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吴三桂三十一岁。这是一生中最挺拔亮丽的年华。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面对了从未经历的精神重压。
这一年三月，明朝和满洲之间的最后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土崩瓦解，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宁锦防线终于被撕破。宁远，成了大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
继洪承畴之后，三十一岁的吴三桂统率辽东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明帝国风头最劲的将领，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而来，聚焦在他身上。
来自东西两边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关系的压力和吸力，揉撕着他。
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国和家园。那里正处在分崩离析前夜的紧张慌乱之中，幸亏山海关那高大厚实的城墙，把饥民的呻吟和叛军的呐喊声严严地挡住，让他享受片刻清静。而东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荡而蛮荒的辽东平原上，尖声嚎叫着的满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汹涌地扑来，冲刷得宁远城摇摇欲坠。
越来越多的人投向满洲，像洪水浸泡下不断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吴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将，这座宁远城原本是他们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tì），那个志在恢复中原的东晋英雄。他们在辽东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并且相继栽培和提拔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吴三桂本人。不过，现在，他们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们写来亲笔信，替满洲人劝降。
这些信件娓娓说明，在饥荒和寇贼的侵蚀下，大明朝千疮百孔，气数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随信而来的，还有皇太极的敕书，那上面写明，满洲人许诺给吴三桂的官职远比崇祯皇帝给的高。
可是，官职再高，毕竟是满洲人的。“投降”这个词，即使是在吴三桂脑海里转一下，也火辣辣的，烫得他神经不舒服。他吴三桂，怎么能和叛变投降联系在一起呢？
自视颇高的他无法接纳这个肮脏的字眼。天朝和异族，从来是两个相互消解的世界。从敌人那里得到的越多，标志着丧失的越多。满洲人给他的地位再显赫，也无法抵偿投降使他付出的人格代价和名誉损失。如果那样，他将日夜承受舆论造成的心灵重压。
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漫漶而无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过三百五十年来的时空，在关东这片土地上（那时候，这片土地上到处覆盖着不修边幅的森林和无边无际的野草。人类只是在这野蛮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蚀出几小块难看的疤痕，作为城市和屯田。整个情景就像皮肤病初起时的症状），放眼四望，所见到的世界却是清晰、坚固、完整的。那是约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们心中的世界。
这个世界来有源，去有迹，结构严谨，雄伟壮丽，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由儒家的伦理纲常所支撑，几千年来不断有智者为其修补加固，使其成为一处绝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出生就已被规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这个宏大坚固的庇护下安全而慵懒地憩息。这些灵魂都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刀剑相逼，不会另寻他路。
在这个世界里，生命并不属于自己。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生命是祖先的恩赐，它附属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个人生存的目的，乃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业，延续家族的血统，使之不致断绝。这种责任重于个人的生命利益。这种思维大而广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族，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展。
皇帝就是全社会的家长，他因上天的授权而享有至高无上的宗主权，普天之下的一切都被标上皇家的产权，阳光雨露都是皇家的恩典：恩命、恩旨、恩诏、恩赐、恩赏、恩赦、恩准、恩科、恩除、恩俸。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必须基于两条基本准则，那就是对皇帝的“忠”和对家长的“孝”。这是协调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宝，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把这两种品质充分发扬光大，一切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治理天下的要诀即是充分培养鼓励人们的忠孝品质。一个朝代如果覆亡，那么，作为本朝恩典的主要享受者的社会上层成员（包括官员和士人），就有义务为他的恩主尽忠殉国（这是光荣的选择），至少也应归隐山林，不再为新王朝服务（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在某种意义上，“忠”和“孝”已经脱离道德规范的范畴，而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层面。叛徒、投降者、贰臣，他们背叛的不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个世界。他们注定要被世界所抛弃。
翻检图书馆里整架整架发黄的史书时，我惊异于历朝历代忠臣烈士的数量，他们总是于王朝板荡之际集中出现，史书作者总是不得不为他们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迹留出大量篇幅。他们的多数是在并无切身危险的情况下安然自裁，有的还同时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贴身仆人，常常是阖门自焚。
他们用这种残酷的自杀方式，为自己的精神生存赢得空间，并因此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感。这是他们完成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选择。
吴三桂，似乎比别人更有理由效忠于大明朝。
在大明朝，吴三桂是朝野闻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称得上是这个世界的道德楷模。这起因于一件意外事件。
那是天启末年的事。那一年吴三桂刚刚十六岁，还是个半大孩子，正在舅舅祖大寿的指导下学习武艺，父亲吴襄是祖大寿手下的一个总兵官。那一日，吴襄带领五百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在辽西荒凉的白山黑水间，例行每天的公事。不过，这一次事出偶然，在城外几十里处，吴襄和皇太极率领的四万满洲兵遭遇。
皇太极为什么带领如此庞大的军队出现在这里，史书未有明确记载，不过吴襄的境遇却可想而知。吴襄急忙撤退，但在锦州城几里之外，还是被如狼似虎的满洲兵团团包围。吴襄带领这五百人左冲右突，无济于事，全军覆没看来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祖大寿闻讯，带着外甥吴三桂登上城楼观战。两人都心急如焚，吴三桂一遍遍催促舅舅发兵救援。可是锦州城里只有三千守兵，坚守尚且不足，何谈出城救援。无奈之下，祖大寿只好硬起心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
我们无法确知十六岁的少年吴三桂的心理感受，无法确知他的举动是出于父子情深（吴三桂和父亲的感情真的很好，这在那时是并不多见的情形），还是少年人的热血冲动。总之，在祖大寿未加注意的情况下，少年吴三桂带领二十几名家丁驰出城门，杀入了四万满洲兵的重围之中。
皇太极此时想诱明军出战，但是这二十多人的队伍却大出他的意料，这个精明雄武的满洲首领不知道明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少年吴三桂此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凭着一股血气，带领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无人之境，杀到父亲身边，把吴襄从目瞪口呆的满洲兵中带了出来。皇太极怀疑明军有诈，下令兵丁不要追杀，听任吴三桂父子逸去。
这个传奇性的遭遇，给吴三桂带来的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声誉资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这个十几岁孩子的孝勇之举立刻遍闻天下。连皇太极也对这个后生赞不绝口，称他为“好汉子”，并不无遗憾地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会，对人的道德自觉非常重视。父子人伦，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别人对帝国的态度。
