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期间，日军统帅大山岩的孙子问他靠什么指挥打仗，大山岩回答：“嗯，靠的是装糊涂。”
德国元帅兴登堡在“一战”中声名鹊起，受国人狂热追捧，被誉为“护国之神”。但他在战争中有个最大的特点——爱睡觉，在兴登堡去德国最高统帅部之后，对他不满的霍夫曼以假装敬畏的神情告诉到战地来采访的人说：“这里是战前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时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后元帅睡觉的地方。”霍夫曼曾愤愤不平地说：“真正有能耐的人是否也会碰巧当上元帅？”
“一战”期间，德国参谋总长法尔肯海因将军主张集中攻击法国，但他并不认为大规模突破是必要的。他打算选择一个在情感上被奉为神圣的地区“使法国把血流尽”，“为了保持这个地区，法国将不得不投入他们所有的每一个人”。“凡尔登绞肉机”由此概念最终成为事实，他自己则被称为“凡尔登屠夫”。
在索姆血腥大战中，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坏的人。在后来成为知名人士的那些人中间，有军人伯纳德·蒙哥马利和阿奇博尔德·韦维尔，诗人埃德蒙·布伦登、罗伯特·格雷夫斯、约翰·梅斯菲尔德和西格弗里德·萨松。在德国堑壕里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着的，则是下士阿道夫·希特勒：“……我毫不羞愧地承认，我被热情所陶醉……并且承认，我跪了下来衷心地感谢上苍，为了荣幸地允许我活在这样的时候。”
在坦克到达战场前，劳合·乔治访问了黑格和霞飞。看到几千匹军马后，他反对说，对密集的自动炮火进行骑兵冲锋是屠杀。但指挥官们恳切地告诉他说，文官对军事问题的知识，充其量也是无足轻重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从来不完全相信，机枪和坦克已使骑兵袭击成为历史陈迹，在整个大战中，他的发亮的长筒靴总是带着踢马刺的。
在1914年马恩河战役中，德军向福煦的第九集团军发动猛攻，福煦并不抵挡，而是也发动进攻，和德军对着拼命。最终德军承受不了，被迫停止进攻。福煦在给霞飞的电报中说道：“吾左军崩之，吾右军溃之，吾中军退之，形势妙哉！吾正继续猛攻也！”
很多人认为马恩河战役的最大功臣并非霞飞这个“反应迟钝”的家伙，而是巴黎卫戍司令加里埃尼，后者在战时征用了包括出租车在内的巴黎所有的机动车辆，组建了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支摩托化部队，确实对战役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抬加贬霞”的人，霞飞的回答相当经典：“我不知道战役的胜利应该归功于谁，但我知道如果此战失败谁将为之负责。”
伊普雷之战，英军有着冲到英吉利海峡的宏大计划，但结果只得到几平方英里毫无价值的沼泽地，包括荒芜的帕尚达埃尔村庄在内。黑格的老对手劳合·乔治辛酸地说，这场战斗“连同索姆和凡尔登的战斗，将列为战史上所曾进行过的最残忍、最无益和最血腥的战斗”，乔治痛斥，这是“在所有灾难记录中无与伦比的顽固和狭隘的自高自大”的结局。
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被迫逊位；高尔察克是第一位宣誓效忠临时政府的海军上将。他说：“我不是为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府服务，而是为被我视为高于一切的祖国服务。”
福煦做了协约国总司令后，跟麾下三位大将仍有矛盾，尤其是和美军总司令潘兴将军。有一次福煦要把美军拆开分给英军和法军，潘兴不同意，福煦把他的计划往桌上一丢，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潘兴曾对别人说，那一刻他恨不得一巴掌把福煦抽死！
“一战”中，德军攻入比利时将军勒芒防守的阵地，发现勒芒将军被压在一大块砖石下面，看来已经气绝身死。一名满脸污垢的副官守卫在侧，他说：“请对将军尊重一点，他已经死了。”其实勒芒还活着，只是失去了知觉。他被救活之后送到冯·埃姆米希将军面前，他交出指挥刀说：“我是在昏迷中被俘的。务必请你在战报中说明这一点。”“你的指挥刀并没有玷污军人的荣誉，”埃姆米希答道，同时把指挥刀还给将军，“留着吧。”
“一战”期间，英国将军艾伦比出征前，劳治·乔合首相对他说：“我希望你能拿下耶路撒冷，作为献给咱们大英帝国的圣诞节礼物。”就这样，艾伦比从西线战场调到了中东战场。造化弄人，正是在中东战场，艾伦比才创造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战绩，使自己成为“一战”中最了不起的英国陆军名将。
意大利卡多纳将军有着顽固的军事纪律观念，可用古老的皮埃蒙特格言来概括：“上级总是对的，越是错时越是对。”唯恐士兵忘却，卡多纳向他的指挥官发出纪律指令，劈头一句就是：“最高统帅部要求，无论何时何地，铁的纪律应当统治全军。”对违犯规章的处分，他则采用了文明军队废弃已久的野蛮刑罚。
