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担任德军总参谋长的施里芬认为，在工作中“头等大事，莫过于争当第一”。在一次训练中，当部队行至一个大峡谷时，旭日东升，金色霞光洒满峡谷，绚丽壮观。施里芬的副官指着美景请他欣赏，他冷冰冰地说：“作为障碍物，没有任何价值。”
康托的工作给数学发展带来了一场革命。由于他的理论超越直观，他受到当时的一些大数学家们的反对，他的老师也说他是“神经质”，“走进了地狱”。康托一度充满信心：“我的理论犹如磐石一般坚固，任何反对它的人都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争辩持续了十年之久。由于经常处于精神压抑之中，康托患了精神分裂症，最后死于精神病院。
尼采曾对朋友谈论他和莎乐美的未来：“请您代我问候那位俄罗斯女郎，如果这样做有意义的话。我正需要此种类型的女子。……一段篇章的开始是婚姻。我同意最多两年的婚姻，不过这也必须考虑到我今后十年内将做些什么而定。”
在接见地方自治局的自由派代表时，尼古拉二世训斥他们说：“地方自治局代表中竟有些人在胡思乱想，认为地方自治局代表要参加国家行政管理。望大家知道，我要坚定不移地保持专制制度的原则，就如同我那不能令人忘怀的先父一样。”
西奥多·罗斯福还未当上美国总统之前，家中遭窃，朋友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现在心中很平静，因为：第一，窃贼只偷去我的财物，并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窃贼只偷走部分的东西，而非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吉卜林的儿子约翰在父亲的淡漠里一事无成。1914年8月，17岁生日那天，在父亲的陪同下，约翰步入征兵办公室，不久因为极度痛苦而死于战壕。吉卜林为此说：“众多人同我们站在一起，不管怎么样，总养育出一个士兵。”
遗传学家缪勒把自己看成是摩尔根的助手而不只是他的学生，为了发现的优先权问题，他后来一直对摩尔根的种种做法耿耿于怀。他认为，摩尔根原来是个保守主义者，只不过是勉强接受了关于遗传的现代观点，后来，采纳了学生们的结果和解释的摩尔根却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这些发现，占有了学生们的优先权，构筑了自己的“摩尔根主义”学说。因为对摩尔根等人的敌意，缪勒被称为是一个患有“优先权综合征”的狂妄的人。
凯恩斯对朋友说过：“我想办一条铁路，或者组织一个托拉斯，或者至少从事股票投机，要掌握这些方面的原则是容易的，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
德国战败后，德皇出走和革命胜利的消息，并没有让鲁登道夫感到悲伤，而是暴跳如雷。他从来不知道怀疑和自责，反而以战争统帅自居，搜索扰乱他计划的人。他说，革命者最愚蠢之处在于饶了他一命。局势恶化后，他跑到国外隐名埋姓躲了几个月。后来重返德国，他谴责德国人民抛弃了他。他说：“有人在我背后捅了一刀……”
朗道被称为俄国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曾惊叹道：“为什么素数要相加呢？素数是用来相乘而不是相加的。”据说这是朗道看了哥德巴赫猜想之后的感觉。
沃尔顿常说，金钱，在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之后，就不那么重要了。“钱不过是些纸片而已，”他平静地说，“我们创业时是如此，之后也一样。”
1921年3月，希特勒平生的第一场演讲在慕尼黑的一间啤酒馆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人们热情地呼喊着口号，沉醉于其中。一名听众事后这样写道：“所有的政客都在说空话，说假话，试图愚弄我们，只有他，用他的热情来感染我们，用他的真诚来拥抱我们，用他的激情来振奋我们，只有他才是我们的一员，他属于我们，而我们也属于他。”
1921年，15岁的法恩斯沃思经常神不守舍地考虑着一个难题：怎样设计一个新颖的收音机，使它能够把移动的画面与声音一起传送？由于发明电视并没有带给他巨大名利，反而令他惹上官司，法恩斯沃思对自己的发明并没有太多好感。他晚年曾尖锐地批评自己的发明是“一种令人们浪费生活的方式”，并禁止家人看电视。
在17岁时，安·兰德告诉深受震惊的大学哲学教授：“我的哲学观还不在哲学史之列，但它们会成为其中一部分的。”他给她A，来赞赏她的大胆自信。
在清除托洛茨基后，被斯大林利用过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斗争中败北，被清除出局。季诺维也夫绝望地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是感恩吗？”斯大林冷言回说：“那是一种狗的病症。”