“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成了当然的逻辑。当吴三桂带着一身血水汗水杀回锦州城之后，祖大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
之后，吴三桂高中武举。再之后，仕途一路坦荡，年仅二十八岁，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成为青年将领中的翘楚。在仕途的攀升过程中，他比谁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资源对一个人社会成就的巨大推动作用。
吴三桂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会形象，他习惯于围绕这个形象设计自己的行动。在父母面前恭谨体贴，在朋友圈里轻财好士，在百万军中英勇无双，吴三桂知道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也尽心尽力地完善自己的社会角色。
年仅三十一岁，吴三桂即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社会对他的回馈不可谓不厚。大明朝对他确实高恩厚德。
确切地分析吴三桂选择中的道义原则和现实利益的比重，也许是不可能的。不过，最后的结果是明确的，他拒绝了舅舅的建议。此举很快就为朝廷所知，并进一步丰厚了他的道德资本。不过，从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会得知，吴三桂的这一选择并不轻松。
大明朝就像一辆沿着下坡奔向悬崖的马车，所有的势能都指向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这些势能是此前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它的最后一任驭手——崇祯皇帝竭尽心力的努力看起来更像一个苍白的手势，于事无补。相反，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垂死挣扎，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大明朝的问题不在于遍地的水灾、旱灾、蝗灾，不在于四处蜂起的盗贼，也不在于几位奸臣或昏君。这些只是表象。在这一切的背后，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精神支柱已经腐烂了。
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那样重视名教纲常。半文盲皇帝朱元璋，本质上是一个精明的、讲究实用的农民。他在马背上夺取了天下，又以他那典型的农民式灵感发明了八股文，发明了《大诰》，发明了《皇明祖训》。他的努力指向一个方向：把天下人的头脑装进儒教纲常的保险箱，让社会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条之下永远平稳运转。
儒教的价值，在明朝被张扬到了极致。孔子在明朝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每个读书人都必须死记硬背四书五经，每个乡村在朔望之日都必须集会听老人们宣讲圣道。这个朝代的读书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善于引经据典，这个朝代树起的贞节牌坊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
每个年代，总有一批批大臣因为谏举皇帝不符祖训的行为，和皇帝据理力争较劲到底，被廷杖被流放被杀头，光荣地登上忠臣榜。
可是也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后期那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人们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缩，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
名教纲常的道德约束作用，因为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严重损害。
事实上，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
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社会动荡时期的某种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软约束发挥作用，而在明朝，这种软约束越来越硬化，这就使这一伦理标准陷入了困境。由于操作上的难度，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伪标准。
人们有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通过伪饰行为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背地里则是心照不宣地沉沦在道德禁区里，享受矫枉过正的物质欲念的满足。道德价值的过分张扬，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大放纵大宣泄。
随便举几个例，便可以把上述论证落到实处。嘉靖隆庆以来，整个明朝陷入奢靡淫纵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纵之中。
在民间，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风遍及每个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画，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
在社会上层，这种风气更为炽盛。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讽宪谏诤的大臣，居然也争献媚药秘方。
有人说，明中后期是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阶段。这是一种善意的误解。明朝社会晚期，人性的约束固然已经废弛，但人们并没有公然宣称人的觉醒。人们生活在犯罪感中，虽然狂纵不羁，但是正统的社会价值依然是心中的认同。这只能导致人们精神的委顿，导致人们强烈的务实倾向，回避任何实质上的崇高。
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恐怕还是末代皇帝崇祯在诏书中亲说的：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如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征收钱粮先要克扣），完正额又欲羡余（帝国规定之外又要私自征收）。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一有建设工程，就乘机中饱私囊）。
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判案）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不给贿赂），则敲扑任意；囊橐既足，则奸慝可容。
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餍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
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清]计六奇撰《明季北略》卷十三）不得不佩服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气，还有不错的文笔。可惜仅仅描述症状无济于事，没有哪位名医能挽回大明朝的抽心一烂。
在三纲五常的覆盖之下，整个社会成了一盘散沙。由于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人格标准，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表象之下是人们之间的深刻不信任。
人们因为对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对他人也失去了信心。皇帝信不过大臣，上司信不过下属，朝中大臣信不过外面征伐的武将。一遇大事，廷议经常是经月不决，大家都怕承担责任，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
即使是忠心自矢的人，也总笼罩在人们的怀疑目光之中。
整个明王朝后期最杰出的军事领袖袁崇焕，因为满洲人一个并不高明的反间计，被崇祯皇帝活活剐死。继袁崇焕之后，又一个最有才干的将领洪承畴，也是因猜忌怀疑被推进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之中。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进士，按正规途径升入社会上层。不过和一般读书人不同，教条化的儒教灌输模式并没有毁坏他的思维能力。他通达权变，冷静务实，办事能力极强。
崇祯初年，陕西农民军震动天下，官军望风而逃，洪承畴受命前往镇压，六破李自成军，俘获起义军首领高迎祥，给农民军以毁灭性打击。陕西战事初平，关东形势吃紧，崇祯皇帝又征洪承畴总督辽东军事。
洪承畴总结前几任辽东军事长官屡战屡败的教训，制定了稳扎稳打的战略，针对满洲人羽翼已成、实力颇丰的现实，决定采取屯田久驻、步步为营的策略，逐步把满洲人赶回老家。应该说，这是当时情势下唯一现实的策略，也是明朝在明清角逐中最大的一个胜机。
可惜洪承畴这个战略构想遭到朝廷的激烈反对，性格急躁的崇祯和那些精通小楷和八股的官员们一致主张速战速决，他们认为天朝大国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异族，实在是一件奇耻大辱。指责洪承畴怯懦畏缩、糜饷劳师的奏章一件接一件地递到皇帝面前，皇帝则派出一个又一个太监到前线监军，谕旨里流露出愈来愈明显的怀疑和杀机。
