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爆发，两国却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交战。托尔斯泰给交战国皇帝的信，开首一句就是《圣经》中的话：“你改悔吧。”
在中国东北，一伙土匪劫持了一辆马车，从车上下来的人正是年轻的李提摩太，胡子们看到后以为看到了怪物，一哄而散。接着，他们又招来同伙，他们问他：“你是干什么的？”李提摩太说：“我是教人向善的。”他们又问：“你手里有什么东西？”李提摩太说：“教人向善的书。”于是他向他们散发起《圣经》，土匪们又一哄而散了。
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在中国人中引起了震动，也在来华西方人士中引起了骚动。赫德、蒲安臣等人支持丁韪良的翻译工作，他们认为，这本书的翻译可以让中国人看看“西方国家也有‘道理’可讲，他们也是按照道理行事的，武力并非他们唯一法则”。而法国临时代办可士吉则极为反对，他甚至喊道：“这个家伙是谁？竟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找来无数麻烦的！”
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见到辜鸿铭，辜鸿铭送他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博文说：“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20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回答：“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在李提摩太的倡议下，伦敦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2万余两银子运到中国灾区。李鸿章亲自派人将国外募捐的银子运到山西，李提摩太依马随行。已经能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李提摩太听见押运的士兵嬉笑说：“看看，这都是（傻不拉即的）英国人的银子。”
傅兰雅曾自称：“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后来他却说在中国的一切不过是南柯一梦。
当摄影家汤姆逊来到中国时，他感受到政府的腐败，他认为：“中国改革应当是政府本身的改革。”而对中国人民，他说：“中国人相当诚恳、好客。我相信任何一个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及能使对方理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大部分旅途中不会遇到什么敌意的对待。”他的愿言是：“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从他毫无生气的现状中觉醒。”
宫崎滔天曾对孙中山十分狐疑，他后来曾如此说明自己的担心：“此人果真能身负中国400州郡而立地者乎，能君临4亿苍生而执号令之旗者乎，可堪辅佐以终遂我平生之志？”通过了解，宫崎完全被孙中山的气质和理想折服。他感慨道：“乍一看去，其外貌气质像是涉世不深的后生小伙，又如天真无华的村野姑娘。然而其思想何其深邃，其见识何其拔群，其抱负何其远大，其情感又何其真切。”他因此成了孙中山的朋友。
李提摩太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100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回答说：“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李鸿章最后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为了使中国人了解电报的作用，丁韪良专门请中国政府派官员来观看实验，但是派来的几位官员丝毫不感兴趣，一个翰林甚至轻蔑地说：“中国虽然没有电报，却已当了4000年的伟大帝国。”几位老大臣也并不重视，只将其当做一种有趣的玩意儿。丁韪良感叹说：“在文学方面他们是成人，而在科学方面，他们仍然是孩子。”
燕京大学的创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最初筹款的任务交给了亨利·卢斯，即路思义先生，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他不得不去美国变成了宣传中国的“传教士”。燕大一贫如洗，只是一个概念，连地点都没有选好，他却拉下面子去朝别人要钱。卢斯说，这过程：“就好像在水底给码头打地基一样。”
英国作家毛姆来华旅游，慕名专程拜访了辜鸿铭。毛姆说：“久闻先生大名，今天特地前来拜访。”辜鸿铭回答说：“你想来看我，我觉得非常荣幸。”“你们的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往来，你们想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有一次，司徒雷登和号称“五省总司令”的孙传芳见面。孙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呢？”司徒雷登回答：“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孙传芳当场就把随身带的100美金捐给司徒雷登，随后又慷慨地捐了2万美金，并把儿子送进燕京读书。
傅兰雅曾对黄炎培说：“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报答中国人民。我看，中国学校一种一种都办起来了。有一种残疾人最苦，中国还没有这种学校，就是盲童学校，因此我预命我的儿子专门学习盲童教育，现在他已毕业了，先生能否帮助带他到中国去办一盲童学校？”
英国作家毛姆曾讲述一外国人亨德森的故事。亨德森刚到上海，拒坐黄包车，盖其认车夫亦人类一分子，如此苦力服务，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其后因天热，急于赶路，他偶尔尝试此种属于退化之交通工具。当毛姆见到他时，他坐着黄包车，车夫拉他拉得大汗淋漓。当黄包车车夫差点错过一个拐弯的地方时，亨德森叫起来“在接口拐弯，你这个该死的蠢家伙”，同时为了使他的话更有分量，他往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1923年，司徒雷登第一次去东北见张作霖。张作霖听了司徒雷登的来意后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款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作霖总是毫不推脱，慷慨出手。张作霖还把儿子张学曾送进了燕京。
在中国的讲演中，杜威总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来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他见到孙中山后，告诉别人：“孙逸仙是位哲学家。”
孙中山曾盛赞鲍罗庭“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去世前还由鲍罗庭与宋庆龄守在床边，托付了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孙中山弥留之际，还以古代刘备托孤之语，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当时国民党内便将鲍罗庭称为“亚父”。
