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4岁时，有一天列夫·托尔斯泰来他家做客。从这一天起，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记得自己头脑中“再没有大的空白和记忆模糊”。
斯特林堡生前被人描绘成“怪人”和“疯子”，在他死后，瑞典人将他视为一个扰人灵魂的朋友。有人说：“如果你是瑞典人的话，斯特林堡就生活在你的内心，并且时不时激怒你。他的极端，实际上是在追问人生的本质问题。一旦你被他的病毒感染，他就会一辈子跟着你，缠绕着你。”
“一战”后，德国军队建设受到极大限制，整个社会充满怀念昔日有强大军队的日子。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说：“我没有其他打算，我只想集中自己的全部智慧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使德国重新获得一个总参谋部。”
1915年杜尚为了躲避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到美国，那时他28岁。美国把他视为欧洲重要的现代艺术家，但他留在了美国。“在欧洲，”杜尚说，“年轻人总像是老一代的孙子，雨果、莎士比亚，或者其他人，甚至立体主义也喜欢他们是普桑的孙子。欧洲人真要动手做一点事，传统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摧毁的。在美国就不同了，这里谁都不是莎士比亚的孙子，这里的人互不干涉，你爱干啥就干啥。”杜尚最具革命性的作品几乎都是在美国完成的。
图哈切夫斯基21岁时从军校毕业，成为沙皇俄国军队的士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在一次和德军作战时被俘虏。图氏在战俘营里看到一篇列宁的文章，看后大受震动：“列宁了不起！”这位旧军官立志加入红色阵营，跟着列宁闹革命。
西贝柳斯年轻时就对普通的功课不感兴趣。上课时，他时常是心不在焉地回答问题，对此，老师总是叹一口气说：“哎呀，西贝柳斯又跑到另一个世界上去了。”他不仅能听到，也能看到一部作品所呈现的万花筒般的风格和美的形象。西贝柳斯说过，每一个音调都有一种色调：“Ａ大调是蓝色的，Ｃ大调是红色的，Ｆ大调是绿色的，Ｄ大调是黄色的。”
当卡夫卡看到由于安全设施不足而致残的工人时，他受到感染，社会意识得到极大的激发。“这些人是多么老实啊，”有一次他对一个朋友说，眼睛瞪得溜圆，“他们到我们这儿来请求。他们没有冲进保险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烂，却跑来请求。”
列宁跟蔡特金进行过一次有关“性问题”的长谈。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流行一种思潮，即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列宁指出：“我认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社会的。”
希特勒认为，“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群众靠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因此，或写文章，或发表讲演，都要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说：“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希特勒曾对瓦格纳夫人说：在维也纳的街头，我忍受过常人所不能忍受的饥饿和痛苦；在西线的战壕里，我面对过常人所不敢面对的杀戮和死亡；我蒙受过耻辱和失败的鞭策，经历过血与火的试炼，这些付出绝不是为了能够和那些养尊处优、大腹便便、胆小无能的劣等低能的家伙们浪费口水，而是要将他们连根带叶毫不留情地统统打倒，只有这样，德意志才能恢复她圣洁的光荣，她的人民才能重新沐浴自由。
史怀哲年幼时曾看过一个非洲人的人头雕像，这给他留下了长远的影响。他说：“他脸上那忧伤而若有所思的神情，好像是在和我诉说黑暗大陆的悲痛。”
1929年春天，伽莫夫回国了。在国内，他受到了热情的欢迎，用当时报纸的话来说：“一个工人阶级的儿子解释了世界最微小的结构：原子的核。”“一个苏联学生向西方表明，俄国的土壤能够孕育出自己的才智机敏的牛顿们。”《真理报》在第一版刊登了一首打油诗：“人说苏联尽出傻子，有个家伙叫伽莫夫的确就在这里，这个工人阶级的笨儿子，竟然追上原子把它当球踢。……”