西蒙娜·薇依曾在课堂上向中学生说起著名的“诺曼底”号邮船，提问道：“这条船的代价可以造出多少工人住宅？”学生听了很反感，立即反驳说，这条船以它的规模和豪华提高了祖国在国外的威望。薇依感叹说：“祖国是不够的。”当人们大谈祖国时，就很少谈及正义；一旦祖国背后有国家，正义便在远方。在定义人的时候，她总是喜欢使用如下公式，即：“人，世界的公民。”
当卡琳顿发现自己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时，不顾一切地在风雨中骑马远出，将孩子堕下，斯特拉奇质问其缘故，她回答道：“因为我怀的不是你的孩子！”两人打破各自的隔阂差异，建立了忠贞不渝的柏拉图之恋。
超现实主义绘画是西方现代文艺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运动之一，达利作为该运动在美术领域的主要代表，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对象。达利曾说：“我同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不是疯子”，“每天早晨醒来，我都在体验一次极度的快乐，那就是成为达利的快乐……”
托洛茨基垮台之后，斯大林马上把矛头对准了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发现上当，便转而与托洛茨基结盟，但为时已晚。季诺维也夫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又向斯大林投降。季诺维也夫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
在常规的学习之后，波伏瓦进入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学位，她计划成为一名哲学老师。正是在那里她得遇比她高三年半的同学萨特，她说：“在我的生活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在智力上逊于他人。”
1940年6月，在德军侵苏战争之前，戈培尔试图让人们相信3个星期或5个星期之内德军将入侵英国，他告诫人们说：“不要试图猜测——你们不会猜到。继续你们的工作。可以肯定届时你们将听到你们必须知道的消息。”
有一次，法国一家报纸进行了一次有奖智力竞赛，其中有这样一个题目：如果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卢浮宫失火了，情况只允许抢救出一幅画，你会抢哪一幅？结果在该报收到的成千上万答案中，剧作家贝尔纳以最佳答案获得该题的奖金。他的回答是：“我抢离出口最近的那幅画。”
“二战”初，在跟希特勒会晤时，弗朗哥姗姗来迟。他对人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晤”，“我必须设法用计——这就是其中之一。我如果使希特勒等我，在心理上从一开始他便处于不利的地位”。
哈代的兴趣极为广泛。有一年，他在给朋友的明信片里谈了他新年的6项打算：“1.证明诺伊曼假设；2.不能让211队在奥威尔举办的板球决赛阶段第四局比赛中出局；3.找到足以让公众信服的证明上帝不存在的论据；4.成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人；5.成为苏联、大不列颠及德意志联合王国的首任总统；6.谋杀墨索里尼。”
有人问丘吉尔的母亲，是否为自己当首相的儿子感到骄傲。“是的，”她说，“我还有一个儿子正在田里挖土豆，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据说希特勒曾访问过一家疯人院。他一进医院，里面的病人全伸出手来向希特勒行纳粹礼。希特勒一路走过去，最后在一名男子面前停了下来，因为这个男人没有伸出手行纳粹礼。希特勒咆哮说：“为什么你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敬礼？”这个男人回答说：“元首先生，我是个护士，我不是疯子！”
丘吉尔的秘书说过，当丘吉尔口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黑暗的日子里他的最著名的一篇演讲的结束语时，就像小孩哭诉一样：“我们不会投降或失败，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上作战，我们将信心百倍、实力倍增地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陆地上作战，我们将在山冈上作战，我们绝不投降。”
1945年，一个美国记者采访伦德施泰特，问他为何不推翻希特勒的暴政。这位德国元帅愤愤地回答：“我是一个士兵，不是一个叛徒。”
卡拉西奥多里是希腊的一个富人子弟。他当初是一个工程师，26岁突然放弃了这样一个有前途的职业来学习数学，众人很不理解，他说：“通过不受束缚的专心的数学研究，我的生活会变得更有意义，我无法抗拒这样的诱惑。”
