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尼采见到莎乐美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有人问他对莎乐美的印象，他说：“那是一瞬间就能征服一个人灵魂的人！”
1907年2月27日，早晨10点，荣格来到弗洛伊德的住所。荣格向弗洛伊德请教许多问题，谈话进行了整整3个小时。这次谈话给荣格和弗洛伊德两人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荣格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在这次会面后两个月，荣格对弗洛伊德表示说：“凡是掌握精神分析学知识的人，无异于享受天堂的幸福生活！”
1914年8月1日，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皇帝威廉二世，签署了全国军事总动员令和宣战诏书，威廉二世完全不能自已。簇拥在皇帝周围的人欢呼雀跃，他们知道，皇帝之所以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终于可以劈开令人窒息的和平枷锁，可以开战了！第二天，威廉二世对即将远征的德军发表演说，他说：“你们去法兰西做远足旅行吧！在金秋落叶撒满柏林街头之前，你们就可以回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德意志！”
在取缔立宪民主党的时候，俄国的政治精英们要么推波助澜，要么落井下石，布尔什维克腾出手来从容地剪除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战友。1921年初，肃反委员会在全国逮捕了几千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他们关进监狱和集中营。当时布哈林有一句名言：“我们也许有两党制，但两党中一个当权，另一个入狱。”这些人被关在一幢大楼里，被老百姓叫做“社会主义大楼”。
Wiener（维纳）去哥廷根大学拜访克莱茵。他在门口见到女管家时，问：教授先生在吗？女管家训斥道，枢密官先生在家。一个枢密官在德国科学界的地位就相当于一个被封爵的数学家在英国科学界的地位，如牛顿爵士。维纳见到克莱茵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拜佛，后者高高在上，维纳说克莱茵：“对他而言时间已经变得不再有任何意义。”
卓别林在他电影生涯的初期曾如此说：“在那些人们不知道耶稣的地方，我也很有名。”据说，卓别林步入电影界仅两年，“就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电影界出类拔萃的头号人物”。观众对他的影片的喜爱程度是惊人的。例如，纽约一家电影院从1914年到1923年一直放映他的影片，而后来之所以停止放映，也只是因为这家影院被烧毁了。
1925年1月，在联共（布）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名代表在大会发言结束时按照惯例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对不起！”回头看了看政治局诸位成员，“也许是加米涅夫，万岁！”全场哄堂大笑，季诺维也夫抚掌狂笑，斯大林笑得喘不上气来，托洛茨基也为之莞尔，加米涅夫却一脸肃穆，压根儿笑不出来。
1925年6月，应米高梅电影公司邀请，瑞典著名导演斯蒂勒和嘉宝来到好莱坞，车到站台，人们手捧鲜花，掌声雷动，一位瑞典小姑娘穿着民族服装给嘉宝献花，强烈的镁光灯与记者接连的提问把嘉宝弄得晕头转向，最后，她说了一句自己已经背得烂熟的英语：“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愿上帝保佑美国。”她一直是好莱坞的神秘话题，“好莱坞的斯芬克斯”。
1929年10月29日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二”，即纽约股市大崩盘。洛尔迦目睹了那场灾难。事后他写信告诉父母：“我简直不能离开。往哪儿看去，都是男人动物般尖叫争吵，还有女人的抽泣。一群犹太人在楼梯和角落里哭喊。”回家路上，他目睹了一个在曼哈顿中城旅馆跳楼自杀者的尸体。他说：“这景象给了我美国文明的一个新版本，我发现这一切十分合乎逻辑。我不是说我喜欢它，而是我冷血看待这一切，我很高兴我是目击者。”
1931年10月，圣雄甘地身披一块粗糙腰布，脚穿拖鞋，步入白金汉宫与英王兼印度皇帝一起喝茶交谈。他“衣着简单，前不遮胸，后不遮背”。英国举国上下为之哗然。当甘地被问及身着这般服饰是否适宜时，他诡谲地回答说：“国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供我们两人受用。”
苏联时期，教士和政权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合作，达成了某种默契。教士们对教区的教民进行宣传：你们可以不是个共产党员，但应该对集体化表示赞成。一个牧师催促他的教民赶紧组织田鼠捕捉队，另一个牧师则在讲道台上呼吁：“以圣灵的名义，请你们分期交付买拖拉机的款项！”