被逼无奈的洪承畴仓促出战，结果是全军覆没。洪承畴不是败给了满洲人，他败给的，是自己的同胞。
吴三桂是洪承畴辽东遭遇全过程的见证人之一，他亲眼目击了洪承畴在内外夹击下走向覆灭，这令他胆寒不已。和每个处于历史大情节之中的人们一样，他并不能清晰洞见情节的转折点，但是他每时每刻都能感到充斥帝国的死亡气息。这个帝国就像一艘庞大而破烂的大船，在风雨飘摇之中，不知还能支撑多久。
他吴三桂，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吴三桂，为什么非要用自己的新鲜亮丽的生命去做这艘破船的殉葬？
即使隔了三百年的历史烟尘，吴三桂的生命光芒依然能穿透文字的覆盖，明亮我们的视野。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欲望、才华、能量的生命，上天赋予这个生命那么多优越之处，似乎并不是为了让它满载着遗憾消殒。
吴三桂堪称美男子。祖籍江苏高邮，弥漫着水汽的杏花春雨的江南，吴三桂本人却是在风霜凛冽的辽东长大。江南的水汽和塞外的长风同时融进了他的气质。吴三桂的外表兼具北雄南秀。在白皙的面庞上，两道爽朗的眉毛和一条挺拔的鼻梁，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汉的英风飒气。更引人注目的是，眉宇间那股端凝沉稳之气，竟如深潭静水，潋滟袭人。
三百年前的文字是这样记载的：
三桂巨耳隆准，无须，瞻视顾盼，尊严若神。
延陵将军美风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沉鸷多谋，颇以风流自赏。
年少成名的吴三桂就曾在北京短暂逗留。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有着传奇经历而又风姿俊逸的他几乎引起了轰动。名公巨卿乃至文人雅士们都以结识他为荣。他兼粗豪与文雅的气质，使名动京师的大诗人吴梅村十分倾倒，为他留下了“白皙通侯最少年”一句。
从儿童时期起，吴三桂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品质。膏粱子弟的他当然同样贪玩调皮，但是在练武场上，他却表现出一般儿童所没有的自律能力和吃苦精神。在长时间单调而艰苦的练习中，吴三桂异常投入，从不偷懒。另一个突出的品质就是争强好胜，从不服输。根据现有资料判断，吴三桂的神经类型极好，智商很高，身体协调性和反应能力均为一流，天赋极为突出。
祖大寿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外甥身上的不凡素质，对他极为宠爱，广延名师，悉心栽培。才十几岁，他的一身骑射本领就已十分出众，校场上常常夺魁，在关外军中已小有名气。
唯一遗憾的是吴三桂对读书不太感兴趣。一心望子成龙的吴襄在培养儿子上不惜工本，曾叫吴三桂投在董其昌门下读书，无奈吴三桂实在不是此道中人，吴襄也只好由他去了。好在当时对武将的文化素质要求并不高，武功骑射是衡量武将才干的主要标准。
但是，出众的武功和传奇般的孝勇之名，并不足以解释吴三桂令人目眩的升迁步伐。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世能力。他属于多血质类型，社会协调性极强，善于感知别人的情绪反应。
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吴三桂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吴三桂的沉稳风度使他能永远成为人群中心。
吴三桂城府极深，精明机敏，和同龄人相比，他显得成熟许多。年纪轻轻的他在关外上层人物的圈里就有着“轻财好士”的美誉。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吴三桂身上见不到一点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厉色。尤其是对那些地位较低的人，他同样和蔼可亲，一脸坦诚，让人大有受宠若惊之感。
吴三桂热衷于广泛交游，人有所长，他总是千方百计要与之结识，别人遇到困难，他经常主动慷慨解囊，一掷千金。对于那些身居高位于他的前途大有关碍的人物，吴三桂更是善于攀附，不显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赢得他们的好感。
天启年间，初出茅庐的吴三桂认这位高权重的高起潜做了义父。大学士方一藻巡抚辽东以后，吴三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结拜兄弟。洪承畴经略辽东之后，他又和洪的亲信幕僚谢四新结为至交。所以历任边关大吏无不对吴三桂宠眷有加，他不发迹，还有谁能发迹？
在谦恭谨慎八面玲珑的背后，是他那深藏不露的强烈欲望。在内心深处，吴三桂是一个极为自负、极为自傲的人。自身的出众素质和不断的成功使他对自己的能力极为自信，吴三桂深知自己是个欲望强烈的人，包括功名欲和享受欲。他绝不会把这一生白白放过，他要居高位，享大名，得到天下最美好的女人。他还要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读《后汉书·皇后纪》时，吴三桂不觉掷书长叹：“‘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汉光武帝刘秀语），余亦遂此愿足矣！”而只要向社会上层攀升，生命价值、个人欲望，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决。这真是一幅简洁而绚丽的人生图景。
武人吴三桂也许不会更多地思考诸如生命的终极意义之类的问题，也不会体验到存在的荒谬之类的后现代痛苦。吴三桂兴致勃勃地沉醉在他的世界中，他的痛苦和欢乐都是古典的、沉重的、全神贯注的，有着埋头走路不抬头看天的性质，因此也具有某种朴素动人的意味。
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就在吴三桂兴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脚下所踩的原来是座冰山，正在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处，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毁灭，而不是达到永恒的幸福之源。
武人吴三桂在宁锦战役之后，接连听到关内官军连连战败的消息，此刻他体验到了存在的荒谬。当然，吴三桂不会用这个词去表述。他只是觉得，他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名誉、尊严、社会成就和生命欲望，个人价值被割裂成不同的两半。他必须有所取舍。而任何一种选择对他都是一种不能负担的残酷。
一种无可逃避的残酷。
和烂熟的大明王朝相比，那时候的满洲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标准化的伦理构架。满洲人更多的是凭借体内原始的热情和冲动生活着。他们大致知道些《三国演义》的故事，知道些忠孝仁义的粗浅概念，可是宋儒的高深理论却不是他们野性未除的头脑所能理解的。
所以他们的行为方式更自然，更直接，更灵活，所以这个民族显得朝气蓬勃，锐气十足，效率很高。他们的征服需要汉人的引导，所以他们竭尽全力争取那些有才干的汉人，执着而真诚。
祖氏三雄一直是他们争取的目标，满洲人因为受到祖氏兄弟的有力打击而敬重他们。满洲人听不懂忠干天地义动云天的神话。在部落的争战中，狡诈、残忍、背叛都不是罪恶，而是生存的方式。弱的服从强的，失败者归顺胜利者是理所当然的事，投降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应该说，他们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诱降给这些汉人带来的心理伤害。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在一次战役中俘获了祖大寿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他赐给他们房屋土地，并以此为诱饵招降祖大寿。祖大寿不为所动。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皇太极围祖大寿于大凌河城。三个月后，城中粮竭，祖大寿和皇太极订下城下之盟，率队出降。皇太极大喜过望，厚赏祖大寿，为了表示对祖大寿的充分信任，命祖大寿为前导，带兵攻取锦州。
不料在锦州城下，祖大寿甩开大队人马逃入城中。皇太极的胸襟、气度和精明借此机会表现出来，他“命达海传谕慰诸降将（和祖大寿一起投降的其他将领），大寿诸子孙赐宅以居，厚抚之”。
七年之后，皇太极又一次俘获祖大寿。这一次，祖大寿自度不免一死，皇太极却依然不屈不挠地争取他。出于对明朝的失望，对子孙前途的考虑，还有对这位满洲首领人格力量的屈从，这一次，祖大寿低头了。
皇太极明白他的成功不仅仅是招降了祖大寿，更重要的是，他用这一举动在汉人将领中建立了信任。他知道他的付出将会得到巨大的回报。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后来越来越多的汉人的归降，满洲人夺取天下将是一个虚妄的梦幻。
洪承畴刚刚被俘的时候，也曾经一门心思尽节殉国，在满洲人的监狱里蓬头赤脚，日夜大骂，只求速死。可是皇太极一点也不生气，供给洪承畴精衣美食，细心照顾，不断派人去劝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亲自到监狱中去看望，看到洪衣服单薄，解下自己的貂裘大氅给他披上，并且问道：“先生得无寒乎？”洪承畴瞠视久，叹道：“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洪承畴不是腐儒，清和朱明之间的上下优劣，明眼人一目了然。在和满洲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民族大有前途，必将取朱明而代之。
而使他最后下了投降决心的，还是这个满洲统治者不可抵御的个人魅力。
吴三桂简直不能相信洪承畴会投降。而相信之后，他却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
洪承畴是在朝衮衮诸公中吴三桂真心敬重的人物之一。对于读书人，吴三桂的心理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这些人嘴里那些深奥的道理敬畏有加；另一方面，这些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人，办起事来却往往让他诧异不已。
