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第三共和国第八位总统阿尔芒·法利埃有一天访问了大雕塑家罗丹的工作室，看到屋子里到处都堆满了未完成的作品部件——头、手、脚、躯干，总统风趣地说：“天哪，这些人走路太不注意了。”
由于政绩平平，克利夫兰被历史学家称为“虎头蛇尾”的总统，但他有一句伟大的格言：“公职乃公众信赖之职！”
马赫在哲学、科学、音乐等众多领域研究深入，他多次申明他是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甚或不想被人称为哲学家。但是他说，他只是作为“周末猎手”在这些领域中特别是在哲学中“漫游”。
美国第27位总统塔夫脱曾经被困在一个叫克斯维尔的乡村火车站，因为搭不上火车而一筹莫展。他偶然听说如果有很多人想上车，快车也会在小站停。不久，列车调度员收到一份电报，说在克斯维尔有一大批人等着上车。当快车在克斯维尔停住时，塔夫脱孤身一人上了车，并向迷惑不解的列车员解释说：“可以开车了，我就是那一大批人。”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一生有很多格言，如他说：“税收是我们对文明社会的付出。”“想象，一旦拉长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尺寸。”“罪犯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人们更需要的是提醒而不是去教导他们。”
卡尔·巴特认定上帝的话是圣经的中心，他写《罗马书注释》，出版商不愿意出版，只印了1000本。但此书一问世却造成欧洲神学界震撼，巴特就开始出名了。他打比方说：“自己是跌落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没想到在黑暗中找到了拉钟的绳索，一拉就把钟敲响了，而惊醒了镇上的人。”
1916年5月，杰利科指挥英国舰队与德国舰队展开了“一战”期间唯一的一次海上大厮杀——日德兰海战，双方200多艘战舰杀得天昏地暗。双方都宣称自己获胜，但德国海军元气大伤，从此再无力与英国海军血拼。日德兰海战关系重大，有人说：“杰利科是唯一可能在一个下午输掉整个战争的人。”
诗人阿波里奈尔首先使用了“超现实主义”一词，1917年，他给朋友写信说：“再三考虑后，我确实认为，最好还是采用我首先使用的‘超现实主义’这个词，它比‘超自然主义’这个词更好。‘超现实主义’这个词在词典中还找不到，它比由诸位哲学家先生们早已应用的‘超自然主义’这个词用起来更方便。”
柯立芝总统任期快要结束时，他发表了有名的声明：“我不打算再干这个行当了。”记者们觉得他话里有话，老是缠住他不放，请他解释为什么不想再当总统了。实在没有办法，柯立芝把一位记者拉到一边对他说：“因为总统没有提升的机会。”
1919年，熊彼特同意在德国政府新建立的一个促进工业国有化的委员会中任职。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曾问他，何以一个对私人企业如此倍加赞美的人会在促进企业国有化的委员会中任职？熊彼特答道：“如果在某人想要自杀时，有位医生出现，那可是件好事。”
1920年2月，在一帮青年学生的筹划之下，斯宾格勒同马克斯·韦伯对话。这场思想交锋自一开始就对斯宾格勒不利，台下坐着许多韦伯的狂热拥护者，韦伯的学院大师的身份对地位寒微但凭借巫师般的预言暴得声名的斯宾格勒也是一大压力。韦伯嘲讽斯宾格勒说：“我从窗口看到了外面，一边说着‘现在阳光灿烂！’一边以深沉的表情对我的那些虔诚的信徒说，‘诸位，请确信未来某个时候会下雨吧！’”
鲍桑葵认为，艺术的美有两类：一类是“艰难的美”，一类是“容易的美”。他说：“美是情感变成有形。”
在举国饥饿的阴晦日子里，胡佛却让新闻记者拍下了他在白宫草坪上喂狗的照片。他竞选时，人们报之以嘘声、怪叫、愠怒、木然的沉默、臭鸡蛋、西红柿，以及“绞死胡佛”、“打倒凶手”的口号和标语。他面对听众寥寥的场面显得局促不安，紧握讲稿的双手不时地颤抖，雕塑家格曾·博格勒姆说：“如果你放一朵玫瑰花在胡佛手里，它就会枯萎。”
爱丁顿写过许多科普著作，他最著名的言论是在1929年阐述的一个“无限猴子理论”：“如果有无限多猴子任意敲打打字机键，最终可能会写出大英博物馆所有的书。”
桑巴特说：“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他认为，奢侈很难定义。如果一定要定义，那只能说：“所有个人的奢侈都是从纯粹的感官快乐中生发的。任何使眼、耳、鼻、舌、身愉悦的东西都趋向于在日常用品中找到更加完美的表现形式。而恰恰是在这些物品上的消费构成了奢侈。”
