年的歉收和异常艰难的冬季，使这场危机尖锐起来。歉收使农民遭到损失，一时间，这意味着大生产者可以高价出售谷物，而大多数持地不多的人，则可能不得不去吃有钱人种植的粮食，或以无比的高价购买食物，特别是在临近新收获的月份（即5、6月）更是如此。歉收对城市贫民的冲击更为明显，他们的生活费（面包是主食）可能上涨了一倍。乡村的贫困使制成品市场萎缩，因此也造成了工业的萧条，这使歉收的危害日趋严重。乡村贫民因而陷于绝望和躁动不安，他们铤而走险，从事暴动和盗匪活动；在生活成本暴涨之时，城市贫民又失去工作，更陷入双重绝望之中。在正常情况下，或许只会发生一些盲目的骚动，但在1788年和1789年，法兰西王国的一场大骚动、一场宣传和选举的胜利，使人民在绝望中看到一种政治前景，他们提出了从乡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要求，在当时，这是一种无比巨大、震天撼地的思想。骚动的人民站在第三等级代表的后面，做他们的坚强后盾。
镇压革命将原本的群众骚动变成了实际的起义。无疑，旧制度唯一本能的反应便是进行抵抗，如果必要的话，就使用武装力量，尽管军队已不完全可靠。（只有不切实际的梦想家才会认为，路易十六也许会接受失败并立即使自己转变为立宪君主，即使他不像实际上那样无足轻重，那样愚蠢，即使他娶的是一个头脑不那么简单、不那么没责任感的女人，即使他稍微愿意听从谋臣的忠告，不做那些灾难性的举动，他也不会那样做。）事实上，镇压革命已经促使巴黎那些饥饿、充满不信任感和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整个动员起来。这场动员最激动人心的结果是攻占巴士底狱，这是一座象征王室权威的国家监狱，革命者指望在那里找到武器。在革命的年代，没有比象征物倒塌更具影响力的东西了。攻占巴士底狱代表了专制主义的垮台，这个事件象征着解放的开端，因而使全世界为之欢呼，于是7月14日遂成为法国的国庆日。哥尼斯堡（Koenigsberg）的康德（Immanuel Kant）是一个稳健的哲学家，据说，他的生活习惯非常有规律，以至于他那个城镇的居民都用他的活动来校正自己的钟表，甚至是像他这样的人在听到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后，也把下午散步的时间延后了，哥尼斯堡的人民于是都相信，震动世界的事件真的发生了。更能说明其影响的是，巴士底狱的陷落使革命蔓延到地方城镇和乡村。
农民革命是规模庞大、缺乏组织和明确目标、没有名称，但却不可抗拒的运动。使农民动乱转变成不可逆转的骚动的是，地方城市起义与群众恐慌浪潮的结合，它们悄悄而又迅速地在广大的农村蔓延，此即1789年7月底8月初的所谓大恐慌（Grand Peur）。在7月14日之后的三周内，法国农村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皇家法兰西的国家机器便告分崩离析。国家权力只剩下一些零散且未必可靠的军队、一个没有强制力的国民会议和许许多多自治城市或中产阶级的行政机关，它们不久就按巴黎模式组建了资产阶级的武装“国民军”（National Guard）。中产阶级和贵族立即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所有封建特权都被正式废除，虽然在政治局势安定之后，确定了对他们进行补偿的高昂价码。直到1793年后，封建主义才完全告终。到1789年8月底，革命还发表了其正式宣言——《人权宣言》。相反的，国王以他惯常的笨拙方式进行了反抗，被群众性动荡的社会含义吓坏了的中产阶级革命分子开始想到，保守主义的时刻已经到来。
简言之，法国以及之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的主要形态，到这时已清晰可见了。这种戏剧性、充满辩证法的舞步将主宰日后的几代人。我们还会多次看到温和的中产阶级改良派，动员民众去对付反革命的死硬顽抗。我们还将看到，群众超越温和派的目标而走向自己的社会革命，而温和派则分裂为从此与反革命派同流合污的保守派，以及决心在群众的帮助下去追求温和目标中尚未实现部分的左派，即使冒着对群众失去控制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如此，经过抵抗方式的反复变换——群众动员——向左转——温和派的分裂和向右转——直至中产阶级的多数转变成日后的保守阵营，或是被社会革命所粉碎。在以后多数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温和的自由派通常都是在革命刚刚开始的阶段就倒退，或转向保守阵营。实际上，在19世纪，我们越来越发现（在德国最明显），由于担心其难以控制的后果，温和自由派压根儿就不想发动革命，而宁愿与国王和贵族达成妥协。法国大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有一部分的自由派中产阶级愿意继续革命，直至达到或真正濒临反资产阶级革命之时为止。这便是雅各宾派，他们的名字已成了其他国家“激进革命”的代名词。
