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在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掩卷而叹：“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
博尔赫斯说王尔德：“千年文学产生了远比王尓德复杂或更有想象力的作者，但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魅力。无论是随意交谈还是和朋友相处，无论是在幸福的年月还是身处逆境，王尓德同样富有魅力。他留下的一行行文字至今深深吸引着我们。”
凯恩斯评价他的老师马歇尔：“通过他的学生，再通过学生的学生，他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则更是达到了主宰一切的程度。”
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说：“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1884年，而是在1882年。”列宁称他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博格罗夫以自己上绞架的代价杀死了斯托雷平，以为自己为改变俄国作出了贡献。而索尔仁尼琴对这事却评论说：“俄国失去了自己百年来或两百年来最优秀的政府首脑。”
里尔克说罗丹：“人们终有一天会认识这位伟大艺术家所以伟大之故，知道他只是一个一心一意希望能够全力凭雕刀的卑微艰苦劳动而生存的工人。这里面几乎有一种对于生命的捐弃；可是正为了这忍耐，他终于获得了生命：因为，他挥斧处，竟浮现出一个宇宙来呢！”
与卡米尔感情甚笃的弟弟保罗是位诗人，他这么评价姐姐悲惨的一生：“在罗丹身上，她倾注了一切，也失去了一切，她是阳光下的一个谜。”
传记作家阿兰·莱文斯，曾对洛克菲勒的敌人如此回答他的结论：“洛克菲勒的巨大财富不是从别人的贫困得来的。他不是像陨石那样破坏一切而前进，而是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大胆冒险，在一个许多资产家都不敢踏入的新兴危险领域中冒险。……公平地说，一位公正的历史学家应该认为洛克菲勒比卡内基对竞争者更为仁慈。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他的财富和其他同时代的巨富们相比，是最不肮脏的。’”
尼采称赞勃兰兑斯“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是文化传教士”。托马斯·曼则说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书是“欧洲年轻知识分子的圣经”。
伍迪·艾伦说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自从电影被发明出来之后，英格玛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
对斯特林堡，这位诡谲而才思超凡的剧作家，英格玛·伯格曼认为：“斯特林堡身上是百分之五十的女人和百分之五十的男人。”
法国数学家阿达马曾在函数论、数论、微分方程、泛函分析、微分几何、集合论、数学基础等领域作出过杰出贡献，他评价庞加莱，说他“整个地改变了数学科学的状况，在一切方向上打开了新的道路”。
心理学家詹姆斯相当敏感，富有同情心。当海伦·凯勒还是个小女孩子时，他就买了一个估计她会喜欢的小礼物送给她，事实上她的确永远没有忘记这个礼物——一根鸵鸟羽毛。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总结他时说：“威廉·詹姆斯，那是位可敬的天才。”
里尔克曾被称为“德语中最温顺、最善良和最轻信的诗人之一”，但本雅明批评他是“青年风格的全部弱点的宗师”。
从青年时代起，吉卜林就是共济会成员，他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是由于道德的沦落，而这种沦落本来是共济会可以阻止的。据说，如果亨利·詹姆斯仍然健在，他就能对吉卜林起引导作用。1901年，就在读过《基姆》不久，詹姆斯回到英国就曾试图把吉卜林拉入正轨：“扔掉公共事务，那可是乌合之众的场合，回到你的画布和颜料盒旁边吧……其他都是骗人的鬼话。去请教喇嘛。”
普列汉诺夫说：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普朗克是一位老派的学者。他为人正直高尚、奉公守法、谦虚谨慎，从来不愿意炫耀自己。他自称没有特殊的天才，不能同时处理许多不同的问题。在学术工作中，他主张尽可能地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打破传统的“框框”。他把自己的量子假说称为“孤注一掷”的办法。就是说，只是在实验事实的逼迫下，他才终于“上了梁山”。因此，人们常说他是一个“不情愿的革命者”。
法国作家莫里斯·萨克斯说普鲁斯特是“奇怪的孩子”，“他有一个成人所具有的人生经验和一个10岁儿童的心灵。”
托洛茨基这样评价曾令苏联人胆寒的雅戈达：“办事非常认真，为人毕恭毕敬，完全没有个性。他瘦瘦的，面呈土色（他得过结核病），留着短胡，身着弗伦奇式军上衣，给人留下一种勤奋的小人物的印象。”
