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丹是一个独行者。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他沉潜于但丁和波德莱尔创造的世界，沉潜于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创造的世界，沉潜于石头和青铜的世界，沉潜于自然之中。做过他秘书的诗人里尔克说：“没有人跟他对话，只有石头与他交谈。”
易卜生所写的大量揭露现实的戏剧，总是提出问题以激发观众去思考。在《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出走之后向何处去？是个问号。《人民公敌》的结尾，坚持真理的斯多克芒医生成为孤独的少数派，不但自己失去了工作，连同情他的女儿、朋友也都失去了工作。他今后怎么办？是个问号……他因此被称为“伟大的问号”。
苏利·普吕多姆获得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当他知道自己所获得的奖金是他写了35年诗的总收入的4倍以上时，异常惊喜，激动之下他表示要拿出其中一部分资助那些苦于出第一本诗集的青年作者。他的应诺一出，请求资助的信件纷至沓来，以至于使普吕多姆惊叹：“如果我全部答应的话，足可将我的奖金吞得一文不剩。”
乔伊斯的文学生涯始于1904年，那年他开始创作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写给出版商理查德兹的一封信中，他明确地表述了这本书的创作原则：“我的宗旨是要为我国的道德和精神史写下自己的一章。”这实际上也成了他一生文学追求的目标。
1905年，巴黎秋季沙龙美术作品展揭幕时，一位名叫路易·沃塞尔的批评家被一幅幅用纯色随意涂抹成的油画惊得目瞪口呆。展室中间有一尊多那太罗的雕像，批评家指着雕像惊呼：“多那太罗被野兽包围了！”这一句话给西方美术史上的崭新流派命名了“野兽派”，作为这个潮流的灵魂人物，马蒂斯的大名也不胫而走，蜚声世界。
安德鲁·莱西特说吉卜林：“对比所享有的荣誉，他其实是一个很低级下流的作家。”但马克·吐温热情洋溢地赞美吉卜林说：“我了解吉卜林的书……它们对于我从来不会变得苍白，它们保持着缤纷的色彩；它们永远是新鲜的。”由于吉卜林“观察的能力、新颖的想象、雄浑的思想和杰出的叙事才能”，于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此奖的作家。
谷崎润一郎的创作倾向颓废，追求强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和变态的官能享受，自称为“恶魔主义”。
以希尔伯特命名的数学名词多如牛毛，有些连希尔伯特本人都不知道。有一次希尔伯特曾问系里的同事：“请问什么叫做希尔伯特空间？”一次在希尔伯特的讨论班上，一个年轻人报告，其中用了一个很漂亮的定理，希尔伯特说：“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定理呀，是谁发现的？”那个年轻人茫然地站了很久，对希尔伯特说：“是您……”
1908年，在巴黎秋季沙龙的展览上，当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看到毕加索和布拉克的那些风格新奇独特的作品时，不由得惊叹道：“这不过是一些立方体呀！”后来，作为对毕加索和布拉克所创的画风及画派的指称，“立体主义”的名字便约定俗成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边境上，一个士兵要求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申报职业，他回答说：“音乐创作者。”
20世纪初，罗曼·罗兰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罗兰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和《托尔斯泰传》。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毛姆说他自己：“我只不过是二流作家中排在前面的一个。”
有一次，三位记者不约而同去访问博格森。博格森正要外出，于是说：“请把诸位的来意和问题全都说出来。”他一面倾听，一面握笔疾书。当三位记者的话音刚落，博格森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面作出送客的姿态，一面向三位记者递去一张张纸，微笑着说：“你们所说的，以及所要的答案，我都写在纸上了。”
乔治·费多是法国著名的戏剧家，他成功地创作了许多滑稽剧，《马克西姆家的姑娘》一剧曾轰动一时。在他开始创作时，他很坦然地接受观众的冷遇。有一次，费多混在观众当中，同他们一起喝倒彩。“你是发疯了吧！”他的朋友拉住他说。“这样我才听不见别人的骂声，”他解释说，“也不会太伤心。”
1920年秋天，曼德尔施塔姆在乌克兰海滨城市费奥多西亚被白军抓获，白军认定他是布尔什维克间谍，把他关入牢房。曼德尔施塔姆大声喊道：“快放我出去，我天生不是坐牢的。”