1929年，13岁的梅纽因首次在德国担任音乐会指挥。事后，爱因斯坦走到后台激动地拥抱他，发出感叹：“现在我知道天堂里有上帝了。”
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分裂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当时的德、意政府由于力量弱小而无法解决上述问题，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张则成功地做到了这些。墨索里尼的口号：“我们将使街道安全，火车正点。”他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迪亚是西班牙的一座小镇，整个小镇以镇上的一座古老的教堂为中心，教堂旁边就是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墓地。如果没有格雷夫斯，迪亚或许就和马略卡岛上其他给百万富翁们度假的小镇没什么区别，格雷夫斯朋友的一句话改变了这一切，她告诉他：“如果你站在这儿，就会感觉这是天堂。”于是1932年格雷夫斯携情人首次来到了迪亚，十几年后在此定居，迪亚就从一个富人度假的田园小镇变成了外国文人进行艺术交流的中心。
在一个美丽的秋天的日子，戈达德·罗伯特正坐在他家屋后的一棵树下读英国作家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星际大战：火星人入侵地球》。他后来回忆说：“当我仰望东方的天空时，我突然想，如果我们能够做个飞行器飞向火星，那该有多好！我幻想着有这么个小玩意儿可以从地上腾空而起，飞向蓝天。从那时起，我像变了个人，定下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曾在1927年给爱因斯坦画像的巴伐利亚画家约瑟夫·萨尔，于1938年逃出纳粹监狱来到普林斯顿。他在这里问过一位老人这样一个问题：对爱因斯坦科学著作内容毫无所知的人为什么如此仰慕爱因斯坦呢？老人回答说：“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已经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从30年代到40年代，伊夫林·沃写作两种稿子：“为钱而写”的是报刊文章，“为智识阶级而写”的是小说。他自嘲说：“你必须把一半精力花在为报纸写稿上头，编辑要这些稿子因为有人买你的书，人们买你的书因为他们在报纸上读到你的文章。”
“二战”前的英法国民都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来临。爱德华·达拉第跟张伯伦一起参加了慕尼黑谈判，当他回到巴黎时，看到大批迎接他的人群，以为是谴责他的。当得知人们都是来欢迎他时，达拉第对狂热欢呼他的人群嘀咕道：“一群傻瓜！”
采访过欧洲主要国家首脑的麦考密克夫人曾就罗斯福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治国者的外貌作了比较。她发现后者为执掌政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张和焦虑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艰难时世令他们面容憔悴，过早衰老；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造成的令其精疲力竭、焦头烂额的时局，他们独处时显得疲惫而困惑。而罗斯福完全不同：总统职务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之少令人惊异，他在愉快而自信的神情背后保持着一份超然的宁静和安详。
“二战”期间，英国受德国空袭。有一次，丘吉尔曾视察了伦敦港船坞的一个出事现场，人们哭喊道：“好心的老温尼，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他们狠狠地回击。”丘吉尔失声痛哭。有一位老年妇女说：“你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哭了。”