一次战役之后，德军伤亡1万人，中断进攻而不救援友军的俄国将军连年坎普夫的伤亡共达14.5万人。失去理智的连年坎普夫抛弃了他的军队，飞快逃回俄国。没得到救援的吉林斯基将军对他的懦怯行为大发雷霆，极力要求把他立即撤职。俄军内部混乱不堪，连年坎普夫甚至被指责为通敌：“他本是个德国人，你还能指望他做什么别的事情呢？”但总司令不但把连年坎普夫贬黜，还把吉林斯基也撤职：“因为他失去理智，不能掌握作战。”
英国将军贝蒂的名字常常跟日德兰海战联系在一起。其好战个性跟另一将军杰利科的过分沉着是两个极端，“一旦抓住绝不放手”是德国人对他的形容。当第一海务大臣要求第五战列舰分队归贝蒂指挥时，杰利科极力反对：“给的船越多，他的胆子越大。”
1916年5月，“一战”期间规模最大的海战——日德兰海战爆发。德英两国舰队都想引诱对方靠近自己的主力，然后再歼灭之。尽管初战不利，旗舰“雄狮”号受创，贝蒂对“雄狮”号舰长说：“我们这些该死的船今天有点毛病。”这种冷静泰然被日后的英国史学家所称颂，接着他下达了一道典型的纳尔逊式的命令：“再近一点接敌。”
因为指挥失利，小毛奇被免去德国最高指挥官之职。但此事暂时保密，以免震惊全国。为了粉饰表面，毛奇每天不得不去参加讨论战略，在那里，没有人征询他的意见或把他当做一回事。他不得不坐在他从前的对手、现在是他的继任人的旁边，一言不发。毛奇后来说：“但丁的地狱都容纳不了我被迫在那时遭受的这些痛苦。”
法国使者敦促俄国人在东普鲁士发动攻势。沙皇的伯父、总司令尼古拉斯大公，是一位亲法者，他向大使保证说：“我甚至可以不等我的几个军全部集合。我一感到足够强大，我就进攻。”可是，这位热心的俄国人，忽视了为他们的军队准备充分的食物、补给或运输工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与协约国斗得筋疲力尽之时，美军作为有生力量踏上欧洲的土地。但潘兴不急于投入战斗，而是认真地进行战前训练，这可把在堑壕里苦战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急得不得了。就连潘兴的参谋也提醒他：“我们的训练计划需要的时间太长了，会使人们感到德国人的预言是正确的——在英法军队垮台之前，美军到不了前线！”潘兴回答说：“我不知道德国人的想法，我只知道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打不了仗！”
施里芬从未亲自指挥过军队作战，因其制定的“施里芬计划”获得“统帅”的美名，他对此评论说：“我们已经堕落得太深了。”当小毛奇继他出任总参谋长后，因举办一次演习被授予高级勋章的时候，施里芬说，在他叔父（老毛奇）获得同样勋章的时候，必须冲锋陷阵，打赢数次战争。
“一战”期间，特伦查德指挥航空队主动出击，轰炸了德国的铁路、机场和工业目标。反对者批评他，说他让飞行员去送死，特伦查德回答：“岂有打仗不死人哉？不死人何以赢得胜利乎？！”他后来被誉为“皇家空军之父”。
“一战”时，隆美尔随部队开赴法国，后又在东线与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作战，被德皇威廉二世授予功勋奖章。“一战”结束后，他担任过步兵营长和陆军学院教官。隆美尔有着惊人的军事素质，他把德国军事学说的进攻精神融于自己的军事指挥之中，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敢于力排众议，果断发起进攻。丘吉尔曾这样评价隆美尔：“尽管我们在战争浩劫中相互厮杀，请准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
1930年1月，马其诺将争论多年的防御计划交由议会进行讨论以投票表决，马其诺发挥其演说才能说服了议会成员。他警告说：“不管新的战争会采取什么形式，战争的手段是空战，是毒气战……我们无人不晓遭受侵略的代价，随之而来的是财产物质的惨重损失和士气颓败。”拒敌于国门之外成就了军事史上著名的“马其诺防线”，英国军事家李德·哈特认为，法国的军事思想要落后20年。
丘吉尔在军队工作极为认真。据说，他经常戴一顶浅蓝色的法国钢盔穿行在阵地上，在官兵们面前表现得刚毅果决、勇敢机警。他经常对士兵们说：“战争是一种游戏，应当满面笑容地作战。”他的乐观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官兵们的士气。
戴高乐在德国人入侵前4个月大声疾呼，不管法国政府把马其诺防线加强得如何好，敌人可以摧毁它或绕过它。他警告说，如果突破一个缺口，那么整个马其诺防线就会崩溃，汽车到巴黎只有6个小时的路程。他说：“在上一世纪，每一次巴黎被侵占，法国的抵抗力量在一个小时内就被瓦解了。”1940年6月14日，那个时刻又到来了，戴高乐的预言成了现实。
1934年，富勒走出了更加错误的一步，他公开认可法西斯主义的一些思想，包括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态度。他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也对犹太人进行了谴责。30年后，富勒为自己这个时期的行为申辩，抱怨人们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政治观点。他说：“我并不反对民主政治。我反对的只是过于泛滥的选举，因为这既不负责任，又缺乏良好的组织。我之所以部分认可法西斯理论，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与我一样都主张建设机械化部队。”