玻尔是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他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家。曾经有人问玻尔：“你是怎么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身边的？”他回答说：“因为我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
奥威尔有一种平等精神。他写《缅甸岁月》，背景是殖民地社会，对英国人和缅甸人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轾。这使人想起了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福斯特说过：“大多数印度人，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是狗屎。”
凯恩斯曾跟马克斯·普朗克教授一同进餐。普朗克是一位在数学方面具有天才的人物，量子力学就是在他手里发展起来的，这门学问是人类智力比较惊人的成就之一。普朗克对凯恩斯说，他曾一度考虑要从事研究经济学，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它太难了。凯恩斯把这句话转告了一个朋友，谁知朋友说：“啊，这就奇怪了，伯特兰·罗素有一次告诉我，他也想研究经济学。但是因为它太简易，决定作罢了。”
当卡夫卡的第一本书《观察》出版时，卡夫卡告诉朋友：“安德烈书店售出了11本。10本是我自己买的。我只想知道，是谁得到了那第11本。”说这话时他满意地微笑着。
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曾写过一首长达30行的诗作——《在一个地铁车站》，写完以后，感到很不满意，一年之中逼着自己改了两次，最后只剩下2行：“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苏联导演爱森斯坦执导了电影《战舰波将金》，卢那察尔斯基承认：“在俄国，人们不是一下子就懂得这部光辉灿烂的片子所蕴有的全部革命力量和它所运用的新技巧。我们是从德国人的反响中才明白我们的电影艺术所取得的进步。”戈培尔说：“世界观不坚定的人，看了这部片子就会成为布尔什维克。”
庞德曾经想阻止艾略特发表一篇东西，告诉他说那是垃圾。结果，艾略特还是发表了，只是附上一篇前言，注明“庞德说这是垃圾”。
曾有人问马蒂斯和卢奥，如果你们流落在荒岛上，失去了一切，包括与人交流的希望，你们会继续画画吗？马蒂斯没有直接回答，却机巧地说：“没有一个艺术家会没有观众，艺术家总希望被人理解。”卢奥则说：“我会继续画画，即使一个观众也没有。”
1936年，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第十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这届大会的亮点是颁发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章。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把2500加元作为基金交给大会，用以奖励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学成就。这一奖章用14K金制成，正面文字是“超越一个人的个性限制并把握宇宙”，反面是：“全世界数学家一起向知识的杰出贡献者致敬。”
弗吉尼亚·伍尔芙每写出一部作品，首先关注的是朋友们的反应，尤其是被她称之为摩根的福斯特。她有阅读报纸的习惯，有关她作品的评论文字她一篇也不放过。她抽着烟，焦灼地搜寻着一个名字，喃喃地说：“摩根在哪里？摩根为什么不说话？”在她看来，如果摩根不发表观点，那么就意味着她的作品——尽管她呕心沥血——是失败的。
沃尔芙29岁发表了《天使，望故乡》，宛如“骤然间光芒四射的一场爆发”，震惊了西方文坛。他的故乡以他为荣，连他父亲的石匠大锤都特地造了纪念碑，镇中心的雕像正是他的天使，微张着翅膀庇护的样子。他死在巴尔的摩。在他生命后期，他向大学辞职，与情人断绝往来，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公寓里住了下来，经过了十年井喷一样的写作后，撒手而去，死时只有38岁。在他逝世前，他反复重复一句话：“你不能再回家。”
巴甫洛夫是专心投入学术研究的典型学者，只专心研究，不注意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70岁以后，巴甫洛夫每天仍乘电车上班，有次电车尚未停稳，就从车上跳下来，跌倒在地，路旁一位老妇人惊叫说：“天啊！看这位天才科学家连电车都不会搭！”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问罗素：“你是否认为我是个十足的白痴？”罗素不解：“为什么你想要知道这个问题？”“如果我是，我就去当飞艇驾驶员；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名哲学家。”罗素说：“这个我不太清楚，但如果假期里你给我写一篇哲学文章，我读了后就告诉你。”一个月后文章送到了罗素手里，罗素刚读完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一个天才，并向他担保：“你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一名飞艇驾驶员。”
