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小时候，爱尔兰这个风光绮丽的岛国是英国的殖民地，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他有一大群弟弟妹妹，但他父亲偏爱这个才华横溢的长子。“不论这一家人有没有足够的东西吃，也给他钱去买外国书籍。”
劳特累克童年时摔断两条腿，愈后成为畸形。这种生理缺陷被他的智慧和成就补偿了。靠他的天才和自身的努力，他的生理缺陷不致引起反感，而他的贵族出身在艺术家阶层中也很少见，他那罕见的贵族风度显得具有吸引力。有人说过：“尽管从他那奇丑无比的外表说来这是一个极其荒唐的说法：图卢兹·劳特累克是很迷人的。”
芬兰音乐家西贝柳斯很小就失去父亲，他对母亲怀着深深的眷恋。他曾对人说：“她有一副温柔、极其女性化的性格，举止安详。她的自然的态度、平和的本性以及对人世的爱，使每一个接近她、了解她的人都感到悦服。”
凡尔纳的父亲对他管教很严。凡尔纳自幼热爱海洋，向往远航探险。11岁时，小凡尔纳背着家人，偷偷地溜上一艘开往印度的大船当见习水手，准备开始他的冒险生涯。由于发现及时，父亲在下一个港口赶上了他。这次以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告终的旅行换来的是更为严格的管教，小凡尔纳躺在床上流着泪保证：“以后保证只躺在床上在幻想中旅行。”
卡内基在成名之后，有人问他，他是怎样工作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他回答说：“我之所以能成功，有两个基本因素：第一，我自幼出生在贫苦之家，小时候常常吃饱了这一顿，不知道下一顿的食物在哪里。我晚上常听见父母为了应付面对的穷困而叹息。所以我从小就力求上进与发奋，决心到长大之后要从我手中击败穷困。第二，凡事无论大小，都要认真地去做。我12岁时做过纺织工人，我努力地要把纱纺好。后来我又做过邮差，我尽量记住我那邮区里每户人家的姓名、住宅外形，到后来几乎我每一家都熟识了。努力把每一件小事情认真地做好它，以后才有人敢把大事情放心地交给你了。”
罗斯福的女儿艾丽丝是一位个性鲜明、颇受非议的人物。朋友们有时劝他管束自己的女儿，他却说：“我可以当美国总统，也可以管好艾丽丝，但实在无法同时做两件事。”
洛克菲勒为自己能把孩子培养成小小的家务劳动力感到很得意，他曾指着13岁的女儿对别人说：“这个小姑娘已经开始挣钱了，你根本想象不到她是怎么挣的。我听说煤气用得仔细，费用就可以降下来，便告诉她，每月从目前的账单上节约下来的钱都归她。于是她每天晚上四处转悠，看到没有人在用的煤气灯，就去把它关小一点儿。”
美国“剧坛皇后”埃塞尔·巴里穆尔10岁时，就提醒她的兄弟们说：“现在已经是我们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时候了。”在奶奶的帮助下，她8岁就在纽约进行了首场演出。她的家族是闻名英美世界的巴里穆尔家族，戏剧世家。
物理学家朗道年轻时“左倾”。有一次，他在一学术中心的图书室中闲逛，感到无聊时，随手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书来说：“让我们看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讲些什么。”他开始看那本书，他看着看着，脸上那种轻蔑的微笑消失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就找了个位子坐下，埋头读起那本书来。
帕累托在自家花园里种豆角，收获时他发现，花园的一角只占播种20%面积的地方却有80%的收获，而花园里那80%的地皮竟只有20%的产出。后来他把这2∶8之比引入经济分析，遂成了经济学上著名的帕累托原理。国家财富的80%掌握在20%的人的手中，在帕累托看来，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我就必须损害你或是别的什么人，要想再改善你就必须损害另外某个人。
有位妇女来求甘地说服自己的孩子不要吃对身体有害的糖果，甘地对她说：“请下周再来。”这位满心疑惑的母亲一周后带着她的孩子如约而至。甘地对这个孩子说“不要吃糖果了”，并和孩子嬉戏了一阵拥抱告别。临走时孩子的母亲忍不住问：“为什么上周您不说呢？”甘地回答：“上周我也在吃糖。”