这些人办正事迂腐天真，可是捞起钱来门道比谁都精，钻营起来脸皮比谁都厚。遇到树名邀誉的机会争先恐后，到了拿章程做决断的时候却言不及义，纷纷推诿。满朝大员，率多此类，吴三桂以为，帝国就是在这些人手里败坏了。
不过，洪承畴和他们不一样。这位大帅外表也一样的文弱，可眼神中却有股通透沉静之气，那是胸中有城府有见识有块垒有操持的沉静。这位文章学问名满京师的学士，并不是那种只能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他放下毛笔跨上战马，就把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八骑败走商洛。
吴三桂觉得，书上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就应该是这样，内圣外王，下马能文，上马能武，这才是受了圣人之教，得了圣人之道。对这样的人，吴三桂从心底里佩服，他们才是天地正气之所钟，帝国希望之所在，虽然满朝昏昏，但只要有几个这样的大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明朝就有希望，老朱家的气数就不会尽。
松锦陷落之后，人们都作好了悲痛的准备，等待着洪承畴殉国的消息传来。毫无疑问，又一个崇高的身影将走进祭坛，做孔孟之言的悲壮殉葬，和苏武、岳飞、文天祥们一起享受后代的崇敬眼光。也许还会有《正气歌》之类的作品留下来，成为千古名篇。崇祯皇帝甚至已经在北京为洪承畴立了祠堂，设了祭坛。
可洪承畴居然就投降了。道德文章的这位光辉代表转眼就成了丑恶的叛徒，一夜之间，就从高耸入云的道德殿堂坠入精神地狱。这个角色转换也实在太迅速了，实在叫人难以适应。
还有舅舅祖大寿。吴三桂和他情同父子。这个曾经威名凛凛后来又身败名裂的将军，其实就是一个既慈祥又威严的老头。这个老头曾为大明江山出过死力，也曾大义凛然在生死之际多次拒绝满洲人的利诱。只是最后一次，身家性命和儿孙前途使他作了另一种选择。
这一次选择就扼杀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绩、忠贞，全都被泯灭。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竟然是一念之间判然分野。做人难啊！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连属的社会粗暴而蛮横的威胁。
一个人，常常会突然陷入外部情势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无辜的生命会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考验；比如，一个妇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对的是苦苦守节还是忍辱再嫁的两难选择；再比如，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会在突然之间因为自己的亲戚犯罪而被株连入狱，虽然自己和这个亲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
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清史稿·祖大寿传》共四千余字，其中关于祖大寿降清之后六年之内的事迹记载仅寥寥三十二字：
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公元1640年），大寿卒。
这枯燥平淡的几十字，从一个侧面明确传递出祖大寿生命中最后六年生活的压抑、灰暗：那是一种苟活。
明初有这样一个故事：元朝末年的礼部尚书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后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虽然他是个汉人，可是从一而终的原则却高于民族分野。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
朱元璋此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举动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他因为欣赏危素的忠义而把他救上来，却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出于利用危素的品质而信任他，却使自己成了鼓励贰臣的人主。
在危素尽心尽力地为他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这一点，当然，他是不会错的，那么只能是危素错了。于是这个危素在他眼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风后闲坐，危素从门口进来，足声橐橐（tuò）。
朱元璋问：“来人是谁？”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对危素泰然自若的语气十分反感，冷冷地说：“老臣危素，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
不久，朱元璋举行朝会，廷臣牵来元宫廷驯养的一头大象来表演节目。不料，这头大象可能是到了新环境不太适应，死活不肯表演，让满朝文武大为尴尬。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把这头大象杀了。可是事后一想，却认为大象是忠于故主，应该褒扬，遂命令予以厚葬。然后，他又让人做了块牌子，上面写上“危不如象”四个字，挂在危素身上，来奚落这个不幸的老头。不久，朱元璋找了个借口，把危素流放到了边远地方，让他在屈辱中郁郁而死。
我们不知道武人吴三桂是否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对于投降之后的精神代价，他必然比我们认识得深刻痛切。
吴三桂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历史上那座有名的宁远城，现在叫作兴城。
当年祖大寿亲自督建的古城墙依然雄踞，墙顶那些青灰色的古意斑驳的城砖，曾经印上过祖大寿和吴三桂的足迹。
游荡在古城之中，城中心的那两座巨大的石头牌坊吸引着所有来到这里的人的目光。这两座建筑依然以三百多年前刚刚矗立起时的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雄赳赳地俯视着过往人群，不过现在这种神气却显得有点自作多情。
因为三三两两的游人们只是抬头看看牌坊上面那些依然精美的浮雕，然后摸摸下面那两个石狮子的头，没有几个人去认牌坊的主人费尽心思刻在上面的那几个繁体字。那几个字刻得极高，要认清楚，必须费老大的劲抬头才成。
前面的那座牌坊上的几个字是“忠贞胆智”，后面更为高大的那座上的四个大字是“登坛骏烈”。这些字的意思是表彰当初守卫这座城池的将军，表彰他们的忠贞和英勇。它们要表彰的人就是祖大寿和祖大乐。这两座牌坊是祖氏兄弟在皇帝的批准下自己修建的。后来，这两位热衷于自我表彰的将军同时背叛了他们的皇帝。
看着这两座石牌坊，最先想到的是它们为什么要建得这么高大，以至于经过其下的人会体验到一种压迫感。而且，下面还要放两头狰狞的狮子来保卫？这里面体现了一种与世俗拉开距离的努力，一种俯视一切、凌驾一切的意味。而这种俯视一切、凌驾一切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的核心。
基本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作为凝聚人心整合全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每个社会总是竭力高扬这种价值观，巩固这种关系社会向心力的精神制高点。
在祖大寿投降之后，这两座牌坊已成了两座具象的讽刺。作为继任者的吴三桂，几乎每天都要经过这两座建筑。不过，他却从来没有提议拆掉它们。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当宁远继任守将吴三桂三百多年前再次穿过这两座建筑之下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终于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开朝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吴三桂手下的三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
正月十九，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鸩止渴的一步棋，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大明朝用吴三桂挡住了前胸，同时也把后背裸露给了敌人。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
先是在皇帝焦急的注视下，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因为怕承担责任，谁都不敢发言。后来，还是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打破沉默，老相毕竟阅历深厚老谋深算，他首先慷慨激昂地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
老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议一议再议，迁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
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
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朝廷才下了最后决心。
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
面对平西伯这个尊贵的头衔，吴三桂感觉不到一丝兴奋。在等待朝廷决议的这一个月时间里，他的心情应该比北京城内那些官员更为焦虑。如假设在这一个月内吴三桂曾经多次失眠，也许不会离历史真实太远。因为他的性格里缺乏逆来顺受的因素，所以面对绝境，他的心理挣扎应该比常人激烈得多。
有足够证据表明，在朝廷作出决定之前，吴三桂已经作出了某种决定。
现在，皇帝的诏命已下，大明朝的最后一个柱石之臣立即行动，检阅步骑，带兵上路。