1932年5月15日，因为不肯立即承认伪“满洲国”，9个日本军官闯进首相犬养毅的府邸。当时的犬养毅已经75岁，当他得知这些人要刺杀他的来意后，平静地把刺客们领进一间日本式的房间，在那里礼貌地脱下鞋子坐下，他说：“有话好好说……”一个刺客冷冷地说道：“多说无益，开枪！”犬养毅因此被刺身亡。
1932年9月，哈耶克回过一趟维也纳。当时一大群各专业领域的同仁们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先都觉得有点奇怪，而米塞斯却解释说，再过12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大笑起来。
流亡海外的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渴望重返祖国，帕斯捷尔纳克想告诉她自己对于国家状况的真实判断，但在半公开场合下又一言难尽，于是，他只能说：“玛琳娜，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是穿堂风。”
1935年5月10日的夜晚，拥有博士学位的戈培尔在柏林发起随后遍及全国的焚书运动，那些被视为“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书籍，如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默林、海涅和爱因斯坦等名人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戈培尔向参加焚书的学生们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这火光不仅结束了旧时代，而且照亮了新时代。”戈培尔因此获得“焚书者”的万恶之名。
1937年苏联大清洗时期。“被告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从1924年开始，作为帝国主义间谍，背叛祖国，组织阴谋集团危害红军，颠覆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法庭宣判被告死刑。”图哈切夫斯基慢慢站起身来，仔细扣着上衣纽扣，领章和红星都已经从军装上摘去。终于，图哈切夫斯基抬起头来，好像是对法庭，又好像对远处的某个人低声说：“我好像做了一场梦。”
在西班牙，一天晚上，露特·贝尔劳参加了国际纵队一个大型集会。休息时，一个重伤员以非常微弱的声音说：“因为人是一个人……”露特后来告诉布莱希特，布莱希特默默地沉思好久。他说：“他们正是为此而来的，因为人是一个人！”
1938年2月21日，托马斯·曼到达纽约。有人问他是否觉得流亡生活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托马斯·曼回答说：“这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做失败者。”
1939年夏天，当纳粹摧毁波兰这一突如其来的悲剧发生时，丘吉尔的警告得到了证实。张伯伦立刻召回丘吉尔，任命他为海军大臣，一个他25年前担任过的职务。“温斯顿回来了！”这一令人满意的信号从伦敦很快发到了全英国的舰队。
1940年6月10日，在德军横扫欧洲大陆，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全面沦陷，当法国危在旦夕之际，意大利对法英宣战。宣战书由齐亚诺向法国大使下达。听完宣战书后，蓬塞大使回答说：这一击是对一个已经倒下的人再捅一刀。齐亚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悲伤，悲伤之至。冒险开始了，愿上帝保佑意大利。”
沃森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一言不发地聆听艾肯的陈述。艾肯说完了该说的话，忐忑不安地望着对面这位爱好“思考”的企业巨子。“至少需要多少钱？”沃森开口询问。“恐怕要投入数以万计吧。”艾肯喃喃地回答。沃森摆了摆手，打断了艾肯的话头，拿起笔来，在报告上画了几下。艾肯以为没戏了！出于礼貌，他还是恭敬地用双手接过那张纸，结果喜出望外：沃森的大笔一挥，批给了计算机100万！
1941年12月8日凌晨，山下奉文率军在马来亚半岛中部登陆。日军轻装上阵，骑着自行车有说有笑地绕过英军阵地，穿越马来丛林，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横扫整个马来半岛。当英军与日军谈判时，山下对着英军司令珀西瓦尔·韦维尔将军厉声喝曰：“降是不降？YES还是NO？快回答！”珀西瓦尔·韦维尔吓得胆战心惊，二话没说就签署了投降书。此时日军的粮食弹药快没了，军队只有1.7万人，而英军弹药粮食相当充足，人数是日军的好几倍！
