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自杀未遂后，突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他说：“我打算在我死前画一幅宏伟的作品，我空前狂热，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一个月。”他想把自己梦幻中的一切画成一幅画。当他梦醒时，他觉得面对画幅“看到”了他所要画的整个构思：“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托尔斯泰令人伤感之处，是他对自己民族怀有的矛盾情感，他说：“俄罗斯的母亲呀，你既贫穷又富饶，既伟大又渺小。”
托尔斯泰2岁丧母，9岁丧父，由他的姑姑塔蒂安娜抚养。姑姑对宗教的虔诚影响了托尔斯泰一生。孤寂的生活，使这位最具才智的作家时常陷入不可捉摸的玄思，沉湎于白日梦里。他跟朋友说：“你想不出我是多么孤独！”
罗丹的情人卡米尔在精神垮掉时，弟弟保罗是送她进疯人院的两个家属之一。保罗后来一直在反思：“我和我的家庭，是不是已经为我可怜的姐姐作了所有的努力？”终其一生，保罗都在质疑自己当初的决定，这个心结困扰着他，至死方休。
马克斯·韦伯对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政治评价说：“我觉得我们处在一群疯子的统治之下。”
在取缔立宪会议、对原来同“一战”壕的“孟什维克”动手以后，第二国际各派的考茨基、卢森堡等人都写了大量的文章反对布尔什维克。高尔基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东正教受到巨大冲击。吉洪诺夫大主教认为布尔什维克掌权只是暂时现象，他对这个政权公然表示蔑视。他后来被捕，写悔过书，反省自己的行为，被释放出来后他声明说：“教会承认并支持苏维埃政权，因为一切权力莫不是上帝所赋予的。教会为俄罗斯和苏维埃政权而祈祷。”
十月革命后，阿赫玛托娃感叹说：“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20世纪？”
1921年，古米廖夫在彼得堡被秘密警察逮捕，罪名是“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高尔基凭着自己的名望奔走营救，扎米亚京在《回忆高尔基》里说道：“据高尔基说，他已在莫斯科得到保留古米廖夫性命的承诺，但彼得堡当局不知怎么了解到这种情况，就急忙立刻执行了判决。”高尔基被骗已经不止一次，他曾为营救几个出身王族的历史学家，找到列宁并从列宁那里得到书面保证，等到他赶去救人时，人已被处决了。
卡夫卡在36岁时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他算了一下与父亲接近的时刻：“这自然很少，但十分美妙。……在这种时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来，现在，当重新写下这些的时候，止不住又哭起来了。”
音乐家马勒常说：“我是三重的无家之人。在奥地利作为一个波希米亚人，在日耳曼人中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世界上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处我都是闯入者，永远不受欢迎。”
目睹科学界的争论和悲剧，普朗克发表了他那学术界熟知的“普朗克定律”。其表述如下：“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照例不能用说服对手、等他们表示意见说‘得益匪浅’这个办法来实行。恰恰相反，只能是等到对手们渐渐死亡，使得新的一代开始熟悉真理时才能贯彻。”对普朗克来说，学术争论没有多少诱惑力，他认为它们不能产生什么新东西。
十月革命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洛斯基、舍斯托夫、梅烈日科夫斯基，天才演员夏里亚宾、莫茹欣，芭蕾舞明星巴甫洛娃，音乐巨匠拉赫马尼诺夫、斯特拉夫斯基，巡回画派领袖列宾，现代主义先锋康定斯基、马列维奇……都离开了俄国。1922年，女诗人、梅烈日科夫斯基的妻子吉比乌斯在巴黎感叹道：“几乎整个俄国文学都流亡到国外去了！”
别尔嘉耶夫在异国他乡继续研究他的哲学，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一直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说：“当我想到俄国时，心里渗出了血。”特别使他痛苦的是：“我在欧洲和美洲，甚至亚洲和澳洲都很知名，我的论著被译成很多种文字，很多人写了论述我的文章。只有一个国家不知道我——这就是我的祖国。”
20年代中期，量子力学创立起来了。爱因斯坦认为，量子统计力学并非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我们长期以来还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他指责玻恩，说他信仰的是“掷骰子的上帝”。这使玻恩、玻尔这样的老朋友感到遗憾。玻恩说：“……这无论对爱因斯坦本人，还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悲剧，因为他在孤独地探索他的道路，而我们则失去了领袖和旗手。”