罗素在中国停留了近一年，他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与俄国革命的双重失望，来中国“探寻一种新的希望”。他注意到中国的贫困，他后来说：“中国只要在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结合移民和大规模的控制生育，是可以永远消除饥荒的。”他对中国的感情让人动容。“总的说来，我认为中国人是我遇到过的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他说，“当中国人以一种沉默的尊严冷对白种人的傲慢时，我们西方人应该感到羞愧，因为中国人不愿意用以牙还牙的态度贬低自己的身份。”
杜威一度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在上海时，他问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杜威到北京后，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去，他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
泰戈尔访问中国，使很多中国人以为泰戈尔带来了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就连孙中山也认为他是来“开展工作的”。但是泰戈尔一到上海便说：“余只是一诗人。”
泰戈尔离开上海的讲演，即其《告别辞》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动摇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熙熙攘攘利来利去的闹市。”
当蒋介石、冯玉祥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庭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联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萧伯纳在香港大学演讲中说：如果你们在20岁时不做赤色革命家，那么在50岁时，将成不可堪的僵石。你们要在20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那么，你们才得在40岁时，不致有落伍的机会。
1932年1月7日，“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出台。当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政府，称“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情势为合法，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他代表所订立的任何条约和协定，足以损害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的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及领土及行政完整，或违反国际间关于中国的制裁，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者，美国政府都无意承认”。
毕加索称张大千为“了不起的天才画家”，然后拿出用中国毛笔临摹的五大册中国画，毕加索说自己正在学习中国画法，请张大千指教。待张大千把画册全部讲解完毕，毕加索认真思索一会儿，盯着张大千的眼睛认真地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习艺术。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
李约瑟提出了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而且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很多？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京大学要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的司徒雷登是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他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萧伯纳见了鲁迅时说：“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回答说：“我更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
费正清1932年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成为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跟英文原名谐音。梁说：“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
史沫特莱认为，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她说：“在我身上，激励着我的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铭刻在我心中直到永远。”
赛珍珠曾讲过：世界上最美的人是中国人，最美的地方是中国农村的田野和村庄。1938年，在诺贝尔奖的奖台上，她说：“假如我不为中国人讲话那就是不忠实于自己。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这么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当我看到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反对威胁其自由的敌人时，我感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凭着这种争取自由的决心——在深刻意义上是天性的基本美德，我知道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在朱德总司令的窑洞里，史沫特莱注视着像农民老大爷一样的总司令说：“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朱德惊讶地问：“为什么？”史沫特莱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中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给一个外科传染病伤员做手术时受感染，仍不顾伤痛，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随即跟医疗队到了前线。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离开中国后，奥登和依修伍德去了美国。他们写了一篇《给中国人民的信息》，发表于1939年4月的《远东杂志》上，信中说：“在近来的欧洲危机中，在你们看来似乎西方已经把中国遗弃了。这不是真的。在这些悲剧性的艰难日子里，我们想告诉你们，有这样一群英国人（不是少数）了解你们所英勇进行的斗争是为了自由和公正，每个国家都在为之奋斗。”“我们祈祷，为你们也为我们自己，不论形势多么恶劣，都不要丧失对正义的信心，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是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希望。”
抗战期间，蒋介石访问印度，他想拜见甘地受到英国人的阻挠。甘地给蒋介石写信，为“吾人所不能控制之环境”而不能相见深感惋惜，甘地说：“任何国家一旦失去自由，乃千百年长久之损失。”蒋介石读信后悲伤不已，下决心与甘地见面。