有一年，物理学家们聚会，会场选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爱因斯坦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他近乎疯狂地赌钱。有两位物理学家私下议论，一个人评论说：“我从来没想过爱因斯坦也会这样，他的样子好像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似的。”另一个愁容满面，叹了口气：“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我总觉得他的确是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当时，奎松宣誓继任菲律宾共同体总统。在简短的就职演说中，奎松引用了罗斯福的电文，他把它看做是援助的保证。麦克阿瑟发表简单讲话，赞扬了奎松。当他的讲话接近尾声时，他的声音颤抖了，他做了件在公开场合从未做过的事。他一贯坚强的外表崩溃了，他在大家面前哭起来。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麦克阿瑟抬头向天祈求：“啊，主啊。把这个高贵的民族从死亡峡谷的阴影中拯救出来吧。”
1942年1月31日，还是学生的李光耀坐在学校行政楼的栏杆上值勤。53年后，即1995年，他的同学还记得当时他们的英国教授绕过墙角，朝他们走来，准备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巨响。大家都给吓得目瞪口呆。接着李光耀脱口而出：“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教授一言不发地走了。
关岛战役结束后，有些士兵神经系统由于战时过度紧张而崩溃，战地医院里因此有很多精神失常的人。一天，一个精神失常的士兵趁医生不注意的时候溜了出去，由于天热，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医院马上发动医生去找那个溜出去的病号。医生们发现在一个街角有个穿短裤的人正在跑步，便一拥而上。跑步者吃了一惊：“我是尼米兹将军。”医生们哈哈大笑：“抓的就是你，你就是罗斯福总统也得回精神病房去！”
罗斯福有一次迎接丘吉尔特使威尔基。当他发现自己办公桌上空空如也时，赶紧让人抱一摞文件来。“随便什么都行，散开在桌上，这样，威尔基来时，我将显得忙得不可开交。”但罗斯福随即的姿态极为优雅：他取出一张私人信笺，飞快地写下朗费罗的诗句，作为传达给丘吉尔的信息：“邦国之舟，扬帆前进吧／扬帆前进，强大的联邦／忧惧中的人类／满怀对未来岁月的希冀／凝神关注着你的存亡。”
1945年1月27日，苏联军队来到一个叫做奥斯威辛的小镇，他们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整整5个小时才结束战斗。此前他们并不知道这是著名的“死亡工厂”所在地。当时才19岁的苏联士兵维尼辛科在60年后回忆道：“进入集中营，我们惊呆了，到处都是带电的铁丝网，到处都是穿戴黑白间条衣帽的囚犯。这些囚犯几乎都已经不能行走，他们瘦骨嶙峋，就像影子或幽灵。”
关心阿赫玛托娃的朋友想来看望她，她拒绝了：“我正受监视，房间里有窃听器，凡同我联系的人都受到牵连。”斯大林经常问他的下属：“我们的修女现在怎么样啦？”她必须每天两三次在家里的窗口“亮相”，好让街上的便衣知道她既没逃走，也没自杀。
“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土地一片废墟。社会学家波普诺跟人实地考察，他们看了许多户住在地下室的德国居民。波普诺问了一个问题：“你们看像这样的民族还能够振兴起来吗？”“难说。”一名随从人员随口答道。“他们肯定能！”波普诺说，“你们去每一户人家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桌上都放了什么？”人们异口同声地说：“一瓶鲜花。”“那就对了！任何一个民族，处在这样困苦的境地还没有忘记爱美，那就一定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当法庭军事长官查尔斯·梅斯上校喊道：“注意，开庭了！”纳粹战犯们站在一起。赫斯悄悄对身旁的戈林说：“您将看到，这些妖魔鬼怪就要被消灭，在一个月以内您就会成为德国人民的元首！”戈林示意阻止他。后来戈林对别人说：“现在我相信赫斯疯了。”
1945年联合国成立，罗慕洛代表菲律宾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据说当罗慕洛看到联合国的徽记时，发现这是世界地图的图案，他便问道：“菲律宾在哪里？”当时主持制定这个徽记的人不禁哑然失笑：“如果画上菲律宾也不过是个小点。”罗慕洛坚持说：“我就要那一点！”
1947年6月3日，蒙巴顿和各派代表一起宣布，印度已划分为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蒙巴顿首先发表讲话，祝愿即将诞生的两个国家万事如意。然后尼赫鲁用印地语讲话：“我怀着毫无喜悦的心情告诉你们，我们刚刚达成了分治协议。”随后真纳发表演讲。为了向9000万印度穆斯林宣布他为他们赢得了一个独立国家，真纳出于无奈，只好使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他用英语讲话，然后由播音员翻译成乌尔都语。
