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言第十六

对于想创业的年轻人,卡内基曾经说出了这样的话:“不要以为富家的子弟,得到了好的命运。大多数的纨绔子弟,做了财富的奴隶,他们不能抵制任何的诱惑,以致陷入堕落的境地。要知道,享乐惯了的孩子,绝不是那些出身贫贱的孩子的对手。一些穷苦的孩子,甚至穷苦得连读书的机会也没有的孩子,成人之后却成就了大事业。”所以,“一个年轻人所能继承到的最丰厚的遗产,莫过于出生于贫贱之家”。

1912年,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的父亲去世。老人临终前劝告巴特要“爱上帝,不要爱科学”!

塞尚年轻时即下定决心:不管父亲如何反对,他也要当画家。父亲给他保留了作为银行经理继承人的职位,并用下面的话来警告他:“孩子,想想未来吧!人会因为天赋而死亡,却要靠金钱吃饭。”

福泽谕吉在《劝学论》中开篇即说:“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他因此启蒙了在精神桎梏下的日本国民。

对马蒂斯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奥古斯塔夫·莫罗,可以说莫罗塑造了马蒂斯。莫罗曾对马蒂斯说过:“在艺术上,你的方法越简单,你的感觉越明显。”

尽管爱因斯坦的数学成绩永远第一,但老师并不喜欢他。一次,一位老师公开对他说:“如果你不在我的班上,我会愉快得多。”爱因斯坦不解地回答:“我并没有做什么错事呀!”老师回答说:“对,确是这样。可你老在后排笑着,这就亵渎了教师需要在班级中得到的尊敬感。”

斯宾格勒说:“与高贵相对的不是贫穷,而是庸俗。”他挖苦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庸常大众”眼里只有两样东西:庸俗的物欲和庸俗的精神需求。

1915年,17岁的弗利德成为儿童教育家齐泽克的学生。齐泽克相信,哪怕是个孩子,绘画的依据都必须是循自己内心之脉动。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宣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

罗素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父母早亡,2岁时母亲去世,3岁时父亲也去世了,于是罗素和祖父祖母生活在一起。祖母对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发展有过决定性的影响。她曾用一条箴言告诫罗素:“你不应该追随众人去做坏事。”罗素一生都努力遵循这条准则。

1919年,父亲遇车祸身亡,希尔顿退伍回家。希尔顿干起了父亲留下的小本买卖。当银行家的梦想重又在他心中泛起,但他已没有了银行,手头只剩下5000美元的积蓄,梦想怎么成真呢?“我如何重整旗鼓?”希尔顿向母亲请教,母亲说:“康尼!你必须找到你自己的世界。与你父亲一起创业的老友曾经说过:‘要放大船,必须先找到水深的地方。’”

卢瑟福重视读书和思考。有一天深夜,卢瑟福看到实验室亮着灯,就推门进去,看见一个学生在那里,问道:“这么晚了,你还在干什么?”学生回答说:“我在工作。”当他得知学生从早到晚都在工作时,很不满意地反问:“那你什么时间思考问题呢?”

洛克菲勒的儿子生性多疑,多方医治无效。有一天,父亲让孩子爬上一个高架子。孩子说:“你把梯子抽走了,我就下不来了。”父亲说:“相信我。”孩子爬了上去,洛克菲勒把梯子抽走了。孩子说:“你为什么要骗我。”父亲说:“我要让你知道,一切都要靠自己不要指望别人。”孩子站在高架子上,感到绝望,他流着眼泪纵身一跳,洛克菲勒展开双臂,稳稳地接住了孩子。孩子惊奇地睁开眼,看到父亲轻轻抚着他的头发:“孩子,我要让你记住,任何时候,这世上连父亲都不信任,还能信任谁呢。”

表演艺术大师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爱因斯坦构思广义相对论的时候,尽管他的数学家朋友教了他很多黎曼几何,他的数学还是不尽如人意。后来,他去过一次哥廷根,给希尔伯特等数学家作过几次报告。他走不久,希尔伯特就算出来了那个著名的场方程。不久,爱因斯坦也算出来了。有人建议希尔伯特考虑这个东西的署名权问题,希尔伯特说:“哥廷根马路上的每一个孩子,都比爱因斯坦更懂得四维几何,但是,尽管如此,发明相对论的仍然是爱因斯坦而不是数学家。”

1921年9月,海明威想带新婚妻子到意大利去生活。安德森对海明威说:“错!不是意大利,而是应该去巴黎,那才是作家该去的唯一地方。”安德森还答应给他的几位老朋友写信:“去找他们吧——格特鲁德·斯坦因,詹姆斯·乔伊斯,埃兹拉·庞德。这三个人会帮你在世界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要想有出息,“就必须永远做一个实验者,做一个探险者!”

