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巴黎所有的创新建筑一样，埃菲尔铁塔一开始即遭到了大部分巴黎人的冷淡和拒绝。虽然铁塔的设计者埃菲尔宣称“法兰西将是全世界唯一将国旗悬挂在300米高空中的国家”，但一时也无法说服各阶层反铁塔人士，小仲马、莫泊桑、魏尔伦等名流都对其嗤之以鼻；一位数学教授预计，当盖到748英尺之后，这个建筑会轰然倒塌；还有专家称铁塔的灯光将会杀死塞纳河中所有的鱼。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常常向人说起他小时候的一段伤心往事：“我出生时是双胞胎，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长相一模一样，连我们的母亲也分辨不出来。有一天，保姆替我们洗澡时，其中一个不小心跌入浴缸淹死了，没有人知道淹死的究竟是哪一个。”“最叫人伤心的就在这里。”马克·吐温说，“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那个活下来的人，其实不是，活下来的是我弟弟，那个淹死的人是我。”
阿波里奈尔身材微胖，脸松弛虚肿，嘴巴又肥又小，显得很贪吃，鹰钩鼻，据说“像猪油刻出来的拿破仑”，傲慢的毕加索刚见到阿波里奈尔“惊呆了”，立刻一见如故。毕加索夫人这样说他：“很迷人，有教养，有艺术品位，多么优秀的诗人呀！他不刻意，具有孩子般敏感的心，稚气而魅力十足，不合常情，夸张，却简单、朴实。”
有一天，尼采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据说，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
战争期间，哈谢克曾住进首都布拉格的一家旅馆，在旅客登记簿“国籍”栏填上与奥匈帝国相敌对的“俄罗斯”，又在“来此何事”栏填上“窥探奥地利参谋部的活动”。警察局很快派人把该旅馆密密匝匝地包围起来，真相大白后，警察严厉责问哈谢克为什么开这种玩笑，哈谢克真诚地回答说，他对奥地利警察的效率不大放心，是想考验一下他们警惕性如何。警方哭笑不得，罚他坐了五天牢。
罗素认为，20世纪初法兰西最伟大的人物是亨利·庞加莱。他曾经去庞加莱的住处拜访，他承认见到庞加莱时，“我的舌头一下子失去了功能，直到我用了一些时间（可能有两三分钟）仔细端详和承受了可谓他思想的外部形式的年轻面貌时，我才发现自己能够开始说话了”。
有一个学生在火车上认出了爱因斯坦，他问爱因斯坦：“教授，纽约在这个火车边停吗？”
杰克·伦敦许诺给纽约一家书店写一本小说，却迟迟没有交稿。书店编辑一再催促均无结果后，便往杰克·伦敦住的旅馆打了个最后通牒式的电话：“亲爱的杰克·伦敦：如果24小时内我还拿不到小说的话，我会跑到你屋里来，一脚把你踢到楼下去。我可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杰克·伦敦回信说：“亲爱的迪克：如果我写书也手脚并用的话，我也会说话算数的。”
1918年1月，勃洛克写完长诗《十二个》时说：“这一天，我确信自己是个天才。”
塔夫脱是美国历届总统中体重最重的一位，而且举手投足都显得孔武有力。有一天，他去拜访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到罗斯福所住的一个海滨别墅以后，决定到海里去冲冲凉。刚好罗斯福的一个孩子在沙滩上玩够了，跑回家来找罗斯福。“爸爸，我们去游泳吧。”孩子说。“不，孩子，现在不行。”罗斯福抱起孩子说，“总统先生正在使用海洋。”
尽管凡勃伦丝毫不注重衣着，甚至公开鄙视居家杂务，他对女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有一次凡勃伦对他的同事抱怨说：“如果一个女人对你动手动脚，你该怎么办？”
在一次宴席上，有一位客人对爱丁顿说：“教授，听人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半人懂相对论。爱因斯坦当然是一个，教授，你也是一个。”“嗯，不……”爱丁顿带着沉思的神情摇了摇头。“教授，不必谦虚，大家都这么说的。”“不，我是在想，那半个人是谁。”
画家范奈莎·贝尔和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发起组织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选择成员时有个标准——“不能忍受呆瓜一样的人。”一旦她们觉得某人“没劲”，就毫不客气地拒绝再邀。她们因此组织了英国乃至世界性的知识分子团体，“在布鲁姆斯伯里，流言也有着闪光的价值”。
曼德尔施塔姆曾有多次坐牢的经历，但他认为自己天生不是坐牢的。比他成名稍晚的叶赛宁说他是天生的诗人，“有了他的诗，我们还写什么？”
当数学家拉曼纽扬病重住医院时，哈代常常去看他。哈代每次走进拉曼纽扬的病房时，总不善于恰当地开始谈话。有一次，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我的出租马车车号是1729，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拉曼纽扬回答道：“不，哈代！不，哈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它是能够以两种方式表达为两个立方数的和的最小数。”
