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兹伯利勋爵曾经批评大英帝国的扩张，他抱怨说，英国每年花费巨资保卫殖民地，“仅仅滋养了一大堆军事驻地和一种‘日不落帝国’的自满情绪”。一家斯里兰卡的报纸如此回答：“那是因为上帝不信任黑暗中的英国人。”
有一次，德沃夏克的一部交响乐有了出版的机会，但出版商要求德沃夏克签名要用德文书写，德沃夏克则希望用捷文书写。出版商不同意，且对德沃夏克冷嘲热讽。德沃夏克回答说：“我只想告诉你一点，一位艺术家也有他自己的祖国，他应该坚定地忠于自己的祖国，并热爱自己的祖国。”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百万富翁，他发财后到饭店住宿，仍只开普通房间。侍者不解，问他：“您儿子每次来都要最好的房间，您为何这样？”洛克菲勒说：“因为他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而我却没有。”
1912年塔夫脱在跟威尔逊、罗斯福等竞选总统时，以惨败告终。当有人问他对此有何感想时，他答道：“我可以肯定，还从未有过哪一个候选人被这么多人推选为前任总统。”
美国飞机发明家莱特兄弟，最讨厌的就是演讲。有一次，主人请大莱特发表演说。“这一定是弄错了吧？”大莱特为难地说，“演说是归舍弟负责的。”主持者转向小莱特。于是小莱特便站起来说道：“谢谢诸位，家兄刚才已经演讲过了。”就这样推来推去，人们还是不放过兄弟俩，经各界人士再三邀请，小莱特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据我所知，鸟类中会说话的只有鹦鹉，而鹦鹉是飞不高的。”
齐美尔谈到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时说：“通过良心，个人付给自己的是自己的正直，否则的话，就必须以其他方式通过法律或习俗才能保证他正直。”
马克·吐温因为看不惯国会议员在国会通过某个法案，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广告，上面写着：“国会议员有一半是混蛋。”报纸一卖出，许多抗议电话随之而来，纷纷要求马克·吐温更正。马克·吐温于是又登了一个更正启事：“我错了，国会议员，有一半不是混蛋。”
柯立芝总统沉默寡言，许多人以和他多说话为荣。一次宴会上，坐在柯立芝身旁的一位夫人千方百计想使柯立芝和她多聊聊。她说：“柯立芝先生，我和别人打了个赌：我一定能从你口中引出三个以上的字眼来。”“你输了！”柯立芝说道。
凡勃伦的名作是《有闲阶级论》，他以话语犀利著称。有个学生问他：“告诉我，凡勃伦教授，您对待任何事，态度是不是认真的？”凡勃伦诡秘地低声回答说：“是的。可不要告知别人。”
在一次朗诵会上，马雅可夫斯基朗诵自己的新作之后，有人问他：“马雅可夫斯基，您说您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可是您的诗里总是‘我’、‘我’……这是为什么？”马雅可夫斯基回答说：“尼古拉二世却不然，他讲话总是‘我们’、‘我们’……难道你以为他倒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吗？”
在一次研讨班上，有位学生问米塞斯教授：“为什么并非所有生意人都赞成资本主义？”米塞斯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是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提出来的。”米塞斯认为：“一个只有当他可以按他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才算自由”，而“道德唯有在个人能自由地追求时才有意义”。
普利策去世后，他的对手赫斯特在自己的媒体上称赞他说：“一位美国和国际新闻界的杰出人物已经去世了，在国家生活和世界生活中的一支强大的民主力量已经消失，一种代表民众权利和人类进步而一贯行使的强大权利已告结束。约瑟夫·普利策已经与世长辞。”
有一次，一个学生闯进莫里斯·科恩的办公室，大喊大叫地说他非常烦恼：“什么是物质！！我刚刚证明我并不存在！”科恩问道：“如果你不存在，那你为什么来找我？”“我想你证明我确实存在。”科恩说：“好吧！这并不是做不到的事，但告诉我，年轻人，我该对谁陈述我的证明？”
有一位女士问：“马蒂斯先生，难道我们女人都像您画的那个样子吗？”马蒂斯回答说：“夫人，那不是一位女士，那是一幅画。”