心理学家皮亚杰小的时候，十分喜欢生物。当他有了很多疑问时，他决定找自然博物馆馆长请教。他给馆长写了一封信，不久就收到了回信：“好吧，欢迎你来这里充当浮士德的仆人！”馆长让“小仆人”每星期六晚上博物馆闭馆以后来当差，给贝壳标本贴上标签。他对皮亚杰说：“别嫌麻烦，我的小仆人！为了获得知识，浮士德不惜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而你，为了知识，也该向浮士德出卖一下体力。越是努力干，你越能获得足够的知识！”
胡佛曾说：年轻人总是要受到祝福的，因为他们必将是国家债务的继承人。
克罗齐曾创造了一个词：“野驴政治”，他把政府比喻成高声喊叫的驴，以此来形容意大利法西斯运动以及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执政风格。有人说，这是对恶政的鄙视，是对亚里士多德有名的三个政治名词——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一个讽刺的补充。
扎米亚京如此评论爱伦堡的小说：“有个关于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太爱自己未来的孩子，想尽快见到他，没等九个月，六个月便生下来了。爱伦堡写小说类似这位年轻母亲生孩子。”
1938年3月，瓦尔特与维也纳爱乐乐团第一次录制马勒的《第九交响曲》之后的两个月，希特勒的军队就开进了维也纳的街道。爱乐乐团解雇了所有的犹太音乐家，瓦尔特和他的家庭也逃命了。他跟朋友说：“你可以想象一位最美丽的女人，她的美丽已经被天花或其他的可怕疾病给毁坏了，现在她像小丑一样，充满恐惧地在街上徘徊着——这就是奥地利和维也纳的特殊命运。”
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文偶尔出彩，“学而时习之”，他译为：“学习，随着时间的白色翅膀。”艾略特称庞德是“为我们的时代发明了中国诗歌的人”。
犹太科学家豪特曼斯认为：小小的匈牙利出现了这么多震撼世界、建立了卓越功勋的犹太科学家并不奇怪，因为这些匈牙利犹太人并不是地球上的人，而是“从火星来到地球上的来访者”。
慕尼黑协定墨迹未干，希特勒即下令出兵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此后不到一年，希特勒又向波兰开刀。张伯伦在宣战演说中无可奈何地说：“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可悲的日子，而对任何人都没有比对我来说更为可悲了。我曾为之奋斗过的一切，我曾希望过的一切，在我的公务生活中我曾信奉过的一切，都毁灭了。”
戴高乐将军抵达英国后得到了大力支持。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说：“让我们勇敢地承担义务，以致英帝国和她的联邦在1000年后人们也可以这么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罗斯福以拿自己的水龙带帮邻居救火的假设，形象地说明了“租借”的实质：“现在我怎么办呢？在救火以前，我不会对他说，‘邻居，我这条浇水用的水龙带值15美元，你得给我15美元才能用。’不能这样做！那怎么办呢？我不要这15美元——在把火扑灭之后，我把水龙带拿回来就是了。”
“二战”爆发后，面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制，本－古里安权衡利弊，提出了贯穿“二战”的著名政策：“我们将帮助战争中的英国，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
1943年4月18日，对哈尔西来说，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复仇之梦——除掉山本五十六。他奉尼米兹之命，派出米切尔少将率领的“闪电式”战斗机群截击了山本的座机，仅三分钟就结果了这位日本帝国头号名将的性命。哈尔西兴奋地在电报里说：“祝贺你们成功！在猎获的鸭子里，似乎还有一只孔雀。”
