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菲尔在设计铁塔时就说过：“只有适当的油漆，才能保障这座金属建筑的寿命。”
左拉卷入了“德雷福斯案件”，他在法庭上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和这些报纸制造的恶毒舆论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在20世纪之初，伴随着暴力、革命的风暴的降临，亚历山大·勃洛克曾说：整个知识界一夜之间就会发现，自己已身陷社会最底层。
尼采曾向朋友承认，他担心：“有朝一日不知什么无理而不合时宜的举动会与我的威望联系起来。”他要求行动，要求由一位新式的恺撒来改变世界的政治行为，他说：“我知道我的命运。总有一天，我的名字要同那些对可怕事物的回忆，对那史无前例的危机的回忆联系在一起……我不是人，我是炸药！”
凯恩斯在剑桥大学没能拿到第一名而放弃了数学学习，他有幸旁听了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课程。当他把考卷交上去之后，马歇尔看后，突然发现了这个天才。马歇尔在答卷上这样写道：“这是一份非常有说服力的答卷，深信你今后的发展前途，绝不仅止一个经济学家而已！如果你能成为那样大的经济学家，我将深感欣慰。”
1901年，高尔基的《海燕》发表，它只是作家一篇小说中的一部分。小说被禁，这首没有“煽动倾向”的“小诗”，却成为仅次于《国际歌》而风靡全球的革命诗章。“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成为不亚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在20世纪最富煽动性的口号。
普列汉诺夫说过一句话：“我跟列宁主义决裂是因为列宁反对他过去赞成的东西，而赞成他过去所反对的东西。”普列汉诺夫说，如果十月革命获得了胜利，那么就说明：第一，这30年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失败的；第二，我们将会出现像秘鲁这样专制的国家，国家控制土地的能力将会大大加强；第三，我们将会远离西方，他们将无法影响我们。
吉卜林迎合了他那个时代的种族歧视。他年轻时就说过，看见“一个褐腿东方人的儿子”穿着大学硕士服时，他会觉得非常“滑稽可笑”。当南非约翰内斯堡印度人社区突遇一场淋巴腺鼠疫时，吉卜林说：“在南非的印度人预示着麻烦和骚乱。”
纪伯伦的画风和诗风一样，都受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影响，所以，文坛称他为“20世纪的布莱克”。他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绘画艺术期间，罗丹曾肯定而自信地评价纪伯伦：“这个阿拉伯青年将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1917年5月1日，高尔基创办了《新生活报》，以“不合时宜的想法”为题连载了20余万字的檄文，揭露当时的混乱、野蛮等等丑恶现象和种种不光彩的行径。7月16日，《新生活报》被查封。高尔基诅咒布尔什维克：“你们像狐狸一样拼命地夺取政权，像狼一样使用政权，但愿也会像狗一样死掉。”
1919年，法国名将福煦认真看了战胜国与德国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后，感叹说：“此非和平，乃20年之休战也。”
“一战”刚结束没多久，戴高乐就猜想如果未来再有大战，坦克必是主角。他极力发挥专长，写了很多文章，强烈呼吁法国赶快建立一支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对希特勒，戴高乐也有极强的预见力。纳粹刚上台后不久，戴高乐就说：“希特勒早晚有一天要与法国动武！”
在杀害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之后，苏联政府又开始逮捕他的亲朋好友和同事。当内务部的一个工作人员看见一位被捕者住所的墙上仍挂着元帅肖像时，惊奇地问：“你怎么还不把它摘下来？”被捕者回答说：“你要知道，将来人们会给他竖立纪念碑的。”
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全国就业人数达4500万，工资、地租、利润和利息总额共达约770亿美元，这样大的收入，同世界上以前所看到的情况是无法比拟的。当时的赫伯特·胡佛总统说：“靠了上帝的恩惠，在不久的将来，贫穷将在美国绝迹。”
意大利将军，“制空权论”的创立者杜黑原来是个炮兵，但他“不务正业”，狂热地爱上了飞机。飞机刚问世没有多久，杜黑就说：“可怕！在不久的将来，战争将在天上发生，控制蓝天重于控制大海。”
保尔·瓦雷里在大学时代便表现了突出的诗歌天赋，当时就有报纸说：“他的名字将在人们的口头传颂。”《年轻的命运女神》发表后，许多诗人学者以相互背诵该诗为乐。巴黎的杂志举办“谁是法国今天最大诗人”的选举，瓦雷里被读者不谋而合地选中。
罗曼·罗兰曾到罗马游学两年，其间，年轻的罗兰得到了70岁的老太太玛尔维达·冯·迈森布洛的友谊。后者说：“与这位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我极大的乐趣，这不仅局限于音乐，还有其他的方面。对于年逾古稀的我来说，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重新发现自己曾拥有的理想，为了达到最高目标所具有的进取心，对浅薄庸俗的鄙弃，还有为了自由而奋斗的勇气。”她说，罗兰将会带来法国最富有想象力的文学的诞生。
凯恩斯在给乔治·萧伯纳的信中，骄傲地这样写道：“我相信自己将写一部经济理论书，它将彻底改变——我猜想不是马上而是今后的10年里——世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
