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尔的誓言：余谨以至诚，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谨誓。
柴门霍夫年轻时被人们培养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人们教育他说所有的人都是亲兄弟。但他发现，真正含义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日耳曼人，犹太人等等。他深受折磨，下定决心，“待我长大成人，就一定要消除这一灾难”。
卡内基大做慈善，散财有道。他在其《财富的原则》一书中提出：“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国家通过征收遗产重税表明，它谴责自私的百万富翁的毫无价值的生活”。
维特倡导“改革”，其思想超出了他所代表的封建阶级。俄国是有着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家，自足自大、因循守旧，维特批评说：“大多数贵族从国家角度看是一群蜕化分子。他们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别无他图。”
一场大病夺去了海伦的视力和听力，她惊恐、战栗，并由此而脾气暴躁。沙莉文小姐的到来使她重新开始面对生命，成为她“再塑生命的人”，“我觉得有脚步向我走来，以为是母亲，我立刻伸出双手。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我似乎能感觉得到，她就是那个来对我启示世间的真理、给我深切的爱的人——安妮·沙莉文老师”。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在马歇尔经济学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马歇尔曾说：“在这25年中，我投身于贫穷问题的研究……我所致力的……任何研究工作，很少不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庇古也声称要用经济学“作为改善人们生活的工具”，“要制止环绕在我们的贫穷和肮脏、富有的家庭有害的奢侈，以及笼罩在许多穷困家庭朝不保夕的命运等等罪恶”。
奥斯特瓦尔德曾长时间隐居，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只知道物质享受，而忽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那就不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在山林里深居简出，致力于古今哲理的探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皇室曾请他为德国的军火生产献计，他拒绝了，宁愿跟一般平民一样过着战时的艰苦生活。后来有人劝说他：“生为日耳曼人，怎能眼看日耳曼族被毁灭而不顾呢？”他迫不得已出山，铸成了他一生中的大错。
作家托马斯·哈代曾说：“让每个人以自己的亲身生活经验为基础创造自己的哲学吧。”他又说：“一个人总得慷慨一点，才配受人感谢。”
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时，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一天之内，《纽约时报》就收到了600多个打听消息的电话。在当日美国钢铁协会的年度会餐上，一位公司领导人作了即席祷告：“我正在惦念着一位美利坚的大男孩，他于昨日启程远赴巴黎，口袋里揣着一块三明治。愿上帝将他平安送到那里。”
桑代克有一种长者风范和大家气魄。他告诉马斯洛，对他的智商测验是195分。他坦率地对马斯洛说：“我劝你别再研究性行为了，但是，你有你的判断。如果我也不相信你的智商，还有谁能相信？所以，我想还是应该由你来独立思考。这样，对你，对我，对这个世界，都将是最合适的。”桑代克还向马斯洛表示，如果他找不到合适的永久性职位，他愿意资助他一辈子。
1937年，劳厄把儿子送到美国求学以免受纳粹的影响。劳厄认为自己留在德国有几个原因：一是他不希望占据那些比他境遇差的人急需的国外职位；更重要的是“留下来等到第三帝国垮台后可以很快地重建德国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是“憎恨纳粹所以必须靠近他们”。
米塞斯是自由的辩护士，他说过：“除了自由，简直没有一个别的名词可以指称以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替代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法；以宪政代议政府替代君主或寡头专制；以人人自由替代各种奴役制度这种伟大的政治和文化运动。”
弗洛伊德有三个姐妹终生未婚，晚年靠他赡养。她们分居三处，弗洛伊德就要支付几处住房的昂贵开销。有朋友建议说：“让她们住到一起不是更合适吗？”弗洛伊德回答说：“在经济上是合适的，在精神上却是不合理的！”
玻尔有名言：“谁要是第一次听到量子理论时没有感到困惑，那他一定没听懂。”“薛定谔的猫”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说法。这个猫十分可怜，被关在特别的密室里，既死了又活着！要等到打开箱子看猫一眼才决定其生死：是决定，而非发现。
“二战”期间，号称陆军第一的法国瞬间崩溃。当时84岁的老元帅贝当正在西班牙当大使，他执意回国，弗朗哥劝他以年龄作借口：“您是凡尔登的英雄。别让您的名字与那些败将的名字混在一起。”“我知道，将军，”贝当答道，“但我的国家在向我召唤，我是属于她的……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为她效劳了。”
维特根斯坦拿另一本书（《哲学评论》）去申请研究基金，又归罗素来鉴定，罗素不喜欢这套新理论，他的评语大意是：这本书非常有创造性，但在他看来是错误的，然而同意给他研究经费。
“二战”前，英国战斗机机舱安装的都是普通玻璃。为了飞行安全，道丁建议安装防弹机舱。英国空军部对这一建议不以为然，以经费不足搪塞他。道丁明白：在这些十分讲究等级观念的人看来，只有达官贵人才有资格享受“防弹”待遇。他反击说：“美国芝加哥的劫匪都能坐防弹汽车，为什么不给我们的飞机机舱安装防弹玻璃，难道我们飞行员的命不如劫匪值钱？”最后，官司打到首相那里，道丁赢了。