美国政治家查尔斯·爱迪生在竞选州长时，不想利用父亲（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声誉来抬高自己。在作自我介绍时，他这样解释说：“我不想让人认为我是在利用爱迪生的名望。我宁愿让你们知道，我只不过是我的父亲早期实验的结果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森豪威尔作为欧洲盟军司令视察了一支陷入严重困境的部队。在他的简短演说之后，士兵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他在走下讲台时，失足摔在泥淖里。士兵们顿时大笑起来，艾森豪威尔跟他们笑在一起。他说：“某些迹象告诉我，我这次来到你们中间视察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44年2月，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了。它的外壳用钢和玻璃制成，长约15米，高约2.4米，自重达到31.5吨，有恐龙般巨大身材。它以令当时人们吃惊的速度工作，每分钟进行200次以上的运算，它作23位数乘23位数的乘法，仅需４秒多的时间。艾肯的学生形容说：“当机器运行时，整个物理大楼的地下室会发出轰鸣的噪声。有人说它像咔嚓作响、韵律单调的乐队，有人说它像满屋子的女人在编织机上织毛衣。”
对于海森堡的价值，美国“曼哈顿工程”的组织者格罗夫斯将军曾这样说道：“对我们来说，在德国崩溃的时候得到他，比俘获10个师的德国军队要有价值得多。如果他落到俄国人手里，对俄国人来说，他会是一个无价之宝。”
听到甘地绝食的消息，刘易斯·蒙巴顿和妻子不得不去看望他。蒙巴顿惊讶地发现，绝食中的甘地仍然保持着平素的“狡黠神色”，甚至仍然富有幽默感。“哎呀！”甘地一面欢迎客人，一面开玩笑地说道，“看来我只有绝食，贵人方可驾临。”
麦克阿瑟在国会的告别演讲极为精彩，他说：“我52年的军旅生涯就要结束了。我在世纪之交以前参军，圆了我少年时代的希望与梦想。自从我在西点军校的‘大平原’操场上宣誓以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希望与梦想很早就被遗忘了。但我仍然记得那时候最流行的一首歌谣，唱起那首歌来就让人倍感自豪——‘老兵永不死，只会悄然隐去。’”
狄兰·托马斯很早就预感他活不长，自称要创造一个“紧迫的狄兰”，一个有着自我毁灭激情的诗人。1953年11月9日，他因酗酒死亡。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人一不留神就到了39岁。”
金斯堡的《嚎叫》等诗集如今被学界公认是后现代经典，在当时却激怒了屈瑞林夫人。这位批评家尖刻地说：“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暴动，一次学院派与波希米亚的短兵相接。”
与海明威硬汉精神相吻合的是，他那具有鲜明个人特点的写作风格。那就是简洁利索。他放弃了无关的素材，技巧的花哨，感情的泛滥，蹩脚的形容。英国作家欧·贝茨所说：“他以谁也不曾有过的勇气，把英语中附着于文学的‘乱毛剪了个干净’。”据说，《永别了，武器》的结尾他重写了39次。《老人与海》他校改了200多次，本来可以写成1000多页的长篇巨著，最终浓缩为只剩下几十页的一个短中篇。
有一次，巴黎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席间，菲律宾代表罗慕洛和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激辩。罗慕洛讥讽维辛斯基提出的建议是“开玩笑”。维辛斯基说罗慕洛：“你不过是个小国家的小人物罢了。”因罗慕洛穿上鞋子后的身高只有1.63米。
卢西安诺设宴招待马塞利亚。席间，卢西安诺“适时”地去了趟洗手间，回来后发现马塞利亚已被人乱枪打死。卢西安诺叫来警察，并解释说，他没看见谁杀了马塞利亚，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杀马塞利亚，谋杀发生时他在厕所撒尿。“我每次撒尿的时间都很长。”——卢西安诺的这句话成为次日《纽约时报》的头条。
1959年苏联的人口调查中，根本没有提到苏联的德意志人，他们被列入“其他”项下，即列入那些成员在2万人以下的人种单位之中，尽管他们有160万。在一次激烈的争论中，有一位党委书记问一个男人：“您说说看，您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对方非常敏捷地回答：“其他类。”
奥斯卡·汉默斯坦很会写歌词，他曾写道：“他们的联合像密西西比河一样强大，波涛汹涌奔流向前。”晚年的丘吉尔曾告诉议会，说他高兴地看到英国和美国的联合……接下来就是汉默斯坦的这句歌词。
在麦克米伦的带领下，英国保守党在1959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他们的竞选口号是：“保守党下的生活好得多！”保守党的成功无疑是经济改善的成果。麦克米伦自己也评论道：“无疑，容我直接地说，绝大部分国民都从未试过有那么好的政府。”这句话后来常常被演绎为：“你从未有过那么好的政府。”
阿登纳每天午睡，但拒不承认。如果有人问他睡得怎样，他会厉声地说：“我没睡，我忙着哩！”这不仅仅是出于虚荣心。阿登纳相信，为拯救西德，他责无旁贷。
