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说:“富人若不能运用他聚敛财富的才能,在生前将其财富捐献出来为社会谋取福利,那么死了也是不光彩的。”他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宣布:“我不再努力挣更多的财富。”
卡米尔和罗丹有长达15年的人生纠缠,最终铸成了艺术史上的悲剧。卡米尔离开罗丹,进了疯人院。卡米尔的弟弟、诗人保罗说:“他们的分手是不可避免的。两个势均力敌的天才,却有着不同的理念,他们注定了不可能共享同样的客户和同一间雕塑室。”
1909年,詹姆斯与弗洛伊德、荣格等人会晤。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心理学的未来属于你们的工作。”弗洛伊德对当时的一件小事印象很深:詹姆斯突然把包塞给他,请他先行,过了一会儿才追上来。原来詹姆斯病痛发作,默默挺过后,便又谈笑风生了。
迪昂在20世纪初认识到,麦克斯韦理论在他所处时代的物理学家中得到广泛的承认,而他和亥姆霍兹的更普适的修正却无人问津,麦克斯韦的理论当然是胜利了。不过,他还是希望,在将来人们会认识到,亥姆霍兹理论确实是杰出的成果。他说:“逻辑是有耐心的,因为它是永存的。”
1912年,25岁的杜尚画了《下楼梯的裸女》。这张画使杜尚一举成名。它也是杜尚画的最后一张尚能纳入绘画语言的画,并为杜尚引来不少的绘画订单。杜尚对于那些订单说:“不,谢谢,我更喜欢自由。”
里尔克生长于捷克首都布拉格,21岁时彻底逃离了那个小市民家庭,他宣称:“我是我自己的立法者和国王,在我之上别无他人,连上帝也没有。”
一次,一位社交界的知名女士与柯立芝总统挨肩而坐,她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但总统依然一言不发,她只得对总统说:“总统先生,您太沉默寡言了。今天,我一定得设法让您多说几句话,起码得超过两个字。”柯立芝总统咕哝着说:“徒劳。”
洛克菲勒的创业史在美国早期富豪中颇具代表性:异常冷静、精明,富有远见,凭借独有的魄力和手段,一步步建立起庞大商业帝国。洛克菲勒说:“如果把我剥得一文不名丢在沙漠的中央,只要有一行驼队经过——我就可以重建整个王朝。”
年轻的安·兰德经历过“一战”、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共产主义者的口号“人人必须为国家”印入这位早熟少年的心灵,但她发誓要向世界显示“国家应该为人人”,而不是倒过来。她后来说:“我开始明白政治是一个道德事件,我反对任何政府、任何社会、任何权力将任何事情强加在任何人头上。”
厄多斯小时的生存环境并不好,那时,犹太人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殴打甚至屠杀,他的母亲一度很担心,她曾对厄多斯说:“你知道现在犹太人实在是太难了,我们是不是要去洗礼?”6岁的厄多斯回答道:“那好,你可以做你想做的,可我还会和原来一样。”
美国总统威尔逊大学刚毕业时,就对人说过:“一个总统,只要他的能力允许,想在法律和道德方面成为多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就可以成为那样的一个人物。”当他自己登上总统职位时,他实践了自己年轻时的这个说法。
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高尔基虚荣心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
30年来,甘地苦行节欲,祈祷上帝,静坐冥思,但所有这一切于1936年的一个晚上以失败告终。那年甘地67岁,晚上睡梦醒来后,他发现了性的冲动。他后来供认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他为这件“令人诚恐诚惶的事情”感到惊诧不解,心神不安,发誓6周内缄口不言。
布尔加科夫说:“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应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鄙的。”
“火箭技术之父”罗伯特·戈达德很少谈起年轻时在自家屋后读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星球大战》的那一天,但他永远牢记这一天,10月19日。就在这一天,他想发明一种飞行器,这飞行器可以比什么都飞得更高、更远。他认准了人生这一奋斗目标,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他说:“我明白我必须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读好书,尤其是数学。即使我讨厌数学,我也必须攻下它。”
什克洛夫斯基的名言是:“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
洛尔迦的父亲勒令他回家完成大学学业,否则就来马德里把他带回去。洛尔迦说:“你不能改变我。我天生是诗人,就像那些天生的瘸子瞎子或美男子一样。”最后老父亲屈服了。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以钢铁意志著称,临终前,一阵剧痛让他说不了话,他昏了过去。醒来后,他问哥哥:“我呻吟过吗?”“没有。”“死神已经走到了我的眼前,可我还是没有向它屈服。”
伍德鲁夫入主可口可乐公司后,常对员工说的口头禅是:“我不过是个推销员。”但他雄心勃勃,刚一走马上任,他就提出这样的口号:“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喝可口可乐!”