无论是持什么立场的政治家，包括那些同他有过过节的人，无不对约翰·洛克菲勒大加赞扬，一位检察官这样称赞他：“除了我们敬爱的总统，他堪称我国最伟大的公民。是他用财富创造了知识，舍此更无第二人。世界因为有了他而变得更加美好。这位世界首席公民将永垂青史。”
丘吉尔评论约翰·洛克菲勒：“他在探索方面所作的贡献将被公认为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
德国作家萨尔勃说，莎乐美是一位“具有非凡能力的缪斯，男人们在与这位女性的交往中受孕，与她邂逅几个月后，就能为这个世界产下一个精神的新生儿”。莎乐美是尼采的追求者，里尔克的情人，弗洛伊德的密友。
泰戈尔说甘地：在使人们断绝邪恶的斗争中，或许他不会成功，或许他会像佛陀和耶稣一样遭到失败。但是他的一生对子孙后代是一种教益，为此，人们将永远牢记他。
爱因斯坦这样评论甘地：“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世上竟然真的活生生出现过这样的人。”他又说：“我认为甘地的观点是我们这个时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我们应该朝着他的精神方向努力：不是通过暴力达到我们的目的，而是不同你认为邪恶的势力结盟。”
埃米·诺特对20世纪数学的影响无与伦比，爱因斯坦和希尔伯特都对她推崇备至。爱因斯坦说，诺特是“自妇女开始受到高等教育以来最杰出的最富有创造性的数学天才”。
大出版家卢斯的伙伴海登年轻时发誓，他要在33岁之前赚足100万。他终于如愿以偿，在30岁时，属于自己的财产已是百万出头，但他没能受用多久。1929年2月，他感染了传染病，在度过31岁生日之后不几天，在医院里去世。几十年来，新闻界的人士仍在争论，《时代》的成功，卢斯和海登谁的功劳最大。这个辩论是没有结果的，他们两人的贡献难分高低。有一位同行说得好：“也许是海登设计了教条，但是鲁斯建了教堂。”
和毛姆一样又聪明又刻薄的伊夫林·沃说：“毛姆在拿捏人们对八卦信息的胃口方面，可谓大师。他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卖关子，然后选择一个令人吃惊的时候说出来。”
出访德国时，墨索里尼带着对希特勒的轻视而去。待他走时，两个独裁者的作用便颠倒过来了：老大墨索里尼受老二希特勒的影响了。瑞士的精神病医生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曾目击这两位独裁者，并注意到了他们的天渊之别。与墨索里尼相比，希特勒像个机器人。“他好像是真人的替身，而墨索里尼则是像阑尾一样，故意藏于腹内，目的在于不去扰乱身体的机能。”
很久以来，希特勒就佩服斯大林，把他看成是“世界历史上非凡人物之一”。一次，他对一群亲信说，他与苏联领导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因为两人都出身下层阶级。内中有人不同意元首将自己与先前的银行劫贼相提并论时，他回答说：“如斯大林真的抢过银行，他也不是为了填腰包，而是为党、为运动。你不能把那看成是抢银行。”
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在1931年对爱因斯坦作出的评价：“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史中，爱因斯坦将位于最前列。他现在是，将来也还是人类宇宙中有头等光辉的一颗巨星。很难说，他究竟是同牛顿一样伟大，还是比牛顿更伟大；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伟大是可以同牛顿相比拟的。按照我的见解，他也许比牛顿更伟大，因为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更加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
英国哲学史家艾耶尔说：“对一位哲学家来说，从世俗的角度看来，他所作的最幸运的事情，莫过于能够改变整个哲学的方向了——但是这件事维特根斯坦做了两次。”
居里夫人的美名从她发现镭那一刻就流传于世，对于她一生的写照再也没有比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来得真切：“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艾伦菲斯特给泡利起了个绰号“上帝之鞭”，它形象地刻画出泡利作为旧量子理论最严厉的批评家的地位。
弗兰茨·卡夫卡，这位生活在奥匈帝国时代的作家，被世人公认的“头衔”仅仅是著名的小说家而已。然而，越来越多的西方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在竞相探索他那独特的艺术手法，诠释他的创作思想奥秘的同时，更乐意把他当做哲学家来对待。他被人们誉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