罗斯福总统去世时，哈耶克正在美国，他在出租车里跟司机一起听到收音机中的消息。司机表达的哀痛之情令哈耶克终生难忘，令他惊讶的是，这位司机高度赞扬了罗斯福总统的卓越功绩和伟大人格后，又特地补充说：“但是总统不应干预最高法院，他不应该做这件事。”
1945年，萨特的名声在几星期内便过分地膨胀起来，连他自己也看出比例失衡的东西是危险的：“活着便被视为一座公共纪念碑，并不是好事。”
雅斯贝尔斯曾多次安慰夫人说：“我为你而是德国人。”“二战”结束后，雅斯贝尔斯说：“这些年来，我们碰到不少德国人都说以自己是德国人为耻。我要回答说，我以是一个人为耻。”
沃森一生最为成功的预测是选中小托马斯·沃森做继承人。这位在少年时期不学无术、青年时代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曾被他的小学校长认定“生来就没有出息”，甚至，小沃森自己也不希望继承父业。但老沃森坚信——“这就是我的儿子，IBM后继有人。”
在列维－施特劳斯30岁到40岁的10年，即从1938年到1948年，正是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人类在此期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政治与战争事件不可能不对列维－斯特劳斯有所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只停留在外部世界，他从一份被遗弃在草棚里的报纸上得知签定了慕尼黑协定，对此他后来这样平静地写道：“这对我没有多大影响，我远在他乡，无从观察，我对印第安人远比对世界局势更关心。”
“二战”结束后，卡萨尔斯宣布凡与纳粹有暧昧关系的国家，他不再去演出。唯一例外是德国的波恩，因为那里有贝多芬故居。卡萨尔斯说：“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就是对我的侮辱。”
在服刑期间，戈林一直与一名精神心理学家吉尔伯特在一起，吉尔伯特负责战犯与审判人员之间的沟通。吉尔伯特写过《纽伦堡审判》一书，书中说，戈林对审判不满，否认自己是个反犹主义者。但在一次匈牙利的犹太人幸存者作完证言后，旁边的人听见戈林说：“天哪！怎么还会剩下犹太人？我以为我们已经消除他们了，看来有些人又溜走了。”
数学天才柯尔莫果洛夫总是以感激的口气提到斯大林：“首先，他在战争年代为每一位院士提供了一床毛毯；第二，原谅了我在科学院的那次打架。”
一次，凯恩斯和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他们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小孩们向他们扔石头。他的朋友建议他多给点钱了事，凯恩斯的回答是：“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有一位印度物理学家访问剑桥，有幸在吃饭时见到了狄拉克。他寒暄着对狄拉克说，今天的风很大，狄拉克半天没有反应。正当他以为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狄拉克时，后者突然离开座位，走到门口，打开门，伸头到门外看了看，走回来，对印度人说：“对。”
有一次，一个演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组曲的大提琴学生对帕布罗·卡萨尔斯说：“我想就像这样。”“不能想，”这位著名的大提琴家回答道，“最好是去感觉。”卡萨尔斯强调对作曲者的意图的内心感受，这样他就能以一种颇为笨拙的乐器的琴弦表现发光的人类音乐。
施温格曾跟奥本海默共事。有一次，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来找奥本海默请教一个问题，奥本海默让他们回去自己演算。当天施温格自己演算了一夜，算出了结果。过了半年，那两个人回来了，高兴地把结果拿给奥本海默看，奥本海默就对施温格说，你不是早就算出来了吗，你去对一下吧。当得知只差了一个因子时，奥本海默转身就对两个年轻人说：“你们赶快回去，找找看哪里少了个因子。”
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曾经讲过一个笑话：如果给日本士兵发几片药，告诉他们每天服3次，他们一定会抓住机会把药扔掉。但如果在盒子上写明“天皇要求他们每天服用3次”，那么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指示服药。他认为，日本天皇是“胜过20个师团的战斗力量”。如果对天皇进行惩罚，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有一次，英国的阿斯特小姐问斯大林，为什么他要镇压500万富农。斯大林问她知不知道英国高速公路上每年有多少人丧命。当阿斯特回答说数目巨大时，斯大林问道：“那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一次维纳乔迁，妻子前一天晚上再三提醒他。她还找了一张便条，写上新居地址，并换下旧房钥匙。第二天维纳带着字条和新钥匙上班。白天恰有一人问他数学问题，维纳把答案写在字条的背后给了人家。晚上维纳回到旧居。他很吃惊，家里没人。门打不开，从窗子望进去，家具也不见了。他只好在院子里踱步，当他发现街上跑来一小女孩：“小姑娘，我真不走运。我找不到家了，我的钥匙不进去。”小女孩说道：“爸爸，没错。妈妈让我来找你。”