为什么呢？当然部分原因是法国资产阶级尚未像日后的自由派那样，被法国大革命的可怕记忆所吓坏。1794年后，温和派已经很清楚，对资产阶级的安适和前途来说，雅各宾制度已把革命推得太远了，正如革命者十分清楚的那样，即使“1793年的太阳”会再升上来，它也不会在非资产阶级的社会散发光辉。再者，雅各宾派之所以能有机会提出激进主义，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存在可以取代他们的社会替代方案。这样一个阶级，只有在工业革命过程中，随同“无产阶级”，或准确些说，随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和运动而产生。在法国大革命中，工人阶级（这里指的是受雇者全体，其中多数都是非工业的雇佣劳动者）还没有发挥多大的独立作用。他们渴望过、造反过，或许还梦想过，但他们为了一些具体目的而追随非无产阶级的领袖。农民阶级从未提出不同于别人的政治替代方案；他们仅在情势需要时，提供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提出一个几乎不可更改的目标。取代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唯一派别（如果不算一旦失去群众支持就无能为力的一小批思想家和好斗分子）是“无套裤汉”（Sansculotte），这是一个大多由劳动贫民、小匠人、店铺老板、手工业者、小业主等组成的、无定形的、主要是在城市的人群。无套裤汉的主要组织为巴黎的“区队”（sections）和地方政治俱乐部，他们提供了革命的主要打击力量——实际的示威者、暴动者和街垒构筑人。通过像马拉（Marat）和埃贝尔（Hébert）那样的新闻工作者和地方代言人，他们也提出了一种政策，在这些政策背后有一种模糊又自相矛盾的社会理想，他们把对（小）私有财产的尊重与对富人的敌视结合起来，要求政府保证穷人的工作、工资和社会保障，渴望一种极端的平等主义和地方化的直接民主。事实上，无套裤汉所反映的，是广大“小人物”的群众利益，这些小人物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也许更接近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他们毕竟多数是穷人。在美国［如杰斐逊主义（Jeffersonianism）和杰克逊民主派，或平民主义］、英国（如激进主义）、法国（如后来共和派和激进社会主义者的鼻祖）、意大利［如马志尼（Mazzini）派和加里波第（Garibaldi）派］和其他国家，我们都能看到这类人物。在后革命时期，它们大多变成中产阶级的自由左翼，但不情愿放弃左翼无敌人这一古老原则，并准备在遇到危机时起而反对“金钱壁垒”，或“经济保皇派”，或“钉死人类的黄金十字架”。但无套裤汉也没有提出现实的替代方案。他们的理想，一种乡下人和小手工工匠的美好过去，或不受银行家和百万富翁干扰的美好未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与他们背道而驰。他们最多只能够（这在1793—1794年已经实现）在其道路上设置路障，而这些路障从那一天起几乎直到现在，始终阻挠了法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无套裤汉是那么无益的一种现象，以致其名称本身大多已被人遗忘，或只是作为在共和二年对其提供领导的雅各宾主义的同义词而被人想起。
1789—1791年间，胜利的温和派资产阶级经由现在已经变成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的机构，着手进行法国规模庞大的合理化改革，这是该机构的目标。这次革命大部分持久的制度性成就都源于这一时期，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性成果，如公制度量衡的施行和对犹太人的最早解放，也都完成于此一时期。经济上，制宪会议的观点是完全自由的：它的农民政策是圈围公地和鼓励农村企业家；工人政策是禁止工会；小手工业政策是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它对普通人很少给予具体的满足，例外的是，从1790年起，通过教会土地（以及逃亡贵族土地）的世俗化和出售，一般人可从中获得三重好处：削弱教权，加强地方和农民企业家的力量，并对许多农民的革命活动给予有限的回报。1791年的宪法借由君主立宪制度，避开了过度民主，这种君主立宪政体，是建立在“积极公民”的财产权基础上。他们相信，消极公民（The passive）将过着与他们称谓相符的生活。
事实上，这种情形并未发生。一方面，尽管君主现在得到前革命资产阶级强大派别的支持，却还是不愿屈从于新制度。宫廷梦想让王弟进行征讨，以驱逐占统治地位的暴民，并恢复神授的法兰西最正统天主教徒国王的合法地位。《教士组织法》（1790）被误解为企图摧毁教会对罗马专制主义的忠诚，而不是摧毁教会，这把多数教士及其追随者赶到了反对派那边，并有助于迫使国王企图逃离国家，这是一种绝望的并被证明是自杀性的企图。路易十六在瓦伦斯（Varennes）被抓获（1791年6月），从此，共和主义变成了一种群众力量，对抛弃其人民的传统上的国王来说，它已失去享有臣民忠诚的权利。另一方面，不受控制的温和派自由企业经济，加重了食品价格的波动，因而也加强了城市贫民，特别是巴黎贫民的战斗精神。面包价格以温度计般的准确性反映了巴黎的政治温度，而巴黎的群众是决定性的革命力量：法国的三色旗就是结合了旧时王室的白色和巴黎的红、蓝两色。
战争的爆发使事情达到危急关头，这指的是它导致了1792年的第二次革命。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共和，最终导致了拿破仑上台。换句话说，它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转变成欧洲的历史。