从宁远到山海关，距离是两百四十多里，在当时，按正常行军速度，两天内可以到达。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样短短一段路，吴三桂的大军竟然走了八天。是由于队伍过于庞大以致影响了速度，还是出现了什么特殊情况呢？
这成了明清易代史上的一个谜团。
俯视一下当时的情势，这个谜其实并不难解。此时，大明朝的腹地已成鱼烂之势，大半领土已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步伐吗？根本不可能。吴三桂也许能在北京城下阻挡李自成几天，却没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作为受恩深重的军官，他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相始终。
问题是，现在只有终，没有始；只有亡，不能存。如果天下势仍有可为，他有可能做个中兴名将，拯大明于危难，扶大厦于将倾，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吴三桂也不会却步。可如果只是单纯地送死，他实在没有必要那么兴冲冲地自投罗网。
当然，吴三桂不能按兵不动。如果他按兵不动，就会成为帝国和民族的罪人，就等于宣告自己是叛臣逆子。他可不想给天下人这样的口实。
所以，吴三桂选择了这样一个最佳方案：拖延。他摆出一副对朝廷尽职尽责的姿态，在行进的路上等待着大明朝的灭亡。等到明朝的灭亡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他的效忠对象已经不存在之后，他就有了道义上的行动自由。下一步的取舍，就轻松多了。
真实的吴三桂在求生本能的指引下，在道德的荆棘阵中寻到了一条缝隙，做了一次诡秘的出逃。
天地巨变，终于彻底压碎了吴三桂身上的道德外壳，他选择了求生而不是殉道。经过多少不眠之夜，吴三桂才终于把自己从忠君报国的道德外壳下剥离出来，不过这种剥离是血淋淋的。毕竟，自命不凡的吴三桂有过真实的道德理想。他对自己的生命构想绝不仅仅是一个衣食俸禄层面的碌碌之辈。
现在，他的人格理想已被击碎，可以肯定，自诩为血性汉子的吴三桂从此不得不面对世人的指指点点，他不知道自己最终将以什么样的形象进入历史。
吴三桂只能仰天长叹。
现在，他的前途中剩下的，只有家族的平安，个人的功利地位，还有，陈圆圆。
一想到陈圆圆，他觉得这一切损失毕竟还得到了补偿。这个女人啊！
只是在认识陈圆圆之后，他才明白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道理：原来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为了一个女人而存在的。
在拥有陈圆圆以前，他虽然有着风流将军的美名，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女人真正当回事，女人在他眼里不过是供他消遣的玩物，不过是比其他东西更好玩罢了。可是自从结识陈圆圆之后，世界在他眼中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个女人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瑰丽、美妙而莫测的世界。
他发现自己也变了，自己不再是以前那个汲汲名利的吴三桂了，他变得浪漫而多情，变得单纯而透明，和这个女人相比，许多以前显得那么重要的东西现在却无足轻重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可以改变世界。
现在，对他来说，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比做其他任何一个角色都重要，甚至比做一个名垂青史的大英雄更重要。
现在，陈圆圆和他的家族，和大明皇帝一起，都留在京城里。他没法救出皇帝，但是，以他的三万铁骑，跟李自成去换取自己的身家性命和陈圆圆还是没什么问题。
吴三桂的算盘打得很准，就在他在勤王的路上缓缓行进之时，三月十九，农民军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用一根白绫，给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打上了一个句号。
得到这个消息时，吴三桂刚刚走到河北丰润，距京城尚有数百里之遥。
他忙撤兵返辔（pèi），率领大军奔回山海关。
这座依山傍海的雄关，将是他用来换取后半生前程的砝码。明朝的灭亡，使得这座关城已经姓吴了，他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不过，他知道，这座关城不论是对李自成还是对皇太极都是沉甸甸的。他完全有理由相信，李自成会为这座关城开出一个大价钱。李自成会找上门来的。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明朝覆亡后的第十天头上，李自成的信使到了。带来了封吴三桂为侯的檄书，带来了四万两犒师银子，同时，还带来了老父吴襄的一封信。
一切都按照吴三桂的设想到来了，尤其是老父的这封信。皇帝已经死了，可是父母仍然在，这就是吴三桂在这个世界上堂而皇之地活下去的理由。忠臣是做不成了，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效忠的对象，可孝子这冠冕堂皇的社会角色还可以继续扮演下去，他的行为照样可以获得社会伦理观念的认可。父亲的信，说得多么有理：
……今尔徒饰军容，逊懦观望，使李兵长驱深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无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失，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
呜呼！识时势者，可以知变计矣……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骄愤，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受戮，身名既丧，臣子俱失，不亦大可痛哉！
是啊，大势已失，天命难回，帝国已亡，家族仍在。父母家小还有那日夜思念的陈圆圆都在李自成的手里，为了父母的生命，牺牲自己的名誉情有可原顺理成章。在大明他是平西伯，到了大顺他就是归命侯。寇贼杀了皇帝，寇贼就成了皇帝。从行脚僧起家的朱元璋可以做明太祖，那么，同样用血汗挣得天下的李自成为什么不能顺天应命抚驭万民呢？
现在，吴三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抛弃一直虚掩在身上的“忠臣”外壳，不过里面还有一张“孝子”的面具，可以用来抵御社会正统价值评判系统的正面杀伤。在命运的逼迫下，吴三桂的生命欲望就像一只见不得光的软体动物，急匆匆地从一只外壳迁入另一只外壳。
吴三桂点齐兵马，把山海关交给大顺农民军，踏上了第二次西进的征途。
命运，却同他开了一次让他无比尴尬的玩笑。
走在西进之路上，吴三桂虽然心中还有点紧张，但是心境和第一次入关毕竟大大不同了。他不断幻想着，到京城之后会遇到的盛大欢迎场面，不免有几分激动。李自成也许会亲自迎接，所有新朝权贵都会出席接风宴会。封侯建府，钟鸣鼎食，他在大顺王朝可能前程更为远大……毕竟，他送给李自成的这份礼物不轻啊！
可是，四月初五，当吴三桂来到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突然遇到了从京城里逃出来的家人。这个家人因多日逃亡形同乞丐，一见到吴三桂就痛哭失声。
原来，大顺军入城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赃助饷，剥夺高官显宦们的家财来解决财政困难。吴襄虽有招子降顺之功，也不能例外。昔日巨富的吴府，现在已被搜刮得空空荡荡。
吴三桂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半天沉吟不语。他没想到李自成竟然送给他这样一份见面礼，看来他的如意算盘打得也不是太准。可是，自己已经走到这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也许他到了北京这些可以摆平。突然，他想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陈妾现在怎么样？”
家人告诉他，陈圆圆现在已是李自成驾下“权将军”刘宗敏的人了。
“轰”的一声，那些美好的幻想在吴三桂眼前彻底崩塌了。吴三桂像被人当众打了一顿耳光，原本白皙英俊的面庞一瞬间涨得血红血红。他觉得自己的头好像涨大了。三十三岁血气方刚的吴三桂，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奇耻大辱会劈头盖脸落到自己身上。好一群流贼，他把山海关拱手而献，他们却夺走了他最心爱的女人！什么封侯之赏，什么犒师银，都是敷衍，他们分明把他吴三桂当成了玩物！有生以来，没有人这么侮辱过他！吴三桂一把拔出腰间的佩剑，刀光一闪，面前的桌案已经被劈成两半。
“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
吴三桂出屋上马，调转马头。三万大军像一头发怒的雄狮直扑山海关。
守城的农民军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已被袭杀殆尽，而闻讯应援的白广恩部，刚刚接近关城，也遭到痛击，竟然全军覆没。在战场上，很少有人能成为他的对手，尤其是在他狂怒之际！
一场激战之后的山海关出奇地寂静，吴三桂一个人坐在大厅之上，没有任何人敢进来。他既不是忠臣，也已不是孝子，命运撕掉了他所有的面具，现在，吴三桂只是一个因为女人而狂怒的男人。在狂怒过去之后，他发现自己真的无家可归了。
吴三桂多血质的性格特点，此刻又一次激烈地表现出来。性格即命运，而此时，性格即历史。就在他冲冠一怒的那个瞬间，墨一样浓的愤怒淹没了他的理智，当他静下来之后，发现自己已被判定为一出悲剧的主角：他不但失去了帝国，也失去了家族，同时，还有最心爱的女人。在这个条理分明的世界上，他丧失了经度和纬度，找不到自己的坐标。
冲冠一怒使吴三桂永远地背负了历史的重债，他因此而成了所谓“民族的罪人”。不过，吴三桂在这愤怒的一刻袒露出的人性底色是历史上一抹斑斓的色彩，否则这部历史就过于灰暗乏味了。
这个由赤裸裸的愤怒驱动着的人，一瞬间挣破了文化在他身上形成的层层伪饰，显露出未被阉割的真性真情。否则，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不是历史罪人的吴三桂是什么样的呢？只有两种可能。
一、他驱兵西进，与李自成激战于北京城下，以卵击石，壮烈殉国。一出情节单调重复的英雄剧背后是无意义的生命损失，对于历史进程不能有丝毫影响。