卡皮查回苏联讲学后，一去不返。他的老师卢瑟福认为，弟子肯定是被苏联政府扣留了。这个脾气火暴的教授委婉地给苏联政府写信，信中希望他们让卡皮查完成在剑桥大学的研究后，再回苏联为国效力。苏联的回复是：“英国希望有个卡皮查，苏联也希望有个卢瑟福。”
美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威廉·豪威尔斯长得很胖，但他同大多数胖子一样，性情很开朗。一天，一个又高又瘦的朋友来拜访他。“啊，豪威尔斯，”这个朋友说，“如果我像你这样肥胖的话，我就上吊自杀了。”“如果我决定接受你的建议，我同时还决定就用你来当上吊的绳子。”豪威尔斯回答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戈林曾问一位瑞士军官：“你们有多少人可以作战？”“50万。”“如果我派百万大军进入你们的国境，你怎么办？”“那我们每人打两枪就行了。”该军官回答。
卓别林曾被歹徒用枪指着头打劫。他乖乖奉上钱包，但他要求抢匪说：“这些钱不是我的，是我们老板的，现在这些钱被你拿走，我们老板一定认为我私吞了。大哥，拜托您在我的帽子上打两枪，证明我遭打劫了。”歹徒便对着帽子射两枪。卓别林再次恳求：“大哥，可否在衣服、裤子再各补一枪，让我的老板更深信不疑。”抢匪统统照做，六发子弹全射光了。这时，卓别林一拳挥去，打昏了歹徒，赶紧取回钱包，笑嘻嘻地走了。
据说，戈培尔曾让一画家画一幅《元首在波兰》以庆祝胜利。画完成了，是总理府的窗口，隐隐可见一男一女拥抱。戈培尔问：“这个女的是谁？”画家答：“爱娃·伯劳恩”“男的呢？”“马丁·鲍曼。”“元首呢？”“元首在波兰。”
“二战”时期，斯大林和将军们开会。贝利亚经过门口时，遇见朱可夫将军从办公室里气冲冲地出来，边走边低声咒骂着：“这个混账的小胡子魔鬼！”贝利亚连忙跑到办公室里向斯大林打小报告。斯大林听到后很生气，就叫卫兵把朱可夫将军叫回来，问：“你刚才骂小胡子魔鬼了？”朱可夫说：“骂了呀。”斯大林又问：“你骂谁呢？”朱可夫说：“当然是希特勒呀，还能是谁呀？”斯大林回头对贝利亚说：“他骂希特勒呢，你骂谁呢？”
数学家利帕在“二战”时有一次路过美国，美国政府马上把他的护照给扣下了，利帕提出强烈的抗议：“没有护照让我怎么生活，我一无所有寸步难行！”据说官方的答复是：“你是用腿走路的，不是用护照走路。”
福克纳获奖后，家乡密西西比州州长给他打了五次电话，希望宴请福克纳。福克纳置之不理，州长只得求助兰登书屋的老板贝内特。福克纳告诉贝内特：“在我需要密西西比的时候，他们不尊重我，现在我得了诺贝尔奖。你去告诉州长，让他别来找我……”
英国首相威尔逊，在一次演讲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台下突然有一个捣蛋分子高声打断了他：“狗屎！垃圾！”威尔逊虽然受到干扰，但他情急生智，不慌不忙地说：“这位先生，请少安毋躁，我马上就要讲到你提出的关于环保的问题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参加某餐会，会中安排演讲节目，总共邀请五位贵宾致辞，艾森豪威尔排在最后一位上台。前面四位，个个千言万语、赘言连连，轮到艾森豪威尔时，时间已近10点了，台下早已意态阑珊、兴致缺缺。善体人意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一上台便说：“任何演讲都会有句点，我就作为今晚演讲的句点好了。”语毕鞠躬而退。
英国电影女明星布雷斯韦特以漂亮和演技出名。一次，戏剧评论家詹姆斯·埃加特碰上了布雷斯韦特小姐，他想开个玩笑，便对她说：“亲爱的小姐，我有个想法已经搁在心里多年了，今天就对你坦诚直言吧。在我看来，你可以算作我们联合王国里第二个最漂亮的夫人。”布雷斯韦特回答他说：“谢谢你，埃加特先生。我在第二流最佳评论家这里，也就只希望听到这种评价了。”
有人指责凯瑟琳·赫本，说她满脸雀斑缺乏女性魅力，赫本的回答是：“总有人对性感的理解跟你不一样！”
麦卡锡恐怖时期，布莱希特曾遭到审讯。有人说，布莱希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与苏联间谍格哈特·艾斯勒见过面。人家问他，他们借这个机会谈了些什么。布莱希特回答说：“我与他下棋了。”结果报纸报道都引用这个回答，并称它为“经典性借口”。布莱希特的回答成了口头禅。如果一个男人回家晚了，他妻子问他：“你到哪里去了？”他会回答：“我去下棋了。”
1955年，以色列哲学家以沙亚胡·列波维奇给本－古里安总理写信，对于以军在反恐行动中造成阿拉伯平民的伤亡表示不安。本－古里安回答说：“就算你把所有的人类理想都放在我的一只手中，把以色列国的安全放在我的另一只手中，我也仍将选择以色列国的安全。无论一个充满了和平、友爱、公正和诚实的世界何等美好，更重要的却是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
