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说：“听我说啊！我是这样独特而又这样杰出的一个人。不要把我与任何其他人混淆。”
尼采发疯前在致发疯前的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说，个性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标志，没有个性的人等于零。他俩共同的朋友勃兰兑斯则说，无数个没有个性的人加在一起还是等于零。斯特林堡自承：“我是瑞典最炽烈的火焰。”
20世纪初波兰元帅米格莱·雷诺说：“同德国人在一起，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而同俄国人在一起，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
伯恩施坦承认修正主义“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他对于自己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修正主义者这个思想变化的过程，曾借用德国农业化学创始人尤斯图斯·李比希的学术用语，称为政治上的“脱毛”。
莫奈是阳光和空气的歌者，他对朋友这样说：“我像小鸟鸣啭一样作画。”
小毛奇有“战争狂人”之称，他急于发动战争，他说过：“我们已经准备就绪，战争对我们是越快越好！”但他又有自知之明，当德皇提出要他接任参谋总长一职时，他说：“一旦发生战争，我不知道将如何是好。我对自己很不满意。”
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有“老虎”之称，他曾伸出胳膊搂住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脖子说：“一切伟大人物都是伟大的骗子。”
1919年，爱因斯坦9岁的儿子爱德华问父亲：“爸爸，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出名？”爱因斯坦对儿子解释说：“你看见没有，当瞎眼的甲虫沿着球面爬行的时候，它没有发现它爬过的路径是弯的，而我有幸地发现了这一点。”
齐美尔对《货币哲学》的评价高于自己其他的著作。他跟朋友说，写完这本书后，他发现之前写的作品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他觉得唯一一本能够代表他而立于世间，使他区别于其他人的作品就是《货币哲学》。
莫洛托夫是一个谨慎、拘泥的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托洛茨基咒骂说：“无情的党内办事人员用石头般的屁股扼杀了劳动群众自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莫洛托夫一边扶正夹鼻眼镜，一边结结巴巴地说：“并非人人皆是豪杰，托洛茨基同志。”
早在1912年8月22日，刚届而立之年的乔伊斯就在致妻子诺拉的信中写道：“我是也许终于在这个不幸的民族的灵魂中铸造了一颗良心的这一代作家之一。”1936年，乔伊斯边读着英国版《尤利西斯》的校样边对弗里斯·莫勒说：他为了这一天，“已奋斗了20年”。
茨维塔耶娃的父亲是莫斯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创建人之一；母亲极具音乐天赋，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茨维塔耶娃与妹妹常常听着母亲美妙的钢琴声入睡，她后来说：“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了：成为一名诗人。”
莎乐美一生阅人多矣，但在其回忆录《生命的回顾》中宣称：“我是里尔克的妻子。”这一告白说明莎乐美对这段爱情格外看重。
萨缪尔森开始学习生涯的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求解现实世界问题的好奇心成就了其学术生涯。当然，萨缪尔森的确是个天才，他说：“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设的，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出现的。”
赫斯特的《纽约日报》曾参与战争宣传而获得巨大利益，其他报纸也尾随其后，参与了战争宣传。普利策曾十分后悔参与了这种为不义战争营造气氛的运动，但他又说：“尽管我认为《新闻早报》有错——我不愿去学它，但报纸总不免言过其实，毕竟它是一份报纸。”他甚至佩服赫斯特制造舆论的本领，说：“这正是我们的报纸需要的一种脑筋。”
1935年，帕斯捷尔纳克参加了巴黎的反法西斯大会。德莱塞、纪德、阿拉贡、奥登、福斯特……著名作家都参加了。帕斯捷尔纳克发言说：“我明白这是作家们组织起来反抗法西斯的大会。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们说：不要组织起来！组织是艺术的死亡。只有个人的独立才重要。在1789、1848和1917年，作家们没有组织起来支持或反对任何事。不要，我恳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