二、吴三桂忍辱负重，为了民族大义，唾面自干，在那些羞辱捉弄了他的农民军将领前强颜欢笑，虚与委蛇，以此换取他们的残羹剩饭。
很明显，吴三桂在大顺政权之下，非如此不能生存。这样的话，吴三桂确是兼顾了民族大义和身家性命，可是这样的人格形象是不是更为卑琐？
愤怒很快就过去了。冷静下来的吴三桂又恢复了理智，而他的理智是出众的。他迅速判明了自己的处境，他不甘心处于被打击被剥夺的地位。他要对命运反戈一击，永不服输的他在绝望中竭力奋争，试图冲出命运为他设计的险恶陷阱。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四月十五，清摄政王多尔衮接到了这样一封书信：
流寇逆天犯阙……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之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上，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
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
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
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胁西胁，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唯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这些充斥着“大仁”“大义”字眼的文字——“亡国孤臣”吴三桂的这番“忠义之言”，是在吴三桂被李自成围困在山海关后写出的。走投无路之时，他顾不得什么华夷之分、敌我之辨，向昔日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发出了乞求。可是连乞求都是这么慷慨激昂，大义凛然，满腔悲愤，真好像文天祥再世，申包胥重生。
可是，就连不识几个汉字的多尔衮也一目了然，这不过是一封投降信而已。他何尝不知道，这个“亡国孤臣”在几天前还仆仆奔走在投奔“流寇”的路上，兴致勃勃地想和流寇们分一杯羹！这些汉人真是会说话呀！
吴三桂重又捡起了通行的社会伦理符号。他并不指望谁真的从词语层面理解他的话，这只是一种信息的标准化包装而已，华夷通用。形式永远是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第一位的，虽然实际上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多尔衮并没有用心思品味这些华丽的词，他立刻感到了这封信不同寻常的分量。这真是天赐之机，父兄两代人征战多年，始终不能接近的这座雄关，如今唾手可得，逐鹿中原的宏愿即将实现，他怎能不大喜过望。多尔衮立刻发兵，向山海关奔去。
这时，山海关已经被李自成的大军团团围住了。李自成这次亲征，不光带了六万大军，而且还带来了吴三桂的父亲。
他知道吴三桂是有名的“孝子”，他希望吴襄能发挥比六万大军更大的作用。到了山海关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吴襄在阵前致书劝降。
可是这封劝降书对吴三桂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吴三桂现在不需要什么台阶来下，李自成那里已没有他落脚的地方。李自成收到了这样一封回信：
父既不能为忠臣，桂亦安能为孝子？桂与父决，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这冠冕堂皇的措辞让李自成无话可说。他知道，再和这个人费口舌不会有任何意义了。大顺军向这座著名的关城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当多尔衮的大军到达城下时，这座关城已是岌岌可危。激战已进行了一天一夜，大顺军的攻势越来越猛，有的地方，已攻上了城墙。吴三桂焦急万分，可是老谋深算的多尔衮却一点也不着急。他望着吴三桂那神情焦虑的脸，不慌不忙地提出，吴三桂得先剃发改服，他才能出兵。他还记着吴三桂那封慷慨激昂的信中装出的那副大明忠臣的姿态。
吴三桂确实没想到这一着。不过，他没有犹豫片刻。不就是把顶发剃掉，脑后梳一条古怪辫子吗？不就是穿上那身难看的蛮服吗？他已经抛弃了帝国，抛弃了父母，抛弃了名誉，他还在乎这几根头发吗？他已经不再在乎什么了，不坚持什么了，就是把自己出卖给魔鬼，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事实上，他已经这样做了。
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吴三桂头顶上的一缕缕头发，飘落到地上。
心理学家说，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满洲人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坚决要求被征服者剃发改服，即使逼得这些人再度反抗也在所不惜。而许多本来已经投降的汉人，仅仅为了保住自己的发式，却再一次选择了死亡。因为双方都明白，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改变，这实际上是为精神举行的葬礼。
这种改变，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人格独立，彻底放弃了价值体系，把自己变成异类。吴三桂的精神世界终于放弃了最后一点依托。不过这样也好，现在心里已经了无挂碍，他反倒获得了解放，从此吴三桂可以任凭自己胸中的贪婪、欲念、仇恨，痛痛快快地肆意流淌！
多尔衮终于同意出兵了，吴三桂现在已经是他的掌中之物。不过，他依然从容不迫。为了保存八旗兵的实力，他命令吴三桂为先锋出城去冲击敌阵。这样，既可以检验吴三桂的诚意，又能目睹大顺军的实力，以便他随后实施有力的突击。
吴三桂只能从命了。他现在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条狗，那么，就像狗那样去卖命吧！
吴三桂的人马出城了。四月二十二，从早上到晚上，他率领大军冲锋陷阵，连杀数十阵。清人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这样描述道：
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以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多数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三桂）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岗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
战场上的吴三桂永远是无与伦比的。只是现在，他只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叛徒而已。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他所著的《康熙帝传》中说：“事实上，鞑靼人（满人）在征服帝国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洲人去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
吴三桂就是这些“最勇敢”的汉人中“最杰出”的一个。事实上，在大清取得江山的过程当中，平西王吴三桂在所有的将军中出力最多，功劳最大。一旦放弃了道义信条，同胞的生命，在他眼里就成了一具具成全自己功绩的道具。出于一种特殊的心理，面对自己的同胞，他比满洲人下手还黑，手段还残暴。这里面也许掩藏着这样一个心理学的真实，那就是，这类举动正是为了掩饰吴三桂内心的负罪感、恐惧感和痛苦。
四月二十三，山海关大战后的第二天，吴襄在永平范家店被斩首。四月二十六，吴家满门三十余口在北京二条胡同被杀光。
虽然早已知道这样的结局，但是当面对眼前到处僵卧的亲人尸体时，吴三桂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刺激。亲人的血，湮灭了他最后一丝犹豫和顾虑。他已心硬如铁，没有什么可以再软化他。
从山海关之战以后，他像发疯一样对李自成穷追不舍，终于在望都和真定之间追上了。一场昏天黑地的厮杀之后，李自成扔掉所有辎重妇女，狼狈逃走，陈圆圆终于又回到吴三桂手中。
这是吴三桂用一个家族的性命换来的女人。
击溃了李自成，他马不停蹄，迎击降清复叛的姜襄，鏖战榆林叛将刘登楼，败明宗室朱森釜于阶州，败农民军将领王永强于同官，平定陕西，攻取四川，收复云贵……他的马蹄从关外一直践踏到云南，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没有他的浴血奋战，大清绝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夺取江山。这一系列战役，许多是硬仗、恶仗、死仗。他曾多次陷入绝境，生死悬于一发，凭着不屈不挠的斗志和运气，他才一次次和死亡擦肩而过。
吴三桂一生中最激烈的战斗是为满洲人打的。为大清朝，他真的做到了舍生忘死。这一系列战役充分反映了吴三桂作为一个军人的杰出素质。从单纯的军事观点看，许多战役也许能成为军事经典。吴三桂的判断力、决断力，意志品质的坚定性、持久性，战略战术上的创造性，在此过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虽然屡获大捷，吴三桂并不敢居功自傲，仍然是每战身先士卒，躬履行间，战战把头别在腰带上浴血搏杀。吴三桂知道，为大清作战和为大明作战不同，作为一名叛臣降将，他在满洲人面前总有点伸不直腰，抬不起头。他只有豁出性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忠勇，才能赢得清人的信任，才能在清朝的权贵中站稳脚跟。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在为满洲人卖了十七年命之后，吴三桂终于获得了他的报酬，吴三桂被封藩云南，位享人臣之极。
然而，虽然满洲人授予他高官显爵，吴三桂还是时时处处觉察到了他们的防范心理，觉察到了他们目光中隐藏着的一丝轻蔑和不信任。
谁让他吴三桂是一个降臣呢！面对满洲人那外松内紧的满汉分野，对汉人将领处心积虑的提防措施，吴三桂并没有过多的抱怨和愤懑。他天生是个行动人物而不是观念人物，他不会让这些没有任何积极效果的情绪占据他的理智空间，浪费他的心理能量。现实主义是吴三桂的坚定指南。他考虑的是如何采取下一个行动。