冯·诺依曼的心算飞快。曾有几位科学家一起研究数学问题，一位科学家把计算机带回家算出了结果（五种结果）。第二天，大家想见识一下冯·诺依曼的“神算”，只见他眼望天花板，不言不语，过了5分钟，说出了前四种，又沉思了5分钟，说出了第五种。大家都说：“还造什么计算机，冯·诺依曼的大脑就是一台超高速计算机。”
在伍尔芙看来，一个完美的人应同时具有阳刚和阴柔的气质。她见过太多的男性精英，如诗人艾略特，哲学家罗素，传记作家斯特拉奇等，让她想摆脱自己的女性身份，但当她登上一定的台阶后，再回头看男性，她又发现男性身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她提出：“真正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
梅厄出任以色列外交部长，在总理本－古里安的领导下工作。她每天工作18个小时，总理对她的坚强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非常佩服，称她为内阁中唯一的男子汉，但建议她出去度假好好休息一下。梅厄夫人反问道：“为什么？你认为我累了吗？”总理笑着说：“不，是我累了。”梅厄夫人回答说：“那么去度假的应该是你。”
艾略特说：“凡是诚实的诗人，对于自己作品的永恒价值都不太有把握。他可能费尽一生而毫无所得。”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执行一个计划前，他总会把那个计划拿给他的最善于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去审查。他的批评家们常常会将他的计划指责得一无是处，并且告诉他该计划为什么不可行。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将计划给一群批评家们看，而不把计划拿给那些赞同他的观点的谋士看。艾森豪威尔则回答说：因为我的批评家们会帮助我找到计划中的致命弱点，这样，我就可以把他们纠正过来。
当有个创意或直觉主意，有人对她说：“玛丽·凯，你的想法是女人的想法。”她反驳道：“在我公司中，像女人般思考是种资产而不是负担。”
1962年，当戴高乐乘车经过巴黎一个郊区时，一阵密集的机枪火力网向他的汽车猛扫过来，一颗子弹从离他头部仅两英寸处飞过，当他在机场走下汽车时，他掸掉身上的玻璃碎片后说：“我真幸运。这次很险，但是这些先生们的射击技术太蹩脚了。”
世界球王贝利在20多年的足球生涯里，参加过1364场比赛，共踢进1282个球。并创造了一个队员在一场比赛中射进8个球的纪录。他超凡的技艺不仅令万千观众心醉，而且常使球场上的对手拍手称绝。他不仅球艺高超，而且谈吐不凡。当他个人进球纪录满1000个时，有人问他：“您哪个球踢得最好？”贝利说：“下一个。”
英国作家哈理斯和朋友在报摊上买报纸，那朋友礼貌地对报贩说了声谢谢，但报贩冷口冷脸，没发一言。“这家伙态度很差，是不是？”他们继续前行时，哈理斯问道。“他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朋友说。“那么你为什么还对他那么客气？”哈理斯问他。朋友答道：“为什么我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
一天，待在家里的阿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告诉阿里，两年前他因为智商不够而没有去服兵役，如今他必须去越南打仗。阿里刚挂上电话，一家报纸就给他打来电话，阿里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他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和越南可是无冤无仇！”这样的表态让美国的上层社会不禁发出了惊呼：“卡修斯反战的举动，就像是一个没长大的淘气孩子那样令人发笑。”
在庆祝登陆月球成功的记者会中，有一个记者突然问奥德伦一个很特别的问题：“由阿姆斯特朗先下去，成为登陆月球的第一个人，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在全场有点尴尬的注目下，奥德伦很有风度地回答：“各位，千万别忘了，回到地球时，我可是最先出太空舱的。”他环顾四周笑着说：“所以我是由别的星球来到地球的第一个人。”