英国著名的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查尔斯·狄尔克曾说，他所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人是19世纪末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几年以后狄尔克又补充道：“自那时以来我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还有温斯顿·丘吉尔。”
希特勒说丘吉尔是：“政治家中蹩脚的军人，军人中蹩脚的政治家。”
古德里安将军说希特勒：“希特勒尽管身居高位，但活得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根本不懂得如何享受生活的人。他是一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从个人方面来说，其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并令人敬佩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和其他的人类似乎已经脱节了。他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除了他的勃勃野心和永不停歇的统治欲望。”
专门研究门捷列夫著作的学者瓦尔登说：“如果按照奥斯特瓦尔德的分类法，门捷列夫属于浪漫性人物，从他那热情奔放而又带有棱角的性格可以看出，他不是经典派，而是属于戴维、李比希式的浪漫派。”
爱因斯坦谈起“非洲圣人”时说，“像阿尔贝特·史怀哲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
维辛斯基是苏联司法的代表人物，作家索尔仁尼琴称其为邪恶天才，英国学者克兰萧指责他陶醉在邪恶中不能自拔，时代杂志在讣告中送其“魔鬼的辩护士”的谥号。美国法学家富勒批判他学术上惯于回避实质问题，以恶言谩骂取代理性分析。英国工党政府外交部长贝文则说：“每当我看到维辛斯基，总不禁联想，他那张残酷无情的嘴里，是否浸满了成千上万无辜牺牲者的鲜血。”
尤金·奥尼尔是美国民族戏剧的奠基人。有人说：“在奥尼尔之前，美国只有剧场；在奥尼尔之后，美国才有戏剧。”
爱伦堡说艾吕雅有一种惊人的特性：“这位仿佛是孤僻的，甚至是‘与世隔绝’的诗人不仅理解所有的人，还代替了所有的人去感受。”艾吕雅如此说“自由”：由于一个词的力量，我重新开始生活，我活在世上是为了认识你，为了叫你的名字。
列维―斯特劳斯评价博厄斯说：“博厄斯去世之后的美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没有了。每个人都在博厄斯开垦的土地上各捡一小块耕耘。”
山姆·沃尔顿不仅创立了沃尔玛，还成为了沃尔玛的精神支柱，他留下的沃尔玛哲学是每个商家都奉若珍宝的经营宝典。甚至他最大、最老的对手哈里·康宁汉也这样评价他：“山姆可称得上本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他所建立起来的沃尔玛企业文化是一切成功的关键，是无人可比拟的。”
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曾说，聂鲁达是当今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之一，是“离死亡比哲学近，离痛苦比智力近，离血比墨水近”的作家。聂鲁达“缺少两样众多伪诗人赖以为生的因素：恨与嘲讽”。
孤僻的性格使马龙·白兰度变得玩世不恭。他看穿了一切，不崇拜名人，上班迟到，爱走就走，拍摄从来就不准备。有时十分傲慢无礼，成了好莱坞最出名的“浪子”演员。有一位著名导演当面斥责他：“演戏你是个天才，可做人你是个大失败者。”
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虽然对美国历史和国际政坛有一定影响，但并不伟大，连他自己的儿子都认为：“他的军事生涯比政治生涯更重要，他在历史上的‘伟大’更多体现在戎马生涯而非白宫岁月。”
泡利虽然为人刻薄，语言尖锐，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同时代物理学家心目中的地位。在那个天才辈出、群雄并起的物理学史上最辉煌的年代，英年早逝的泡利仍然是夜空中最耀眼的几颗巨星之一，以致在他死后很久，当物理学界又有新的进展时，人们还常常想起他，“不知道如果泡利还活着的话，对此又有什么高见”。
小提琴家伊萨科·斯特恩评论音乐家瓦尔特：“他是文雅的独裁者，就如同托斯卡尼尼是一位脾气暴躁的独裁者一样。”
美国理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如此评价过人：“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1960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
1962年2月17日，指挥家瓦尔特去世。当天晚上，纽约爱乐乐团的观众得知了这个消息，莱奥纳德·伯恩斯坦即评价他，称道他为“音乐圣徒之一，是一位善良、热情、仁慈而献身事业的人”。
戴高乐说，丘吉尔只关心短期的目标。“像所有英国人一样，他是个商人。他同俄国人做交易，在东方作出让步，以换取在别处能放手行动。作为一个战士，他有时极有意思，有时却令人难堪。”