1947年11月29日，星期六，联合国通过对巴勒斯坦实施分治的决议传到以色列，正是深夜。这时，“老头子”本－古里安还远在以色列南部的一个僻静的旅馆里沉睡。“快去喊醒老头子。”人们争先恐后地说。“老头子”醒后说：“得赶快草拟一个承认分治决议的声明，这对我们是个大好机会。”但工作人员找了半天，竟手忙脚乱，没能找到一张纸。“老头子”等不及了，跑到卫生间，随便扯下一张卫生纸，用笔在上面写起来。一个国家的未来在此诞生。
1952年情人节，美国国务院护照处主任露丝·希普利夫人给鲍林写来了一份便笺。“亲爱的鲍林博士：现通知您，本处认真地考虑了您申领护照的请求。但是，政府将不向你颁发护照，因为本处的看法是，您提议中进行的旅行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1954年初，危害美国社会多年的麦卡锡受到了坚决的挑战。当时麦卡锡硬把陆军部的一位年轻律师曾参加过一个宗教组织的事与陆军中的“颠覆活动”扯在一起时，一名叫韦尔奇的律师忍无可忍，他站起来对麦卡锡说道：“参议员先生，让我们不要再继续诋毁这个年轻人了吧？先生，你还有没有良知？难道你到最后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也没有保留下来吗？”
1954年11月30日傍晚，卡拉扬和朋友住进罗马的摄政饭店，换罢衣服出去用餐。朋友离开餐厅去买了份报纸，只见头版上赫然一则讣告：柏林爱乐指挥富特文格勒因患肺炎长期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8岁。该卡拉扬上场了。当晚从维也纳发来一份电报，没有署名：“国王驾崩。国王陛下万岁。”
1955年12月1日，时年42岁的帕克斯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坐时，一名白人男子走过来，要求她让座。帕克斯拒绝了白人男子的要求。帕克斯遭到监禁，并被罚款4美元。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381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帕克斯说：“我上那辆公共汽车并不是为了被逮捕，我上那辆车只是为了回家。”
1957年4月1日，在列宁格勒，阿赫玛托娃给《安魂曲》写下非常精短的《代序》：我在列宁格勒的探监队列中度过了17个月。有一次，有人“认出”了我。当时，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发青，她从我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我的耳朵（那里所有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您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我就说道：“能。”于是，一丝曾经有过的淡淡笑意，从她的脸上掠过。
在一个充满压抑与骚动的春夜，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挤满了学生的麦克米林剧院，正举办一场诵诗会。只听诗人金斯堡疯疯癫癫地嚎叫，信口雌黄：“美国你何时变成可爱天使？何时脱光你的衣衫？美国啊美国，我这懵懂小儿，早早当上了共党。可如今一有机会，我就会狂吸大麻。”金斯堡泪如雨下，不断重复母亲给他的遗言：“钥匙在窗台——我有钥匙——结婚吧儿子，别吸毒。钥匙在窗台，在阳光里，爱你的母亲。”这就是诗人著名的诗作《嚎叫》。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用108分钟绕地球飞行一圈，然后安全返回地面。加加林能在19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靠的是集“天生的勇敢、善于分析的头脑、吃苦耐劳和谦虚谨慎”于一身以及出类拔萃的心理素质，即使是在升空前一刻，他的脉搏也始终保持在每分钟64次左右。为了让加加林别太紧张寂寞，人们给他放了奥库德热维的流行歌曲。倒计时数秒的最后一瞬，加加林喊道：“飞起来了！”
1964年4月20日，南非政府组织了著名的“利沃尼亚审判”，曼德拉作了长达４个小时的演讲，他声明：“我已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了非洲人民的这一斗争，我为反对白人种族统治进行斗争，我也为反对黑人专制而斗争。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活着，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准备为它献出生命。”