两股势力——极右派和温和左派——把法国推向了一场全面战争。因为国王、越来越多的贵族和教会流亡者，都麇集在德意志西部各城市，很明显，只有外国干涉才有办法恢复旧制度。[3] 由于国际局势复杂，加上其他国家在政治上相对平静，要组织这样的干涉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对其他各国的贵族和君权神授的统治者来说，态势已越来越明显，恢复路易十六的权力不仅仅是阶级团结的行动，而且是防止令人震惊的思想从法国传播出来的重要防护措施。结果，夺回法国的势力在国外集结起来。
与此同时，温和自由派本身，最著名的是聚集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吉伦特省代表周围的政治家集团，是一股好战的势力。一部分原因是每次真正的革命都有成为世界性趋向的可能。对法国人来说，诚如对他们在国外的许多同情者一样，法国的解放仅仅是全世界自由凯旋号吹响的第一声，这样的观念很容易让人相信，解放在压迫和暴政下呻吟的所有民族，是革命祖国的义务。这种崇高昂扬的热情，企图将自由传送到温和和极端的革命者中，这种热情的存在的确无法把法兰西民族的事业和一切受奴役之民族的事业分割开来。法国和其他所有的革命运动都会接受或采用这种观点，从这时起至少要到1848年止，情况都是这样。直到1848年，解放欧洲的所有计划，都以各国人民在法国人民领导下联合起义推翻欧洲反动派为枢纽；而在1830年以后，其他国家的民族和自由主义的行动，诸如意大利或波兰的起义，也都趋向于把他们自己的国家看成某种意义上的救世主，注定要用自己的自由去发动其他所有的民族。
另一方面，不那么理想主义的看法认为，战争也有助于解决大量的国内问题。把新制度的困难说成是流亡贵族和外国暴君的阴谋，并把群众的不满引向他们，这是颇具吸引力和显而易见的做法。尤其是商人争辩说，捉摸不定的经济前景、通货贬值和其他问题，只有在消除干涉威胁后，才能得到解决。只要看一看英国的历史便可知晓，他们和他们的思想家或许认为，经济霸权是有计划侵略的产物（18世纪并非十分热爱和平的成功商人的世纪）；而且，如很快便会出现的那样，进行战争还可创造利润。由于这种种原因，除少数右翼和罗伯庇比尔领导下的少数左翼以外，新的立法会议（Legislative Assembly）大多数成员都主张进行战争。也由于这些原因，当战争开始时，革命的征服便把解放、剥削和政治变更结合起来。
战争是1792年4月宣布的。人们把失败归咎于王党的阴谋破坏和叛变（似乎完全可能），所以失败导致激进化。8月和9月，通过巴黎无套裤汉群众的武装行动，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第一共和国，随着共和元年的确立，宣布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法国大革命的黑暗和英雄时代，在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选举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也许是议会史上最杰出的代表）和号召全面抵抗入侵者的声音中展开了。国王被关进监狱，外国入侵在瓦尔密（Valmy）并不激烈的炮战中被阻挡住了。
革命战争强行按自己的逻辑行事。在新成立的国民公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党派是吉伦特派，他们是一些对外好战而对内温和的人士，是一批代表大商人、地方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界杰出人物的富有魅力和才华的议会演讲家。他们的政策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只有能用已经建立的正规军发动有限战争的国家，才有希望把战争和国内事务局限在严密分隔的空间里，就像简·奥斯汀（Jane Austen）小说中的女士和绅士们恰好在那时的英国所做的那样。革命既未发动有限的战役，又没有已经建立的军队；因而其战争摇摆于世界革命的最大胜利和最大失败之间，失败意味着全面的镇压革命，其军队（法国旧军队的残余）则既没有战斗力，又不可靠。共和国的主要将领杜穆里埃（Dumouriez）不久就投向敌人。只有用前所未有的革命办法才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取胜，即使胜利仅意味着粉碎外国干涉。事实上，这样的办法是找到了。在其危机过程中，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发现了或发明了总体战：通过征兵、实行定量配给制、严格控制战时经济，以及在国内外实际消除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差别，来全面动员国家资源。这一发现所具有的惊人含义，直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才变得清楚起来。既然1792—1794年的革命战争仍然是一个特殊插曲，无怪乎19世纪的多数评论家弄不清它的意义，除了注意到（直至维多利亚晚期的丰腴时代之前，这一点甚至被人遗忘）战争导致了革命，而革命赢得了用其他办法无法赢得的战争。唯有到今日我们才能了解，雅各宾共和加上1793—1794年的“恐怖统治”，其所进行的努力是多么贴切地体现了现代总体战这个词汇。