1963年2月的一天，白宫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为表彰著名的美国航空学家冯·卡门在火箭、航天等技术上作出的巨大贡献，美国政府决定授予他国家科学奖章。当时的冯·卡门已有82岁，并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当他气喘吁吁地登上领奖台的最后一级台阶时，踉跄了一下，差一点摔倒在地上。给他颁奖的肯尼迪总统忙跑过去扶住了他。冯·卡门对肯尼迪总统说：“谢谢总统先生，物体下跌时并不需要助推力，只有上升时才需要……”
肯尼迪去世一个星期后，杰奎琳接受《生活》杂志记者的专访，她将肯尼迪在白宫的日子比喻为亚瑟王神秘的圆桌骑士们。她说：“肯尼迪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神话了，可是他宁愿还是一个男人。”
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对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说：“肯，你是否想过作经济学报告就像尿裤子，你自己觉得热乎乎的，别人根本无所谓。”
英国前首相威尔逊曾一直反对英镑贬值，当英镑随后在1967年11月贬值后，他却在电台讲话中，视贬值因为一种胜利，并说道：“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一个星期是一段长时间。”
1969年，第一任费米实验室的负责人罗伯特·威尔逊向国会报告实验室在增强国防中的作用。威尔逊说：“我们的实验将给国家带来荣誉，但不可能对国防有任何的直接益处，不过我们有一点可以明确，建造费米实验室将使得这个国家更值得保卫。”
早在40年代，厄多斯便一再在书信里宣称自己已经老了。1970年，他在洛杉矶作了一次“我从事数学的前25亿年”的讲演：“当我还小时，据说地球已有20亿岁年龄。现在，科学家们说地球有45亿岁。这样一来，我就有25亿岁了。”有人问他：“恐龙是怎么一回事？”厄多斯答：“你看，我忘记了，因为一个老人只记得很早时候的事，而恐龙则是昨天才出生的，就在1亿年以前。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卢卡奇一向冷漠少语，但他有一句判词，说他们建造了一座“深渊上的豪华大酒店”。
杰拉尔德·R.福特是美国第38任总统，他说话喜欢用双关语。有一次，他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是一辆福特，不是林肯。众所周知，林肯既是美国很伟大的总统，又是一种最高级的名牌小汽车；福特则是当时普通、廉价而大众化的汽车。
萨特曾说写作“不仅是我的习惯，也是我的职业”。以写作为职业的萨特被咖啡馆的老板喻为“一个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
有一次基辛格应邀讲演。经介绍后，听众起立，鼓掌不断。最后掌声终于停了下来，听众坐了下来。“我要感谢你们停止鼓掌，”基辛格说，“要我长时间表示谦虚是很困难的事。”
印巴和谈期间，法拉奇采访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她诱使布托说了一句话：“英迪拉·甘地才智平庸，远远赶不上她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句话对布托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巴基斯坦正为和平而努力，而这一句话却堵住了和谈的大门。
达利曾说：“因为我是天才，我没有死亡的权利，我将永远不会离开人间。”
詹姆斯·托宾因“资产组合选择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多人想知道这个理论讲什么，托宾尽力运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当托宾解释完之后，人们仍然追问他说：“噢！拜托，请你用通俗的说法来解释嘛。”最后，托宾只好解释说，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是为了减少投资风险：“知道吧，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结果，全球报纸的新闻标题都是：“耶鲁的经济学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而获诺贝尔奖。”