洛尔迦返回祖国后碰见一个自大学时代就认识的牧师。牧师为他外表的变化大吃一惊，问纽约是否也改变了他的个性。“没有，”洛尔迦快活地回答，“我还是我。纽约的沥青和石油改变不了我。”
甘地曾说：“让恨者有爱最为困难。”这首先意味着战胜自己，战胜自己身上的种种偏见和嫉恨。他认为：“我的非暴力是更为积极的力量。它不容纳怯懦甚至优柔寡断。暴力的人有希望变成非暴力。懦夫却不然。”
米塞斯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研讨会始于1920年，从当年10月到次年6月间，有一群年轻人每两周聚集一次。在这个研讨会中，有米塞斯、哈耶克、哈贝尔勒、马赫卢普、莫尔根斯泰因等著名的经济学家外，还有一批杰出的哲学家，如考夫曼、舒茨、弗格林等。
1932年3月，扎米亚京谈起自己的小说时说：“人们给我讲过波斯的一个关于公鸡的寓言。一只公鸡有一个坏习惯，总爱比别的鸡早叫一小时。主人陷入尴尬的处境，最终砍下了这只公鸡的头。小说《我们》看来也是这只波斯公鸡：问题以这种形式提得太早。”
去西班牙参加内战是自觉的行动，奥威尔曾向一位朋友说：“我要到西班牙去了。”那人问：“为什么？”他答道：“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去制止它。”
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了不少信，他对斯大林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像不了一只鬈毛狗。”
托马斯·曼一直在德国慕尼黑生活和写作，希特勒当政之后，托马斯·曼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承认纳粹政权。他因此受到迫害，他知道在德国已没有生存的地盘，他自己将不得不离开德国，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与其说我是生就的殉难者，不如说我是命定的体现者。”
曾经有人认为本雅明是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口，本雅明这样回答：“不，我并不是站在新时代的门口，我是站在最后审判的门口。”
德国对波兰宣战，意味着德国同欧洲世界的宣战。希特勒的秘书们注意到，希特勒并无那份信心，他很平静，脸色苍白，沉默不语。有一人听见他对赫斯说：“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崩溃了。我的书算白写了。”
丘吉尔表示应当全力帮助俄国，他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问他，对他这位头号反共人物来说，这是否是同流合污。丘吉尔回答：“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我的一生这样一来就变得简单多了。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伍尔芙年轻时受到过精神创伤，她成人后非常厌恶甚至弃绝性生活，更不愿生儿育女。她的丈夫尊重她的意愿，和她保持着没有性爱的夫妻关系。她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性格多变的她经常在脸上看出她内心的痛苦，她的丈夫对她体贴入微，使她深受感动：“要不是为了他，我早开枪自杀了。”
海明威总是埋怨、嘲笑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葛莱丝为此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很长时间后葛莱丝才把信的抄件寄给丈夫，海明威医生读后称赞说，她的那封信是一个杰作。他将为这封信永远感到骄傲和自豪：“家庭生活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必须勇敢面对现实。要是你停止抱怨，为家人祈祷祝福，那么，生活海洋里的风暴比之我们所知道的风暴来就会少得多。”
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时说：“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的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最后，他推出一个广为传诵的著名论断：“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1946年，指挥家瓦尔特想起他年轻时第一次到维也纳并得到认可的事，瓦尔特说：“我觉得我属于维也纳，我从前没有发觉这一点，现在知道了。从精神上说，我是维也纳人。”