亨利·卢斯是新闻巨头，与此同时人们奉送他的称号还有：“教育家”、“宣传家”、“虔诚的基督教徒”、“意识形态专家”、“西方理论家”、“保守人士”……《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卢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时代》周刊所创造的词语已成为当今美国英语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说：“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
1970年，当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瑞典皇家学院称赞他：“在提升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水平方面，比任何一位当代的经济学家所做的都要多。”他被称为是“最后一位百科全书似的经济学家”。
海德格尔曾经得意地说：“人们说海德格尔是一只狐狸。”
英国人李德哈特有“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教皇”之称，一位法国国防部长称赞说：“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不仅是部卓越的军事分析巨著，同时也是一本富于同情心和独创思想的作品。不管将来的变化是怎样，李德哈特的军事家令名却已是确定了……我们对于他的历史知识，他的广泛世界战略观念，他在阐明战争原理时所使用的优美笔调，都是应该望风下拜的。”
萨特说切·格瓦拉：“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有人为此评说：萨特的理论中包含一种观点，“庸庸碌碌地活着等于白活”，格瓦拉的一生没有光阴虚度，他生如朝花之绚烂。萨特的理论中包含另外一种观点，“人的命运是自己选择的”，格瓦拉选择了战斗不止，从暴力美学的视点，他死如秋山之静美，让无数的崇拜者在纪念大会上满含着热泪。
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曾说，戈尔达·梅厄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尼克松加强了蓬皮杜的观点，他认为梅厄夫人是自己所见到的男人或女人中“个性最强的一个”。
1977年8月16日，“猫王”普莱斯利去世。两天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规模庞大：一口白色的棺材，17辆白色的高级轿车以及5万名前来悼念的歌迷。有人说：“虽说后生可畏，其中不乏有力的竞争者和觊觎‘王位’的人，但他的王者地位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
聂鲁达认为博尔赫斯是拉美最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他说：“博尔赫斯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在侵略越南的人。我和博尔赫斯的争论是在和平中进行的。我们之间的差异是知识分子的不同立场造成的。”
1980年4月15日，在萨特葬礼的当天，阿隆发表悼文，既向萨特致敬，亦对他作出评价：“萨特一生都是一位深刻的伦理学家，又是一位曾经在政治丛林里迷失了方向的伦理学家；尽管他受到革命绝对主义逻辑的影响，写了一些关于暴力的文章……但他从来没有向他所观察到的、他所批判的暴力社会低头，他最终认为，这种社会不适合于他理想中的人类社会。”
亨利·基辛格说：“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在法国，他是个孤独的声音，直到晚年，法国知识分子才开始从他们长期的左翼情结里恢复过来，进而发现他们中有位伟大思想家依然健在，能够给他们以领导和鼓励。”
苏珊·桑塔格说本雅明：不左不右，是个生不逢时的末代文人，是“这个欧洲最后的知识分子，面对末日审判，带着他所有的残篇断简，为精神生活作出辩护”。
卡尔·多伊奇说：“虽然卡尔·雅斯贝尔斯是一个世界性的哲学人物，但作为一位德国思想家，他的根却深深驻扎在德国传统之中。他的作品乃是一个由思想家和诗人所组成的深层德国继续存在的活生生的证明。他的作品蕴含在伟大的德国传统之中，这一传统将渊博的知识与丰厚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
尼克松曾经这样评价李光耀：“他如果处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就会成为世界性的人物。”
亨利·基辛格这样评价盛田昭夫：“我感到日本人不太容易沟通。他们一旦走出自己的圈子，需要与其他文化交流时，沟通起来很困难，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具有独立作出决定的权力。盛田昭夫是个例外。尽管他是个非常爱国的日本人，一个坚定的日本观念捍卫者，但他能够以一个非日本人的方式进行交流……他可能是我所见过的最具外交能力的日本人。”