约翰·洛克菲勒14岁那年，在克利夫兰中心中学上学。放学后，他常到码头上闲逛，看商人做买卖。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同学，两人边走边聊起来。那个同学问：“约翰，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年轻的洛克菲勒毫不迟疑地说：“我要成为一个有10万美元的人，我准会成功的。”
阿赫玛托娃幼年时住在皇村。小安娜接触了普希金语言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的作品。同时，又受到俄罗斯文化的浸染，从小就有显亲扬名的志愿。15岁时，阿赫玛托娃便指着自己出生的小木屋说：“这里有朝一日要挂上一块纪念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罗曼·罗兰与法朗士、巴比塞等著名作家一起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行动，他公开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布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1921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他的墓地只有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布尔什维克们没有让他开口。他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布罗茨基在《哀泣的缪斯》里写道：“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秘密警察镇压了，据说是国家的首脑弗拉基米尔·列宁直接下达的命令。”
1921年，考茨基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了比较后确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未来的发展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九日：“……布尔什维克准备对官僚政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们看来，对民主作出让步等于自杀……没有民主，俄国就要毁灭。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不一定恰好在热月九日，可是我担心，离热月九日已不远了。”
当甘地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历史学家克里帕拉尼第一次听到甘地表述要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解放印度时，他大吃一惊。他直截了当地说：“甘地先生，您可能了解《圣经》和《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历史。从没有哪个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甘地笑了。“您不懂得历史，”他温和地纠正道，“关于历史，您首先得明白，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
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洛普回忆，1924年他当学生时经常陪米塞斯回家，路经国家信贷银行时，米塞斯总说这家银行迟早要倒闭。1931年这家银行果然倒闭。米塞斯的妻子马格瑞特在回忆录里也曾写道，1929年国家信贷银行有意请米塞斯任高职，但米塞斯拒绝了。他说：“这家银行快要倒闭了，我不想让我的名字和此事联系在一起。”
温斯顿·丘吉尔很早就攻击甘地，针对印度的独立运动。丘吉尔说：“丧失印度，对我们是决定性的致命一击。它使我们逐渐变成一个微不足道、黯然失色的国家。”
尼赫鲁和蒙巴顿一见如故，彼此之间产生了好感。蒙巴顿不顾同僚们的反对，决定携同尼赫鲁，一起乘坐敞篷轿车周游新加坡各地。有人说，此举只能抬高英国敌手的身价地位。“抬高他的身价地位？”蒙巴顿怏怏不快地反驳说，“相反，正是他给我带来荣誉。有朝一日，他将成为独立后的印度总理！”
1932年初，阿隆在一篇文章中发出警告：不要低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等左派政党的衰落，更不能漠视希特勒国家社会党的崛起。阿隆说：“德国全体人民都狂热地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感染。希特勒一旦大权在握，必将战云密布，欧洲岌岌可危。”
“一战”后，富勒继续痴迷于坦克战，但没有人相信坦克会成为陆战的主角。黑格元帅认为，坦克仅仅是人和马匹的辅助工具而已。富勒坚持自己的观点：坦克将成为陆战主角，能赢得大的战争！堑壕战过时了！像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貌似很强大，但早晚有一天会成为法国军队的坟墓……军界无法忍受他的聒噪，富勒最终于1933年以少将军衔退役。
1933年10月7日，爱因斯坦从英国登上一艘去美国的轮船，同行的有妻子艾尔莎、助手迈耶尔博士和秘书艾伦·杜卡斯。爱因斯坦自己也没想到，他这是在与欧洲永别。朗之万预言家般地说了一句后来果被验证的话：“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冈从罗马搬到新大陆一样。当代物理学之父迁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了。”