孟席斯当上澳大利亚总理后，有人对他说：“我估计你选择内阁成员前，先得征求控制你的那些大老板的意见。”孟席斯回答：“当然。不过，年轻人，请不要把我老婆包括在内。”
麦克米伦任英国外交大臣时，曾回答赫鲁晓夫关于西方人信仰什么的时候说：“信仰基督教。”波普尔说麦克米伦错了：“我们信仰自由。”
1961年1月初，经济学家托宾在俱乐部午餐时，接到来自当选总统的电话，请他担任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托宾说：“恐怕你找错人了，总统先生。我只不过是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肯尼迪说：“那最好不过了，我也会是象牙塔内的总统。”
肖洛霍夫受宠于苏联政府，他曾对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进行攻击，敌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作家们。60年代，肖洛霍夫在一次大会上咒骂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指责对他们的判决“太温和”，说是如果在20年代，他们早被处决了。肖洛霍夫受到大家的鄙夷，女作家丘科夫斯卡娅在公开信中，谴责肖洛霍夫，说他“背叛俄国文学最优良的传统，扮演了歪曲真理、用谎言代替正义的残酷检察官的角色”。
历史学家泰勒一生有不少对手，其中与右翼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的长期论战最为有名。特雷弗·罗珀曾对他说：“我恐怕你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会损害你的名声。”泰勒反驳：“你的批评会损害你作为历史学家的名声——如果你有的话。”
威廉·巴克利是美国保守政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是博学多才的编辑、作家。他反应敏捷，言辞犀利。1965年，巴克利被推为保守派候选纽约市市长一职，实际上，他获胜的希望微乎其微，甚至巴克利本人也不怎么认真对待竞选。其间，有位记者采访他，问道：“如果你被选为纽约市市长，你要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什么？”巴克利回答说：“我将首先重新点一下选票，看看有没有弄错。”
丘吉尔曾在公开场合演讲，台下有人递上来一张字条，上面只写着两个字：“笨蛋。”丘吉尔神色轻松地对大家说：“刚才我收到一封信，可惜写信人只记得署名，忘了写内容。”
希区柯克多年来一直拍摄恐怖电影。在法拉奇采访他时，他受到咄咄逼人的法拉奇的激将，终于解释其原因：“我和耶稣会会士一起学习了三年。他们的一切都吓得我要死，现在我要吓唬其他人，聊以报复。”
安·兰德曾任美国《太阳时报》的专栏作家。在一次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一位相当体面的参议员向她走来，开玩笑说：“你就是作家安·兰德吧，给我说个笑话吧！”安小姐回答：“那好啊。你是政治家，给我说个谎吧！”
斯特拉文斯基一生创作了大量乐曲。一次，有位电影制片人出价4000元邀请他为好莱坞的一部电影配乐，被他当面拒绝，理由是钱太少了。制片人争辩道，另有一位作曲家也以同样的价为一部新片谱了曲。作曲家分辩说：“他有才呀！我没有才，干起来就要吃力得多。”
有一位年轻的女士问夏奈尔：“我该在哪儿喷香水？”她回答说：”任何你希望被亲吻的地方。”
据说罗慕洛见到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元帅时，铁托拿出酒和雪茄招待，罗慕洛婉拒。铁托问：“你喝酒吗？”罗慕洛说：“不喝。”“你抽烟吗？”罗慕洛还说：“不抽。”铁托不解：“那你平常做什么？”罗慕洛说：“我做等等什么。”铁托大笑不止。
有一次，萧伯纳在街上行走，被一个冒失鬼骑车撞倒在地上，幸好并无大碍。肇事者急忙扶起他，连声抱歉，萧伯纳拍拍屁股诙谐地说：“你的运气真不好，先生，如果你把我撞死了，就可以名扬四海了。”还有一次，萧伯纳曾跟一位胖得像皮球似的神甫相遇。神甫对他说：“外国人看你这么干瘦，一定以为英国人都在饿肚皮。”萧伯纳笑着回答：“外国人看到了你一定会找到造成灾难的原因。”