卡尔维诺的少年时代充满着书籍、漫画和电影，他梦想成为戏剧家，而他的父母则希望他向科学研究方面发展。他后来说：“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
1934年秋天，老洛克菲勒决定设立一系列不可更改的信托财产，为妻子以及6个孩子每人留下6000万美元。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在他的回忆录里如此写道：“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但我从来没有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会继承巨大的财富。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收到过父亲的一封信，信中说鉴于形势的发展，我非常有可能不得不打工谋生。”
福特12岁那年春天，母亲突然病逝。但母亲的一句箴言永远铭刻在福特的心里，成了他一生创业精神的宗旨：“你必须去做生活给予的不愉快的事情，你可以怜悯别人，但你一定不能怜悯自己。”
希腊诗人塞弗里斯对政治有一种疏离感。1935年，正是政治理想主义的高潮期，诗人写诗说：“我的两手失去又回到我身上，这时已经残废。”有人说，这是一种“忧郁的远离”，其实正是人道主义的回归。多年以后，另一位诗人米沃什将20世纪的历史凝炼成一句话：“这是一个理想介入行动的世纪，然而当世纪结束时，行动依然存在，我们却不再拥有理想。”
在弗洛伊德35岁生日的时候，父亲给他送了一本《圣经》，并在上面用希伯来文写着下面一段话：“亲爱的儿子：上帝的精神开始引导你从事学业的时候，是在你7岁那年。我曾经以上帝的精神对你说：‘看我的书吧；这本书将为你打开知识和智慧的源泉。’……自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这本《圣经》。如今，当你35岁生日的时候，我把它从它的储藏处中取出，并把它赠送给你，作为你的老父对你的爱的标志。”
纪伯伦曾经用一幅画描绘了母亲临终前的瞬间，题为“走向永恒”。他后来说：“我的母亲，过去、现在仍是在灵魂上属于我。我至今仍能感受到母亲对我的关怀，对我的影响和帮助。这种感觉比母亲在世的时候还要强烈，强烈得难以测度。”
爱因斯坦的父亲和杰克大叔去清扫一个大烟囱。杰克大叔的后背、脸上全都被烟囱里的烟灰蹭黑了，而爱因斯坦的父亲身上连一点烟灰也没有。爱因斯坦的父亲看见杰克大叔的脏模样，就到附近的小河里洗了又洗；而杰克大叔看见了爱因斯坦父亲干干净净的样子，就只草草洗了洗手，然后大模大样地上街了。爱因斯坦的父亲后来说：“其实，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如果拿别人做镜子，白痴或许会把自己照成天才的。”
本雅明小时候总会有小灾小难发生，每当此时，他母亲总是说：“笨拙先生向您致意。”
罗素喜欢数学和哲学，但最早喜欢的是数学。在他小时候，家里气氛十分严肃，特别讲究规矩和清教徒的美德，而且不许怀疑，于是罗素只好去喜欢数学，理由是“数学是可以怀疑的，因为数学没有伦理内容”。后来喜欢上哲学，长辈们很不以为然，总是说：“什么是精神？那绝不是物质。什么是物质？那绝不是精神。”罗素在《记忆中的人物》里写道：“这句话听了五六十遍之后，我就不觉得可乐了。”
冯·诺依曼小时候，在化学和数学上都很出色，他的父亲不知道究竟让孩子成为数学家还是化学家或者其他。他就找到当时大名鼎鼎的数学家西格尔，花了很多钱安排他和小诺伊曼对话，他问西格尔：“你觉得他更适合做什么？”结果这位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之一回答说：“他懂的数学比我还要多……”
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小时候，觉得父亲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他看不起她，认为她外貌丑陋，天资愚笨。同样，她也感到母亲偏爱哥哥，对她十分冷落。小霍妮的童年生活很不快乐。9岁时，她改变了生活态度，她说：“如果我不能漂亮，我将使自己聪明。”霍妮12岁时，因为治病而对医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她就萌发了当一名医生的决心。