苏联五大元帅中的三位，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即加伦将军）和叶戈罗夫被枪决，剩下的两位，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也岌岌可危。1939年内务部的人包围了布琼尼的住宅，这位驰骋疆场的骑兵统帅端起机枪便向内务部人员扫射，逼得他们只好向后退，布琼尼赶紧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同志！发生了反革命叛乱，有人来抓我。我向您保证：绝不让他们活捉。”斯大林听了哈哈大笑，命令叶若夫：“放过这个傻瓜吧，他对我们没危险。”
山本五十六心里清楚日本海军与美英海军的差距，他曾对近卫首相说：“如果真和美国打，我只能坚持一年到一年半。”
1927年，59岁的松井石根受命为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他得到了人生中最后一次扬名立功的机会。他学写汉诗，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汗了绒衣四十年，兴国如梦大江流，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
1940年5月，二次大战的西线战役打响。古德里安率领装甲部队疯狂挺进，毫不停歇，第一天就越过了卢森堡和比利时，不久就攻克了法国色当要塞。德军速度实在太快，快得让法军根本反应不过来，待到他们清醒过来时，已在德军的战俘营里了。6月，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神速挺进到瑞士边境。当古德里安汇报战果时，希特勒都不敢相信，他问是不是搞错了。古德里安说：“一点没错，我本人就在瑞士边境的潘塔利！”
打下新加坡没多久，山下奉文的本性暴露无遗，他下令对当地华人进行屠杀，同时又掠夺了大量财宝。战后这只“马来之虎”在马尼拉军事法庭受审，被判处绞刑，麦克阿瑟乐呵呵地批准了判决，麦克阿瑟说：“其犯罪是乃对文明之耻辱，其经历乃对军人之耻辱。”
莫德尔将军回到德军最高统帅部，请求增派一个坦克军归他指挥。希特勒答应了，但为坦克军用于什么地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希特勒固执己见，毫不让步，莫德尔最后大喊：“我的元首，是你在指挥第九集团军呢，还是我在指挥？”希特勒惊诧地抬起头，终于让步，但他强调说，莫德尔必须对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负责。
1940年夏天，丘吉尔在北非前线与他的爱将蒙哥马利就餐时，他关心地问蒙哥马利喝什么酒。蒙哥马利将军回答说：“水，我不喝酒，不吸烟，睡眠充足，这就是我保持百分之百的状态且捷报频传的原因！”丘吉尔看着蒙哥马利怡然自得的神态回敬道：“我嗜酒如命，很少睡觉，酷爱雪茄，这就是我保持百分之两百的状态且指挥你获胜的原因！
1941年，日本天皇想起了1905年和沙皇俄国发生的那场海战，于是就召见了帝国海军军令部总长（即海军总司令）永野修身，问道：“你觉得能取得一场大胜吗？就像当年的对马之战一样。”永野修身回答说：“我很抱歉地回答您，那是不可能的。”裕仁天皇说道：“那么这将是一场令人失望的战争了。”
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45分，朱可夫打通了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别墅里的电话，值班官员不耐烦地告诉朱可夫，斯大林同志在睡觉。朱可夫直截了当地命令道：“立即把他叫醒！”三分钟后，斯大林拿起了话筒。朱可夫向他报告，邻近苏德边境的主要城市都遭到了德国空军的轰炸。斯大林一声不吭，朱可夫只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斯大林没有下令还击，在这之后的十多天里，他也拒绝担起抗战的责任。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进军东南亚，当时麦克阿瑟正担任美国远东军司令驻扎菲律宾，一贯瞧不上日本人的麦克阿瑟被“皇军”打了个措手不及，狼狈不堪，他丢下一句“吾还将回来！”的豪言壮语逃到了澳洲。
由于丘吉尔的干预，韦维尔在跟隆美尔的对决中失利，一代名将黯然收场。在前线视察工作的安东尼·艾登大臣说：“韦维尔一夜之间老了10岁。”还有人这样评论：“隆美尔已经把韦维尔新近赢得的桂冠，从他的头上扯下来扔在沙漠中了。”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为了推卸责任，丘吉尔决定换马。他和内阁和军界有关方面商量之后，决定让韦维尔去担任印度军总司令。