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受到热烈欢迎。罗斯福见到宋美龄即表示，当尽力援助中国，“上帝所能允许之事无不可办”。
1943年，费正清敏锐地判断出国民党已现颓势，不会久远。费正清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却适合中国。”他解释说：“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不同，社会秩序不同，民主、自由、人权、法制都是西方的独特产品，并不能移植到以农民为主体而又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中国。”
开罗会议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拜会蒋介石夫妇。丘吉尔问宋美龄：“你平时必想，丘某是一个最坏的老头儿吧？”宋美龄反问：“那请问，你自己是否为坏人？”丘吉尔表白：“我非恶人。”宋美龄回答：“如此就好了。”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接受了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毛泽东通过列举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说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斯特朗因此被称为“纸老虎女士”。
罗慕洛在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时结识了周恩来，会后他的感言是：“周恩来是我去的时候的敌人，回来的时候的朋友。”
1957年，毕加索创作了石版画《斗牛》系列，从中可见他深受东方绘画艺术影响的痕迹。《斗牛》系列极似中国的写意画，用笔奔放，画面大量留白，毕加索用细点腐蚀技法的反差，充分运用了空间、色彩与线，凸显了斗牛场面的激情，充满西班牙风情。毕加索曾说过：“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成为书法家”。
1962年，在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党的领导人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并声称：“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党不需要指桑骂槐。”陶里亚蒂警告中国代表团：“当你们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相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中国为此发表多篇文章，“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1964年，费正清很有感触地对一位中国学者说：“学者第一位的责任是保持学者的品格；我们都面临着危险，即我们的社会活动可能损害我们对社会的长期价值。”
196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毛说：“我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斯诺理解成毛泽东说自己是“一个撑着破纸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汤因比在最后的一本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都是一项伟业。”
1971年，基辛格从北京返回美国后给马思聪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周总理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听完这些，马思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失声痛哭。
高本汉晚年见到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李约瑟问：“你最近一次去中国是哪一年？”高本汉回答：“1928年。”“为什么近几十年都没回到中国去看看？”高本汉沉默了片刻，仿佛自语般地说：“我更喜欢古典的中国。”
据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只拍摄残旧或过时的事物。他“专门去寻找那些残墙旧壁和早已不用了的黑板报”，“田野里奔驰的大小拖拉机他不拍，却专门去拍毛驴拉石碾”；他拍摄难堪的时刻，“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还有无纪律的时刻，“他不愿拍工厂小学上课的场面，却要拍学生下课一拥而出的场面”。有人说，这是“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
1971年，韩丁见到周恩来。一次，周恩来对韩丁说，到农村考察，不但要看成绩，还要看阴暗面，中国农村还有很多落后陋习。韩丁的女儿卡玛说：“这年头谁敢考察阴暗面呀，回头再说你别有用心。”周恩来笑了：“卡玛，你太敏感了。”
小泽征尔访问北京时，在中央音乐学院聆听《二泉映月》。据说，听着听着，小泽征尔情不自禁地掩面而泣：“这样的音乐只应当跪下去听啊。”并且真的从坐着的椅子上顺势跪下去。有人说，这话可能是“出于对民间生命力的礼赞，有由衷的敬意，也有某种场合下的客套”。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不要怕中国”的话，她说：“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伽达默尔认为：“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要从远东找寻养料。”他预测：“200年内人们确实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以便全面掌握或共同享受一切。”
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说：“我同中国文学的渊源很深，从12岁起就一直读鲁迅的作品。”那时的大江生活在日本四国岛上一个森林和山谷环绕的小村子里。他说：“我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给学生的粗糙的写字纸上。”
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后来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顾彬说，他并没有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说的是，有些作家的作品是垃圾。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用中文在吊唁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深切哀悼四川死难者”，他曾经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迥然不同。仅通过一些数据，我们不可能理解中国。中国毫无在全球攻城略地的野心，不像美国那样对世界其他地方兴趣盎然。此外，中国的形而上学思想也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所以，我们不应用西方的标准来‘思考中国’。中国不是价值观的输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