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以来的性恶之说，克鲁泡特金起而反对之：“动物和原始人类，都知道互助。”
1905年1月，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俄国年轻的神甫格奥尔基·沙邦站在数千名工人面前，诵念祷告文，求神赐福所有人，然后询问是否有人携带武器。在得到否定答案之后，沙邦高兴地说：“好，我们要手无寸铁地去晋见我们的沙皇。”
1905年，俄国政府在粉碎莫斯科起义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全国各地展开的镇压行动。尼古拉二世说：“必须用恐怖来回答恐怖。”托尔斯泰为革命派舍弃非暴力行动“感到悲伤”，他说：“旧政权的暴力只能通过不参与暴力才能摧毁，现在所进行的新的暴力愚行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
1911年，斯托雷平已经无力摆脱俄国的困境，意外地，刺客博格罗夫向他开了两枪，帮他解脱了。其实，博格罗夫要杀的并不是斯托雷平这人，而是要杀总理大臣，他说：“在俄国，当权人物就是专制制度的化身，谁当权我就杀死谁，接连不断地杀，不让任何人永居高位。到那时，他们就会让步。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改变俄国。”
“一战”期间，英国军人萨松在战场上非常勇猛，曾在兴登堡战线只身征服德国战壕，经常夜袭和狂炸对方。因自杀式的勇猛，被人绰号为“疯狂杰克”。他后来成为著名的“反战诗人”，他写诗说：“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盛宴过后，泪流满面。”他说：“所有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他的名句还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抬起饱经风霜的脸面，谆谆告诫他的子孙：“战争是魔鬼、瘟神……”
1919年4月6日，在甘地的领导之下，印度设立哀悼日举国哀悼，印度人关闭了商店停止营业，师生走出了学校进行罢课，或者到寺庙祈祷，或者干脆闭户不出，以示声援。甘地说：“让整个印度沉寂无声吧！让印度的压迫者们聆听这沉默的启示吧！”
1920年4月6日，甘地策划了绝食和祈祷活动，抗议也局限于公开出售禁书。甘地向温和派人士保证，这样行事会使反对英国统治的活动远离暴力。他说：“成长中的一代将不会满足于请愿等行事方式。在我看来，‘非暴力抵抗’是阻止恐怖主义的唯一方法。”后来他又要求激进派：“如果你们要我来指挥公民不服从，我会担起这个责任。但是你们也必须成为这场战役的士兵。”
霍尔姆斯大法官死后，人们才从对他的崇敬中回过神来，人们发现了他的法西斯倾向，他在司法意见中称黑人是“缺乏智力和远见的冲动的人们”，他认为“平等是一种可耻的愿望”，而争取种族平等的努力是“可耻的错误”。更令人震惊的还有他对军国主义的浪漫渲染，他声称：“战争的消息是神圣的。”
帕累托被称为“孤独思想家”，他在《政治经济学讲义》里开宗明义地挑战他的社会和读者们：“现代社会主义信仰和口号的天真爱好者，一定会感到自己被棍棒赶出帕累托的家门；爱好者所阅读的是自己永远不肯承认其真实性的东西，他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令人为难的实例。”
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即声称其政党、国家和事业之神圣，要求全民服从并献身，宣扬其政治运动是神授意图，具有启示根据，并要求基督教会服从其领导，成为宣传法西斯政治的工具（所谓爱国的德意志基督教）；希特勒还多次召开宗教界名士座谈，软硬兼施，迫使他们表态，认可世俗政权的神圣性。卡尔·巴特回答说：“只有上帝才是神圣的，其神圣之言只是通过受难的耶稣基督表达出来。”
在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入狱一事可以揭示英国统治遭到的权威流失。在印度，入狱曾是一个人耻辱的标志，但在甘地的运动中成了荣耀的象征。作家纳拉扬·戴赛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父亲做甘地的秘书，一次被抓进监狱，坐在警车后座时兴奋地喊叫道：“这次不会少于两年！”
1938年，当纳粹运动甚嚣尘上时，有人问甘地对纳粹分子的看法，甘地回答：“对于他们来说，手无寸铁进行非暴力抵抗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犹太哲学家、神学家马丁·布伯觉得很滑稽，写信反问甘地：“圣雄，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集中营，那里发生着什么事？集中营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罚？有哪些缓慢和快速杀人的方法？”