狄兰·托马斯到处跟朋友借债。他说:“我以名望而非以尊严获得贫困,我尽可能做到的是保持贫困的尊严。”
罗斯福曾告诉戴高乐:“法国不应承担分配给四大国的战后职责;法国将失去它在海外的属地;有些法国领土将不得不作为在美国军事管制下的联合国家基地。”敏感而自尊的戴高乐回答说:“法国只有依靠自己去重新获得它的地位。”
1947年秋天,日本经历着战后最艰难的岁月,基本的食品供应都有很大困难。东京地方法院的刑事部的法官山口良忠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也面临着饥饿的威胁。由于饥饿,孩子们叫苦连天,夫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想拿些衣服物品变卖,换点黑市粮食。山口知道后,坚决制止,他说:“身为裁定别人的审判官,怎么能去买黑市粮食呢?我们只能靠工资维持生活。”1947年8月,山口晕倒在工作岗位上,10月11日去世。
海森堡出名后,到各地演讲,很多学生想问他的主张跟自由之间的关系,但都没敢问他。后来有一个聪明的学生问起海森堡的同事:海森堡在研究测不准原理时是否想过自由意志?海森堡的朋友回答说:“当然了!他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
国大党拒不偿还分给巴基斯坦的5.5亿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甘地认为这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有损印度的精神传统。他为此绝食,这一次绝食危及生命,但甘地对医生的劝告置若罔闻。经过长期的争论和犹豫,印度政府终于决定立即偿付巴基斯坦的5.5亿卢比。尼赫鲁向人民发表演讲,希望人们以实际行动拯救甘地生命,“因为丧失圣雄的生命,也就是丧失印度的灵魂”。
爱因斯坦曾拒绝承认“测不准原理”,冯·卡门教授问爱因斯坦:“为什么您不相信测不准原理呢?您年轻时就消除了绝对时间这样一个大偏见。现在提出测不准原理的海森堡也是个青年,他消除另一个偏见——过程确定的唯一性,而您反而不赞成了,这是否表明您年事已高了呢?”爱因斯坦回答说:“并非如此。亲爱的卡门,以前我就说过,我绝不相信仁慈的上帝会用掷骰子来统治世界。”
法国作家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的私生活相当“糜烂”,一生结婚三次,不仅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还喜欢三人,尤其喜欢年轻人。前夫的儿子16岁时,她亲自进行情感教育和性启蒙,面对他人的责难,她傲慢地回答:“年龄的差别我不在乎,蠢人的意见我也不在乎。”
1954年富特文格勒去世后,柏林爱乐乐团陷入困境,当时该团即将赴美国巡回演出。卡拉扬正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指挥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在接到柏林爱乐乐团的邀请之后,他说:“我可以来美国指挥巡演,但是我必须是富特文格勒的继承人,而不是他的替代者,这一点必须明确。”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评论基督教的兴起:“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出戏能比这伟大,这些少数的基督徒连遭数位皇帝压迫、轻蔑,不屈不挠地忍受所有的考验,默默地添加人数,当地人混乱时,他们却在内部建立起秩序,以言辞对抗武力,以盼望对抗残暴,最后击败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恺撒与基督在斗技场上对势,胜利终属于基督。”
据说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说过一句话:“我学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的骗。”
缪尔达尔曾与哈耶克共同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缪尔达尔先是接受了该项奖,后来又后悔自己接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认为这种评选活动具有政治意义,应被视作“政治奖”。他这样看待那次获奖:“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我们,一位持自由的或激进的政治观点,另一位却持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政治观点,这是为了在政治上以示公正而作的一种平衡。”
毛姆决定去写小说。古巴的哈瓦那雪茄公司了解毛姆的才情和生活的困窘,提议请他写5个短篇故事,每篇长200字,均以雪茄的烟味为主题,报酬也相当丰厚。虽然毛姆是无名之辈,这笔钱相当诱人,但他仍克制了自己,他告诉对方说:“我所有的仕女朋友们都告诉我说,贞操是颗无价的珍珠,我相信你们知道,即使是我,价也是很高的。”
美国石油大亨保罗·格蒂曾经是个大烟鬼,烟抽得很凶。有一次,他在一个小城的旅馆过夜时,突然想抽一支烟,搜寻半天,毫无所获。当他穿好了出门的衣服,在伸手去拿雨衣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他问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格蒂站在那儿寻思,一个所谓知识分子,而且相当成功的商人,竟要在三更半夜离开旅馆,冒着大雨走过几条街,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支烟。……从此以后,保罗·格蒂再也没有拿过香烟。
歌唱家卡拉斯后来提到自己的童年时说:“只有我歌唱时,才会感觉到被爱。”11岁时她听了纽约大都会剧院女主角丽莉·庞斯演唱后想:“总有一天,我要成为比她还有名的歌星。”