黑塞15岁时逃出神学院,使得父母悲叹万分,但他的祖父赫尔曼·根德尔特欢迎他说:“听说你去天才旅行了。”“天才旅行”是学生用语,指学生的反抗行动。

发明家爱迪生想从植物体中找出天然橡胶的新原料,作了无数次的实验。当他在第5万次实验失败后,他的助手泄气地对他说:“爱迪生先生,我们已经作了5万次的实验了,都毫无结果。”“有结果。”爱迪生热切地叫出声来,“我们有了不起的结果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5万种东西是不行的!”

1929年的大萧条的时候,熊彼特在哈佛大学的讲堂上还是风度翩翩地说道:“先生们,你们在为萧条而担忧,这大可不必。对资本主义来说,萧条是一个不错的冷水浴。”

罗素曾经说过:“孩子不诚实几乎总是恐惧的结果。”他还说,不要撒谎,因为当你撒了一句谎后,为了掩饰,你将不得不撒更多的谎。

物理学家朗之万曾给上课的孩子们提了一个问题:根据阿基米得定律,物体浸入水中必将排除相同体积的水,为什么金鱼放到水里却不会排出水呢?有的说,金鱼的鳞片有特殊的结构;有的说,因为金鱼的身体到水里会收缩;还有的说,阿基米得定律只适用于非生物,不适用于生物。孩子们个个绞尽脑汁想找到问题的答案。居里夫人的女儿琦瑞娜独辟蹊径地找来一条鱼,放进水里,结论出来了:原来金鱼在水里也要排除水的。

早在1937年,戴高乐夫妇在科龙贝买下一处屋产,因为那里绿树成荫,气候宜人,对他们的白痴女儿安娜的健康有好处。那年安娜已经10岁了,许多人建议他们把安娜送到一个专门疗养院去,可是戴高乐总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只有在安娜面前,这位严峻刻板、目空一切的军官才会忘记自己的尊严。他一面跳舞,拍着大腿,一面唱着流行歌曲,还让安娜玩他的军帽。

1940年11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房东又来找华尔街操盘手杰西·利弗莫尔逼讨房租。他喝下仅剩的半瓶威士忌,从寓所溜了出来。他在大街上转悠着,望着往来穿梭的豪华汽车,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街边伸手乞讨的乞丐,感叹说:“他妈的!这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它永远只属于富人。”他走进一家大旅馆的卫生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朝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他留下的遗书写道:“我的一生是一场失败。”

哈耶克曾建议刘易斯:“我们一直向学生灌输产业循环理论以及经济大恐慌的原因,但是目前进来的学生都是1927年出生的,他们对大恐慌并没有任何记忆,也就搞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开一门课,来探讨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情势呢?”刘易斯回答说:“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两次大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哈耶克接着说:“那刚好!学习某种学科的最好方法,就是教这门学科。”

司徒雷登跟小洛克菲勒一起吃饭,席间谈起老洛克菲勒。小洛克菲勒提及,曾有人问他父亲,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老先生回答说:“我的同事。”

鲍林小时候,他父亲给一家报纸编辑写信求助,编辑回答说:“一个9岁的孩子喜欢读古代史并非什么早熟或超常之事。历史题材引人入胜,只要教师引导得法,任何一个聪明的孩子都会喜欢阅读这方面的书刊的。”他推荐了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阿诺德的《罗马史》以及希罗多德一些代表性作品。他说:“当孩子读完这些书后,很可能他已不再需要别人的任何忠告了,他就会乐于独自在文学殿堂里徜徉了。”

怀特海提出“两条教育的戒律”:一条“不要教过多的学科”,一条“凡是所教的东西,要教得透彻”。他曾说:“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

弗洛伊德的大女儿,曾谈及一则有关他父亲对家人礼貌的故事。她说当她14岁的时候,有一次弗洛伊德请她走在他右边,一起出去散步,她的同学看到了,就告诉她说,这种走法不对。那位同学说儿女永远该走在父亲的左边。她就很骄傲地回答说:“我的父亲可不是这样,和他在一起,我永远是一位女士。”

伊东·布拉格小时候,父亲带着他去参观凡·高故居,在看过那张小木床及裂了口的皮鞋之后,儿子问父亲:“凡·高不是位百万富翁吗?”父亲答:“凡·高是位连妻子都没娶上的穷人。”后来父亲带他去丹麦,在安徒生的故居前,儿子又困惑地问:“爸爸,安徒生不是生活在皇宫里吗?”父亲答:“安徒生是位鞋匠的儿子,他就生活在这栋阁楼里。”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经常陪母亲打牌。有一次玩牌的时候,艾森豪威尔连抓了几把臭牌,便开始抱怨起来,母亲抓住这个机会说:“发牌的是上帝,不管什么牌你都得拿着;抱怨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想方设法把它打好……”这次教育让他铭记终生。