马丁·布伯说：“对于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因为使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在某种情况下，精神力量是无法转化成真理力量的。‘殉道’一词意味着见证，可是如果没有见证人在场又该如何呢？”
“二战”时期，德国占领丹麦后，受人尊敬的诗人和剧作家凯基·曼克被暗杀。曼克的职业是牧师，他利用在新年前夜的布道谴责德国人的占领，并鼓动他的听众开展破坏活动。他被德国人从家中拖出来开枪打死。当天晚上，丹麦演员凯耶尔德·阿贝尔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开始演出时，要求他的观众们：“拿出一分钟的时间，为死于今天的丹麦最伟大的剧作家默哀。”
由于消极抵抗，对占领者德国人来说，丹麦的警察已经变得不可靠。在一次大逮捕中，近1万名警察被德国人缴械。在国王克里斯蒂安的城堡，警察卫队被扣押。当一位德国军官告知国王，要将卐字旗升起在城堡上空时，国王拒绝这样做，并说，如果出现这种事，丹麦士兵会把它拿下来。德国军官说：“那位丹麦士兵会被打死。”国王回答说：“那位丹麦士兵就是我自己。”卐字旗从未飘荡在城堡的上空。
德国占领丹麦后，丹麦自由委员会采取了抵抗行动。它的一位创始人弗洛德·加科布森告知朋友：“对我而言，争取我们民众的灵魂的斗争是最为紧要的……对我来说，问题必然是：‘一个人怎么才能让大量的民众参与到战斗中来？’而非：‘一个人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伤害德国人？’我敢打赌，如果效果是一样的，让1000人参与到行动中来比让10人参与更好。”
博厄斯曾被称为“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他也是美国人类学之父。他一生反感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当时的美国社会也充斥着“欧洲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思潮，博厄斯从理论上驳斥其谬，他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要选择最聪明、最富有想象力、最有活力和感情最稳定的三分之一的人类，应该包括所有的种族。”
1940年4月，德国占领荷兰，荷兰王室逃到伦敦，女王宣布：“对于这一践踏文明国家的做法，我在此发出强烈的抗议。”6月29日是荷兰波恩哈德王子的生日，阿姆斯特丹的民众公开集会反对德国人。这位王子有一个习惯：在所有假日和公开仪式上都戴一朵白色的康乃馨。结果在他生日这一天，阿姆斯特丹成了康乃馨的海洋。
1944年4月，为推翻萨尔瓦多的军事独裁者马丁内斯，军人和平民联合起义，不幸被镇压。维克托·曼努埃尔·马林是被枪决的平民之一。他被捕后，遭到酷刑虐待，胳膊被打断，膝盖被打碎，眼睛被挖掉一只，但他没有吐露起义的秘密。他被处决时还由别人帮助撑起身体。神甫为他举行临终祈祷时问他：“维克托，你害怕死亡吗？”他回答说：“不，神甫，颤抖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灵魂。”
1944年5月，在起义推翻军事独裁失败后，萨尔瓦多的人民又开始了全民性的大罢工。独裁者马丁内斯恳求人民听从他的命令，马丁内斯说：“4月初我用武力打败了起义者，结果他们挑起了罢工。因此我不想再打了。我向谁开火呢？向那些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儿童和青年吗？”他最后宣布辞职。
1947年8月13日，距印度建国仅剩一天半时间，圣雄甘地赶到加尔各答。他到处走访、祈祷、演说，忍受不理解的人们的辱骂和骚乱，他最后的办法是绝食。“汝行乎，吾死。”他的精神终于感染和震撼了人们，人们的注意力渐渐从“街道上的暴行转移到这张小床上来了”（尼赫鲁语），加尔各答出现了和平与亲善的景象。人们称其为“加尔各答奇迹”。
1948年，尤金娜因为为斯大林演奏了一曲钢琴协奏曲，斯大林让人给尤金娜送了2万卢布。尤金娜给斯大林写信说：“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将日夜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庇隆执政半年后，博尔赫斯被“升任”为科尔多瓦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虽然是“升任”，但将一位重要作家升为鸡兔稽查员仍然毫无疑问意味着侮辱。受此羞辱的博尔赫斯决计辞职，他还公开发表了辞职声明，声明中说：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