蒙巴顿到印度时，首先接见尼赫鲁，他对尼赫鲁说：“尼赫鲁先生，我希望您不要把我看做结束英国统治的最后一任副王，而是前来为新印度开辟航道的首任副王。”尼赫鲁笑着回答老朋友说：“他们说您富有危险魅力，现在我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卡冈诺维奇是犹太人，1949年斯大林反犹期间，他的一位近亲被捕，近亲的妻子想方设法求见他。足足过了9个月，卡冈诺维奇才接见了她，没等她开口，就对她说：“您千万别以为，如果我能帮什么忙的话，我还会袖手旁观9个月；您必须懂得：太阳只有一个，剩下的不过是些可怜巴巴的小星星。”
面对人民的欢呼，年轻的艾薇塔回答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女人，一个协助庇隆拯救黎民的女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将庇隆与人民拉近到心连心的距离。”
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说过：“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不愿待在家里，宁愿将自己生活中的孩子及家庭置于不顾，她生来就需要更多别的东西，她无法脱离更大的社会生活，她不会因为孩子而缩小自己的视野，这样的女人永远不会休息。”
缪尔达尔说他自己：“我年轻时是一个最热心的‘理论’经济学家。”从20世纪40年代起，“我就成了一名制度经济学家”。
“我很清楚我比父亲聪明得多。”IBM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说这话时刚满18岁，他是一个走街串巷的乡村货郎，开始尝试用对比的方式对自身能力作出判断。与老沃森对其父亲的评价完全不同，小沃森终生保有对父亲的敬仰：“我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胜过父亲，但至少有一点，我的成功可以让人们这样说：将门无犬子。”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欧洲的很多犹太人都迁移过去；但策兰还是决定留在欧洲——他选择了定居巴黎。在给以色列亲戚的信中，他写道：“也许我是活到欧洲犹太人的精神命运终结的最后一个人。”
除号称“灵魂乐第一夫人”外，“灵魂歌后”的尊称更确切说明了艾瑞莎·弗兰克林在美国流行音乐的地位。从一个苗条的年轻女人到后来重达100公斤的身躯，艾瑞莎坦然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了保持别人希望看到的身材，经受了太多太多的痛苦。可是，我从来就不想变成像模特儿一样的女人，我只是用心与灵魂唱歌的艾瑞莎。到现在为止，人们好像明白了这一点。”
作为家喻户晓的“阔嘴”明星演员，阿姆斯特朗有一条简单的信念。他说：“我从来不想探索证明什么哲理，只老想怎样搞好演出。音乐是我的生命，它高于一切。但音乐如果不为大众服务，它就没有一点意义。我为广大的听众活着，要到他们中去为他们提供美的享受。”
在就读于著名的三一学院时，贝克特的天分显露无遗，他的自恋也远远超过了别人：“多年来，我一直闷闷不乐，其实我是有意这么做的，尤其中学毕业进入了都柏林三一学院之后。我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不容易接受他人，而且越来越瞧不起别人，甚至瞧不起自己。如果心灵中没有闪现过死亡的恐惧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我一定还沉醉在灯红酒绿之中，一定还目中无人，终日无所事事，因为我觉得自己太优秀了，优秀得别无选择了。”
卡萨尔斯思想上的进一步转变，表现在1951年同慈善家和哲学家史怀哲的谈话上。史怀哲敦促他重返舞台时说：“创作比抗议好。”卡萨尔斯答道：“为什么不两者兼备呢？为什么不既创作又抗议呢？”
肯尼迪在1956年被提名为副总统的竞选中败北于对手。失败后，他乘飞机去欧洲休养。一天他在住房前晒太阳，他妹妹的前夫坎菲尔德刚巧从他面前经过。坎菲尔德问他为什么想当总统。“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干的事情。”肯尼迪漫不经心地说。
杜鲁门宣读讲稿，语调平板，密苏里口音浓重，但是，在搞竞选活动时，他却能打动听众。“有的总统伟大，有的总统不伟大。”杜鲁门在1959年12月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就是一个不伟大的总统，但是，”他又说道，“我自始至终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有一次丘吉尔走进下院的吸烟室，坐在一位新当选的议员旁边，向那位议员问道：“年轻人，你也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鬼力量使我投身于政治吧？”那位年轻的议员回答说，当然想知道。丘吉尔对他说：“是虚荣心，年轻人！是赤裸裸的虚荣心！”
杜尚终其一生都在抑制一切人类自身的褊狭而造成的规矩和定义，他向我们呈现了一种轻松幽默的自由人生。他认为自己最好的作品是他的生活，他多次表示：“我非常幸福。”