尼赫鲁以第三世界的发言人和“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自居。印度人民对他的尊敬，使他的自我意识更加强化。随着他的威望的增长，他的妻子和女儿有时揶揄他道：“喂，印度的宝贝，现在几点了？”或者说：“唷，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化身，请把面包递过来。”
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爱因斯坦说：“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
在寒风呼啸的1943年1月1日，罗科索夫斯基看着屋外漫天的风雪，对他的参谋们说：“包围圈中的那些德国人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他又说，“在古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给被围困的敌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投降的。”第二天，罗科索夫斯基下令起草了递交德军的劝降书，如果德军立即投降的话，苏军将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并保证在战争结束后立即遣返他们。
1945年，新的国际数学联盟成立，领导新联盟筹备工作的美国数学家马歇尔·斯通，与各方对话，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一部从总纲到细节都能保证“让政治远离科学”的联盟章程得以完成和顺利通过。斯通特别强调“不能接受任何把德国和日本排除在外的安排”，还强调“在任何可能成立的国际组织中包括俄国人的极端重要性”。
索罗金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人认为“博爱”纯属宗教或伦理的范畴，与科学无关。迄至两次大战后，文化危机，迫在眉睫。他还表示：“历史的神秘力量，似乎给人类提出最后的通牒：你的殒灭是由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除非你能经由创造的爱之恩赐，把人类行为提高到更高的伦理层面。”
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说：“但你们，在人可以帮助他的同类这一天终于到来时，请不要对我们审判得过于严厉。”
约翰·斯隆是伟大的“丑陋的宣传者”之一，垃圾箱画派的一位成员。他歌颂贫民窟、地位低微的妇女和领救济食物的贫民队伍。他晚年总结说：“我不喜欢去投编辑们之所好，甚至年轻时就是这样。我爱画那最暗、最黑的图画……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从未为了追求经济收入和别人的赞誉而裹足不前。”
史怀哲说：“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旁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要别人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道德观在西方世界一直就仅限于人与人之间，这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应该要有无界限的道德观，包括对动物也一样。”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决定将1963年度美国原子能方面的最高奖——费米奖授予奥本海默。不幸的是，肯尼迪在仪式的前10天遇刺身亡。刚接替总统职位的约翰逊，在繁忙中挤出时间出席了授奖仪式。当奥本海默走向主席台时，由于年老体弱，打了一个趔趄，约翰逊总统见状，赶忙伸手去扶他，奥本海默推开他的手，说道：“总统先生，当一个人行将衰老时，你去扶他时没有用处的，只有那些年轻人才需要你去扶持。”
据说，如果没有家业的负担，大卫·洛克菲勒应该会成为文学家、史学家，但他只能成为慈善家。不过，大卫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家族会以“助人家族”的形象名载史册：“拥有财富，也就拥有了他人所没有的机遇，抓住这些机遇，同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马尔库塞晚年在德国旅行期间，曾到海德格尔生前经常光顾的书店短暂停留，并在留言簿上写下这么一句题词：“纪念海德格尔辞世所具有的令人惊叹的自尊，但愿我们也能体面地带着尊严、清晰和宁静变老。”有人说，马尔库塞终其一生都承认海德格尔是他所遇到的最伟大的导师和思想家，尽管他对其师与纳粹的瓜葛颇为沮丧。
70年代初，特蕾莎修女的事迹开始在主流社会流传，她获得了很多奖励。1971年，教皇颁给特蕾莎修女和平奖；她还获得了同年的肯尼迪奖。1975年，她获得了史怀哲国际奖。此外，她得到了1985年美国总统自由勋章、1994年美国国会金牌、1996年11月16日美国名誉公民和许多大学的名誉学位。当然，她得到了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当记者们问她：“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促进世界和平？”她回答：“回家和爱您的家庭。”
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总理正式的访问日程中包括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逗留数分钟。在那里，他为当年起义的牺牲者敬献了花圈。在拨正了花圈上的丝结之后，勃兰特后退几步，突然双膝下跪。这一举动事先没有计划。据说事后勃兰特说：“我这样做，是因为语言已失去了表现力。”
著名指挥家卡拉扬和小提琴演奏家朱尔斯坦在指挥和演奏时，都有闭眼的习惯。这两位天才的音乐家配合得非常默契，人们甚至认为他们有着魔一般的心灵感应。当人们问起朱尔斯坦为什么要闭眼时，他说：“我们彼此看不见更好，这并不会出错，音乐不需要眼睛，要的是彼此的心领神会。整个演出我只睁过一次眼睛，看见卡拉扬正闭着眼睛在指挥，我赶忙又闭上眼睛，生怕破坏了整个气氛。”
美国有一位亿万富翁，匿名捐款25年。新泽西州的一家慈善机构在第10次接到他的捐赠时，终于忍不住找到了他，这个人是格雷斯·佩琪。记者蜂拥而至，当被问及“你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捐款”时，他答：“在感到最富有的时候。”“那么，何时是你最富有的时候？”记者问。“在我想捐赠时。”佩琪说。