泡利为人傲慢，言辞犀利刻薄，问题刁钻，且对任何权威都能直言不讳不留情面。他因此得了两个绰号“上帝的鞭子”和“科学家的良知”。泡利还在上学期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见到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演讲完后，泡利站起来说：“我觉得爱因斯坦不完全是愚蠢的。”此话一时传为名言。
1921年，年近8旬的法国作家法朗士坚持出席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庆典。庆典在富丽堂皇的瑞典音乐学院的演奏厅举行。在献词过程中，法朗士一直坐在自己的桌边“打盹”。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打盹”，他却解释说：“没有这回事，那时我没有打瞌睡，只是我听不懂瑞典语，但我知道他们在谈我——为了表示我的谦虚，我就把头垂了下来。”
赫本初登影坛，即广受欢迎。大量的报纸欣喜若狂地赞美她的美貌、活力、妩媚、典雅，人们称赞她是继嘉宝和褒曼之后的最佳女演员。许多报纸评论赫本说：“一位新嘉宝诞生了！”据说英格丽·褒曼在意大利观看《罗马假日》时，竟发出一声惊叫，她丈夫罗西里尼问她：“你为什么叫喊？”褒曼说：“我被奥黛丽·赫本深深感动了！”
卡夫卡临终时，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他对医生说：“四年来您不断地向我许诺。您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说话了。我就这样去死。”他被打了两针。卡夫卡说：“杀死我，否则您就是杀人犯。”
1929年5月16日，筹备了一年多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电影奖颁发了。在1931年颁发电影奖的时候，学院的图书管理员玛格丽特看到了那个小金人，脱口而出：“它真像我的叔叔奥斯卡！”这个奖就渐渐地被叫做奥斯卡电影奖了。这就是奥斯卡电影奖的由来。
数学家乌拉姆出生于波兰并在波兰获得博士学位，1935年他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到公共电话间去打电话，接线员告诉他：“占着线！”乌拉姆没有听懂，问了一句：“我应该占哪条线？”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1921年去见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教授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哈耶克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哈耶克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两个人相视大笑。
墨索里尼站在一栋大楼的阳台上，向5万名法西斯党徒喊话：“谁是意大利的救星？”5万人大声回答：“墨索里尼！”墨索里尼非常开心：“谁是意大利新领袖？”5万人再次大叫：“墨索里尼！”墨索里尼陶醉了：“意大利应该由谁来统治？”5万人更大声：“墨索里尼！”这时“布咕”一声，谁放了一个屁。墨索里尼大怒：“哪个混蛋在放屁？”5万人呼声如雷：“墨索里尼！！”
关于天才冯·诺依曼的公式是：（A）冯·诺依曼可以证明任何事情；（B）冯·诺依曼所证明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他的同事们自愧弗如，自嘲时会说：“你看，琼尼的确不是凡人，但在同人们长期共同生活之后，他也学会了怎样出色地去模仿世人。”琼尼即是冯·诺依曼的名字。
有一个好莱坞的女演员问狄兰·托马斯为什么来好莱坞。狄兰说，一来他想摸摸金发碧眼的小明星的乳头，再者想见见卓别林。那个女演员满足了他的愿望，先让他用手指蘸香槟消毒摸她的乳房，然后带上他与卓别林和玛丽莲·梦露共进晚餐。而狄兰在饭前就喝醉了，卓别林很生气，把狄兰赶走，他说伟大的诗歌不能成为发酒疯的借口。狄兰的答复是在卓别林家门廊的一棵植物前撒了泡尿。
法国作家科莱特遭遇过经济危机，她感慨：“钱可不好赚。”她为此甚至在1931年开过一家美容院，但很快就关了门。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时，她说：“我没有想到人类还会又一次走到这步田地。”
20世纪初的哥廷根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影响力的数学宗师，俨然成为了“全世界数学中心”。但纳粹政权上台以后，许多顶尖犹太数学家被迫离开哥廷根大学加盟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量子力学教父”尼尔斯·玻尔的弟弟哈罗德·玻尔曾经高傲地向世人宣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银河系数学中心”！