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使聂鲁达重新确定行动主义和政治诗的方向。他说：“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
赛珍珠得到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受到很多人的非议。大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曾说：“如果她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该成为问题。”威廉·福克纳说，他宁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屑与赛珍珠为伍。
1942年，美国数学家莱夫谢茨去哈佛大学作学术报告。伯克霍夫是他的好朋友，讲座结束之后，就问他最近普林斯顿大学有什么有趣的新闻。莱夫谢茨说有一个人刚刚证明了四色猜想。伯克霍夫根本不相信，说如果这事当真，他就用手和膝盖，直接爬到普林斯顿的大厅去。
“二战”期间，好莱坞对自己的影片在前方所受的夸奖与赞美喜形于色。华纳兄弟公司发表了军人来信，说该公司的《卡萨布兰卡》给远征北非的部队带来了欢乐。派拉蒙公司也宣布丘吉尔对他们的纪录片《醒来的岛屿》大为欣赏。米高梅公司的老板梅耶则逢人便说：丘吉尔亲自写信给他，夸奖他的影片《米尼弗夫人》“是最好的战时动员，抵得上100艘战舰”。
1945年，泡利终于拿到了那个他觉得自己20年前就应该拿到的诺贝尔奖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泡利开了庆祝会，爱因斯坦为此在会上演讲表示祝贺。泡利后来写信给玻恩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就像物理学的王传位于他的继承者。”
1947年，哈耶克组织了“朝圣山学社”，俊采星驰、群贤毕至，39名成员来自10个国家。据说哈耶克本人希望将学社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社”，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反对说：“你不能用两位天主教徒的名字来命名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团体。”
1949年，福克纳得知自己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一度不太相信，他喝得醉醺醺的。在真正启程去领奖前，他还在喝酒。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演说是诺贝尔文学奖最精彩的感言之一。他说道：“我拒绝认为人类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能够忍受艰难困苦，也终将会获胜。”“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
1950年，诺贝尔奖得主恩里科·费米提出了这个最著名的问题：“外星人在哪里？”他与物理学界的同行们讨论了这样提问的原因，如果宇宙中充满生命，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外星人文明的任何迹象。数学家布乔克给出的答案是：外星人还没与我们接触是因为它们还没有时间发现我们。
经常有人问安·兰德，她首先是位小说家还是位哲学家？她的回答是：“两者皆是。”
哥德尔的举止以“新颖”和“古怪”著称。爱因斯坦是他要好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麦克阿瑟将军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在麦迪逊大街举行隆重的庆祝游行。第二天哥德尔吃饭时煞有介事地对爱因斯坦说，《纽约时报》封面上的人物不是麦克阿瑟，而是一个骗子。证据是什么呢？哥德尔拿出麦克阿瑟以前的一张照片，又拿了一把尺子。他比较了两张照片中鼻子长度在脸上所占的比例。结果的确不同：证毕。
作家塞林格在第一次见到泰勒时曾为她的美貌倾倒：“她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女人。”
1957年，还是籍籍无名的马尔克斯在巴黎街头一眼认出名人海明威。二人素未谋面，马尔克斯不知道该上前去请他接受采访，还是去向他表达对他无限的景仰。最后，马尔克斯只是向对街的人行道大喊：“大——大——大师！”海明威明白在众多人当中不会有第二个大师，就转过头来，举起手像小孩子似的对马尔克斯大叫：“再见，朋友！”以后二人再也没见过面。