吴三桂是追着永历的足迹来到云南的。
明朝虽亡，可是朱氏子孙一直没有放弃恢复的努力。明朝的残余在江南又建立了南明政权，在帝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可惜这个小朝廷还是改不了窝里斗的老毛病，成天价忙于争权夺利，结果被清军追得整日东逃西窜。追得南明的永历皇帝经常是饥肠辘辘，卧不成眠，偶然讨得一碗饵块炒青菜，也要称之为“大救驾”。最后，被追得走投无路，逃入了蛮荒炎热的缅甸，才算保住了一条命。
看来永历皇帝只能在缅甸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满洲人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可吴三桂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擒杀永历，才能彻底证明自己的忠心无二。
吴三桂对永历皇帝个人并无好恶可言。作为昔日的明臣，他对这位故主的后裔也并非没有恻隐之心和抱愧之意。
大明朝没有任何对不起吴三桂的地方，有的只是高恩厚德，他前半生的功名地位都是大明所赐，可是他回报的却是对明朝后裔的无情追杀。不过，既然做了恶人，就做到底吧！现在，他就要借昔日恩人的头颅一用。
于是，吴三桂上书，要求入缅扫灭南明残余。顺治皇帝认为没有必要，南明窜入荒夷，不可能东山再起，就放他一马吧。可吴三桂却反复恳求，提出所谓不灭永历有“三患二难”，最后终于说得顺治皇帝动了心。于是，吴三桂又率大军踏上了为清廷效命的征程。
一个小小的缅甸怎能抵挡得住清朝的大军，吴三桂的征程势如破竹，把朱家子孙斩尽杀绝看来就要实现了。就在这时，他意外地收到了用绣着五爪盘龙的明黄缎子包着的一封书信，这是朱元璋的十三代孙永历皇帝的亲笔信。吴三桂不由心中一震。看着这落难王孙的笔迹，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涌起一股无法言说的复杂情绪。
这封信文笔极好：
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笑谁欢，只益增悲矣！既失世守之山河，苟全微命于蛮夷，亦自幸矣！
如将军不避艰险，请命前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之一人乎？抑或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但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
将军既取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枭》之章，能不恻然于心乎？
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
奕祀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乎？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草莱，所不敢辞。
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与将军，唯将军是命。
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血食，不负先帝之大德也。唯冀裁之！
这真是一篇极好的文章，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却又从容不迫，句句藏着机锋却又哀切婉转。这也是一篇正统思想观念的愤怒、茫然、沉痛的檄文。在吴三桂，在当时任何一个人看来，这封信字字大义凛然，句句鞭辟入里，每个字都像火焰一样烧灼着吴三桂的眼睛和心脏。
他不能没有触动，这封信肯定会翻起他压制在心底却总是余烬未熄的深深的负罪感，触动他封存已久的良知。“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父乎？”“但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取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枭》之章，能不恻然于心乎？”
字字句句，提示着吴三桂生存状况的荒谬无依，提示着吴三桂的精神生命已被普遍价值观放逐于荒蛮，提示着吴三桂灵魂在旷野中的无遮无蔽。
这位终日逃亡以胆小闻名的永历皇帝，凭这篇文章应该被列入文字大师之列。不过和他的老祖宗朱元璋比起来，他还是显得太天真了。文字永远是最苍白无力的，它们只对那些苍白孱弱的灵魂起点作用。而在赤裸裸的邪恶面前，这种努力显得幼稚而可笑。这封信只是让吴三桂不舒服了那么一阵而已，对大军的前进步伐一点也没影响。
缅人在清军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献出永历。在接到这封信的第二天，吴三桂带着几名护卫，缓步走向永历帝的居所。
在热带竹楼的厚厚屋棚之下，永历帝面南而坐。他头戴一顶马鬃瓦楞帽，身穿一件纯绢大袖的袍子，腰间束了一根黄丝带。这个末代皇孙空顶着皇帝之名，终生逃亡，到处漂泊。不过毕竟是天潢贵胄，他仪表伟岸，举止端庄。他一动不动地坐在竹椅上，眼睛空空洞洞地看着前方。不知为什么，吴三桂看见这个人，心跳忽然凌乱了，他越走越慢，在永历帝几步之外悄悄地停下了。
永历帝见有人进来，轻声问道：“何人？”
不知为什么，吴三桂张张口，没说出话来。永历帝又问了一句：“来者何人？”
扑通一声，吴三桂自己也没想到，恍惚之中，他已经跪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
“你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吧？”永历依然轻轻地问。
吴三桂什么也没听见，他只是恍惚见到这个酷似崇祯皇帝的年轻人脸上的疑问表情。他分辨不出他在说些什么，只是机械地一连声地应道：“是！是……”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听清了永历长叹一声：“说什么都无益了！只是朕本是北人，想见到十二陵再死，这，你总能做到吧？”
他又勉强应了一声。永历轻轻向他挥挥手，让他退去，他却站不起身来，只好由卫士上来把他搀扶出去。
自这天以后，吴三桂再也没有见过永历。四个月之后，他不顾别人的反对，没有把永历押赴北京，而是在昆明城外的蓖子坡把他缢杀了。
吴三桂不想再叛变了。他在云南的日子过得挺不错，他真的别无所求了。他喜欢云南这地方。这里四季如春，天蓝得一尘不染，和内地简直是两个世界。
这里离辽东很遥远，离北京也很遥远，远到似乎他可以将它们忘却。这两处埋藏了他那么多复杂记忆的地方，他真希望能够不再想起。
“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吴三桂现在所得到的，已经超过了他最奢侈的想望。现在，他是天下最富有、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云南的几千里土地上所有金帛子女都为他所有，在这里，他可以为所欲为。人生一世，他还能有何求呢？
在昆明，他次第建起了三座宫殿。天下所有的珍玩宝器和人类所能想出的所有享乐花样，几乎他都可以拥有和尝试。昔日的风流将军，此时更加风流狂放。
三桂在滇中奢侈无度，后宫之选，不下千人。三桂公余，召幕中名士宴会，酒酣，三桂吹笛，宫人以次唱和。旋呼赏赍，则珠宝金帛堆陈于前，宫人憧憧攘取，三桂顾之以为笑乐。三桂不善书，然每喜临池。
府苑中花木清幽，有所谓列翠轩者，厅事五间。春秋佳日，三桂辄携笔坐于轩内，作擘窠大字，侍姬诸人环视于侧，鬓影钗光，与苍翠之色互相辉映。厕身其中，殆无异蓬壶阆苑矣……玩过奢侈玩高雅，吴三桂已经五十二岁了，却愈加裘马清狂。昔日占据了他全部情感世界的陈圆圆现在已不能享专房之宠，青春年少不再，他要抓紧剩下已经不多的时间恣意享受，尽情追欢，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的巨大付出作出补偿。
不过，吴三桂毕竟是吴三桂。虽然嬉游无度日日笙歌，可是在世人的眼里，他却仍是位贤明仁义的王爷。虽然跺一跺脚云南都要抖一抖，可是他却是一副宽厚长者的形象。平时和衷御下，和蔼可亲。与人计事，相对如家人父子。人有诘难，益喜与之交往。文武官员每以公事拜谒王府，府中必于规制之外，备饭款待。
上至督抚，下至守令甚至小吏，逢年过节都能得到王爷的丰厚馈遗。巡抚袁懋功内召返京，吴三桂以十万金相赠；继任巡抚李天浴患病，他竟不居王爷的身份，亲至府中视疾，以示眷励之意。
凡是旧日上司或者朋友有求于他，不管多难，他必定尽心帮助。在辽东时，他曾隶属于毛文龙部，入清之后，未相往来。然而，当毛氏的老仆从几千里外的江浙赶到昆明，向他告诉失势的毛家被将军李强强占之时，他亲自出面，迫使李强退还了毛宅，还输金谢罪。宁都（今江西省宁都县）曾应遴曾于吴三桂有恩，其子游滇，吴三桂以十四万金相赠。
上上下下都知道王爷仁义诚厚，可是也都知道王爷曾经置父母性命于不顾，曾经追杀故主子孙以为功。当然这不关自己的事，吴三桂在朝在野，都混得明白，混得精神，所以到处收获的都是毕恭毕敬和衷心服从。
可是，富可敌国位极人臣的吴三桂却经常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他越是拼命作乐，越是觉得空虚无聊。“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每当此时，他总是一饮颓唐。他总是莫名其妙地心里发虚，夜里，经常在梦中惊醒，一夜无眠。
也许是一家三十多口尸横遍地的场景总在他眼前浮动，也许是成千上万的同胞的鲜血让他难以淡忘，也许是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让他难于安枕。
还有，那从遥远的北京射过来的，闪烁莫测的目光。虽然他殚精竭虑地效忠，可是那些满洲人似乎总是和他若有若无地保持着距离，热情的外表下总似乎隐藏着深深的寒意……这种闪烁的目光，像是一把沉重而锋利的剑悬在头顶一样，让他时刻不安。
毕竟，他是个叛臣啊！
平西王爷开始信佛了，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给云南遍地的佛寺大量布施。他在府内设了多座禅堂，常常像个孤僧一样长时间地打坐。他又在凤鸣山上以前无古人的手笔用纯铜铸了一座佛寺，号称“金殿”。
平西王爷不光信佛，凡是神仙，他都热心讨好。他重修了昆明的玉皇阁、老君殿、报国寺、西寺。在报国寺的众佛之中，他又命人修了一尊奇怪的塑像，这尊塑像面容酷似吴三桂本人，“将巾，松花服色，锦边，右手抚膝，左执卷，面左顾”。这个奇怪的佛像叫“西来尊者”。
可是，所有这些高大的殿宇，也不能遮蔽他那无家可归的灵魂，不能阻挡一点灾祸。吴三桂的宿命，正向他一步步走来。