葛培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著名的牧师，知名度不亚于任何电影明星。从哈里·杜鲁门到小布什，11位美国总统，都把他视为良师益友。老布什说：“我从来没有因为某个具体的问题而找过他……在我看来，他的影响远远大于帮我解决某一个问题。他能温暖我的灵魂，能提醒我人生更重要的目的。”
电影导演乔舒亚·格林把玛丽莲·梦露称为“我们时代最了不起的天才之一 ——热情，风趣，绝顶聪明，工作起来全身心投入。好莱坞无耻地糟践了她”。
罗莎·帕克斯被称为民权运动之母。人们说：“她静静地坐在那儿，然后世界就为之改变。”当公民权益运动已经书写了100年之际，这里只留下两个名字：马丁·路德·金和帕克斯。罗莎·帕克斯作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并启动了公民权益运动。而金牧师则从此时接手，顺应了时势。
安德烈·萨哈罗夫是苏联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曾被称做苏联的“氢弹之父”。诺贝尔奖金评选委员会主席在发奖仪式上对萨哈罗夫作了如下评价：“安德烈·萨哈罗夫对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以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卓有成效的方式，为实施赫尔辛基协议所规定的各项价值观念而进行了斗争。他为捍卫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进行的斗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平。”
奥威尔曾经说达利：“他是一个反社会的跳蚤，这样的人是不受欢迎的，能让这种人功成名就，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缺陷。”
威廉·夏伊勒写作了《第三帝国的兴亡》，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称赞该书“是这一世纪最黑暗之夜中的光明，是希特勒纳粹德国令人战栗的故事最杰出的研究成果”。说作者是将“活着的证人能够与史实结为一体”的非凡杰出的历史学家。
李约瑟的研究工作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在一夜之间，彻底扭转了……那种认为中国置身于世界文明进展的主流之外、对它毫无贡献、在历史上也没什么建树的成见”。在为中国人整体重新正名的努力中居功最伟的则非李约瑟莫属。
历史上，唯有极少数的灵魂拥有宁静的心灵，以洞悉自己的黑暗。而开创分析心理学的大师——荣格，便是这少数之一。他是弗洛伊德最具争议性的弟子，并将神话、宗教、哲学与灵魂等弗洛伊德忽略的问题，引入了分析心理学派中。有人说，荣格“是现代思潮中重要的变革者和推动者之一”。
费曼具有一种奇特的性格。第一次遇到费曼的人马上会为他的才华所倾倒，同时又会对他的幽默感到吃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康奈尔大学见到了费曼，他说他的印象是：“半是天才，半是滑稽演员。”后来，当戴森对费曼非常了解之后，他把原来的评价修改为：“完全是天才，完全是滑稽演员。”
1959年，杜勒斯的葬礼使世界上许多有声望的人物云集于华盛顿。出席人数创了纪录。有些人恨他，有些人怕他，但是大家都钦佩他。阿登纳则是少数几个热爱他的人之一，阿登纳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胜任他的角色。”
约翰·伊特韦尔说罗宾逊夫人：“是当今第一流的经济理论家，有很多开拓性的贡献都应归于她的名下……她的书和文章常常是英语散文的杰出典范，其思想也是新颖的，富于感染力的，尽管它们不符合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中的框架。”
霍金的机械师马丁说霍金：“他是一个非常会享受生活的人，别看他只有手指能动。虽然他身体瘫痪了，但是他的脑子非常清醒，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他喜欢现代音乐，他还喜欢跳舞，在轮椅上跳。”
哥德尔对数学的贡献和他本人对物理学的贡献视为同等重要。哈佛大学授予他学位时，美国哲学家蒯因称他是“20世纪最有意义的数学真理的发现者”。1951年2月，哥德尔卧病在床，奥本海默告诉临床医生：“你的病人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大的逻辑学家。”在1978年3月3日的追悼会上，法国数学家韦伊说：“承认哥德尔是2500年间唯一能不带夸耀地说‘亚里士多德和我’的人，其实是不为过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惠勒说道：“如果你称哥德尔为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你是在贬低他。”
苏珊·桑塔格说列维－斯特劳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发明了一种全职的人类学家的职业，其精神寄托如同创造性艺术家、冒险家或心理分析家的精神寄托。”