在肯尼迪遇刺身亡的一周内,杰奎琳收到了10万封信。人们赞扬她的勇气,她自问:“他们到底想要我怎样活下去呢?”她不愿意人们对她今后的生活指手画脚,她信奉并身体力行的是:“我生来并非是为了支配别人或是忍辱负重。我的生活只关我自己的事。”
李普曼有一次去苏联采访赫鲁晓夫。他在头等舱里刚刚坐定,机长就递过来一份苏联大使发来的便笺。赫鲁晓夫正在黑海,他希望能把这次会晤推迟一星期。“这不可能。”李普曼龙飞凤舞地在便笺上批上这句话,他们欧洲之行的计划已定,他要么如期到达苏联,要么根本不去。第二天早晨,赫鲁晓夫主席传话过来,他将如期接见他们。
克里斯蒂出任花花公子企业集团公司总裁,休·海夫纳对公司内外的种种议论和疑问都不屑一顾,他对自己的女儿充满了信心,坦然地对人们说:“克里斯蒂精明强干,办事周到,这些年工作中表现出色,我相信她。我创办《花花公子》杂志时,也不过才27岁。”
海明威说过:“人不是生来被击败的。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击败。”他自己一直在验证这一点。
据说,卓别林具有一种绝不承认失败的自我中心意识。有一次,他告诫他的儿子小查尔斯说:“你必须相信自己,这就是成功的奥秘,我硕果累累是因为我完全相信自己。”卓别林回忆说,甚至还是一个伦敦穷孩子的时候,“我就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
拳王阿里曾说:“我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人。我要像我愿意的那样自由思考。”
阿以战争爆发后,梅厄夫人半夜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他的助手说现在是晚上,等到明天早晨再打来,梅厄夫人说:“我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今天就需要帮助,因为等到明天就太迟了,我要亲自微服出行,飞来与尼克松会面,我要越快越好。”
据说毕加索对人生一度绝望,在吉洛特·加龙省小姐的记忆中,他总是说:“唉,我真感到绝望。我真要绝望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非要起床。我为什么非要画画?我为什么要继续这样活着?像我这样的生活难以让人忍受。”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有一句名言:“数学是人类心灵的神圣疯癫,是对咄咄逼人的世事的一种逃避。”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度过短暂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曾对奥斯威辛与诗歌的关系说:“奥斯威辛之后只能写奥斯威辛的诗。”阿多诺后来回收了他那句格言,他说:“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维辛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
在撒切尔夫人成为保守党领袖后不久,有一天,她从公文包里取出哈耶克所著的《自由秩序原理》,高举这本书让大家看看。“这本书,”她坚定地说道,“就是我们所信仰的。”
安德罗波夫病重时,有人建议请西方名医会诊。安德罗波夫说:“我们一直说我们的制度优越,现在最高领导人生病,反倒要求助于西方医师,我宁死也不干。”
斯蒂芬·霍金从剑桥大学学院的方形楼梯上跌下来时问自己:“我是谁?”几十年间,霍金不断地重复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肌肉萎缩侧面硬化病使他丧失了语言和行动的能力,但是他不仅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活了下来,他曾说:“心,乃是你动用的天地,你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亦可以把天堂变成地狱。”
索罗斯说:“我生来一贫如洗,但绝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施瓦辛格说:“要肌肉增长,你必须有无穷的意志力,你必须忍受痛苦。你不能可怜自己,稍痛即止,你要跨越痛苦,甚至爱上痛苦,别人做10下的动作,你要加倍磅数做足20下。”“还有,你要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震撼’你的每一组肌肉,令它无法不强壮,无法不结实。不要松懈,不要懒惰,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你无法取得成功!”
乔丹被称为“穿着球鞋的上帝”。他那种蔑视世俗的自信和王者的霸气,令人尊敬。他曾说:“如果有人轻视或者怀疑我……那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在被白血病最终击倒之前,苏珊·桑塔格曾两度罹患癌症,先是20世纪70年代的乳腺癌,然后是90年代的子宫癌,但经历漫长的求医和痛苦的化疗,她两次死里逃生。她自视甚高,认为凭其意志力可以战胜一切,甚至死亡。她的儿子大卫·里夫说:“我妈妈得病的时候,深信所有的规则都对她无效。
丘拜斯的改革遭到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痛恨,他自己承认:“有不少人憎恨我,因为他们认为是我卖掉了俄罗斯。”但丘拜斯也有大批崇拜者,有人说:“这个家伙是全俄罗斯最有胆量的人。”
蒙塔泽里失势后,曾被软禁多年,几乎足不出户。当蒙塔泽里逝世的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其支持者走上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蒙塔泽里家乡纳贾夫的街头,高喊口号:“蒙塔泽里,祝贺你获得自由。”
20岁创办微软至今,比尔·盖茨对全人类的影响既深且远,并不仅限于IT行业。所有的动力都来自他个人的信仰:“想象未来每个人的桌面上都有一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