下了台后的莫洛托夫无所事事，人们经常在展览会和音乐会上看到他，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剧院里。莫洛托夫多次去看话剧《前线》，因为剧中有个士兵在战壕里喃喃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给莫洛托夫写了封信。”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三年之后（1972年），突然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形式离开了人世，而未留下只字遗书。他在1962年曾经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夏奈尔从不介意她的设计被模仿。“让她们去模仿好了。”她说，“我的主张属于每一个人，我不拒绝任何人。”
早在1978年，福柯曾经就死亡问题，与法国著名死亡问题研究专家阿里耶斯讨论。他当时说：“为了成为自己同自身的死亡的秘密关系的主人，病人所能忍受的，就是认知与寂静的游戏。”
1979年，希区柯克80岁，好莱坞为他举行庆祝生日的宴会，友人纷纷向他祝寿，可他说：“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包装精美的恐怖。”1980年，悬念大师溘然长逝。
安德罗波夫执政15个月后去世，年老体衰的契尔年科登上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巅峰。当他兴高采烈地回家报喜时，说了一句话：“通过了！”他的夫人反问他：“通过什么啦？那是叫你进坟墓！你干吗急着往那里钻呀？”13个月后，契尔年科确实进了坟墓。
里根总统访问加拿大，在一座城市发表演说。在演说过程中，有一群举行反美示威的人不时打断他的演说。加拿大的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对这种无理的举动感到非常尴尬。面对这种困境，里根反而面带笑容地对他说：“这种情况在美国经常发生的，我想这些人一定是特意从美国来到贵国的，可能他们想使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80年代，谢瓦尔德纳泽担任格鲁吉亚的第一书记，对苏共中央领导人及其决策极尽吹捧之能事。他后来又出任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参与了苏共的政治改革。有人问：“您什么时候是真心实意的？”他回答说：“这只是一个必需的手段。我们对莫斯科不是俯首帖耳，我们这是想创造条件更好地为自己的人民服务。”
伯纳斯·李被业界公认为“互联网之父”。比他的发明更伟大的是，伯纳斯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为“WWW”申请专利或限制它的使用，而是无偿地向全世界开放。即便如此，伯纳斯仍然十分谦虚，他总是以一种平静的口气回应外界的议论：“我想，我没有发明互联网，我只是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方法。”
丘拜斯辞职后，有人问他：“如果车臣战争不结束，你还将支持总统吗？”丘拜斯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丘拜斯说：“我支持叶利钦不在于他是叶利钦，而在于他在认真做着实事。”
索罗斯说：“人们认为我不会出错，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坦率地说，对任何事情，我和其他人犯同样多的错误。不过，我的超人之处在于我能认识自己的错误。这便是成功的秘密。我的洞察力关键是在于，认识到了人类思想内在的错误。”
2000年，南非全国警察总署发生了一件严重的种族歧视事件：在总部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当工作人员开启电脑时，电脑屏幕上的曼德拉头像竟然逐渐变成了“大猩猩”。曼德拉知道后非常平静，他说：“我的尊严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几天后，在参加南非地方选举投票时，当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看着曼德拉身份证上的照片与其本人对照时，曼德拉微笑着说：“你看我像大猩猩吗？”
英国一家数字频道揭晓了民众票选的“谁是最智慧的英国人”，紧随王尔德之后的是英国著名喜剧演员斯帕克·米利甘，他只比王尔德落后两个百分点，这位国宝级的喜剧大师给自己留下的墓志铭只有一句话：“我早跟你们说我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