1933年冬，安德烈·普宁因“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而获得诺贝尔奖，在该奖最沉闷的一次颁奖仪式上，普宁以法国公民身份对着话筒说：“自诺贝尔奖成立以来，你们终于把这份奖颁给了一名流亡者。”
列宁去世后，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主张让列宁入土为安。但党作出决定，将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后，放进水晶棺里，供人参观。克鲁普斯卡娅最后一次走进列宁陵墓，孤身一人在水晶棺旁伫立良久，叹了一口气：“他一直是这个样子，可我已经老了……”
朋霍费尔同马丁·路德·金一样，也是甘地的追随者。“登山宝训”作为基督教原始团契的基本原则，不但为甘地所崇奉，也被朋霍费尔当做座右铭，在生活中努力践行的。1934年，在丹麦召开的普世教会会议上，有一个瑞典人问他：“如果战争爆发，你将怎么办？”他回答是：“我将祈求基督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
1934年，霍克海默发表《黄昏》，表达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凄惶心境：“谁看到帝国主义的不公正，谁就会把苏联视为克服非正义的尝试。即便出现失利，他仍怀抱希望。”
1934年，爱伦堡在巴黎的街道上遇到诗人巴尔蒙特，看到他独自一人走着，老态龙钟，穿一件破旧的外衣。诗人和先前一样披散着满头长发，但头发已经不是火红色，而是白色的。诗人认出了爱伦堡，向他问好。爱伦堡回答说，他不久以前才从莫斯科来。诗人活跃起来：“请问，那里还有人记得我，还有人读我的诗吗？”爱伦堡撒谎说：“当然记得。”诗人微微一笑，然后昂首阔步地向前走去。爱伦堡心里不是滋味：“这个可怜的、被贬黜了的帝王。”
军人约瑟夫·毕苏斯基凭借他的精明强干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用他的铁腕加固国家机器，对外打败了强大的苏联红军，对内强化了波兰经济和工业实力。他被人称为“波兰的克伦威尔”。在他的统治下，波兰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国。1935年毕苏斯基病死，希特勒私下对亲信说：“波兰最可怕的人死了，从此这个国家不足为患了。”
西蒙娜·薇依曾坚定地认为：“历尽了数月的黑夜，我蓦然醒悟，并且永远相信，不管什么人，即使天资等于零，只要他渴望真理并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就会进入这个天才所有的真理王国。”面对现实，她又伤感地说：“只有真理对于我们来说变得遥不可及时，我们才热爱它。”
布哈林《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说：内务人民委员部变成了“一部使用的大概是中世纪方法的恶魔的机器”，它干着自己的卑鄙龌龊的勾当，“以满足至少是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同时，布哈林也向“党的未来领导人”保证，他在最后的七年“与党没有丝毫的分歧”，他也“没有任何反对斯大林的企图”。
戈培尔说过：“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他的名言是：“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1937年，英国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分治的想法，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本－古里安凭借自己的政治嗅觉，捕捉到“国家”这个词所包含的重大意义，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立刻对分治的想法表示支持。本－古里安感叹：“犹太复国主义不是走在一根结实的绳子上，而是在一根头发丝上。”
1941年6月22日，在得知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命令手下打电话给德国使馆。德国使馆回答，舒伦堡大使正紧急求见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于是莫洛托夫便忙着赶到外交部去。莫洛托夫在外交部接见了舒伦堡大使，后者生硬地向他宣布，德国与苏联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莫洛托夫愤慨地结结巴巴地（他是个结巴）质问对方：“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活该受此惩罚？”