杜勒斯是美国历史上权势最大也是最为辛苦的国务卿，他常常亲自飞到世界上出现麻烦的地区去处理问题，绝不单纯依靠信件、电报和照会。当然，凡是他去过的地方，局势往往更加恶化、复杂，麻烦的事情更为麻烦，他因此获得了“不祥之鸟”的绰号。对于这一称呼，他完全不以为然，他说：“我所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伟大的美国。”
1963年4月，在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黑人向“美国种族隔离最厉害的城市”——伯明翰市集中发动强大的和平攻势，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快餐馆里进行连续不断的静坐，接着联合抵制商人和进军市政厅。正当黑人勇敢地行进时，一个州法院颁布禁止进军的命令，金被捕了。他在监狱中写信说：“道义上有责任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他警告说，如果非暴力抗议失败，后果将是可怕的。
在达扬当上以色列国防部长后，他指令总参谋部向部队下达士兵休假的命令，并对记者说：“假如外交手段能够获得亚喀巴湾的自由通行权，我当然十分高兴。”阿拉伯人从广播中听到“很多以色列士兵已获准休假，可以看到他们在海边日光浴”的消息，松了口气。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戈德堡对人说：“据我对以色列人的了解，这也许意味着他们要在明天发动战争。”这场第三次中东战争被称为“恶魔导演的战争”。
20世纪70年代，在韦德拉领导的军政府期间，多达3万名阿根廷人失踪。1977年4月，14位失踪者的母亲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中心区的五月广场，要求政府给出说法。五月广场母亲发展到几百人，在第二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来自欧洲球队的球员到广场表示支持。母亲们的口号是：“他们把他们活着带走，我们想要他们活着回来。”
80年代，皮诺切特在智利实行独裁统治。针对人们希望皮诺切特的军政府同僚们取代他以推进民主等等幻想，皮诺切特说：“如果我们回到有些政治人物所渴望的那种形式上的肤浅民主，我们就是在背叛智利人民。”人民却无法苟同。抗议者们喊出了一个新口号：“我们的手是干净的。”在城市街道上，学生们举起他们的手，手掌向外。演员们在演出后向观众伸出他们的手掌，观众们也向演员们伸出手掌……以此与当局和左翼暴力反叛者保持距离。
1977年秋，波兰保护工人委员会和一些学者创办了飞行大学，飞行大学的活动引起政府的关注，并遭到持续打击。一次米奇尼克和两名学生挨了打，打他们的人喊道：“你们这些卖国贼，中央情报局给了你们多少钱？”
1979年6月，保罗二世抵达华沙，他确认基督徒反对无神论的信仰，还间接地谴责了对人权的侵犯和苏联对波兰的主宰。教皇说：波兰的未来“取决于有多少人会成长为不服从者。”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外宣传上不遗余力。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波兰团结工会一开始就希望罢工能够成为民众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也希望工人能够得到全民的支持。一个周日上午，亨里克·索卡尔詹科斯基神甫主持弥撒。成千上万人从城里赶来参加，神甫给1970年工人遇害之处的木头十字架祝圣，十字架顶端是“一战”后带领波兰脱离俄国独立的英雄约瑟夫·毕苏斯基的名言：“只要愿意，就能做得到。”
在团结工会决定总罢工的前夕，最高法院裁决，支持了团结工会对华沙法院强行修改工会章程提出的上诉。最高法院休庭后，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从法院走出来时，耐心而平静地在法庭外面等了三个多小时的大批群众，对他们长时间地欢呼。瓦文萨同时对大批守候在这里的记者宣布，团结工会取消了举行全国性罢工的计划。瓦文萨强调了团结工会这次重大胜利的意义，但他又说：“谁也没有失败。”
1984年，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一次演讲当中说：“实践这个概念（即‘非暴力不合作’）需要有充分的民主，而这正是地球86%的地区所欠奉的。”在布罗茨基看来，现实极可能拓展为“非暴力”而“过量的合作”：“通过你大幅度的顺从来压垮恶的要求，可使恶变得荒唐，从而把那种伤害变得毫无价值。”布罗茨基认为，这种胜利不是道德上的，而是生存上的。