1939年，年仅34岁的葛罗米柯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斯大林接见他时问他英语如何，葛罗米柯说还在攻克之中，尤其是口语还缺乏实践。斯大林建议：“你可以到美国的教会、大礼拜堂去听听牧师的布道。要知道，他们英语说得很标准，发音吐字很清楚。要知道，俄国的革命者在国外都没有白待，他们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完善外语知识的。”
丘吉尔的女婿是一位杂技演员，他不太喜欢女婿。有一次女婿想讨好他的岳父，就问丘吉尔最崇拜的人是谁。丘吉尔想也不想就说是墨索里尼。女婿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丘吉尔回答说：“他有胆量枪毙自己的女婿，而我不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慕洛曾任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麦克阿瑟比罗慕洛高20厘米。有次登陆雷伊泰岛，他们一同上岸，新闻报道说：“麦克阿瑟将军在深及腰部的水中走上了岸，罗慕洛将军和他一起。”一位专栏作家立即拍电报调查真相。他认为如果水深到麦克阿瑟将军的腰部，罗慕洛就要被淹死了。
1946年10月，卡尔·波普尔刚刚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之后，去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演讲。刚一开始，他就遭到了在场的维特根斯坦的驳斥，随后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气氛越来越紧张。在论战过程中，维特根斯坦一直抓着一根拨火棍，当他激动的时候，拨火棍就在他手中挥舞着。后来，波普尔说了一句：“不要用拨火棍威胁访问学者。”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扔下拨火棍掉头而去。
格劳乔·马克斯的幽默总是基于看起来不可能的、意外的和突发的事件。一次在马克斯兄弟的表演中，他打断演出，来到舞台脚灯前，急切地问：“这里有大夫吗？”当一个大夫疑惑地站起来时，他接着问：“如果你是个大夫，为什么不在医院待着，把你的病人往死里治，而和一个金发女郎在这儿浪费时间？”
作家贝克特在巴黎的大街上被一个男妓捅了一刀。受伤的贝克特追到监狱去问这位男妓：“你为什么要用刀捅我？”男妓回答说：“我不知道，先生。”这件事情给贝克特留下的印记是，世界充满了人的冷漠荒芜的声音和从来不问究竟的荒诞感。
洛尔迦和博尔赫斯只见了一面。见面时，他明显感到博尔赫斯不喜欢他，于是故意模仿博尔赫斯，庄重地谈到美国的“悲剧”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是谁？”博尔赫斯问。“米老鼠。”他回答。博尔赫斯愤然离去。以后他一直认为洛尔加是个“次要诗人”，一个“对热情无能”的作家。
布鲁诺·瓦尔特的母亲在他5岁的时候就开始每天教他弹钢琴。3年以后，接收他进入音乐学校的老师说：“这孩子浑身上下都是音乐。”他9岁开始作曲，12岁成为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演出的独奏家，不久之后成为一名指挥。
克莱茵上了年纪之后，在哥廷根的地位几乎就和神一样，大家对之敬畏有加。那里流行一个关于克莱茵的笑话，说哥廷根有两种数学家：一种数学家做他们自己要做但不是克莱茵要他们做的事；另一类数学家做克莱茵要做但不是他们自己要做的事。这样克莱茵不属于第一类，也不属于第二类，于是克莱茵不是数学家。
据说，希特勒和戈林经过占领的波兰，曾到一个小教堂里暂歇。希特勒指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问戈林，是否认为他们将来的结局也会是这样。戈林回答：“我的元首，我们是非常安全的。等德国完蛋时，已经找不到木头和铁了。”
怀特海与罗素是师生关系，二人合作有巨著《数学原理》。晚年的时候，怀特海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被罗素看到了，不同意其观点，于是撰文说“怀特海老糊涂了”；怀特海回报了罗素一下，撰文说“罗素还不成熟”。这一年怀特海90岁，罗素80岁。
有一位法国物理学家拜访狄拉克。那位法国人很费劲地讲着英语，在狄拉克的沉默寡言中介绍自己。过了一会儿，狄拉克的妹妹走进房间，用法语问狄拉克一些事情，狄拉克也以流利的法语作了回答。那位物理学家非常愤怒，大声叫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能讲法语？”狄拉克回答说：“你从来也没有问过我呀。”
罗素告诉数学大师哈代，说他曾经做了个梦，梦见200年后剑桥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正在把过时无用的书扔掉，当拿起《数学原理》时感到没有把握是否应该扔掉，这时把罗素急醒了。