满洲人对吴三桂失去信任，应该是从吴三桂亲身入缅擒杀永历的那一时刻起。
永历帝那封信里的话，成了吴三桂命运的预言：“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
顺治皇帝可以理解吴三桂在命运的压迫下屈辱地投靠，也可以用混合着欣赏与蔑视的眼光看着他拼尽心力在大江南北为他卖命。但是，当吴三桂为了进一步讨好他而再一次扑向故主时，福临不寒而栗了。
吴三桂做得太过分了，过分得连被效忠的对象都有些难以接受。一条噬咬旧主来取悦新人的狗，能让人放心吗？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
当吴三桂从缅甸回来，马不停蹄地投入镇压云南当地叛乱之时，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了。
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与从白山黑水走来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到了康熙这一代，爱新觉罗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抱理解态度，对于吴三桂为大清天下立下的汗马功劳，他也不存欣赏之意。对这位王爷的卖主求荣，他更是觉得无法接受。对这位功高权重的汉人王爷，他心底只有鄙薄、厌恶，还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
亲政不久的康熙皇帝在宫里柱子上悬起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藩”的名字。那是困扰他的首要问题。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他必须用伦理纲常来整合人心。而任用叛臣作为帝国藩篱实在是不可接受的现实。
“三藩”中，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吴三桂。这个手握重兵的人是帝国内最大的危险因素。为了大清的江山万无一失，必须解决这个人，而要解决这个人，首先必须解除他的兵权。要解除他的兵权，就得撤藩。在康熙看来：
“‘三藩’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刚刚二十岁的康熙说干就干，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撤藩的诏书送到了云南。
对吴三桂来讲，这确实是当头一棒。云南是他苦心经营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他为满洲人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云南这块封地并非过厚的报酬。对此，吴三桂和顺治之间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可是现在，刚刚即位的康熙皇帝却要剥夺他用半生的出生入死肝脑涂地换来的这点报酬，未免太让他吴三桂难以接受。
兵权就是吴三桂的命根子。像吴三桂这样的叛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失去了道义的保障。他的所作所为，使正人君子愤懑已久。而且，在军政上层生存了这么多年，他结交了许多朋友，也不可避免地树了许多敌手。一旦失去兵权，吴三桂的身家性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朝里多少人对他虎视眈眈！他之所以到处横行无碍，处处迎来满面春风，还不是因为兵权在握！朝廷催促撤藩的诏令一道接一道，面对年轻气盛的康熙皇帝一步步杀机毕现的举动，他好像别无选择了。吴三桂没想到康熙会这样薄情寡义，爱新觉罗家族会这样过河拆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看来竟是千古通义，历朝历代，概莫能外。可是，吴三桂实在不想再叛变了，叛变并不是他的专利。他原想在满洲人的庇护下，安安稳稳地终此一生。
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把“三藩”叛乱的罪责归于吴三桂，我却愿意为他开脱。如果不是康熙帝对吴三桂个人品质的深刻反感，不是其人的年轻气盛以及超越祖业的雄心所驱动，叛乱本可以避免。如果康熙皇帝再老成一些，再等待几年，等已经六十二岁的吴三桂寿终正寝之后再采取措施，本可用和平手段解决“三藩”问题，对中国历史造成的震动会小得多。
事实是，在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九月撤藩诏下达之后，吴三桂经历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犹豫彷徨。毕竟已经六十多岁了，吴三桂不再有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锐气。明明大势已去，一向头脑清楚的他还在幻想皇帝能收回成命。可是，身边的幕僚们却比他清醒，他们日夜撺掇他起兵。
智囊方光琛的进言一针见血：“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
多年养尊处优的平西王，现在又一次落入焦躁痛苦的抉择之中。他整夜失眠，动辄脾气大发。转眼到了岁末，宣诏的使臣又一次到了府中，平日温文尔雅的吴王爷头一次失去了自制。面对使臣的催问，开始还笑容可掬的他，竟一下子“赤颊大骂”起来，他指着钦差的鼻子吼道：
吾挈天下以与人，只此云南是吾血挣。今汝贪污小奴，不容我住耶？！
起兵势不可免了。只是，难道反叛竟是他的宿命？
六十二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吴三桂又一次全身披挂。在练兵教场的鼓角齐鸣中，他纵马疾驰，连发三箭皆中靶心。虽然已是花发满巅，延陵将军风采依然，还是那么英武绝人！
吴三桂率领二十万人马又一次踏上了征程。一路上，风动尘生，杀气袭人。
起兵之初，形势对吴三桂颇为有利。吴三桂手下的官兵都是百战之锐，能征惯战。在吴三桂的指挥下，他们很快就拿下了贵阳、长沙、岳州、成都、常德、衡州，一路克捷。所到之处，清军望风披靡。
吴三桂又一次饮到了长江之水。他亲临常德指挥，陈重兵于长江南岸，摆出一副汹汹之势。这时，吴军士气高涨，将领中有人主张立明朝后裔以收揽人心，有人主张疾行渡江全师北上，有人主张沿江东下，控扼江淮以绝南北粮道。可是吴三桂拒不表态。时间一天天过去，开始时势如破竹的吴军仍在长江南岸按兵不动。
吴三桂自有他的打算。他想通过这个举动，向朝廷表明他并不是想真的反叛，他只是要保住自己应得的那份利益。他认为大军的一路摧枯拉朽，足以吓倒未经世事的小皇帝。他派人给朝廷送去奏章，请求停战。同时，又转托西藏的达赖喇嘛为他向朝廷“说情”，示以“裂土罢兵”之意。
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康熙皇帝没有理由不妥协。
这个举动暴露了吴三桂的目光短浅。这正是他这个精明的投机者和真正的历史伟人之间的差别，也是注定他不能成大器的证明。他这样的人，在历史脉络的缝隙间可以游刃有余，却缺乏引导历史创造历史的眼光和识度。武力有时可以决定一切，却不是无懈可击的论据。当他的努力和更多人的利益针锋相对时，他的英勇、精明、识略都成了礁石上苍白的泡沫。
康熙皇帝比吴三桂想象的坚强许多。他身上有着吴三桂所最缺乏的东西：原则性。他并不认同吴三桂的逻辑。就在吴三桂按兵不动的同时，他正在紧张地调动军队，动员种种力量。当他初步站稳脚跟，调整好整个帝国应对危机的姿态后，他对吴三桂做出了回答：将吴三桂留质在京的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处死，其余在京子孙免死，入宫为奴。
史书记载，当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吃饭，“闻报，惊曰：‘上少年乃能是耶！事决矣！’推食而起”。
至此，吴三桂的梦想才彻底破灭。他渐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的心头，自己的一生有可能以彻彻底底的悲剧收场。
在历史大情节中摸爬滚打了一生的吴三桂，在晚年发觉自己一生奋斗的荒唐可笑。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一条留给他的路。自以为聪明一世，英雄一世，谁料竟是一直走在绝境的边缘。家庭观念极重的他在自己的爱子幼孙身上倾注了许多情感，垂暮之年的这一新的打击，使他有些承受不了，“在人前不肯显出，暗地里哭，云吃这一伙（指撺掇自己起兵的幕僚）亏了”。
退路已断，吴军只好再次发动攻势。可是此时时机已失，清军已作好了充分准备。形势的力量毕竟大于人，吴三桂的大军开始步履艰难了。在清兵以举国之力奋力反扑之后，骁勇善战的吴军终于开始不断品尝失败。战局急转直下，吴三桂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赌博很快就失去了任何成功的希望。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起兵五年之后，六十七岁的吴三桂在绝境中痛苦死去。
三年之后，叛军余部被肃清。吴三桂的子孙后代被彻底杀光，包括襁褓中的婴儿。
在吴三桂发动叛乱之前七年，洪承畴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权力。也许正是这点，使他能够寿终正寝。在悼词中，清廷慷慨地送给他许多美好的词汇，说他“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文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
然而，到了清朝中叶，天下已经平定，朝廷开始大力宣扬“臣节”。这位“勒勋鼎彝”的勋臣终于被政府列入《贰臣传》，昔日的赞词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对他背叛君亲的严厉指责和锋利嘲讽。洪承畴终于以嗜利偷生不顾君臣大义的罪名，被钉在了道德审判台上。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清朝最有福气的大皇帝，康熙帝的孙子乾隆在出关祭祖的路途中，路过宁远城。乾隆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宁远城中这两座漂亮的石牌坊，这位爱作诗的皇帝又写了一首“御制诗”：
燧谨寒更烽候朝，鸠工何暇尚逍遥。
若非华表留名姓，谁识元戎事两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