当珍珠港被日军偷袭后，罗斯福马上任命尼米兹担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生性豁达乐观的尼米兹来到舰队总部后马上重振士气，调整部署，迅速制定出相应的战略计划，他对将士们说：“我对各位完全信任，我们挨了一次猛揍，但是我们对于最后的结果毫不怀疑，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943年，麦克纳马拉加入美国空军参加“二战”，职责是运用统计方法帮助空军评估和改进轰炸机的使用效率，这是统计学方法早年的典范性运用。数字证明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专家，但更有效轰炸意味着更多平民的死亡。他说：“我们在东京活活烧死的平民就有10万，而总共死亡的平民高达90万。”
为了让朱可夫得到攻占柏林的功劳，斯大林把罗科索夫斯基调离。斯大林表示，他不反对罗科索夫斯基把他的参谋班子带走。对于一个高级将领的调动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在伤心之余，罗科索夫斯基回答说：“我将把我的参谋班子留给朱可夫，我将一个人去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我相信我能在那里找到合格的参谋人员。”
马歇尔曾说过一句名言：“一个真正的将领无论环境如何艰苦，都能够展现才华，转败为胜！”
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巴顿率领第三集团军全速推进，对德军发动猛攻，如利剑一样从法国本土迅猛刺入德国腹部，一直杀至捷克边界。当他看到遍地德军尸体时兴奋地喊道：“看啊，难道还有别的东西比这更壮观吗！”当他先于蒙哥马利的英军渡过莱茵河时他又如疯子般狂呼：“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过河啦！”渡河时他还朝河里吐了一口唾沫，以此表示自己对德军的鄙视。
当墨索里尼命令格拉齐亚尼元帅率40万大军进攻埃及2万英国军队时，这位自诩“意大利最勇敢的军人”向墨索里尼发出了一封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战地电报：“领袖，您这简直是让我们去送死啊！”战前，这位意大利元帅则在向墨索里尼的报告中表示说：“伟大的领袖，如果您有一天，下定决心，号召整个罗马重新为他的尊严而战时，您将看到的是一群最勇敢的战士而不是卑鄙的胆小鬼团结在您的周围！”
马汉痴迷海军，但他并非是喜欢开着军舰去战斗者，他喜欢纸上谈兵。他自己就说过：“这年头已不是出海上英雄的时代了，仅凭勇敢就成英雄那是很困难的，还不如搞点海军理论研究呢。”
巴顿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巴顿性格暴躁，战场上，他用极富个性的粗俗语言激发士兵的斗志。艾森豪威尔曾说：“在巴顿面前，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和不可逾越的障碍，他简直就像古代神话中的‘大力神’，从来不会被战争的重负所打倒。”
巴顿将军说：“我宁可在我的部队的前方出现一个德国师，也不希望在我的部队的后面待着一个法国师。”
据说，在“二战”期间，德军总部收到消息，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已经参战。“我们得用10个师来对付它！”一个将军说。“不，他是我们这边的。”另一个将军说。“哦，这样的话我们得需要20个师。”
从将军到普通一兵，在战斗中的责任意味着要不顾个人安危，同时还意味着要能够无限度地艰苦工作。乔治·巴顿在这两方面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曾说过：“一品脱美国人的汗水可挽救美国人的一加仑鲜血。”
伦德施泰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最能干的指挥官之一。他曾指挥第2集团军入侵捷克，指挥南方集团军群入侵波兰。对苏联的入侵期间，伦德施泰特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围歼了苏联元帅布琼尼部队的主力。暗杀希特勒的事件败露后，伦德施泰特认为这是一种叛逆行为，他说：“作为一个军人，要受宣誓效忠的约束。”
1945年4月21日，鲁尔战役，莫德尔指挥的B集团军群几乎被美军全歼，鲁尔工业区全部被美军攻占。莫德尔带了3名军官和几个士兵逃到杜伊斯堡附近的密林中。在那里，他说要自杀，并让人将他的尸体埋在选定的一棵松树之下。3名军官竭力劝阻，莫德尔不听，他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如此绝望，我只效忠于德国……”随即开枪自杀，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尚未完全明朗，日本造谣说，美国第三舰队的大部分军舰已经沉没，剩下的正在撤退。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尔西立刻回电反驳：“我们的军舰已经被拯救，目前已向日本舰队高速撤退。”