史怀哲说过：“除非人类能够将爱心延伸到所有的生物上，否则人类将永远无法找到和平。”他孤独而长久地坚持，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也为他的丛林医院赢得了外界广泛的关注支持。当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维希政府军队在兰巴伦附近激战时，双方都很默契，不伤及史怀哲的医院。
“二战”期间，伍德鲁夫为了把可口可乐推销到军队中，到处演讲。他有一次这样说：“可口可乐是军需用品，这是大家都应该承认的事实。我们把可口可乐送到战士手中，是对在海外浴血奋战的子弟兵的诚挚关怀，是为战争的胜利贡献一份力量。我们所做的不是商业行为，而是在为战士们争取福利。”当他走下讲台时，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迎上去拥抱他，热泪盈眶地说：“你的构想太伟大了，你对前方战士的一片爱心会受到上帝支持的！”
1945年9月，蒙巴顿在新加坡接受了东南亚50万日军的投降，当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等日军将领要与蒙巴顿握手时，蒙巴顿连理都没理。蒙巴顿确实对日本人没有好感，他后来说过：“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如此令人厌恶、恶心和野蛮的脸！”
福克纳曾一直有一种恐惧，恐惧有一天不仅创作的狂喜会消失，连创作的欲望以及值得一写的内容都会消失。这种恐惧只有当他的目光被老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引导到自己的故乡上才戛然而止。他说：“我发现这块邮票大的故土值得一写，一辈子活得多长也写不完。”
一天晚上，尼赫鲁在其陈设简陋的新德里寓所内举行招待会，蒙巴顿和妻子应邀光临，印度全国为之惊愕不已。在出席宴会的各界来宾的惊奇目光注视下，这位英国人友好地挽着主人的手臂，在晚宴上踱来踱去，与诸位宾客随便交谈，亲切握手。蒙巴顿的行动产生了巨大反响。尼赫鲁对此感叹道：“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有位深明世故、有血有肉的副王，而不是身着军服、缺乏人之常情的人物。”
海明威曾认为，菲茨杰拉德的夫人泽尔达纵酒狂欢，还鼓励菲茨杰拉德酗酒，最终毁了他的写作天赋，不可原谅。最不可原谅的是，泽尔达不仅给老公戴绿帽子，还嘲讽老公“尺寸太小”，致使菲茨杰拉德没胆子跟任何其他女人睡觉。但菲茨杰拉德很情痴，他说：“我爱她，那是万事的起点，也是万事的终点。”
杜鲁门有种坏习惯，出言不雅，喜欢骂：“该死”、“混账”。他的夫人如果在场，会提示他，劝他“注意些”。有一次，杜鲁门骂一位民主党人是“一堆臭马粪”。这位民主党人的夫人找杜鲁门夫人评理，敦请总统夫人把总统的嘴涮干净些。没料到杜鲁门夫人听了也不气，反而笑眯眯地说：“您不知道，为了让他把话说得这么柔和，我花了多少工夫！”
麦克阿瑟的告别演说极为精彩，众议院发言人乔·马丁说：“当麦克阿瑟结束演讲时，众议院中民主党这一边没有一个人不是热泪盈眶……而在共和党那边，没有一张脸上是干的。”
赫鲁晓夫在1956年访问英国期间，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告诉听众说，他看到有几个人向他抗议，尤其是有人向他挥舞拳头。他边挥舞拳头边说：“一报还一报，我的回敬就是这样，我们彼此都明白。”听众笑了起来，但赫鲁晓夫转而平静地说：“我要提醒那个人这么一个事实，过去曾多次试图用这种方式跟我们讲话……希特勒向我们挥舞过紧捏的拳头。他现在躺在坟墓里了。难道我们不该变得文明理智些而不相互挥舞拳头，我看该是时候了。”
保罗·策兰每天从事翻译，但一直坚持用德文写作，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只有用母语一个人才能说出自己的真理。用外语诗人在撒谎。”
“地球村”的说法，并非麦克卢汉的原创，而是来自他的师友刘易斯。后者曾经写道：“地球成了一个大村落，电话线横跨东西南北，飞行又快又安全。”麦克卢汉把这句略显臃肿的话精简成“地球村”，从而使得这个词语风靡全世界。