无套裤汉欢迎建立一个革命的战时政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证明，只有这样才能粉碎反革命和外国武装干涉，也是因为，其方法动员了民众而且更接近社会正义（他们忽略了下述事实，即没有任何有效的现代战争，可以与他们喜爱的分权式直接民主相协调）。另外，吉伦特派害怕他们发动的群众性革命，一旦和战争相结合所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他们也未做好与左派竞争的思想准备。他们不想审判或处决国王，但又不得不为了革命热情的这一象征而与他们的对手“山岳派”（雅各宾党人）竞争；是山岳派赢得了声誉，而不是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确想把战争扩大成一次普遍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对主要经济对手英国的直接挑战。他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获得了成果。至1793年3月，法国正在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作战，并开始兼并外国土地（法国有权占有其“自然边疆”的新理论，使这项兼并合法化）。
但是，战争的扩大加上战争进行不利，只会加强左派力量，因为唯有后者才能赢得战争。节节败退并在谋略上被打败的吉伦特派，最终被迫对左派发起不明智的进攻，后者不久就转向有组织的地方起义以反对巴黎。由无套裤汉所发动的一次快速政变，于1793年6月2日推翻了吉伦特派。雅各宾共和由此诞生。
当一个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思考法国大革命时，他主要想到的是1789年的事件，特别是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共和。我们看得最清楚的革命形象是罗伯斯庇尔，身材高大、好卖弄才华的丹东（Danton），冷静而且举止优雅的圣鞠斯特，粗犷的马拉，以及公安委员会、革命法庭和断头台等等。介于1789年的米拉波（Mirabeau）和拉法耶特（Lafayette）以及1793年的雅各宾领导人之中的温和革命派，他们的名字已从所有非历史学家的记忆中消失。人们记得的吉伦特派只是一个集团，而且还可能是因为那些在政治上微不足道但风流浪漫的女士——例如罗兰夫人（Mme Roland）或科尔黛（Charlotte Corday）。除了专家圈子之外，即使是像布里索（Brissot）、维尼奥（Vergniaud）、居阿代（Guadet）等人，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吧！保守派恐怖、独裁和歇斯底里的杀戮形象，长久以来总是摆脱不开，尽管按20世纪的标准，事实上就是按保守派迫害社会革命的标准，例如1871年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失败后的大屠杀，相比之下，雅各宾专政所进行的大屠杀还是比较温和的：它在14个月中正式处决1.7万人。[7] 革命者，特别是法国的革命者把它看成是第一个人民共和国，是对日后一切起义的鼓舞。虽然这是一个不能用常人标准衡量的时代。
这的确是事实。但对支持恐怖统治的法国稳健派中产阶级而言，恐怖既不是变态，也不是狂热放纵，而是保存他们国家的唯一有效办法。雅各宾共和这样做了，而且其成就超乎寻常。1793年6月，法国80个省中有60个起义反对巴黎；日耳曼王公们的军队从北部和东部侵入法国；英国军队从南部和西部发起进攻，国家已处于崩溃无助的状态。14个月后，全法国已处于牢固控制之下，入侵者已被驱逐，法国军队反过来占领了比利时，并将开启一段长达20年几乎连续不断的、轻而易举的军事胜利时期。更有甚者，到了1794年3月，一支规模增至以往3倍的军队，仅用了1793年3月开销的一半，而且法国货币［更确切地说，应是已取代大部分货币的指券（assignat）］的币值大体上保持了相当的稳定，这与过去和将来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难怪公安委员会的雅各宾派成员圣安德烈（Jeanbon St. André），尽管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而且日后成为拿破仑最能干的省长之一，却以轻蔑的态度看待实行帝制的法国，因为它在1812—1813年的失败中摇摆不定。共和二年的共和国以较少的资源应付了严重许多的危机。[4]
对这类人来说，的确就像对实际上已夺回整个英雄时期控制权的国民公会一样，摆在眼前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若不进行恐怖统治，尽管从中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具有种种弊端，就只好坐看革命瓦解、民族崩裂（波兰不就是证据吗？）和国家消失。要不是因为法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可能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宁愿实行不那么严厉的制度，当然也是不那么严格控制的经济。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导致经济失控和贪污诈骗蔓延，这种现象随后在飞速的通货膨胀和1797年全国性的破产中达到了巅峰。但即使从最狭义的观点来看，法国中产阶级的前途也得仰赖于一个统一的、强烈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不管怎么说，实际上创造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和“爱国主义”一词的法国大革命，会放弃它“伟大的国家”吗？
