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育运动的先驱玛格丽特·桑格生前留下了一句名言：“生育太多，会增加人类的痛苦。”
出版家普利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政治腐败。他说过：“什么是我们政治生活最大的破坏者？当然是腐败。为什么会造成腐败呢？自然是贪财。谁又是贪财最大的唆使者？……金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诱惑力。有人为它出卖了灵魂，有人为它出卖了肉体，更有人把钱看成万能……”
1902年，托尔斯泰首次遭受心绞痛侵袭，自觉来日无多，于是再次致信沙皇尼古拉二世。历数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后，他痛斥独裁和专制，称历代沙皇都可能并确实是“怪物和疯子”，一亿俄国人民唯一的要求是：自由。
易卜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大师，曾对一个给他写传记的作者说：“我所创作的一切，即使不是我亲自体验的，也是与我经历过的一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还对一个看不懂他的戏剧的读者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
数学家怀特海是个天才，非常年轻就成了剑桥的教授。罗素在剑桥上大学时，怀特海看出罗素的才华，他上课时对罗素说：“你不用学了，你都会了。”不久后他们由师生变成合作者，共同写作了划时代的著作《数学原理》。
罗曼·罗兰年轻时曾认识了一对漂亮的意大利姐妹。罗曼·罗兰对她们都充满了爱慕，一时竟不知道到底喜欢她们两人中的哪一个。他暗自地体味着恋爱的苦恼，当他鼓起勇气试图表白的时候，他才发现两姐妹对他根本没有那方面的意思。罗兰感叹说：“我还不懂得独立思考，却自我陶醉在感情空虚的悲歌里。”
在流浪时，杰克·伦敦曾一连几个月在车上、车下和露天睡觉，乞讨度日，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本领，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最能怜惜穷人的其实是穷人。他说：“给狗一块骨头不算善心，善心是跟狗一样饿时却与别人分享骨头。”
1910年到1914年之间，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委员会收到许多科学家的信和呼吁书，提名恩斯特·马赫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候选人。在这些书信中，洛伦兹赞扬马赫的“美妙的工作”，他说，所有的物理学家都知道马赫的历史和方法论著作，并且，“许多物理学家尊称他为大师，是他们的思想导师”。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总结其自杀研究，提出了三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说，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三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弗里茨·哈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了毒气，战争中死于毒气的人不计其数。他原以为，毒气进攻乃是一种结束战争、缩短战争时间的好办法。他的妻子因为对丈夫行为的负罪感而自杀。哈伯自己在战后也感到罪孽深重，以至于怕被人认出来而故意蓄起了胡子，并到外国去避了一段时间的风头。
维特根斯坦是个全才。他11岁的时候发明了一台缝纫机，他为自己的姐姐设计了据说是当时全欧洲最好的别墅，他还是一流的小提琴演奏者。在听罗素讲了一学期的数理逻辑课后，第二学期开学时他仍去听课。罗素对他说：“维特根斯坦先生，你不需要来听我讲课了，我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教给你了。”
希特勒母亲临终前，他坐在母亲的身旁，脸色惨白。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对逝者是一种“解脱”。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数学家贝尔是个公认的大好人，由于数学上的贡献，得到了瑞士颁发的一份奖金，有1000法郎之多，结果最后拿到了1500法郎。贝尔就问他的朋友说：“竟然多了500法郎呀。我该怎么办？是应该给一位学生发奖学金，还是自己买一件外套？”他的朋友建议他买外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当时苏联的英雄模范，但他的侄女加林娜回忆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之前如此叹息：“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法国作家贝尔纳脾气不好，可心地十分善良。有个老乞丐摸透了贝尔纳的脾气，每天在某一时间就守在贝尔纳的门口，每次都能如愿以偿。贝尔纳实在受不了，可又无法拒绝施舍。终于有一天，贝尔纳从钱包里掏出来的不是往常的小额银币，而是一张大票面的钞票。他把钞票放到老乞丐的帽子里，对他说：“我明天去诺曼底，要在那儿耽搁两个月，这钱是预付给你两个月用的，你也有休假的权利。”