1941年8月，茨维塔耶娃带着她16岁的儿子到处流浪，她无依无靠又重病缠身。为了活命，她向当地作家协会的食堂要求当一名洗碗工，遭到拒绝。绝望之中，她自缢身亡。她给儿子留下了遗言：“小穆尔，请原谅我……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她的女儿）——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绝境。”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本雅明造成致命一击。他悲叹：“何以是这种结果？我们这一代人本该看到人类最重大问题的解决！”希望破灭后，他仍不愿直接批评苏联，便把罪名归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
由于苏德战场吃紧，希特勒实在舍不得给隆美尔太多的兵源和物资。1943年10—11月，“猴子”和“狐狸”对决阿拉曼，只有8万兵力、500多辆坦克和300多架飞机的隆美尔被拥有23万大军、1400辆坦克和1500架飞机的蒙哥马利击败！隆美尔在给爱妻露茜的信中悲哀地写道：“敌人太强大了，我们的物资又少得可怜。两年来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失望过。”
1944年7月，美军进攻塞班岛，3万日军战斗到3000人，仍向美军发起冲锋，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日军最后冲锋的同时，岛上的百姓也开始自杀，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人扶老携幼跳下大海。美军将坦克车改装成宣传车，到处呼叫：“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共有1万多百姓死于自杀，整个海面漂满了日本人的尸体。许多美国士兵表露出真诚的怜悯，一些士兵泣不成声：“日本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自杀？”
苏联军队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他们的回忆里，集中营如“幽灵”聚集地。而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幸存者约瑟夫·比亚罗用“幽灵”这个词来描述解放了他们的苏联军队：“一支幽灵般的队伍沿着楼梯悄悄开进来。士兵们头戴白帽子，身着伪装服，全部手持冲锋枪，趴在地上几乎让人分辨不出来。”集中营的残酷性，使得解放者和幸存者都怀疑他们所面对的并非人间，而是幽灵的世界。
就在雅斯贝尔斯最后决定逃离德国的时候，盟军解放了海德堡。雅斯贝尔斯承认，“我们在极端恐怖中生活了12年以后”，知道纳粹“交出了所有的权力，简直就像是一个童话”。
麦克阿瑟曾经说：“在科学、美术、宗教、文化上，英国、法国、美国已经是45岁的成年人，日本不过是12岁的小学生。”
1950年，哈耶克想办法办理了与赫拉的离婚手续，并与海伦娜结婚。哈耶克此举，遭到了朋友们广泛的反对。罗宾斯退出了哈耶克组织的朝圣山学社，中断了与哈耶克长达20年的友谊：“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奥威尔作了毕生的努力要与自己的阶级决裂，最后还是意识到他属于这个可憎的上层阶级。他的侄女说：“他的一切疙瘩都来自这个事实：他认为他应该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做不到。”
1952年，在冷战高潮时，英国籍的卓别林被美国驱逐出境。在他乘船去英国度假的旅途中，美国司法部长宣布，除非他能够证明他的“道德价值”，他就不能再进入美国。卓别林对此非常愤怒。有人说，这个事件是对这位喜剧演员坦率而“左倾”的政治和社会观点的惩罚。卓别林后来严厉指责美国“忘恩负义”，并作为乡绅在瑞士定居下来。
1952年3月31日，英国数学家图灵因为和曼彻斯特当地一位青年有染，被警方逮捕。在法庭上，图灵既不否认，也不为自己辩解。在庄严的法庭上，他郑重其事地告诉人们：他的行为没有错，结果被判有罪。在入狱和治疗两者中间，图灵选择了注射激素，来治疗所谓的“性欲倒错”。
鲍勃·迪伦在他的歌声中感叹：“要独自走过多少的远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白鸽要飞越多少海洋，才能在沙滩安息？炮弹还要呼啸几时，才能真正销声匿迹？还要张望多少次，才能看到蓝天？当权者还要再长几只耳朵，才能听到人民的哭声？还要有多少人死去，我们才会真正醒悟过来？大山还要矗立多久，才能遇到海浪的冲刷？人民还要受多少煎熬，才能得到早已承诺的自由？……”
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最后旅途中，哥德尔越来越多地崇尚某种神秘主义色彩。在他的哲学手稿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事实与愿望的分离，即事与愿违。”
阿隆表扬过他的同学和论敌萨特，说他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会对斯大林有精辟的分析，因为萨特说：“斯大林的确是党和国家，或者毋宁说党和国家是斯大林。”
金斯堡的代表诗作是《嚎叫》，跟凯鲁亚克以及其他“垮掉的一代”作家的作品一样，“疯狂”是共同的主题。他说：“我看见我们的一代精英被疯狂所摧毁了的最好的思想……”