当托宾的获奖理由被通俗化后，他的一位朋友送给他一份剪下的漫画。漫画根据托宾的“鸡蛋”托辞，虚构了来年医学奖得主解释自己获奖的原因：“每天吃个苹果，使你远离医生！”
蒙塔泽里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当中的重要人物，曾被指定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接班人。哈梅内伊说蒙塔泽里是他“一生的成果”。哈梅内伊说：“他吸取了我的精髓，不是一次或两次，而是多次。”
凡勃伦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被看做愤世嫉俗之作，而加尔布雷思从中不仅看到对人类消费行为的天才观察，更从“炫耀性消费”模式中洞见现代丰裕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病症所在。加尔布雷思毫不吝啬地赞美说：“《有闲阶级论》是一篇有史以来论述社会势利和虚伪的内容最广泛的论文。”
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说：“不打破几个历史的鸡蛋，就做不成社会学的煎蛋。”
柯尔莫果洛夫认为，一个人作为普通人的发展阶段终止得越早，这个人的数学天赋就越高。他说：“我们最天才的数学家，在四五岁的时候，就终止了一半才能的发展了，那正是人成长中热衷于割断昆虫的腿和翅膀的时期。”他认为自己13岁才终止了普通人的发展，开始成长为数学家；而另一位数学家亚列山德罗夫是16岁。
李光耀把世界分成有所作为和无所作为的国家。他说：“现在有大树，有小树，还有藤蔓。大树是俄国、中国、西欧、美国和日本。其他国家中，有些是小树，可能会变成大树；但绝大多数是藤蔓，它们由于缺乏资源或缺乏领导，将永远成不了大树。”
萨特去世时，萨冈说：既然那个早她30年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人离去了，她也不愿意在没有他的世上再多活30年。
当瑞典文学院宣布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小说家凯尔泰斯时，这位年逾70的老人对纷纷前来表示祝贺的人们说道：“这是一场幸福的灾难。”
1980年里根与吉米·卡特竞选美国总统，争夺十分激烈，特别是经济问题是双方关注的重点。里根在辩论时说：“如果你的邻居失业了，说明美国经济在衰退，如果你的亲人失业了，说明经济在萧条，如果卡特失业了，说明美国经济要增长。”
塞缪尔·贝克特的肖像让人过目难忘。他的脸瘦削狭长，尖下颏，直鼻梁（稍有点右倾），薄嘴唇，薄薄的耳朵支棱着。他的朋友，198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说他的脸是“一座充满面具的坟墓”！“倘若你愿意，”威塞尔说，“这就是对诺贝尔桂冠诗人塞缪尔·贝克特的世界观的悲观总结——如在他的作品中表达的那样。”
穆巴拉克一直将“稳定”作为其执政的第一目标，他曾经在继任总统的演讲当中说，我要坚持萨达特的道路。30年后，“稳定”已经变异成为经济滞涨、贫富差距以及自由丧失的代名词。有人说：“太多的稳定就是埃及木乃伊化。”
乔丹给人印象深刻。他谦逊和蔼的微笑，常常吐露的舌头，几乎躺地的后仰跳投，飞翔如鹰的空中轨迹，还有他那停滞在人头之上的“空中大灌篮”……都让人对他喜爱有加，“魔术师”约翰逊认识了这位小弟弟后就拜倒在他脚下。人们在他的比赛中甚至惊讶得有些语无伦次，有人说：“即使上帝穿上球衣也休想拦住乔丹。”
1929年的大萧条是一次特殊的历史事件，关于其原因的讨论至今没有停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感慨地说：“理解大萧条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乔姆斯基是个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抨击美国政府最起劲，他有一句名言：“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恐怖主义者。”
席琳·狄翁曾这样赞扬波切利：“如果上帝也会唱歌，那听起来一定像是波切利的歌声。”
2000年，萨特逝世20周年讨论会。被称为“新哲学家”的贝尔纳·亨利·莱维作开场白，他的一句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喜爱萨特，就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不喜爱萨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