马塞尔·埃梅是法国的文学家。有一天，一名记者对埃梅抱怨说，现代社会阻碍了人类的自由发展。“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埃梅温和地说，“我觉得我是完全自由的。”“但是，毫无疑问，你得承认你的自由受到限制。”“这倒是的，”埃梅答道，“我不时发现我极大地受到词典的限制。”
当尼克松的女儿朱莉·艾森豪威尔为了撰写《特殊人物》一书而采访梅厄夫人时，她问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为第一位女外交部长时有何感触。梅厄夫人的答复是：“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是一位男部长。”
一天，美国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克斯穿着老式的破烂衣服在加利福尼亚自己的花园里干活。一位贵妇人看见他，停下脚步，想知道是否可以叫这位园丁到她家去干活。“园丁，”她招呼道，“这家主妇付给你多少报酬？”“噢，我不收钱。”格劳乔闻声抬起头回答说，“这家主妇只是让我跟她睡觉。”
1974年，《世界报》向许多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
1974年4月，戴高乐派总统蓬皮杜猝死，各路候选人仓促上阵。5月5日，第一轮选举爆出冷门，社会党候选人密特朗以43％的得票率高居榜首，远远超过戴高乐派的候选人德斯坦。就在社会党即将入主爱丽舍宫之际，意外再次发生，德斯坦在电视辩论中扭转劣势。当时他打断滔滔不绝的密特朗，冷冷地说了一句直到现在法国人还津津乐道的经典名句——“您不能垄断‘良心’。”结果在第二轮投票中，德斯坦以42万票的微弱优势当选总统。
尼克松认为加拿大的特鲁多有精英式的势利架子，政策又偏向社会主义，所以很讨厌他。在白宫录音带中，他称加拿大总理为“那个傻特鲁多”。后来记者问特鲁多听了这话有何感想，特鲁多说：“有比他好的人拿比这更难听的话骂过我。”
1977年7月5日凌晨，巴基斯坦发生了政变。就在军队向总理官邸实行包围的同时，一个警察冒着生命危险将消息告知了布托的警卫乌尔斯。乌尔斯急忙叫醒熟睡中的布托：“布托先生，军队发动政变了。快想想办法躲起来再说，或者跑掉！”布托的反应是：“我的生命属于真主。他们既然叛变了我，想要杀我，那就让他们来吧！”
德勒兹和福柯的互相倾慕引起评论界的严厉批评乃至恶言恶语，说他们在互相拍马。面对批评，德勒兹机智地回答道，人们根本想不到福柯此话是一句写出来的笑谈，让喜欢他们的人会心一笑，让讨厌他们的人嘀嘀咕咕。
穆巴拉克上台伊始，许多人预言他只是暂时出任总统，因为刺杀萨达特的恐怖分子威胁说，穆巴拉克的下场将同萨达特一样。一位外国记者曾在采访时问道：“你是穿新鞋的萨达特还是纳赛尔？”穆巴拉克回答说：“我既不是纳赛尔，也不是萨达特，我是穆巴拉克。”
1999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选举的辩论赛于德梅因市进行，在辩论中所有参与者都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最认同哪位政治哲学家或思想家？为什么？”其他候选人的回答都是之前的总统或其他政治人物，小布什的回答则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改变了我的心灵。”
埃德温·史密斯是英国律师和保守派政治家，他曾惹怒了伦敦一个俱乐部的主顾，因为他不是该俱乐部的成员，却经常使用该俱乐部的卫生设备，这使得对他没有好感的成员十分不快，他们要求管理人员制止这种“掠夺”。一天，他又若无其事地走进了该俱乐部的卫生间，马上跟进来一个侍者。他提醒史密斯注意本俱乐部有只对俱乐部内成员开放的规定。“噢，”史密斯随口说道，“厕所也是俱乐部吗？”
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任初期，有一次被枪击重伤，子弹穿入胸部，情况危急。在生命交关当头，他面对赶来探视的太太的第一句话竟是：“亲爱的，我忘记躲开了。”
1988年，当有人问萨缪尔森，凯恩斯主义是否不存在了时，萨回答说：“是的，凯恩斯死了，正如爱因斯坦和牛顿一样。”
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跟夫人去一个小镇度假。布莱尔喜欢泡吧，小镇唯一的一家酒吧老板没给他面子，按预定计划关门休假去了。不过，老板仍然很礼貌地在酒吧门口留下这样一张字条：“欢迎布莱尔先生和太太，很抱歉，现在我们在放假，假期结束后我们会回来的。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