雅各宾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动员民众反对吉伦特派和地方贵族的不满分子，并使已经动员起来的民众对无套裤汉的支持得以持续。后者对打好革命战争的某些要求——普遍征兵（the‘levée en masse’，全民皆兵）、对“卖国者”采取恐怖措施和全面控制物价（“最高限价”）——一般而言是与雅各宾的观念相吻合，尽管他们的其他要求后来被证明是有点麻烦。以前遭吉伦特派拖延，而今已多少变得激进一点的新宪法公布了。根据这一庄严但遵循惯例的文件，人民被赋予普选权、起义权、工作或维持生活的权利，而最有意义的是，它正式宣布，全体人民的福祉是政府的目标，而人民的权利不仅可以获得，而且可以实行。这是一个现代国家颁布的第一部民主宪法。更具体地说，雅各宾派不予赔偿地废除了一切残余的封建权利，改善了小买主购买流亡分子被没收之土地的机会，而且在数月以后，废除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其目的在于鼓励圣多明各岛（San Domingo，即今海地）的黑人为争取共和、反对英国而进行抗争。这些措施产生了极深远的后果，在美洲，它们帮助塑造出像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1749—1803，海地奴隶起义领导者）那样的首位独立革命领袖。[5] 在法国，它们为中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店铺老板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堡垒，这些人在经济上是倒退的，但却热情献身于革命和共和。从此，这些人主宰了乡村生活。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农业和小企业的资本主义化，放慢到了爬行的速度，因此也降低了都市化、扩大国内市场和工人阶级成长的速度，顺便说一句，它也影响了随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大企业和劳工运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注定是法国少数人的现象，是被街角杂货商、小土地自耕农和咖啡馆老板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孤岛（参见第九章）。
新政府的核心，诚如它的所作所为，代表了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联盟，因而明显地向左转。这在重建的公安委员会中反映出来，该委员会很快变成法国事实上的战时内阁。它失去了丹东，他是一个强有力的、放荡的，也许还是腐败的，但却极富天才的革命家，其内心比他外表温和许多（他曾在最后一任国王的政府里担任大臣），但保留了罗伯斯庇尔，后者成为该委员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少有历史学家能对这个花花公子般的、缺少血色、个性略嫌独断的狂热律师无动于衷，因为他仍然体现着可怕而光荣的共和二年，对于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能无所偏倚。罗伯斯庇尔并非一个令人愉快的人，甚至那些认为他正确的人，如今也倾向于年轻的圣鞠斯特所散发出的准确和严酷。罗伯斯庇尔并非伟人，他经常显得心胸狭窄。但他是大革命制造出的唯一一个（拿破仑以外）受到崇拜的个人。这是因为对他来说，就像对历史来说一样，雅各宾共和不是一个赢得战争的谋略，而是一种理想：在正义道德庄严而可怕的统治下，所有良民在国家面前人人平等，叛国者则遭到人民的惩罚。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精神和对正义的纯洁信仰赋予他力量。他没有正式的独裁权力甚或职位，因为他仅仅是公安委员会的一员，后者只是国民公会的下属委员会，一个最强有力，但从来也不是一个全权机构的下属委员会。他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巴黎民众的；他的恐怖也是他们主张的。当他们抛弃他时，他便只有垮台。
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共同的悲剧是，他们自己被迫疏远了这样的支持。雅各宾政权是中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盟，但对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来说，对无套裤汉的让步之所以尚可容忍，只是因为他们将群众与该制度的依附关系控制在不会威胁到有产者的程度上；而且在联盟内部，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的紧迫迫使任何一个政府实行中央集权并加强法纪，而这必须以牺牲俱乐部和支部自由的地方直接民主、牺牲临时的自愿民兵和无套裤汉据以发展壮大的自由辩论式选举为代价。这样的过程强化了圣鞠斯特之类的雅各宾派，而牺牲了埃贝尔之类的无套裤汉；而同样的过程也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强化了共产党人，而牺牲了无政府主义者。到了1794年，政府和政体已坚如磐石，并通过中央的公安委员会或国民公会（通过特使），以及地方上由雅各宾军官、官吏和地方党派组织结合而成的庞大团体正常运作。最后，战争的经济需要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城镇，物价控制和配给制度使群众获益；在乡村，有计划地征集食物（这是城市无套裤汉首先捍卫的办法）则使农民疏远了。