鲁宾斯坦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有合奏小提琴的佳话。在一个乐段，物理学家忽略了一个演奏指示乐节并绕四拍结束。他们重新开始，但爱因斯坦又一次忽略了这个指示乐节。鲁宾斯坦带着嘲讽的愤怒向他的伙伴转过身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教授，你真的不能数到4？”
在泡利21岁的时候，他为德国的《数学科学百科全书》写了一篇长达237页的关于相对论的词条，此文到今天仍然是该领域的经典文献之一。爱因斯坦曾经评价说：“任何该领域的专家都不会相信，该文出自一个仅21岁的青年之手，作者在文中显示出来的对这个领域的理解力，熟练的数学推导能力，对物理深刻的洞察力，使问题明晰的能力，系统的表述，对语言的把握，对该问题的完整处理，以及对其评价，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感到羡慕的。”
玻恩曾经认为，泡利也许是比爱因斯坦还伟大的科学家，不过他又补充说，泡利完全是另一类人，“在我看来，他不可能像爱因斯坦一样伟大”。
有证据表明数学家伯格曼总在考虑数学问题。有一次清晨两点钟，他拨通了一个学生家里的电话号码：“你在图书馆吗？我想请你帮我查点东西！”
新闻巨头卢斯在美国没有家乡。人们见面时会问：“你是哪里人？”一般情况下的回答总不外乎说或是加州，或是内华达州、华盛顿州什么的，而卢斯的回答却是：“我的家乡是中国的登州。”
有人问过柏林爱乐一位团员，在富特万格勒手下演奏，他们怎么知道当于何时开始？那人回答说，这很简单，只要看见富特万格勒在台侧一露面，团员们便默数节拍，数到第40拍便只管开始。
玻尔兹曼不喜欢往黑板上写东西，学生经常抱怨听不懂，希望他能板书。波尔兹曼答应了，当他又在课上开始滔滔不绝时就忘记了他的承诺。他最后总结说，大家看这个东西如此简单，就跟1+1=2一样，然后他突然想起对学生的承诺，于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了“1+1=2”。
有一次，李普曼夫妇举行了极为盛大的鸡尾酒会，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往常。内阁官员们混杂于外交官、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之间，还有一些昙花一现的舞台名流或文坛人士前来助兴，平添情趣。一位年轻人第一次参加李普曼的晚会，他在门口一大队警察面前停下来说：“怎么这儿戒备森严啊？里面是谁？”警察说：“先生，人人都在里面。”
1953年，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在向导的陪伴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下山的时候，他遇到迎接他们的队友，希拉里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征服了这家伙！”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剧作家奥尼尔一次接到代理人拍来的一份电报，内容是：大明星哈洛小姐要找一位最好的剧作家写一个电影剧本，是否麻烦奥尼尔先生回一电报，电报字数不超过20字，电报费由收电人支付。奥尼尔回电如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奥尼尔”。
拉美国家对聂鲁达获奖的反应是复杂的，但主流是自豪和赞扬。政治上保守的阿根廷文学大师豪尔赫·刘易斯·博尔赫斯曾在60年代同聂鲁达一起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博尔赫斯说：“尽管我们政见不同，我认为文学院授予他文学奖是非常明智的。”
罗宾逊夫人厌恶教条的东西，以向陈规宣战为己任，不断寻求更新的突破，那种坚韧让很多人为之钦佩和振奋，就连庇古这位以鄙视女性而著称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把她当做“尊敬的男士”。
金斯堡去拜访凯鲁亚克。他对运动员凯鲁亚克既畏惧又惊奇，那个大个子运动员对诗歌敏感、有悟性。金斯堡说：“我在离别之际，对着房门鞠躬、敬礼，又对着走道敬礼。就在一刹那间，我们突然有了某种默契，因为他说他在告别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当他对某个地方说再见，或当他从某个地方匆匆经过时，他经常感到这是一个伤感的、催人泪下的时刻。”
萨瑟兰被称为美声女高音界的“祖师婆婆”。帕瓦罗蒂善于学习，他与萨瑟兰同台演出，就跟萨瑟兰成为最佳合作伙伴。萨瑟兰多次校正他发声的缺陷，甚至让他把手放在她肚皮上来感受正确的运气方法。帕瓦罗蒂后来称萨瑟兰是“最伟大的世纪之声”。