学术之间的影响很有意思。在动力系统方面，庞加莱影响了阿达马，迪昂知道了阿达马的工作，波普尔又从迪昂那里知道阿达马。阿达马的思想长期没有出版，只是以未定稿的形式在朋友和同事之间流传，而波普尔给出的反对“科学决定论”的关键性论证，就源于阿达马的思想线索。波普尔还说：“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与一般艺术工作者不同的是，贡布里希一直对哲学感兴趣，特别是对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对自己的《艺术与错觉》和《秩序感》，贡布里希曾说：“如果本书中处处可以感觉到波普尔教授的影响，我将引以为荣。”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阿隆是反对“学生造反”的中心人物，也是法国“沉默的大多数”的发言人。但萨特的威望正隆，法国人向他征求对一切事情的看法，甚至他知之甚少的话题。学生中流行着一句话：“宁愿跟随萨特走错路，也不愿意顺从阿隆行正道。”
为了补足残缺不全的正式教育，马克斯杂乱无章地读书，并且非常钦慕作家。他把萧伯纳的评论“格劳乔·马克斯是当世最伟大的演员”，当做对他的终身论定。有一个时期他同T.S.艾略特保持联系。60年代，他被邀在这位诗人的纪念会上讲话，他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他那胡言乱语：“非常明显，艾略特先生是我的狂热崇拜者——我并不因此而责备他。”
1970年，贝利来到内战纷飞的尼日利亚，在首都拉各斯踢了一场表演赛，为此，政府军和反对派军队达成协议，停火48小时，因为他们都要看贝利踢球！1970年世界杯后，英国《星期日时报》又用大标题的形式赋予了这个名字另一种写法：“贝利如何拼写？G—O—D（上帝）！”
1976年，不安于“贤妻良母”生活的赫本终于重返影坛。在首映式上，赫本一到，约有6000人向她欢呼，用唱歌的声调齐唱道：“我们爱你，奥黛丽！”赫本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她被人们的热情感动得热泪盈眶，她说：“看到人们并未对我感到腻味，我很感动。”
松下幸之助年轻时家境贫困。为养家糊口，他到一家电器公司求职。因为个子矮小，衣着不整，公司不想录用，以不缺人手、有事、衣着寒酸、不懂电器知识为由，一再拒绝，当松下在三个多月里借钱买西装、学会不少电器知识等等一再去求公司时，公司负责人动情地说：“我第一次碰见你这样来找工作的，真服你了。”
麦当娜在玛莎·葛兰姆舞团担任过数年舞蹈演员，后来她承认：“玛莎大师是真正的‘女神’，她对于艺术理想的坚持和坚强的性格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我。”
弗克斯是一位拓扑学家，他本人的小提琴的演奏水平也相当专业。据说，他比较喜欢故弄玄虚。在一次音乐会上，科代拉和他一起，不料这次的演奏时不时地停顿，而且有声音的时间要少于没有声音的。科代拉感到特别不好听，弗克斯叹息道：“这是受了禅影响之后的音乐，我正在试图从无声之中听出有声。”
玛丽·凯·阿什是著名企业家。她有句最喜欢的话，充分肯定妇女在世界直销业的作用，她说：“有三种最快的传递话语的方法：电话、电报和告诉女人。”她说起这个事便大笑，“我不能解释原因，但从新英格兰发生的事，到傍晚便传到了加利福尼亚，这是世上最快的通讯系统。”
从希区柯克的电影当中，不难发现他似乎是偏爱金发美女的！他也曾经说过：“金发美女最适合被谋杀！想象一下，鲜红的血从她雪白的肌肤里流下来，衬着闪亮的金发是多么美啊！”而其中又以摩洛哥王妃格蕾丝·凯莉为难能之选，她获得希区柯克青睐，连续三次出演他的片子。
杜鲁门几乎从记事起，就崇尚充满神秘色彩的罗马英雄辛辛纳图的理想。辛辛纳图是位爱国农夫，国家受难之际他担任统帅，事后辞去领导之职解甲归田。美国的惯常信念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总统，然后时机一到，“复又成为百姓”。回忆在白宫的岁月时，杜鲁门说：“我对自己是谁，来自何方和将来返回的所在不敢丝毫忘却。”
斯托科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家，也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浪漫乐章的诠释家，有“音响魔术师”之美誉。但他风流成性，控制不了自己对女人的需要。影响所及，他同葛丽泰·嘉宝曾有过公开的暧昧关系；63岁时，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之后又同21岁的格洛里亚·范德比尔特结了婚。他的发烧友则因封面上他的一头白发而称为“白发鬼”。
很多艺术流派都认为自己跟杜尚有关，美国画家威廉·德·库宁说过：“杜尚一个人发了一场运动——这是一个真正的现代运动，其中暗示了一切，每个艺术家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灵感。”