因此，群众退入不满、困惑、心怀抱怨的消极状态之中，特别是在审判处决了埃贝尔派之后，更是如此，该派是无套裤汉当中最畅言无忌的代言人。同时，比较温和的支持者又被以丹东为首的右翼反对派所震惊。这个派别为大量的诈骗分子、投机人物、黑市投机商以及其他靠营私舞弊累积资本的人提供了避难所，丹东本人就体现了不道德的、福斯塔夫式（Falstaffian，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的随便示爱、随便花钱的角色。这种现象在社会革命之中，总是最先浮现，直到严苛的清教主义占上风时，才会停止。历史上的丹东们总是被罗伯斯庇尔们打败（或被那些伪装得像罗伯斯庇尔般行事的人打败），因为极端褊狭的献身精神，总能在放荡不羁无法取胜的地方获得成功。然而，如果罗伯斯庇尔在消除腐败方面赢得了温和派的支持，因为这毕竟有利于战争，但在进一步限制自由和限制赚取金钱方面，则造成更多商人惊慌失措。最后，没有多少人喜欢那个时期有点荒诞的意识形态偏移——有组织的脱离基督教运动（由于无套裤汉的狂热），以及罗伯斯庇尔崇拜最高主宰的新市民宗教，这种宗教有一整套仪式，意在对抗无神论者并贯彻神学家让——雅各（JeanJacques）的训诫。
到了1794年4月，左右两派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罗伯斯庇尔在政治上孤立了。只剩战时危机支撑着他维持权力。1794年6月末，当共和国的新式军队在弗勒吕斯（Fleurus）大败奥地利军队并占领比利时，从而证明了它们的坚定强韧之时，罗伯斯庇尔的末日就在眼前。革命历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推翻了罗伯斯庇尔。第二天，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和库东（Couthon）被处决，几天以后，87名革命的公安委员会成员也遭处决。
热月是法国大革命值得记忆的英雄阶段的结束，是衣衫褴褛的无套裤汉和头戴红帽、把自己看成是布鲁图和加图（Brutus and Cato，古罗马共和派政治家）公民阶段的结束，是夸张的古典和宽宏阶段的结束，但又是发出如下绝望呼号阶段的结束：“里昂不复存在了！”“1万名战士缺鞋。你们没收斯特拉斯堡所有贵族的鞋，并准备好在明天早晨10点钟以前运到司令部。”[8] 这并不是一个好日子的阶段，因为多数人都处在忍饥挨饿和惊恐不安的状态；而且是一个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般可怕而又不可改变的现象，将全部的历史永远地改变了。其中所产生的力量足以把欧洲旧制度的军队像枯草一样扫荡掉。
在专业术语上可称作革命时期的剩余时期里（1794—1799），中产阶级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1789—1791年的最初自由纲领基础上，达到政治稳定并取得经济进步。从那时到现今，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获得完美解决，尽管从1870年后，可在议会共和的多数时期里找到能够运作的处方。制度迅速变换——督政政府（1795—1799），执政政府（1799—1804），第一帝国（1804—1814），波旁复辟王朝（1815—1830），君主立宪（1830—1848），第二共和国（1848—1851），第二帝国（1852—1870）——种种尝试都是为了维护中产阶级社会，避免雅各宾共和和旧制度的双重危险。
热月党人的最大弱点是，他们没有享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是以最大的忍受力被挤压在复辟的贵族反动派和雅各宾——无套裤汉巴黎贫民之间的狭缝中，而后者很快就为罗伯斯庇尔的倒台而感到惋惜。1795年，他们制定了一部意在牵制和保持均势的复杂宪法，以保障他们自己免受来自左右两方的伤害，并且他们周期性地变换态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勉强地保持平衡，但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军队去驱散反对派。这是一种与第四共和国惊人相似的局面，而且其结果也是相似的：一位将军的统治。但是，督政政府对军队的依赖，主要不是为了镇压周期性爆发的政变和阴谋。（例如1795年的种种阴谋，1796年的巴贝夫密谋，1797年的果月政变，1798年的花月政变，1799年的牧月政变。）[6] 由于制度脆弱且不得人心，无为而治是保障政权的唯一办法，但主动性和扩张是中产阶级所需要的。军队解决了这个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克敌制胜，不但养活了自己，而且所掠夺的战利品和征服地也养活了政府。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最后那位明智而又能干的军事领袖拿破仑，认定军队可与脆弱的平民制度分道扬镳，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这支革命军队是雅各宾共和最可怕的产物。