1957年，卡尔维诺退出共产党，他说：“我的退党决定是建立在以下事实上的，我与党内其他人的意见不同，对我能参加的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都已经成了一个障碍。”
1969年，滚石乐队的灵魂人物之一，布莱恩·琼斯死在了自家的游泳池里。为了纪念这位摇滚英雄，鲍勃·迪伦在专辑中重新演唱了《像一块滚石》：“这感觉如何？感觉如何？孤独一人，没有家的方向，像一个陌生人，像一块滚石。”
西蒙·温切斯特是著名的传记作家，他在谈到写书的动机时说，有一次他在逛哈佛大学附近的书店时偶然看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就问起谁是李约瑟。书店的职员大为惊讶，脱口说，先生您连李约瑟都不知道，还能算是文明社会有教养的人吗？温切斯特为此深受震动。
洛尔迦和聂鲁达则一见如故。聂鲁达喜欢洛尔迦的丰富以及他对生活的健壮胃口。他们俩都来自乡下，对劳动者有深厚的感情。洛尔迦对聂鲁达的诗歌十分敬重，常打听他最近在写什么。当聂鲁达开始朗诵时，洛尔迦会堵住耳朵，摇头叫喊：“停！停下来！够了，别再多念了？你会影响我！”
波兰学派的人喜欢在咖啡馆里讨论数学，库拉托夫斯基和斯坦因豪斯是有钱人，他们一般在高档的罗马咖啡馆里谈论数学；巴拿赫、乌拉姆和马祖尔穷一些，则待在一个苏格兰咖啡馆里，每次有什么重大发现，就记录在册，并保存在店里，这就是著名的苏格兰手册。当然，老板对他们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每次都可以消耗大量的啤酒，据说有一次聚会长达17小时，其间，巴拿赫不停地饮酒，乌拉姆说巴拿赫是难以超越的。
除了对最佳雪茄、美食和美酒的敏感欣赏，钢琴家鲁宾斯坦还是位美术鉴赏家，他说：“我发现了毕加索，在我成为鲁宾斯坦之前。”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再版《数学原理》评论说，《数学原理》有许多错误，靠出一个新版本也无济于事。维特根斯坦的苛刻是一种非常认真公正的态度。有一次罗素在学术会议上对“几个傻瓜”保持礼貌，结果维特根斯坦义愤填膺，认为罗素没有当面告诉那几个傻瓜，他们是多么愚蠢，是一种缺德的世故。
据记载，阿西莫夫曾宣称自己不喜欢看色情文学作品。他说：“我每次看这种书都觉得难为情。”朋友们可以为此作证。他曾在婚后光顾过纽约的下流剧院，但只去过一次，他认为整个过程枯燥乏味。有一次，在第42大街上，一位妓女找上了他。他后来声称，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她是在拉皮条，但当他弄明白后，他吓得拔腿就跑。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他感动得致电瑞典皇家学院：“极为感谢！激动！荣耀！惊讶！惭愧。”
厄内斯特·海明威不大注意拼写，例如动词have变成现在分词时忘记去掉字母e再加ing。连词nor用于否定时，他总用得不妥当。在他一生中，他总是把already同all ready混淆，还认为英文里确有alright这个词。但是他在中学读书期间在写作上所表现出来的冲天干劲和敢闯精神，以上这些缺点与之相比就显得十分次要了。后来，他有句口头禅：“你写文章，可请别人替你改正错别字。”
“二战”后，海德格尔曾认为，尼采把他弄坏了。他非常担心“人们会因为他卷入纳粹主义而认为他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伽达默尔在这方面帮助了他，以致海德格尔很感激伽达默尔。
当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通知电报来到肖洛霍夫身边的时候，他正在郊外的森林里打猎。后来，在他亲赴斯德格尔摩领奖时，大批记者来采访他。他说瑞典文学院迟了二三十年才颁奖给他，实际上他是第一位真正该得此项奖的苏联作家。他还说：“当我得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天，正好朝天放了两枪，除了掉下两只大雁外，还十分意外地掉下了诺贝尔文学奖。”
俄国人纳博科夫最终把自己归类为美国作家。1969年，他这样告诉记者：“在现时的概念里，一位美国作家意味着一位当了25年美国公民的作家，它还意味着我所有的作品都首先在美国发表，意味着美国是唯一的一个使我在精神和感情上感到是家的国家。”
奥登晚年公开披露了他的同性恋，他暗示说，他沾染这种恶习使他在这个不安宁的世界获得一段较为轻松的时刻。“在天国，”他写道，“我们都有着平等的意识，大家都有着独立的人格，都有着独立的世界观，都是一个种类。”
1972年，蒙塔莱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评论集《我们的时代》，在这部评论集中，他批评文学艺术被纳入工业生产的轨道，背弃了其作为“时代晴雨表”的庄严使命。1975年，蒙塔莱因“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以巨大的艺术敏感性和排除谬误和幻想的生活洞察力阐明了人的真正价值”，以其全部作品荣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蒙塔莱说：“这个世界上蠢人往往是胜利者。现在，我也成为其中之一了吗？”