威尔·杜兰在12岁的时候被母亲送去教会学校，她希望“这个整天调皮捣蛋、满口胡言乱语的孩子变成一个优秀的传教士”。结果，杜兰不但没有成为传教士，还因为写了一篇对宗教不敬的文章《宗教的起源》而被逐出教门。他在19岁的时候就对基督教有了自己的认识，他说那“不过是成百种宗教信仰中的一种，它们都宣布说自己能实现人类的拯救并普及真理”。
茨威格一生中结识过许多当时欧洲的名人，比如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雕刻家罗丹，法国作家法朗士、纪德和罗曼·罗兰，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等等。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青年茨威格的精神偶像，他们对正在成长之中的作家产生了极大影响。茨威格本人则说：“……我的内在教育始之于与我同时代的著名人物——维尔哈伦、罗曼·罗兰、弗洛伊德、里尔克的友谊。”
有一天早晨，冯·诺依曼从普林斯顿的家里驱车出发到纽约赴约会，车快到时，他又打电话回来问他妻子克拉拉：“我上纽约去干什么？”
居里夫人淡泊名利。有一天，一位朋友来她家做客，看见她的小女儿正在玩英国皇家学会刚刚颁发给她的金质奖章，对她说：“居里夫人，得到一枚英国皇家学会的奖章，是极高的荣誉，你怎么能给孩子玩呢？”居里夫人回答说：“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看得太重，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1943年9月盟军轰炸佛罗伦萨时，法拉奇随父母躲在教堂里，轰炸开始后，14岁的她吓得哭了起来，这时父亲走过来，照她脸上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还紧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训斥：“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从此，法拉奇与眼泪彻底绝缘。
玛格丽特在父母的精心爱护下长大。作为独生女，她被唤作“我的宝贝”、“玛奇”甚至“小瘦干儿”，因为她很挑食。虽然她同一般的独生子女一样被关爱，但她并没有被宠坏。杜鲁门说：“她是个好孩子，我很高兴她没长成像艾丽丝·罗斯福或是威尔逊的女儿们一样。”
舞蹈家玛莎·葛兰姆的父亲是医生，在她年幼的时候，父亲对她说：“人的嘴巴是可以说谎的，但身体是没法说谎的！”她后来承认，这句话点燃了她对身体表现力的兴趣之火，并使这簇圣火燃烧并照亮了她的整个生命过程。
桑格·玛格丽特是爱尔兰移民的后代，出身于一个严肃的天主教家庭，她的母亲一生18次怀孕，生育11个孩子，在贫困生活的煎熬和众多子女的拖累下，年仅49岁就撒手人寰。桑格女士一生执著不渝地宣传节育，推行避孕术，谩骂、攻击、入狱都不曾让她放弃。她的名言是：“一个妇女不能称自己为自由人，除非她拥有和掌握自己的身体。”
艾薇塔出身卑微，母亲告诫她：人穷志不穷，面对侮辱和敌视时，尤其要自尊自立，不卑不亢。儿时的艾薇塔十分瘦弱，因此得到了“小瘦子”的绰号。父亲去世时，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去吊唁，却被赶了出来，连灵堂都不能进去。当时艾薇塔就立下誓言：“中产阶级算什么？！我要当阿根廷的大人物！”
亚伯拉罕·马斯洛最早的儿时记忆是关于他母亲的。她是一个迷信的女人，经常为一些小小的过失就冲着孩子们说：“上帝将严厉惩罚你！”马斯洛从5岁起就是一个读书迷，他经常到街区图书馆浏览书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以此来躲避家中的紧张气氛。他后来回忆道：“那时，我经常比家里其他人起得早，一出门就到图书馆去，站在门口等待开门。”
希区柯克做鱼肉批发商的父亲嗜好美食，每有佳肴美味，他就唤儿子同吃，如此把希区柯克吃成了一个大胖子。四五岁时，希区柯克做错了一件事，父亲心平气和地让他给警察局长送信。希区柯克不知信里装着什么，一路上都紧张不安，提心吊胆。到了警察局，警察局长看了信，就把他关在一间小黑屋子里。过了十分钟后，局长又把他放了出来，对他说：“这就是对坏孩子的惩罚。”