斯特拉文斯基的最初两首管弦乐都是在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指导下完成和演奏的。1908年，他把一首新创作的管弦乐曲谱《焰火》寄给了他的老师。几天以后，邮件退还到这位年轻的作曲家手里，并附有一张字条：“收件人已亡，无法投递。”
当梦露在奋斗后成为性感女神后，她开创了潮流。但在人生中她抑郁了，她洞明世情：“有些人很不友善，如果我说我想成为一位女演员，有人就会审视我的身材；如果我说我想提高，学习提高演技，他们就会大笑不止。他们其实并不认为我会对自己的表演认真。”
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爆发。随着战事的不断升级，阿里也面临着服兵役的问题。阿里说：“我绝不会跑到万里之外去谋杀那里的穷人，如果我要死，我就死在这里，咱们来拼个你死我活！如果我要死的话，你们才是我的敌人，与中国人、越南人、日本人无关。我想要自由，你们不给；我想要公正，你们不给；我想要平等，你们也不给。你们却让我去别处替你们作战！在美国你们都没有站出来保护我的权益和信仰，你们在自己的国家都做不到这些！”
图图大主教是南非领导黑人反对种族压迫的坚强斗士。1984年，图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年冬天，他在美国纽约的一次宗教仪式上演讲时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黑人）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到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
由房龙博士论文改写的《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因其新颖的风格颇受书评界的好评，但只售出了不到700本，于是引来了出版商满怀怜悯的话语：“我想连在街上开公交车的也比写历史的挣得多。”
威尔·杜兰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生命而有很多生命，有死后复苏的习性。在过去，上帝与宗教死而复生不知有多少次，因为“只要有贫穷存在，就有神祇”。杜兰说：“宗教使穷人避免谋害富人。”
格拉斯曼很早就在数学领域研究出重要成果，但不受重视。他不得不放弃数学这个没有前途的职业，而在印度梵文方面花了不少工夫。故他在当时的语言界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在哥廷根的图书馆里有一本格拉斯曼写的维数论，标题页上面用铅笔写着闵可夫斯基的名字，序言后的脚注是：“书付印时作者已去世。”闵可夫斯基写道：“新版本将比30多年前受到更多的尊重。”
数学家厄多斯说起两次大战中的祖国：匈牙利人的问题在于，每次战争我们都站错了队。
凯恩斯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
奥威尔承认法西斯分子的优点。他从法西斯分子那里学会了吹号，因为人家吹得好。至于斗牛：“在巴塞罗那，现在几乎没有斗牛，因为所有最好的斗牛士都是法西斯分子。”而建筑：“看到民兵对他们占领的房屋的大肆破坏，有时候你会觉得对从前的主人法西斯分子说不出地同情。”
索尔仁尼琴认为，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每当别人对他说起政府官员的冷酷、刽子手们的残忍，他就会问：“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三岛由纪夫生前曾经说，他在日本文学界没有朋友。
有一次，特蕾莎修女看见街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她焦急地四处求告，敲遍医院、诊所的大门，竟无一人理会。最后好不容易求到一点药品，回来时却发现那人已死去了。另有一回她遇见一个人身上都是脓包、伤口，脓包上竟是蠕动的蛆和虱子。她沉痛地感叹：“狗与猫都过得比这人更好，人为何如此卑贱地走向死亡呢？”
萧伯纳崭露头角以后，法国著名雕刻艺术大师罗丹曾为他塑过一次雕像。几十年后的一天，萧伯纳把这尊雕像拿出来给朋友看，并说：“这件雕像有一点非常有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越来越年轻了。”
埃林顿“公爵”在生前曾以其作曲和演奏获得赞扬，使人们得以欣赏歌曲和舞蹈的乐趣。1965年，当普利策的音乐评奖人一致推荐授予埃林顿特别奖，遭到普利策咨询委员会一片抗议声时，他的反应是：“命运这回对我是仁慈的，命运不要我成名太早。”那时他已66岁。
1973年，米塞斯辞世，哈耶克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并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总是应验了”。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米塞斯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
1974年4月，由于《研究》杂志曾经发表《同性恋百科全书》，受到法律追究，福柯为此感慨：“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同性恋才能获得发言和进行正常性活动的权利？”