卡内蒂跟穆齐尔的关系伴随了他一生，在获诺贝尔奖时，他仍提到了这位尊敬有加的作家：“穆齐尔的作品直到今天还使我入迷，也许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全部理解了他的作品。”
1975年，博尔赫斯在密歇根州大激流市接受公开采访，有人问他：“你认为作家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博尔赫斯毫不犹豫地答道：“创造人物。”有人说：这位伟大的作家本人从没有真正创造过任何人物。
有人问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否是自传性小说时，他说：“算是吧，当我完成这本小说时，我大大松了口气。我的少年时代和书中的男孩相当类似，向人们讲述这个故事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萨特是个勤奋的人。除了去世前几年间因半失明而辍笔外，他一生中从没有停止过写作。与许多人把笔耕看成是一种苦役不同，萨特把它当做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一种人生的基本支撑点。他这样说：“我没办法让自己看到一张白纸时，不产生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欲望。”“无日不写”成了他的座右铭。
对20年后才出录像带的《E.T.外星人》，斯皮尔伯格有一种无可言喻的私密情感。他认为它是他心中最珍爱的电影，而且也绝不可能拍出一部比它更好的续集。他说：“既然不能更好，何苦玷污它的完美？”
在德勒兹心目中，福柯是同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评论《知识考古学》时指出，福柯是一位新档案保管员；在评论《监视与惩罚》时则说，福柯是一位新地图绘制者。而在福柯一方，同样表达了自己的由衷敬佩，在评论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和《意义逻辑》时，福柯说：“有朝一日，德勒兹时代也许会来临。”
布罗茨基曾说，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是出版自由与诗人之间最离奇的事件：“我不能不说，他是一位现代俄狄浦斯：他被遣往地狱却再也没有归返。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默背诵他的诗歌，时刻提防手执搜查证的复仇女神闯入内室。这是我们的变形记，我们的神话。”
据说，希区柯克最喜欢开的一个玩笑是：挤在电梯的人堆里，等电梯到了他要去的那一层时，便对身边的人说：“我怎么也不相信只是开了一枪，那里到处是血。”说完走出电梯，让留下的人整天去猜测他究竟是在谈什么可怕的事。
1992年秋天，在关于茨维塔耶娃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曾宣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有人又问道：“那么，里尔克呢？”布罗茨基便有些气恼地说：“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
1992年，曾有“欧洲好莱坞”之美誉的罗马电影城深陷危机，不得不拍卖道具等等财产。这是费里尼最热爱的地方，他深感痛心：“看到电影城没落，让我觉得自己老了。没有别的事像这样突然让我觉得老过。”
1920年，27岁的米罗到巴黎时，毕加索为了接济他，买下了他的一张自画像。当时，米罗也与以记者身份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相处甚欢。生活拮据的海明威，为了帮助困难之中的米罗，曾经凑集了5000法郎买下了米罗的早期重要作品《农场》。到了2007年底，米罗题为《蓝星》的作品创下了1160万欧元的拍卖纪录。另一幅作品《鸟》，则以620万欧元成交。
毕加索在晚年很少离开他的山顶别墅。他似乎感到世界正在悄悄地从他身边逝去，尤其是他的朋友接二连三地死去。他把自己关在房门内，拒绝去接外来的电话。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仍在画画。他的另一位朋友说：“你可能会认为他是在试图用生命的最后时光去做几个世纪的工作。”
厄多斯这位曾经是20世纪最具天赋的数学家，他没有家，他说他不需要选择，他从未决定要一年到头每一天都研究数学。“对我来说，研究数学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然而，他并不轻言休息，简直可以公认是巡回世界的数学家。他喜欢说：“要休息的话，坟墓里有的是休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