约翰·富勒的家中有7个兄弟姐妹,他从5岁开始工作,9岁时会赶骡子。他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经常和儿子谈到自己的梦想:“我们不应该这么穷,不要说贫穷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很穷,但不能怨天尤人,那是因为你爸爸从未有过改变贫穷的欲望,家中每一个人都胸无大志。”

索菲亚·罗兰小时候终日与战争、恐惧和饥饿相伴,幼年身形瘦小的她,曾被伙伴们嘲笑为“牙签菲亚”。她母亲确信索菲亚“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巨星”。索菲亚对此却不以为然。但她拗不过母亲,还是跟着母亲来到罗马寻找更好的发展机遇,最终成为世界级明星。

据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教书的所有物理学家中,有三分之一在索末菲的研究院里做过学生或助教。这些才俊包括劳厄、沃尔夫冈·泡利、维纳·海森堡……以及外国学者伊西多·拉比、爱德华·泰勒、劳伦斯·布拉格和鲍林。他的许多学生在学术上超过了他。海森堡曾说:“我从玻恩那里学到了数学,从玻尔那里学到了物理,而从索末菲那里学到了乐观。”

阿里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的刘易斯维尔,他当时的名字叫卡修斯·克莱。在阿里5岁的时候,曾经这样问自己的父亲:“开食品店的是白人,开药店的是白人,开车的也是白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有钱人呢?”父亲指了指阿里深色肤色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就因为这个。”

艾柯卡曾受到福特公司东海岸经理查理·比彻姆的教诲。有一次,在本地区的13个小区中,艾柯卡的销售情况最糟,他为此而情绪低落。查理把手放在他肩上说:“为什么垂头丧气?总有人要得最后一名的,何必如此烦恼!”说完他走开了,不过他又回过头来说:“但请你听着,可不要连续两个月得最后一名!”

有一次数学家恩里克斯跟一个学生一边散步一边讨论数学问题,他那种不严谨的风格让那个学生很不适应,最后学生停下来说:“教授,我没看见它啊。”这位意大利数学强人回答说:“你说什么,你没看见它?我看见它就像那只小狗一样清清楚楚地在那儿!”

当理查德·派迪第一天赛完车后,兴奋地向母亲报告了比赛的结果:“有35辆赛车参加了比赛,我得了第二名。”“你输了!”他母亲回答道。理查德抗议道:“有这么多的车参加比赛,我第一次跑就得了第二,这样的成绩难道不算很好吗?”母亲说:“你用不着跑在任何人后面!”接下来的20年中,理查德·派迪称霸赛车界。他成为赛车运动史上赢得奖金最多的赛车手,他创造的多项纪录至今还无人打破。

从童年起阿登纳就一直是个园艺迷。青年时期,他就嗜好试验,企图培植“爬藤三色紫罗兰”,此事引起了父亲对他的责备:“一个人绝不应该试图干涉上帝的事。”

弗朗索瓦丝·萨冈18岁的时候,写出了《你好,忧愁》,在法国轰动一时:它不仅成了令出版商欣喜若狂的畅销书,印数多达84万册,而且还获得了当年的文学批评奖。那是1954年,萨冈一下子成了千万富翁。她问爸爸这些钱该怎么办,父亲说:“在你这个年龄,这太危险了。花掉它。”

意大利“国宝”级歌唱家波切利曾是一个弱视儿童,12岁时,一次踢足球的意外,使他双眼全盲。他不自暴自弃,坚持学唱。因为他父亲鼓励他说:“小家伙,别气馁!这个世界属于每一个人。虽然,你看不见你眼前的世界,但是,你至少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让这个世界看见你!”

有一次,小汤姆·沃森让一位决策失误使公司损失1000万美元的经理去他的办公室。这人畏畏缩缩进来,小汤姆问:“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这人回答:“我想是要开除我。”小汤姆十分惊讶:“开除你?当然不是,我刚刚花了1000万美元让你学习。”然后他安慰这位经理,而且鼓励他继续冒险。

在获得安妮·法兰克基金颁授的人权奖后,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发表演说,他说在阅过安妮的日记后,“在当中获得许多鼓励”。他把自己对种族隔离的反抗喻为安妮对纳粹的反抗,他说:“因为这些信条都是完全错误的,也因为古往今来,它们都在被跟安妮·法兰克相似的人挑战,所以它们是必定会失败的。”

艾柯卡的父亲尼古拉12岁搭乘移民船来到新大陆,白手起家,略有一些资产。在大萧条的艰苦岁月中,他始终持乐观态度和坚定信念,这给艾柯卡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艾柯卡遇到困难时,父亲总是深情地鼓励他:“太阳总是要出来的。要勇往直前,不要半途而废。”