审判布罗茨基的场面极有意思。法官：“请向法官解释清楚，你在间歇期间为何采取寄生虫的生活方式？”布罗茨基：“我在间歇期间工作过。我当时做过工作，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我在写诗。”法官：“那你做过对祖国有益的事情吗？”布罗茨基：“我写诗。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相信……我确信，我写下的东西将服务于人民。”布罗茨基一说出口，法官、书记员，几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969年，88岁的毕加索以其火山般的精力一共创作了165幅油画和45幅索描，这些画在法国亚威农市的波普斯宫展出。毕加索的作品排满那座庄严建筑的墙壁，吸引了连声赞叹的众人。批评家埃米莉·格瑙尔感慨地说：“我觉得毕加索的新作品是天宫之火。”
1970年，当纳赛尔的去世使他的统治结束时，埃及人民还是像以前一样贫穷，监狱中塞满了政治犯。但阿拉伯世界还是激起了从未见过的悲痛的巨澜。为了参加他的葬礼，500万人民挤满了开罗的街道，他们有的攀上树木和电线杆，歇斯底里地哭泣着；有的涌向送葬的行列，撕扯着盖在他的棺木上的旗帜。许多埃及人心神错乱，以致自杀。在贝鲁特出版的法文报《日报》说：“有一亿人——阿拉伯人——变成了孤儿。”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即将前往北京。就在赴机场的途中被送行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告知：“你的国民议会刚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位长期沉溺于电影而疏于国事的国王被朗诺·施里玛达政治集团废黜了。他只得流亡北京，得到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支持。
三岛由纪夫按照日本传统仪式切腹自杀。他在额际系上了写着“七生报国”字样的头巾，用白布将预备切腹的部位一圈圈紧紧地裹住，拿起短刀往自己的腹部刺下，割出了一个很大的伤口，肠子从伤口流出来。一个人为三岛进行介错，但连砍数次都未能砍下他的头颅，三岛由纪夫难忍痛楚，试图咬舌自尽，还沉吼低呼着：“再砍！再砍！使力！”第四次介错终于成功。
1973年，卡皮查强烈反对把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驱逐出苏联科学院。萨哈罗夫因在国内捍卫人权而受官方迫害，出席会议的5位院士，有4位联名签署了一份谴责萨哈罗夫的宣言。卡皮查没有签字。他说，除了纳粹曾把爱因斯坦赶出普鲁士科学院外，再没人这样做过。
波尔布特取得政权后，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在全国废除货币、商品，柬埔寨一下子退回到原始公社时代。为了刺激人心，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政权于1977年提出了实行“超大跃进”的口号。在无矿石资源的条件下提出要钢铁自给，并准备建厂大炼。生活上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今年每人每星期要吃两个水果！明年达到每两天吃一个水果！后年达到每天一个水果！”
1977年11月，萨达特在议会突然宣布，他决定亲赴以色列，与这个世仇死敌谋求和平。全体议员都惊得目瞪口呆，许多人甚至以为他是不是在发烧讲胡话；有的怀疑自己在做梦。一些人在弄清并没听错后，忍不住高喊：“以色列乃罪恶的虎狼之国，千万不可去啊！”萨达特去意已决，他说：“为了和平，我将走遍天涯海角，为什么要排除以色列？”
1979年某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成，花了数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两个家庭自学成才，学会了造热气球。在战机的威胁下，他们无目的地降落，很久不敢走出气球。最终，军人来了，揭开气球，对这8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1980年11月16日，早上八九点钟，阿尔都塞身穿套着晨衣的睡衣冲出自己的房间，跑到法国巴黎高师的庭院。他发狂地叫喊着：“我的妻子死了，我的妻子死了。我杀死了我的妻子，我把她扼死了，我杀了她。”这位影响过一代人的哲学家处在一种极度可怕的混乱与激动状态，他的尖叫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尤其是那些站在周围的学生，他们站在边上，陷入了困惑，不知道可以或应该做些什么。
1980年12月的一个晚上，当马克·查普曼掏出手枪指向约翰·列侬——这位著名的摇滚乐歌手时，枪上盖着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查普曼向列侬开了5枪后，不慌不忙地坐在街道边，读起了塞林格的小说。他告诉警察：“这本书是写我的。”