西蒙娜·薇依曾说，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合作，有一天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她预言六年之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果然签订了！而且其中还附上瓜分东欧国家的秘密协议书！
1938年到1939年期间，意大利指挥家维克多·德·萨巴塔看了卡拉扬指挥后，说：“我发现了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指挥，他的音乐思想必将影响到后半个世纪。”
甘地的欧洲之行受到热烈欢迎。在巴黎，欢迎的人群黑压压一片，整个北站被挤得水泄不通，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车上，向前来迎接他的群众发表讲话。在瑞士，他受到挚友、作家罗曼·罗兰的款待，莱芒牛奶工人工会主动要求为“印度之王”提供膳食。在罗马，面对甚嚣尘上的法西斯运动，他警告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将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冯·诺伊曼真正懂得历史，他对世界局势有着明确的分析。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认识到，要是纳粹的小伙子上台，德国科学就会在一代人之间破坏殆尽。希特勒独揽大权后，诺伊曼很悲观，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他还预见到苏联是德国人的主要对手。他的朋友对法国修建的马其诺防线印象颇深，但他说：法国不顶事。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美国当时并未参战，他预言说，美国将在1941年参战。
1941年，伯恩斯坦进费城学习指挥。他引人注意的天才使一位朋友说：“伦尼是命中注定会成功的。”
1941年6月，希特勒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斯大林一度陷入绝望之中，他曾喃喃自语：“列宁缔造的国家毁在了我们的手上。”他打算给希特勒割让土地，为此与保加利亚大使接触，这个敌对国家的大使知道他的意图后，告诉斯大林的使者：“希特勒永远不会战胜俄罗斯人民的，请斯大林不要为此担忧。”
1943年，IBM的总裁托马斯·沃森在评价一家新公司时说：“我认为世界市场上或许只有5台计算机的需求量。”50多年后，IBM成了世界上最大个人计算机生产厂商。
1945年5月8日，朱可夫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在柏林接受了法西斯德国的投降。艾森豪威尔称赞他说：“有一天肯定会有一种苏联勋章，那就是朱可夫勋章。这种勋章将被每一个赞赏军人的勇敢、眼光、坚毅和决心的人所珍视。”
原子弹的问世使爱因斯坦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尽管没有爱因斯坦也能造出原子弹。厄多斯曾问爱因斯坦：“40年前你想到过你的质能方程会在你的有生之年得到应用吗？”爱因斯坦说：“我没料到。我曾想也许最终会得到应用，但没料到会那么快。”
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初版时，有人曾断言：“下一代人将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他自己则说：“我知道这是一本好书，但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居然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在收容所里，戈林有一个别人比不上的嗜好，就是向人们吹嘘他昨天的辉煌地位和业绩。从一个逃亡者到帝国元帅，成为帝国二号人物，戈林有过他的骄傲，有过他的荣光，有过他的业绩，他说：“再过五六十年后，赫尔曼·戈林的铜像就会在德国重新竖立起来。”
即使在迪斯尼乐园获得成功以后，迪斯尼也拒绝考虑有人提出的见好就收的建议。他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想象力，迪斯尼乐园就永远不会完工。”
有人问英国首相丘吉尔，做个政治家要有什么条件。丘吉尔回答说：“政治家要能预言明日、下月、来年及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个人又问：“假如到时候预言的事情未实现，那怎么办？”丘吉尔说：“那就要再说出一个理由来。”
1956年夏天，巴西著名足球运动员布里托将一个孩子带到了桑托斯俱乐部的官员面前，并对他们说：“相信我，这个孩子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这个孩子就是贝利。
毕加索给斯坦因画了一幅肖像，当时见到此画的人都十分惊讶，认为一点也不像斯坦因。毕加索说：“总有一天，她要长成这个样子！”多年后，斯坦因指着这幅肖像，对别人说：“瞧，他说得多么对，我现在终于长成这副样子了。这是我唯一的肖像，也是我永远的肖像。”
1963年，86岁的阿登纳遭遇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屈服于年轻的政治家们的压力，同意在他的第四任的两年后下台。一名长期以来的反对派想表示一下宽容，他对阿登纳说，他设法使西德在1954年被接纳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还是对的。阿登纳冷冷地看了这人一眼，然后作了一个简洁的回答：“你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我是事前正确。”
1967年，尼克松的一个朋友沃尔特斯到巴黎去担任美国大使馆武官，他从1942年起就认识戴高乐了。戴高乐召见了沃尔特斯，问起尼克松。戴高乐说，他相信尼克松会当选总统的，尼克松和他“都已越过‘荒凉的境地’”，他还说：“尼克松先生像我一样，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流放的日子。”