保罗·格蒂年轻时即表现出贪婪和不择手段，他攻击父亲乔治的经营方法，批评父亲没有听他的劝告在俄克拉荷马建造储油库。他叫父亲用600美元贿赂印第安人理事会，以击败对手美孚石油公司，从而得到新泽西州的一块租借地的开采权。父亲告诉儿子说：“我宁愿保住我的600美元及我的诚实与名誉。”
美国数学家、后来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校长的斯通曾经写了一本关于希尔伯特空间的书，他的父亲谈到自己的儿子时，总是自豪地说：“我困惑又很高兴，我的儿子写了一本我完全不理解的书。”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埃德尔曼学习过15年音乐，但他最终放弃音乐。他说：“我并没有音乐天赋，我有这方面的常识和经验，但没有天赋和灵感。”
1964年，瑞典皇家学会“因为他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出乎意料的是，萨特宣布拒绝接受这一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他说：“我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凯瑟琳·赫本像一只充满了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野生动物，龙行虎步，咆哮尖叫，她说：“我的身体中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有些激进的黑人批评阿姆斯特朗逆来顺受，他不加理睬。当他知道亚拉巴马州的警察用暴力镇压要求自由的黑人游行队伍时，他说：“如果耶稣参加游行，他们也会向他挥舞棍棒的。也许我没有参加第一线斗争，但我要为他们提供捐款以表示我对他们的支持。音乐是我的职业，如果他们打伤我的嘴巴，我就无法吹号唱歌，无法保障对他们继续提供支持。”
纳博科夫成名后，喜欢作声明，他一再强调：“我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
1970年2月2日，罗素伯爵以98岁的高龄死于威尔士的家中。罗素是这样描述自己漫长、刺激、复杂生活的动力的：“三种简单而又极度强烈的情感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他说，只有一种情感即对爱情的渴望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当他第四次结婚时，他已80岁高龄了。
1979年，特蕾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同年也获得印度政府颁发的全国最高荣誉奖。她发表感言说：“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
熟悉杰克·肯尼迪的人，都知道他为人刚强自信，在青年时期就颇有魄力、热望和独立性。不少人以为肯尼迪受了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也如此自夸。杰奎琳·肯尼迪后来说：“不管我丈夫有多少位父老兄长，他总归是他今天这样的一个人——再不然就是另外一个领域里的这样一个人。”
艾略特常常当众朗诵他的诗作。他读得很轻，但当他以全速的音调结束《荒原》时，听众常常深受感动。他说自己：“在信仰上是一个盎格鲁天主教徒，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保皇党。”
贝克特曾跟朋友说：“对我来说，用标准的英语写作已经变得很困难，甚至无意义了。语法与形式！它们在我看来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浴衣和绅士风度一样落后。”他声称：“为了美，向词语发起进攻。”
劳达说她用女性直觉来作决策，她说：“我还没碰到过一个人是从书本和学校里学会经商本领的。”她认为：“绝不要低估妇女对美的追求欲望”，“无论我们付出什么，上帝都会给予回报的”。她自己的墓志铭是：“这儿躺着克斯蒂·劳达——她创造并享用它。”
米罗说：“当我画画时，画在我的笔下会开始自述，或者暗示自己，在工作时，形式变成了一个女人或一只鸟儿的符号……第一阶段是自由的，潜意识的……第二阶段则是小心盘算。”他自承：“我的画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1976年9月，波兰发生了工人抗议事件，米奇尼克参加了一次对工人的审判。“我听到了不适当的宣判词，我见到了人们波浪般的喊叫，我为愤怒的浪潮感到震惊。我感到不可能把这些人丢下不管。”米奇尼克后来用了一个类似哈维尔的表达，“它来自一个道德上的冲动。”紧接着，米奇尼克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别就此事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呼吁西方的知识分子支持波兰工人。
作家亨利·米勒说：“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几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