从革命公民的“全民皆兵”开始，它很快就变成了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因为在1793—1798年间从未征过兵，而那些没有兴趣和才能当兵的人，大多都当了逃兵。所以，这支军队既保留了革命的特征，也具有既得利益者的优势：典型的拿破仑主义混合物。革命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军事优势，而拿破仑卓越的统帅才能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革命军队总是保持某种临时征兵的性质，其中几乎未经训练过的新兵是从过去的苦差事中获得练习和士气，正规的军营纪律是无关紧要的，士兵受到人道的待遇，而绝对论功（即战场上的杰出表现）晋升的原则，则产生了纯粹凭借勇气的军队制度。凡此种种，再加上骄傲的革命使命感，使法国军队不依赖比较正统军队所依赖的那些资源。它从未获得过有效的补给体系，因为它驻扎在国外。它从未得到军火工业的有力支持，因为后者的力量薄弱，难以满足其需要；但由于它很快就打了胜仗，以至于所需的军火比理论上少得多。1806年，普鲁士军队的强大战争机器，在一支全军仅发射1 400发炮弹的军队面前，土崩瓦解。将军们可以依靠无限的进攻勇气和相当大程度的因地制宜。如众所公认，这支军队也有其原生性的弱点。除拿破仑和其他少数几个人，其统帅部和参谋工作的效率甚差，那些革命的将领或拿破仑的元帅，其实更像是粗暴的士官长或尉官，他们之所以晋升，靠的是勇敢和服众，而非头脑，那个英勇却很愚蠢的赖伊（Marshall Ney）元帅，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拿破仑常打胜仗，而他的元帅单独作战时则经常打败仗。其粗陋的后勤补给系统，在已高度发展而且可进行掠夺的富庶地区（比利时、北意大利、德意志）是足够的，但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在荒凉的波兰和俄国大地，它就土崩瓦解了。完全缺乏的医疗卫生服务，增加了军队的伤亡：1800—1815年，拿破仑损失其军队的40%（虽然其中约有1/3是开小差），但这些损失中有90%—98%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受伤、疾病、精疲力竭和寒冷。简言之，这是一支能在短时间的突发性猛攻中征服整个欧洲的军队，它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不仅是因为它有能力征服，还因为它不得不这样做。
另一方面，就像资产阶级革命向有才能者开放的其他许多职业一样，军人也是一种职业；而那些在军队中取得成功的人，则像其他任何资产阶级分子一样，能在内政的稳定中享有既得利益。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支带有雅各宾主义的军队成了后热月政府的支柱，并使其领袖拿破仑成为结束资产阶级革命和开启资产阶级制度的合适人物。拿破仑，按他家乡科西嘉岛的蛮荒标准，虽也算出身名门，但他本人也是这类典型的追名逐利之徒。他出生于1769年，在皇家炮兵中缓慢升迁，炮兵是皇家军队少数几个须具备技能的兵种之一。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革命者。在革命期间，特别是在他强烈支持的雅各宾专政期间，在一次艰苦的战斗中，他赢得一位地方长官的赏识，该长官认为他是一个颇具天赋和前途的军人。共和二年拿破仑成为将军。罗伯斯庇尔垮台时，他幸免于难，在巴黎靠着广结有用关系的天赋帮助他渡过了这一难关。他抓住1796年意大利战役的机会，使自己成为共和国毫无争议的首席军事家，他实际上不受文官政府管辖，独自采取行动。当1799年的外国入侵暴露出督政政府的软弱无能，而且离不开拿破仑的事实后，有一半的权力是别人加诸的，另一半则是他自己攫取的。拿破仑变成了第一执政，接着是终身执政，最后是皇帝。而随着他的到来，执政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奇迹般地迎刃而解。在几年之中，法国制定了一部《民法典》（Civil Cade），和教会达成了协议，甚至还建立了国家银行这一最令人注目的资产阶级稳定象征，而世界上则有了第一个世俗神话。
老一辈的读者或那些旧式国家的读者便会知道，拿破仑神话是如何流传于整个世纪，那时没有任何中产阶级的房间里没有他的半身塑像，而写小册子的才子们则辩论说，即使是为了说笑，他也不是人，而是太阳神。这个神话的超常力量不能用拿破仑的胜利或是拿破仑的宣传，甚至也不能用拿破仑无可怀疑的天才，来做恰当的解释。作为一个人，他无疑是异常能干、多才多艺、聪明过人并富有想象力的，虽然权力把他造就成一个很危险的人物。作为将领，他是无与伦比的。作为统治者，他是一个极有效率的计划者、首领和执行者，足以使周围的知识分子理解并监督其下属的所作所为。作为单独的个人，他似乎向四周扩散了一种伟大的意识。但大多数体验到这点的人，例如歌德，都是在神话已将他拱升至声誉顶峰的时候。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而（也许列宁是个例外）他的画像，是大多数受过一点教育的人，即使在今天，都很容易在历史的画廊中辨认出来的，即使从很小的三角商标上，也能认出他那梳至额头的发型和手插进半敞开背心的形象。把他拿来与20世纪的候选人比看谁更伟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拿破仑的神话与其说是建立在拿破仑的功绩之上，毋宁说是建立在他那堪称独一无二的生涯事实上。