作为一个华裔，李光耀对中国有一种独到的、直接的了解。早在1967年，他就说：“毛泽东是在镶嵌工艺品上画画。他一去世，大雨就将来临，会把他所画的东西冲刷掉，而中国将照样生存下去。”
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跨出登月舱，踏上月面。阿姆斯特朗率先踏上月球那荒凉而沉寂的土地，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并在月球上行走的人。当时他说出了此后在无数场合常被引用的名言：“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萨缪尔森曾说，他自己倒想鼓吹“萨缪尔森法则”：“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我们所作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二者的差异值得探究。”因为格言有云：“如果你必须预测，那么就经常为之。”
在1972年5月和1973年5月，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的《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两次对话中，汤因比断言：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器和融合器。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类的希望。他甚至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加尔布雷思对经济预测比较反感，他说：“有两类经济预测专家：一类是并不知道经济状况的；另一类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有人说：“经济学家是这样一种专家，他明天就会知道，为什么他昨天预言的事情在今天没有发生。”
当奥纳西斯宣布他与杰奎琳·肯尼迪的婚期时，卡拉斯诅咒他：“记住我的话，上帝会报应你的，这是公正的力量。”她说中了，奥纳西斯唯一的儿子死于空难，他的女儿也在1975年奥纳西斯去世后不久死去。
1975年，年仅19岁的比尔·盖茨决定退学，他说：“我们意识到软件时代到来了，并且对于芯片的长期潜能我们有足够的洞察力，这意味着什么？我现在不去抓住机会反而去完成我的哈佛学业，软件工业绝对不会原地踏步等着我。”
哈维·米尔克预感到自己被杀的结局，以录音的方式选择了他的继任者，并留下了他著名的遗言：“如果一颗子弹将要射入我的脑袋，我愿它摧毁所有的同性爱橱柜。”1978年11月27日，怀特携带手枪和子弹，从市政厅地下室窗户爬入，枪杀哈维·米尔克。
1981年，吉拉斯预言，南斯拉夫将会由于铁托式官僚主义的倒塌带来种族和民族主义而瓦解：“我们的体系建立在铁托个人管理上。既然铁托走了……这将导致南斯拉夫开始崩溃。“米洛舍维奇仍然有可能……保住一个联邦。最终可能会像英联邦，一个松散的邦联的贸易国。但首先，恐怕会有民族战争和叛乱。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在这里。”
苏联解体后，吉拉斯说：“记住黑格尔说，历史总是重复两次，一次是悲剧，一次是闹剧。我的意思是说，当南斯拉夫解体时，外面的世界将不会干预，因为它会和1914年一样。……南斯拉夫是共产主义实验的解体，我们会比苏联解体走得更远。
1991年年初，古米廖夫预见到国家分裂的危险，大声疾呼反对民族中心主义，主张用“非对抗性的竞争”来保持国家的统一。针对当时流行的苏联是“邪恶帝国”和“各民族监狱”的说法，作为一个多次无辜被捕、饱受牢狱之灾的学者，他说：“在我年轻的时候，苏联恰好是俄罗斯。现在它之所以不再是俄罗斯，正是因为它已经开始解体。而解体绝非民族政策的最佳选择。”就在这年年底，苏联真的解体了。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逝世前曾说，人们将在他离世后几个月内将他彻底遗忘，除了他那几十本“世界上只有不到30人”能真正读懂的著作。
在大学时，安·兰德的表兄读了尼采哲学，他送给安·兰德一本尼采的书并预言：“这个人的作品你应该看，因为他与你的主意很合拍。”
费米小时候就很聪明，高中毕业，他去投考比萨大学。入学试考要求每个人交一篇论文，费米就写了一篇论声音的文章，把主考官吓了一大跳，专门面试他，然后告诉费米说：“你前途无量。”
冷战结束后，《外交事务》季刊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去掉问号的同名单行本在政治学界掀起一场风暴。很多人都拒绝相信，在冷战结束后，未来的冲突竟然会围绕如此老式的东西。亨廷顿说：“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费曼是美国本土的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在高中时他喜欢的是数学而并非物理，高中毕业后费曼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数学，听过一个学期课后，他去问数学系主任：“学这些高等数学，除了为了学习更多的数学外，还有什么用呢？”那位主任说：“你既然这么想，说明你不适合学数学。”于是费曼转入物理系学习。
有人问伯林：“冷战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会不会出现一个‘人类普世文化’？”伯林回答：“果真如此，就意味着文化的死亡。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快死了，不会看到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