早在80年代，斯皮尔伯格就买下了小说《辛德勒的名单》的电影版权。他觉得年轻时拍片凭直觉，现在年纪大点就应该用头脑消化见闻，也不应在小节上钻牛角尖，太吹毛求疵会变得很知识分子化。他说：“我个人最重要的敌人，就是想太多了！”他说：“活过才有能力去叙述和人有关的故事。”
威塞尔跟里根面对面交谈时反问，既然当年罗斯福总统看到了那张“二战”期间美军轰炸机飞越奥斯威辛上空拍到的照片，而美国军队为何不采取行动？里根无言以对。威塞尔曾伤感地说：“世界可能并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声，或者更坏的假设是，世界听到了我们的呼声，但一切都依然如故。”
犹太人曾经在“二战”中遭受到的大屠杀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因此当他们在战后大迁移到中东地区，并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的时候，西方世界因其对犹太人沉重的道德负疚感而宁愿选择对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屠杀和苦难视而不见。萨义德说：“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大不幸是其所受压迫来自一个罕有的敌人——一个本身也经历过长期和深重迫害的民族。”
格劳乔·马克斯以辱骂出名。那些深知他的人，他们坚持说，在无礼轻率的外表下，他实际上是沉思、害羞而且善良的。他的一个朋友说：“这家伙并不是想侮辱谁；辱骂是他无意识的一种举动，就像一种强迫症。”他的儿子则说，他是“一个感伤主义者，但他宁死也不让你知道这一点”。
1987年，出生在彼得堡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作为20世纪第五名俄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那个讲坛上感叹道：“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
奥黛丽·赫本的儿子说她“把全部的精力都给了她所热爱的事业——她是一个好演员、好母亲，还是一个伟大的亲善大使”。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赫本说：“我没有遗憾……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
阿玛蒂亚·森说过：“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真正的饥荒从未发生在具有民主制度和自由传媒的任何独立国家。”
索尔仁尼琴感叹：“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1990年10月22日，阿尔都塞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享年72岁。当他陷于绝望中的时候，他经常会穿着褴褛的服装，在巴黎北部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大声叫喊“我是伟大的阿尔都塞”，行人大吃一惊。
1992年9月3日，《消息报》公布了当年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被处决前夕乞求赦免的呈文。“我所犯的反党和反苏维埃罪行已彻底向无产阶级法庭交代……季诺维也夫，1936年8月24日。”“我对无产阶级革命犯下滔天罪行，现在悔恨不已……加米涅夫，1936年8月24日。”“我在社会主义祖国面前罪孽深重，我的罪行极为严重……布哈林，1938年3月11日。”
戈尔巴乔夫参加了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他的竞选队伍横穿南方的黑土平原时，遭到了普遍的抵制。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让叶利钦当了总统？”戈尔巴乔夫回答：“这能怪谁呢？是你们选举了叶利钦。”听众中有人高喊：“但是，你应该宣布选举无效。”
列维―施特劳斯晚年曾说，自己行将告别的世界“不是我爱的世界”，他留恋的是年轻时代的“拥有15亿人口的那个世界”，他说，这个“60亿人口的世界，已与我无关”。
黛安娜是英国人尊敬而爱戴的王妃。她温和美丽、诚实坦白，她热心于慈善事业，多次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她被称为美丽的“英格兰玫瑰”。但是她说：“我的身边围满了人，然而我是这样的孤独。”
当代法国人的形象较为模糊，法国媒体为此曾发起了一场题为“成为法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大讨论。哲学家德尔索的一段经典评论成为众多媒体转载的对象：“一个如此辉煌的民族怎么会变得如此平庸、如此沉闷、如此禁锢于自己的偏见……今天，作为法国人的意义就是悼念我们不再拥有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