伊东·布拉格的父亲是一个水手，他每年往来于大西洋各个港口，曾带着小伊东去参观名人故居。伊东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普利策奖的黑人记者。20年后，在回忆童年时，他说：“那时我们家很穷，父母都靠出苦力为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像我们这样地位卑微的黑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好在父亲让我认识了凡·高和安徒生，这两个人告诉我，上帝没有看轻卑微。”
经济学家刘易斯有能力在14岁就修完了所有课程。6岁那年，他因感染而被迫辍学三个月时，父亲对他说：“别担心，我每天都会教你一些东西，你不会跟不上的。”刘易斯认为，这是他父亲含蓄的说辞。任何一位聪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着家庭教师学习，他在三个月所吸收的知识，应该可以抵得上学校老师在课堂上教两年的分量。三个月后复学，刘易斯跳了两个年级，学习进度仍然领先学校的课程。
在库姆宗教学府学习高级神学时，哈梅内伊接到父亲的信：他的一只眼睛因白内障而失明。犹豫不决的哈梅内伊最终返回马什哈德，以照料自己的父亲尽自己做人子的孝道。他就此说道：“我返回了马什哈德，真主给予了我很大的成功。无论如何，我是去尽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如果我在生活中取得了成功，我认为，我的这一成功完全是来自对父母的孝心。”
直销业巨人玛丽·凯·阿什7岁那年，父亲回到家里卧床不起，母亲当护士和餐馆招待，她描绘这段经历是“以电话线作脐带”来与工作在外的母亲联络。一个7岁的孩子就得站在箱子上，以能够在灶台上为父亲做饭。玛丽·凯在孩子时便成为小大人，培养了自我充实精神，一直保持至今。母亲整天通过电话鼓励她：“宝贝，你能做到。”
支配福克纳家族想象力的是他的曾祖父威廉·克拉科·福克纳老上校。他既是种植园主，又是军人、作家、政治家。威廉·福克纳把自己看做是曾祖父的孩子，从儿童时代就模仿老上校生活。9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我要像曾祖爷爷那样当个作家。”——这句话他一再重复，变成一句口头禅。
麦当娜少年时遇到弗林，后者对她说：“天啊，你真漂亮，你的脸像尊古罗马雕像。”麦当娜说：“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对我说过，我的生活全都变了。”以后，麦当娜提到弗林：“他是我的良师、父亲、梦中情人、兄长，是我的一切，因为他理解我。”
黛安娜王妃访问印度时，亲自去见特蕾莎，她突然间发现特蕾莎的脚上没有穿鞋，事后她跟别人说：“我跟她握手的时候发现她没有穿鞋，我脚上穿了一双白色的高跟鞋，真羞愧呀。”
克莱伯尔尼在布鲁塞尔长大，在学英语前已通法语，她描绘父亲是个“极其老式传统的”银行家，喜欢艺术和历史，他“拖着她游逛艺术馆和教堂”，几乎跑遍了西欧，在创造性设计领域给她上了如此重要的一堂文化教育课，她从早年经历中形成了绘画和审美的爱好，她认为这对她以后从事时装设计是笔极宝贵的财富，她说这教会她欣赏美感，“事物的形式比其作用更重要”。
巴菲特曾说，他的子女将继承他财产的一部分，但比例不会太高。他过去一再表示，不愿意让大量财富代代相传的想法。巴菲特曾表示：“我想给子女的，是足以让他们能够一展抱负，而不是多到让他们最后一事无成。”
乔丹小时候住在纽约布鲁克林黑人区，那里充斥着街头暴力和毒品。老乔丹夫妇从小就有意识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心和种族自尊心，并注意给孩子们良好的家庭教养，教育他们要有礼貌、诚实并且尊敬老人。乔丹说：“我的家给了我争取成功的信念。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非常有益，一直在推动和帮助我成为今天的我。我的品格和笑声像父亲，我的商业头脑和严格像母亲。”
巴菲特有一年在股东大会上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1.5万名股东听罢掌声雷动，巴菲特接着说：“我的孩子们也在这里！他们是不是也在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