在“霸王”战役发动前夕直至战斗打响之后，德军方面仍蒙在鼓里。1944年6月6日，德国第七军团司令杜尔曼将军竟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到125英里外的勒恩进行“图上作业”，盟军空降伞兵被认为是声东击西的手法，西线海军向总司令报告说：“荧光屏上有大量黑点。”但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说：“什么？在这样的天气里一定是你们的技术员弄错了。也许是一群海鸥吧！”
1954年2月16日，梦露抵达韩国进行为期4天的劳军活动，受到10万美军疯狂的欢迎。当时有记者报道说：“梦露要来的消息就像野火一样燃烧了整个军营，有些美国大兵甚至哭了，还有的突然沉默地向往那一刻的到来。”
杜鲁门执意要麦克阿瑟去职，他先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然后才送达书面通知：“出于总统和美国三军总司令的职责，我非常遗憾地解除你盟军最高司令、联合国军指挥部总司令、美军远东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司令的职务。”“请立刻将你的指挥权交给李奇微接管。如你选择前往某一地点，兹授权你下达有关命令，以完成所需的旅行。”
在一次阿以交战中，阿拉伯联军抓住了两名以色列士兵，以军司令官摩西·达扬决定抓几个阿拉伯联军士兵，以便交换以军士兵，但参谋们为制定各种营救方案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沙龙对后方的扯皮深恶痛绝，径自带了几个士兵，驾着吉普车，冒着阿拉伯联军的枪林弹雨冲过停火线，穿上阿拉伯的长袍，伪装成约旦的农民，智擒几名阿拉伯士兵。一小时后，达扬的桌上留有沙龙的字条：“摩西，俘虏在地下室。”
关于经济学家的作用，萨缪尔森曾经非常自信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剑桥、普林斯顿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学术讨论室里取胜的。”
战争期间，在欧洲某海湾，德国海军的布雷艇每周一、三、五来布雷，英海军扫雷艇每周二、四、六来扫雷。有一天英国人厌烦了，没去扫雷，想看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结果第二天德军布雷艇撞中自己上次布下的水雷而沉没了。英国人把德国人救了上来，德军艇长破口大骂：“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这在我们海军里是绝不允许的！”
在一次茶会上，一位法国将军问著名演员伊丽莎白·泰勒：“你知道吗？法国妇女因为受你的影响，一年用于服饰和化妆品上的钱，比法国整个军事预算，还要多上一倍。”“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将军。”泰勒回答说，“因为她们所战胜的，不也要超过整个法国军队的一倍吗？”
德国空军将领乌戴特将军患有谢顶之疾。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年轻的士兵不慎将酒泼洒到了将军头上，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士兵惊骇而立，不知所措。倒是这位将军打破了僵局，他拍着士兵的肩膀说：“兄弟，你以为这种治疗会有作用吗？”全场顿时爆发出笑声。
美国将军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位富有情趣的乐观者。有一次，有人问克拉克：在别人提出的所有劝告中，哪一个是最有益的？克拉克说：“我认为最有益的劝告是‘和这位姑娘结婚吧’。”“那么，是谁向你提出这一劝告的呢？”“就是姑娘自己。”克拉克回答说。
道丁堪称“二战”期间最出色的空军将领，他成功地指挥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空战，粉碎了希特勒征服英国的企图，直接影响了“二战”局势。丘吉尔曾称赞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们说：“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过这么大的贡献。”
亚历山大元帅以其超凡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无数官兵，不少官兵都觉得当亚历山大的部属要比当蒙哥马利的部属舒服多了。蒙哥马利也十分敬佩亚历山大，说他是“唯一一位让陆海空将军都愿在其麾下效力的人”。军史家李德·哈特对亚历山大的评价更有意思，说他“如果不那么善良温厚，可能会是个更伟大的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