列侬的妻子大野在他中弹时在他身旁。她没有受伤。一家唱片公司的经理戴维·格芬为大野宣读了一份声明：“约翰热爱全人类，曾为全人类祈祷祝福，希望大家以同样的激情对待他。”开车送妻子大野到医院的警官安东尼·帕尔玛说，她一路上非常激动，边哭边喊：“但愿这是一场噩梦。”
1984年的选战使里根做出他一生中著名的失态之举。当时他在电台准备发表演说，他没有察觉到播音已经开始，他开玩笑道：“我亲爱的美国人民，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今天我签署了一项法案，将会宣布俄国永远为非法状态，我们在五分钟后开始轰炸。”
1987年6月12日，罗纳德·里根访问西柏林时在柏林墙的勃兰登堡门前发表演说：“如果你寻求和平，如果你为苏联和东欧寻求繁荣，请来到这扇大门前。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
1989年12月20日午夜，美军以“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借口，攻占巴拿马。诺列加走投无路，被迫于12月24日逃入梵蒂冈驻巴大使馆。美军闻讯后，在大使馆的对面公园架设起一排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摇滚音乐《无处可逃》。歌词大意是：“不要逃，你无处可逃；大网已经张开，等着你；不要逃！不要逃，举起你的双手，走出来吧。”最后，痛苦不堪的诺列加在神甫的陪同下走出大门投降。
1989年12月21日中午12点，齐奥塞斯库在中央广场召开了10万人的群众集会。齐奥塞斯库不时提高声调，挥舞手臂，把讲话“推向高潮”。突然，广场某个角落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声音像闪电划过天空，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寂静，齐奥塞斯库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电视转播中断，留下了齐奥塞斯库举起右手的定格画面。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柏林围墙守卫案开庭宣判。柏林法庭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1998年，莱温斯基丑闻曝光，克林顿被千夫所指。葛培理牧师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NBC）访问时，宣称自己原谅克林顿：“我原谅他，因为我知道人性是如何脆弱，我知道（胜过试探）是多么困难。”
1998年5月21日上午9时许，在雅加达独立宫，执政30多年的印度尼西亚铁腕人物苏哈托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他对着麦克风用缓慢而颤抖的声音说：“我决定在5月21日宣读这封辞职信时，立即辞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的职位。”他还请求印度尼西亚人民原谅他的错误和缺点。
在左拉的《我控诉》发表百年后的1998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公开信，庄重纪念这个“已成为历史一部分”的《我控诉》：“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一如伏尔泰，他是最佳知识分子传统的化身。”“今天，我想告诉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家人，法国是如何感激他们的先人。他们的先人以可钦佩的勇气为自由、尊严与正义的价值献身。”
1998年7月17日，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处决80周年之际，其遗骨安葬仪式在圣彼得堡举行。叶利钦在尼古拉二世灵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目下为“俄国历史上这极不光彩的一页、这一无耻的暴行”忏悔。叶说：“处决罗曼诺夫皇族的事件，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分裂，后果留给今天。……这是我作为总统和个人今天必须在这里的原因。我在被残酷杀害的牺牲者的灵前鞠躬致敬。建设新的俄国，我们必须依靠她的历史传统。”
2003年7月22日，萨达姆·侯赛因在家乡提克里特被捕。经过一次迅速的DNA测试，确定是萨达姆·侯赛因本人。萨达姆被美军从地窖里弄出来时说：“我的名字是萨达姆·侯赛因，我是伊拉克共和国总统，我想进行谈判。”“不要开枪！不要杀我！我是伊拉克总统。”
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小布什对公众发表谈话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