井上靖是一位大量取材中国历史文化的作家，当他如愿以偿，来到憧憬已久的古丝绸之路和重镇敦煌，他感叹：“真没想到敦煌竟与我想象中的这样相像。”“23年前我就写成了《敦煌》，可直到今天才头一次见到它，却一点儿也觉不出陌生。我与中国太相通了。”
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滚石》杂志则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文集”。影响所及，连《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
1979年，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上，罗伦兹演讲：“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风吗？”他认为，“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会使更多蝴蝶跟着一起振翅，会对周围的大气系统产生一些作用，这些作用会不断地被放大，结果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在美国得州发生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因此得名。
有人问及希特勒统治对他的影响时，哈贝马斯说，当时在德国的所有人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直到1945年纳粹投降，看过集中营的电影后，才知道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也许正是这种对孩提时代经历的否定决定了他思想中极为浓重的批判意识。他说：“这场经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决定了我们的思想。”
美国的新左派多半都待在大学里作文化研究，“差异政治学”、“身份政治学”、“认同政治学”等等形成了一种风气。理查德·罗蒂嘲笑说，他们似乎认为：“你的理论越抽象，就越能颠覆现有的秩序。你的概念工具越有气势、越新奇，你的批判就越激进。”
印度裔美国学者贾·巴格沃蒂曾回忆他在剑桥求学时的老师罗宾逊夫人，十分佩服她坚韧的品格，对她的话语记忆犹新：“如果别人不跟你走，你就独自前行吧！”“要是你不能劝阻别人向你的港口填石头，至少你自己不要扔一块进去啊！”
社会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市场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并不是宗教，是工具就不万能。市场价值观渗透力之强，连宗教界也未能免俗。有教士宣称：“寻求教会给予精神帮助的人数众多，教会因经费不足无力应付，假如不是经费匮乏到只够买5块饼和2条鱼的话，耶稣本来是可以养活全加利利的人口而不是仅仅养活5000人的。”
卡尔萨斯的感染力来自他的不服老和不落陈腐。他曾对人说：“有时我感到像一个孩子，那是因为音乐。我不能用同一种方法把一个作品演奏两次。每一次的演奏都是新的。”他在89岁指挥一个管乐队排练时，一个学生惊叹：“当艺术大师走上舞台时，他看上去像75岁。当他踏上指挥台时，他似乎又年轻了10岁。而当他开始指挥时，他像一个准备追逐复活节彩蛋的小伙子。”
1999年，与安娜的离婚协议生效仅17天，68岁的默多克迎娶了32岁的邓文迪。为此一度引发了家族内部激烈的纷争，但默多克说：“这桩婚姻让我年轻了30岁。”
在伯克利的一次逻辑学会议上，塔尔斯基请谢尔宾斯基的学生举一下手，大部分人都举了手，然后塔尔斯基请谢尔宾斯基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举手，所有人都举了手。这两个人都是波兰著名的数学家。
研究群体行为的桑斯坦发现，如果人们被告知，自己在某个群体中具有明确的成员身份——天主教徒、犹太人、爱尔兰人、俄罗斯人、民主党人、保守派等——他们就不大可能会认真听取身份标明有所不同的人们的意见。他说：“如果互联网上的人们主要是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进行讨论，他们的观点就会仅仅得到加强，因而朝着更为极端的方向转移。”
法国服装大师夏奈尔曾说：“我是进入20世纪的第一人。”如今，在欧美上流社会依然流传这样的话：“当你找不到合适的服装时，就穿夏奈尔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