罗素说：“世上真正善意、献身的人非常罕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适于理解和无资格比拟这种人的。”晚年的罗宾逊夫人与加尔布雷思相互声援，以警醒丰裕社会，关注全球人类的福祉，为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而奔走呼号。人们称罗宾逊夫人为“人道主义的母性使者”、“20世纪最优雅的英国女性”。
在卡特总统的飞机降临在饱受旱灾之苦的得克萨斯某镇之前，该镇忽然下起了雨。卡特踏上滑溜溜的机场跑道，向聚集在那里前来欢迎他的农民发出微笑。“你们或者要钱或者要雨，”他说，“我拿不出钱，所以我只好带来了雨。”
1980年，巴菲特发表了一篇文章，激烈抨击大富翁们的奢侈生活。在巴菲特看来，大批财富，包括他自己的，代表的是一堆“有主支票”，最终是要服务于社会的。他把炮火对准了商人赫斯特，后者把自己的有主支票肆意挥霍，因此占用了“大量用于其他社会目的的人力和物力”。
阿斯特夫人是著名的阿斯特家族的最后一任掌门人。她毕生过着奢华的生活，但从不吝啬。她曾向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纽约公共图书馆捐赠2亿美元，成为纽约最为著名的慈善大王。阿斯特夫人最为著名的箴言是：“金钱如粪土，应当四处播撒。”“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好的态度并提高他人的生活。”
1989年，卡扎菲到南斯拉夫出席不结盟首脑会议，住在自己带去的帐篷里。他的生活十分简单，早餐是面包和驼奶，午餐多为烤牛肉或烧牛排，外加利比亚汤。革命成功后，他的父亲在首都贫民的窝棚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卡扎菲说，等所有的人都有了适当的住房，他父亲才有像样的住所。
80年代末，厄多斯得知一位叫惠特尼的高中生想到哈佛去学数学，但还差一点儿学费。厄多斯跟他见了面。当他深信这名学生确有天资时，就借给了他1000美元，并告诉对方只有在不造成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才还钱。10年后惠特尼有能力偿还这笔钱了，便问葛立恒：“厄多斯要不要利息呢？”葛立恒向厄多斯询问，厄多斯回答：“告诉他，拿那1000美元去做我当年所做的事。”
约瑟夫·雅各布斯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美国建筑业巨头。1971年的一个傍晚，他和妻子在家中与三个女儿就自己的巨额财产问题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因为我非常爱你们，”雅各布斯慈爱地说，“所以我决定不留很多钱给你们。”在得到女儿们的赞同后，他签字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在自己死后捐献给慈善事业。约瑟夫·雅各布斯说：“父母如果溺爱孩子，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事情。”
毕加索通常像一个商人一样对挣钱津津乐道。他曾经说：“艺术是一种易卖的商品。如果说我要多少钱就可以从我的艺术中得多少，那是因为我知道我要用它来干什么。”据说他在法国有很多不动产，并作一些极好的股份投资。丹尼尔·亨利·卡恩韦勒在谈到毕加索时说：“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许多年来，他资助十几个贫困的画家。要是没有他的帮助，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要一直在贫困中度日。”
许多年来，埃林顿在演奏结束时总是说：“我们极端爱你们。”金塞尔神甫回忆说：“埃林顿在他的晚年对宗教的兴趣加深了。他把自己称为‘上帝的使者’，他之所以把自己称为无法归类的人物，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位置在上帝身边。”奥康纳神甫在埃林顿的葬礼上说：“公爵，我们谢谢您。您极度爱我们，我们将极度爱您，今天，明天，永远热爱您。”
作家威塞尔说：“某些时候我们必须介入……当任何人因为他的种族、信仰或观点遭到迫害的时候，他所在地方就应当成为宇宙的中心。”
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是：勿使物泣！我们要合理地利用每一样东西。“集合众智，无往不利。”
198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庆祝建国40周年，正当其领导人昂纳克斩钉截铁地宣告民主德国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永远前进绝不后退”之时，参加庆祝活动的第一嘉宾——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敦促东德进行改革，并在电视讲话中重复其名言：“谁来晚了，谁就将受到生活的惩罚。”
有一个意大利歌星需要与一个男高音合作演唱，请了一些人试音，他理想中的合作者是帕瓦罗蒂。当帕瓦罗蒂听了波切利录制的试音带之后，问道：“这个人是谁？我认为你们不需要我了，我不会比他唱得更好。”
比尔·盖茨基金会有一个广告语：“所有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他的竞争对手谷歌也有一个世人皆知的广告语：“不作恶。”
美国总统小布什上任后，宣布了减税计划，其中包括取消联邦遗产税。120名富翁联名上书，反对政府取消遗产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税的富人中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巴菲特、索罗斯、金融巨头洛克菲勒等。老威廉在请愿书中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
“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是新世纪出现的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翁，这个80后的年轻人说：“一些人等到事业晚期才回馈（社会）。可现在就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做，为何要等待？我们中一些人很可能在人生早期回馈社会，见证我们慈善努力的影响。”他曾捐赠1亿美元，以赞助新泽西州纽瓦克市修缮学校，这次捐赠创下美国青年人慈善捐款纪录。
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说：“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