在一次《经济界》杂志的颁奖晚会中,每位致辞的财经界领袖,都扯个没完没了,令人难忍。最后是松下幸之助先生致辞:“恭喜各位,我感冒了,声音嘶哑,我的致辞到此为止。我代表出席的各位上台,也代表各位和获奖人握手,与大家共享荣誉。”

法国总统戴高乐是一位著名的“戒烟将军”。1947年11月28日,戴高乐当众宣布戒烟,当时他已年近花甲。在此之前,他每天要吸3盒烟。自宣布戒烟到他逝世的长达23年的时间里,他始终遵守诺言,没再吸一支烟。他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为了法国,应当保养好身体。有人问他戒烟成功的“秘诀”,戴高乐的回答是:“不妥协!”

1970年,萨缪尔森成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个美国人。他从斯德哥尔摩领奖回到纽约时,成千上万的人用最高的礼仪欢迎他。在为他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向人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指点。”他没有忘记精心栽培他的汉森·阿尔文教授。

撒切尔夫人的父亲是个小业主,在她5岁生日那天,父亲把她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要记住:凡事要有自己的主见,用自己的大脑来判断事物的是非,千万不要人云亦云啊。这是爸爸赠给你的人生箴言,是爸爸给你的最重要的生日礼物!”当她羡慕别的孩子游山玩水之时,父亲告诉她:“做事要有主见,不能随波逐流,特立独行方能卓尔不群。”

一次,厄多斯在巴黎演讲后,一位法国数学家问他关于某位有爵士头衔的英国数学家的近况。他回答:“这个可怜的家伙两年前就已死去了。”另外一位法国数学家却说:“不可能,上个月我还在罗马见过他。”厄多斯答:“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指他这两年没有搞出什么新东西来。”厄多斯见人时总喜欢问:“你昨天有什么新的发现?”他认为,一位数学家必须是在每个星期都有一些新的研究工作才成为数学家。

在戴高乐将军的光环笼罩下,蓬皮杜留下的经典短句似乎寥寥可数。大家似乎只记得他在竞选总统时反复强调:“我不是戴高乐将军。”蓬皮杜非常清楚,法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戴高乐将军的个人影响。没有了戴高乐将军的法国,应该有自知之明。所以蓬皮杜在当选总统以后首次电视讲话中这样对全国老百姓说:“这个国家应该要下决心量入为出,靠自己过日子。”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做司法部长时,曾主持废除了刑法中反同性恋的条文。他对此有一个著名的评论:“政府不该管这个国家的卧室里面的事。”

鲁宾斯坦年届九旬之后,有人问他,过去演奏过程中手指是否受过伤,鲁宾斯坦沉思片刻,回答道:“只有在弹错音符的时候!”

当英阿两军在那几个荒岛周围激战时,博尔赫斯说:“阿根廷和英国就像两个秃子在为争夺一把梳子互掐。”他还不无嘲讽地说:“这几个小岛应该赠送给玻利维亚,让它从此拥有出海口。”1983年,博尔赫斯在一次访谈中提到马岛战争时说:“荒唐的战争。我很痛心。他们把这些可怜的孩子送到南方去,让这些刚满20岁的年轻人去抵抗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实在是残酷。”

密特朗担任14年总统期间,失业人口从100多万增加到300万人以上,1993年的法国国庆日这一天,已经病入膏肓的密特朗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什么招儿都试过了!”虽然密特朗治理经济乏术,但是人们还是记住了他对通货膨胀的一个经典短句:“通货膨胀,这是穷人的税捐,富人的奖金,但却是我们这个制度的氧气。”

在美国耶鲁大学300周年校庆上,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甲骨文”的行政总裁埃里森应邀参加典礼。埃里森当着耶鲁大学校长、教师、校友、毕业生的面,说出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他说:“所有哈佛、耶鲁大学等名校的学生都自以为是成功者,其实他们全都是失败者,因为他们以在有过比尔·盖茨等优秀学生的大学念书为荣,但比尔·盖茨并不以在哈佛念过书为荣。”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回忆他的少年时期,有一天,他的老师在讲课的黑板上挂了一张白纸,白纸的右下方有颗明显的小黑点:“同学们,你们看到了什么?”“一颗黑点。”整个教室里的人几乎都作出了这样的回答。“不是这样。孩子们,不是这样。这首先是一张白纸!”老师那一刻沉重而焦灼的神情令安南终生难忘。

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说:“教育本身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普京说过:“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比尔·盖茨与妻子都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在满足孩子们的一些要求上,他们是一对“吝啬鬼”。盖茨夫妻二人宁愿将这些钱捐给最需要它们的人,而不随意交给孩子挥霍。盖茨声称:“我不会将自己的所有财产留给自己的继承人,因为这样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

索尔仁尼琴:“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位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