这个伟人知道，过去那些撼动世界的人，都是像亚历山大那样的国王或像恺撒那样的显贵，但拿破仑只是一个“小小的下士”，他完全是靠个人的天才，崛起并统治欧洲大陆。（严格地说，这不完全正确，但他的升迁真是疾如流星，并升得很高，足以使上述描述合情合理。）每一个像年轻的拿破仑那般贪婪地阅读书籍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写些差劲的诗词小说，崇拜卢梭。他们从此可以把天空看成是他的界限，他的姓名环绕成荣誉的桂冠。从此，每一个商人的雄心都有个共同的名字：成为一名“金融拿破仑”或“工业拿破仑”（陈词滥调、千篇一律）。那时有一个独特现象，即当看到一个普通人变得比那些生来就戴王冠的人更伟大时，其他的普通人似乎都会受到激励。在双元革命向雄心勃勃之人敞开世界大门的时刻，拿破仑使他的名字等同于雄心壮志。不只如此，他还是18世纪的文明人和理性主义者的崇拜对象。他好奇、开明，但身上也有足够的卢梭信徒气质，因此他又成为19世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物。他是从事革命和带来稳定的人。一言以蔽之，他是每一个与传统决裂的人梦想成为的人物。
更简单地说，对法国人民而言，他也是其悠久历史上最成功的统治者。在国外，他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在国内他也创建了或重建了法国的体制机构，它们一直留存至今。大家公认，他的大部分思想，也许是所有的思想，都是法国大革命和督政政府预先提出来的；他的贡献在于使它们变得更保守，更具等级性，更具权威主义。他将前辈预见到的付诸实行。明白易懂，成为整个非盎格鲁——撒克逊资产阶级世界典范的法国法典，是拿破仑制定的；从省长以下，法院、大学和中小学的官阶是他制定的；法国公共生活、军队、文官、教育和法律的众多“职业”至今还带有拿破仑的外形。除了那25万名未能从他进行的战争中生还的法国人外，他给所有人，甚至为他赢得荣誉的阵亡将士的亲属们，带来了稳定和繁荣。无疑，虽然英国人认为他们是在为自由、为反对暴政而战，但在1815年之际，也许多数英国人都比1800年时更贫穷，处境更恶劣；而大多数法国人的处境几乎都有肯定的改善。毫无例外，当时仍微不足道的工资劳动者失去了革命的主要经济利益。拿破仑主义作为非政治化的法国人特别是较富裕农民的思想观念，在他垮台后仍长久存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1851—1870年，拿破仑主义才被地位不及他的拿破仑三世所驱散。
拿破仑只破坏了一样东西：雅各宾革命，那是一种对平等、自由、博爱的梦想，以及人民起义推翻压迫的梦想。这是比他的神话更强有力的神话，因为在他垮台之后，是这种梦想，而不是对拿破仑的记忆，激励了19世纪的革命，甚至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
[1] 对英国和法国各自所造成的不同影响，不应过分夸大。这两种革命的任何一个中心，都未将其影响局限于人类活动的任一特定领域，两种革命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可是，即使当两者最清楚不过地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如像社会主义，它几乎是同时在两个国家发明和命名），也能看出它们明显地来自不同的方向。
[2] 作者并未低估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无疑，它有助于激励法国人，从狭义上说，它也为各拉美国家提供了宪法范例（它可与法国宪法相媲美，有时可作为其替代方案），并不时地激励着激进的民主运动。
[3] 约有30万法国人在1789—1795年间流亡国外。（C. Bloch, L’émigration francaise au XIX siècle, Etudes d’Histoire Moderne & Contemp. I (1947), p. 137; D.Greer, The Incidence of the Emigratio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51) however, suggests a very much smaller figure.）
[4] “你知道什么样的政府是‘胜利的政府’吗？……是国民公会的政府，是热情的雅各宾派的政府。他们头戴红帽，身穿粗呢衣，两脚着木屐，靠简单的面包和劣质啤酒生活，当他们困乏得睁不开眼睛、无法再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在会议厅打地铺。这就是拯救了法国的那些人。先生们，我就是其中之一。而在这里，在我即将进入的皇帝寝宫里，我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而自豪。”参见：J. Savant，Les Prefets de Napoléon （1958），p.111—112.
[5] 拿破仑法国重新夺回海地的行动失败，是促使法国决定彻底结束其美洲残余帝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残余的殖民地通过《路易斯安那购买案》（1803）出售给美国。于是，雅各宾主义传播到美洲的进一步后果，便是把美国变成一个拥有广阔大陆的强国。
[6] 政变的名字是根据革命历中的月份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