有一次，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艾柯卡成了美国人最崇拜的人，其声望仅次于当时的总统里根和教皇保罗二世。他平均每天收到500封信，许多人都希望他竞选总统，对此，他说：“我没有这个愿望，也不想再去攀登一座山峰。”
卡尔·波普尔说：“我是我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他“常常深深陷入不可解决的困难中，但在发现新问题时、同这些问题搏斗时、取得进展时最为高兴”。在他看来，这就是最好的生活，这就是高度的自满自足。
1987年5月17日，星期日，阴雨绵绵中的意大利都灵体育场，在全场几万球迷依依不舍的挽留声中，普拉蒂尼射中了最后一个球。这个告别仪式上，普拉蒂尼说：“每个人的一生都像是一场球赛，对于我来说，球场就是战场。我在球场上是胜利者，在生活中也是强者。”
批评家们把卡拉扬称做自负的神，他的朋友莱斯利说：“而卡拉扬则会说我是上帝的工具。他在执行使命时是无情的。他对我讲过：‘我做过一些糟糕的事。’但解释说是为了完成使命不得已而为之的。”
列维―施特劳斯说：“我的头脑有个特点，也可能是个缺点，那就是我很难对同一个主题关注两次。”
昂山素季认为，人们不应羞于在政治上谈论同情心和爱心，同情和爱的价值理应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因为正义需要宽恕来缓和。有人问她：“你和别人交谈时总是对宗教谈论很多，为什么？”她的回答是：“因为政治是关于人的，我不能将人和他的精神价值分离开。”
1992年，麦当娜在与《名利场》谈话中概括了自己性欲天性：“我爱我的性，我认为这是我生活的浓缩。”大多数人可能想着这个，可能考虑把这种肆无忌惮的表达讲给朋友听，但如果要公之于众则是另当别论。麦当娜说：“性主导世界。”
费里尼说：“我一天不拍片，就觉得少活了一天。这样说来，拍片就像做爱一样。”
纳博科夫说：“我天生是一个世界公民，我的俄国只比一个祖传庄园的园林稍大一点。”他跟人说过：“我是美国作家，出生于俄国，在英国受教育修习法国文学，然后在德国住了15年，却不太懂德语。”
经历了“二战”的地下抵抗运动，在斯大林时期不与官方合作，长达十几年的默默写作，在西方人眼中，赫伯特是铁骨铮铮的“异见诗人”。尽管赫伯特并不回避政治，也不怯于表露自己的立场，但他的“持异见”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文化的。赫伯特曾这样表示：“诗的语言不同于政治的语言。毕竟诗人的生命比任何可见的政治危机更长久。”
阿里是一位拳击手，但是他时常能够跳出拳击台来看待这项运动。他说：“我们只不过是拳击台里的两个奴隶罢了。老板从黑人当中挑选了两个健壮的奴隶，让他们进行打斗，而白人们则开始进行赌博，他们争着说：‘我的奴隶肯定能打败你的。’”
曼德拉呼吁黑人“将武器扔到海里去”，而不要“将白人赶到海里去”。有人说，曼德拉拯救了一个新南非，他的一生正是博大胸怀的自然写照，书写着一个坦荡而豁达的胸襟，体现着一种包容万事万物的海量。南非总统姆贝基说过：“曼德拉只有一个，他是英雄、巨人，我不可能是他，我只能是塔博·姆贝基。”
离开权力中心之后的戈尔巴乔夫自承：“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种不能滥用职权的精神意志。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读书是博尔赫斯生活中一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活动，而且对于他的写作意义重大。他曾说：“我是一个作家，但更是一个好读者。”在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他已经近乎完全失明，所以他不无苦涩地写了一首诗向上帝致敬：“他以如此妙的讽刺／同时给了我书籍和失明……”
贝利说：“我为足球而生，就像贝多芬为音乐而生一样。”
伍迪·艾伦在英格玛·伯格曼逝世时说：“因为我多年来对他的狂热赞美，当他去世的时候，许多报纸杂志约我作访谈。似乎除了再一次称颂他的伟大，我还能给这个噩耗带来什么价值。他们问，伯格曼是如何影响你的？我说，他没有影响我，他是一个天才，而我不是。天才是无法学习的，否则其魔术就能延续了。”
什么叫命运？凯尔泰斯解释说是“悲剧的可能性”。为了摆脱这种可能性，他作了最大努力的挣扎，然而仍然无法逃脱极权主义的可怕的境遇。他说：“我个人的空间是充满失败的胜利”，“我只是胜利史书中没有文字的黑色一页”。他说：“惨败是今天唯一可以完成的体验。”
很多人视索罗斯为一个可怕的人，人们甚至叫他“金融大鳄”。索罗斯自己说：“我是一个复杂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区，我以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人破产而出名，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我被视做‘开放社会’的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