二次大战后，冯·诺伊曼除了进行大量科研工作之外，还成为美国政府决策的顾问。在他病危期间，国防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空军部长和参谋总长等围绕在他的病床周围，倾听他最后的建议。一位海军上将回忆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动人的情景。1963年，维格纳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访问故国匈牙利时，有人问，冯·诺伊曼在世时，美国的科学政策和核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否由他决定？维格纳回答道：“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一个问题经冯·诺伊曼博士分析之后，该怎么办就十分清楚了。”
英国诗人拉金从未结婚，是一个隐士般的单身汉，虽然他曾与很多女人有过密切来往。他仇视放荡的生活，嫉妒后来的年轻人比他有更多的自由。他曾写过“在1963年初次与女人性交”。那时他已41岁，太晚了！
为了应对烦恼和压力，贝克特总是突发奇想。比如，在他七八十岁高龄的时候，他只会在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接听电话。他还约定了一系列的程序化用语，回信的内容是标准化的：“贝克特先生从来不接受采访”，“贝克特先生谢绝审阅关于他的作品的论文和手稿”，“贝克特先生去乡下了”。
1968年1月，索莱伊到罗马求见费里尼。大导演请她共进午餐，她想在费里尼的片中演个角色，费里尼拒绝了，因为他觉得“你太美了，演不了我片中的女人”。费里尼和她谈论星相学，亲昵地对她说：“我的女巫，去学星相学吧。”一语定下索莱伊终生。
小泽征尔有一次去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在指挥中，小泽征尔发现乐曲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地方。开始他以为是演奏家们演奏错了，就指挥身边的乐队停下来重奏一次，但仍觉得不自然。这时在场的权威人士都郑重声明乐谱没有问题，那是他的错觉。但经过再三考虑，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大吼一声：“不，一定是乐谱错了！”他的喊声刚落，评委们立即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夺魁。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
艾略特住在伦敦时，寓所楼上住着几个彻夜跳舞、吵闹的年轻人，艾略特向房东太太抗议，她回答说：“艾略特先生，你要忍耐一些，他们是艺术家。”
安德罗波夫说过：“光喝汤不喝酒，不是傻瓜就是木头。”他没有开展全面的反酗酒运动，也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提高酒价。他让一种普通牌子的伏特加酒降价，老百姓马上称这种酒为“安德罗波夫卡”。他想了个妙招：规定商店开始售酒的时间从每天上午10时推迟到中午12时。俄国酒鬼今日有酒今日醉，当天买酒当天喝，12时才开始卖酒，让酒鬼一早醒来无酒可喝，只好去上班。
《麦田里的守望者》令青少年如此入迷的地方在于：它为你的不快乐、愤怒、格格不入提供理由。崇拜列侬的查普曼在刺杀列侬后，对记者们说：“去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吧，它包含着许多答案。”
20世纪80年代，埃及人当中普遍流传的一个笑话。穆巴拉克的车开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穆氏问司机，纳塞尔前总统会怎么走？“一直向左走。”司机答道。“那萨达特总统又会怎么走呢？”穆氏继续问道。“他会说一直向右走。”司机道。“那好，先左走，再右拐，之后停车。”穆氏指挥道。
198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此人说话诙谐。当他成名后，有许多记者打电话要采访他，他说：“每次电话把我从床上吵醒，我甚至都来不及穿内衣。”他评论弗里德曼时说：“任何一件事情在弗里德曼那里都让他想到了货币供给量。而任何一件事在我这里都让我想起了性行为，但我把它排除在我的论文之外。”
叶戈尔·盖达尔的爷爷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草莽英雄之一，14岁参加红军，革命胜利后成为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作为将文武合二为一的苏联人物，他给孙子留下了一个备受尊敬和影响的姓氏。很多年以后，叶利钦承认：在选择他的内阁部长时，盖达尔这个充满魅力的姓氏确实对他的决定有所影响。
据说，克林顿和叶利钦曾在首脑会谈的间歇闲聊。叶利钦对克林顿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我有一百个卫兵，但其中一个是叛徒而我却无法确认是谁。”听罢，克林顿说：“这算不了什么。令我苦恼的是我有一百个经济学家，而他们当中只有一人讲的是事实，可每一次都不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