1989年2—4月的圆桌会议，是波兰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们汲取了以前的教训，终于坐在一起，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也是1989年中东欧地区政治多米诺骨牌现象的第一张牌。米奇尼克谈及此不无自豪地说：“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为没有流一滴血而完成的转型出一份力量。”他还说：“如果我拒绝承认我们的前统治者所作的贡献，从我的角度也是非常不适宜的。”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政变，戈尔巴乔夫总统被捕。叶利钦躲过逮捕，并在100多人的拥簇下爬上一辆坦克，宣读他自己致“俄罗斯人民”的呼吁，他宣布政变集团的一切行为均为非法，并呼吁全国总罢工。后来他又提醒全国士兵：“在这作出抉择的艰难时刻，请记着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绝不能对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誉绝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
“八一九”政变时，政变集团举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年轻的记者塔蒂亚娜·玛基娜只举手问了一个问题：“能否请你们说明，你们是否知道你们昨晚发动了一场政变？”
1993年9月13日，以巴和平协议签署后，拉宾受到了自己国民的围攻。在巨大的海报上，拉宾被画成穿着希特勒的衣服，双手鲜血淋漓，黑色的大字写着：“拉宾是犹太民族的叛徒！”拉宾回应说：“我是个军人，还曾是国防部长。相信我，几万名示威者的喊叫，远不如一个战死儿子母亲的眼泪给我的震撼，我是一个经历过浴血战斗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这是一个转机，虽然它同时也是一个危机……”
由帕克斯引起的黑人抗议运动，最终导致1964年出台了民权法案，该法案禁止在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30年后，她追忆当年：“我被捕的时候没想到会变成这样。那只是很平常的一天，只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加入，才使它意义非凡。”最感激帕克斯的当然首先是黑人。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追悼仪式上说：“没有帕克斯，我就不可能今天以国务卿的身份站在这里。”
科索沃内战爆发后，特蕾莎去找负责战争的指挥官，说战区里面那些女人跟小孩都逃不出来，指挥官说：“修女啊，我想停火，对方不停啊，没办法。”特蕾莎说：“那么只好我去了。”据说特蕾莎走进战区的消息传开后，双方立刻停火，等她把一些可怜的女人跟小孩带走以后，两边又打起来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知道后说：“这件事连我也做不到。”
曼德拉一生最美好的青壮岁月都在监狱之中度过。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
马丁·路德·金论述“非暴力不合作”时说过：“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迪说过：“在伊朗，追求人权的人士一生都会生活在恐惧中，而我已经学会了去克服它。”她称赞蒙塔泽里说：“沉默只会纵容压迫者，所以我不能再保持沉默！”而伊朗一位无名的女学生在人权运动中说过一句名言：“你可以摧残花朵，但你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
克林顿这样描述卡斯特罗：“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是总统；我上中学的时候，他是总统；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是总统；我工作之后，他还是总统；我结婚之后，他还是总统；我当总统了，他仍然是总统；我下台了，他仍然是总统……”
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说：“最危险的人是那些掌控战争的人，人们应阻止他们。如果这样令他们视我为威胁，那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