评论家扇谷正造赞叹老年的松下幸之助明智，松下曾说“共享荣誉”，又是多么有力的一句话啊。世阿弥的“花传书”有三种花：年轻时的花，就是含苞待放的花；中年的花，最锻炼盛开的花；老年的花，则是消谢——隐秘的花。他就是隐秘的花。
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称道卡尔维诺是“最有魅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意大利符号学大师艾柯评价说：“卡尔维诺的想象像宇宙微妙的均衡，摆放在伏尔泰和莱布尼茨之间。”
霍梅尼用极端的方式调动起了当今世界最激烈的宗教情感，以此对抗西方的入侵。在他的死敌眼里，他是“近代最恶名昭彰的独裁者”，并且让伊朗“倒退了几个世纪”。但对热爱他的人来说，他却是一位无法替代的领袖。不管是反对他或支持他，人们都承认：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极其睿智的人，同时是一位极其俭朴、体恤民心的人。
石原慎太郎主张对华、对美强硬，他有名的著作是《日本可以说不》。有人评论说：“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个人物，这个人的行动将带来政治的变动，带来日本的变动。现在，石原慎太郎就是这样的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位。”
厄普代克被誉为美国“最后一位真正的文人”，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说：“约翰·厄普代克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像19世纪的纳撒尼尔·霍桑一样，他是而且将永远是国宝。”
保罗·克鲁格曼在评价熊彼特时以怜悯、同情的口吻说：“在熊彼特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伴随着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始终是一种悲情和孤寂；他的理论（主要是‘创造性毁灭’理论）在其去世多年后才为世人所接受与推崇，其‘经济财富守护神’的盛名与其匆忙的一生相比，也显得姗姗来迟，步履蹒跚。”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流行歌手”的弗兰克·西纳特拉去世时，全球一片惋惜。克林顿总统动容地说：“我想，每个美国人都可以含笑道，弗兰克·西纳特拉是真正的夺标者……我崇拜他！”法国总统希拉克则推崇说，西纳特拉是“艺术和表演界的巨人，既温馨，又富有热情”。
瓦文萨在2004年时说：“当谈到罗纳德·里根时，我必须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谈论他，我们在波兰的人都会以我们的角度来谈论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得到的自由是他给予的。”西德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则说：“他的出现是这个世界的幸运。在里根呼吁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后的2年，柏林墙就真的倒了，而11个月后德国便统一了。”
安德烈·莫洛亚：“博尔赫斯是一位只写小文章的大作家。小文章而成大气候，在于其智慧的光芒、设想的丰富和文笔的简洁——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笔。”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自称最佩服两人：一是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一是哈佛大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蒙代尔认为，两位大师都是20世纪独持异见的非主流学者，是特立独行的典范。
有人曾问小泽征尔卡拉扬对音乐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小泽征尔说：“他和柏林爱乐的关系；如此水乳交融的结合令人惊叹——用了他整整25年。”
多明戈曾说：“帕瓦罗蒂的声音是上帝赋予的，我总是羡慕他。他可以熟练把握男高音特殊的高低音质，从来不会出错。”卡雷拉斯则说：“帕瓦罗蒂是世界最伟大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我们都希望在他身上看到奇迹：他能摆脱病魔纠缠帕瓦罗蒂回到歌剧世界中来，但不幸的是那只是个梦想。”
综合厄多斯的一生，他藐视任何法西斯权威，无论是武装暴徒，还是不学无术的大学者。他一生中同485位合作者发表过1475篇数学论文，涉及数学的许多领域。官僚、美国移民局官员、匈牙利秘密警察、FBI、洛杉矶交警，甚至上帝。美国数学家贝尔曼说，没有人知道厄多斯身在何处，甚至不可能知道他在哪个国家。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他无处不在。他是最接近于遍历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