卡夫卡和一个熟人聊起犹太人受迫害的事，那人说他的母亲经常帮一些受迫害的犹太人，结果每次走出家门都有人来献手吻。卡夫卡听了，眼睛里发出柔和的光，他说：“有时候我也想到街上去吻那些犹太人，但我怕他们都无法忍受我。”
基督教神学家朋霍费尔认为，要真正跟随基督，就是进入世界，与哀哭的人同哭。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今天的教会到底还有谁知道，在这个时代，这已是圣经最低的要求？”他甚至宣称：“只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能够高唱圣歌。”因为“追随基督在今天只剩下了两样，就是祷告和在人群中行公义。”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圣火熊熊，旗帜招展，钟声飘荡，万千手臂高昂。此时的顾拜旦垂垂老矣，通过广播发表讲话，他说：“奥运会上重要的不是获胜，而是参与，正如人生重要的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
1937年苏联“大清洗”之际，布哈林被处决，继而就有几个军人找帕斯捷尔纳克，要他签署一封公开信，内容是要求判处几个元帅死刑，他严词予以拒绝：“同志，这不是签发剧场的入场券，我不能签！”几天后在《文艺报》发表的公开信中却仍旧有他的名字。为此，他冲到作家协会强烈抗议：“我什么事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作协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没有人给予我决定他人生死问题的权力！替我签名，就等于把我处死。”
有人说布罗德背叛了卡夫卡，布罗德曾这样为自己辩护：“如果他（指卡夫卡）真想烧掉所有手稿，就应该交由其他人去完成——他知道我不会那样做。”
物理学家伽莫夫游学时曾到哥本哈根想停留一天，去拜访那位几乎是传奇人物的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到达哥本哈根的当天，他在玻尔那里得到一份意外的收获。当玻尔问他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项目时，他把他的理论讲了一遍。玻尔听完后说道：“秘书告诉我，你的钱只够在这里住一天。如果我为你在丹麦皇家科学院申请一份卡尔斯堡研究基金，你愿不愿意在这儿待一年？”
甘地说：“让他人受苦就是折磨自己。当我们举起手来，可以殴打别人，也可以为他擦去眼泪。”
因为担心纳粹能制造新式武器，爱因斯坦于1939年8月2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这方面该进行研究，后来的事非他所知。当他知道德国没有制成原子弹，而美国已造出原子弹后，他的心情感到沉重和不安。他说，如果他知道德国不会制造原子弹，他就不会为“打开这个潘多拉魔匣做任何事情”。
1939年，科幻作家威尔斯73岁了。在一次招待会上，他的好友欧内斯特·巴克爵士发现威尔斯独自坐在一旁，便走上前去与他寒暄，问他近来干些什么。他回答说在给自己写墓志铭，一句很短的墓志铭：“上帝将要毁灭人类——我警告过你们。”
有人说，奥尼尔对人生诚实的态度和勇气，使得他身上的许多缺点都变得无足轻重。如果说阴郁也算文学特征的话，奥尼尔应该属于阴郁的大师之列。博尔赫斯为奥尼尔辩护：“如果我们考虑到尤金·奥尼尔和卡尔·桑德堡、罗伯特·弗罗斯特、威廉·福克纳、舍伍德·安德森以及埃德加·李·马斯特斯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我们就会明白他最近的得奖（诺贝尔文学奖）是多么的不容易和多么的光荣。”
1942年，伯恩斯坦来到纽约，他找不到工作。抒情诗人欧文·恺撒偶然听到他弹奏钢琴。当伯恩斯坦对诗人说他一周需要10美元来维持生计时，恺撒惊叹道：“什么！你，一个天才，在饿肚子？一个天才每周就值10美元？我要让你每周有50美元！”
晚年的丘吉尔和毛姆都有些颓丧。有一次，丘吉尔来吃午餐，因为拿捏不稳，酒洒在衣服上了。丘吉尔对毛姆说：“我们定个君子协定吧，以后你不取笑我，我也永不取笑你。”
控制论提出者维纳是一个极端反对进行军事研究的科学家。他说：“参加设计原子弹的科学家的经验证明，在这方面任何一种发明都会使无限威力的工具落到科学家们不信任的那些人手里。同样也很清楚，在我们的文明情况下，传播有关武器的情报实际上就意味着促进这种武器的应用。即使我不直接参加轰炸或毒杀手无寸铁的居民，但我还要和那些从这里得到科学知识的人一样地负全部责任。”
原子弹试验爆炸结束，费米就坐上坦克去检查损失情况，爆炸的威力超乎想象。费米本来是一个冷静而有理智的人，这时也受到了很大的惊动，甚至无法自己开车回家。他对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同事只能重复这样的回答：“不要让我跟你们一块受良心的折磨吧。无论如何，这毕竟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杰出成就。”
大卫·洛克菲勒做了许多祖父辈没有尝试过的事。例如，他写了一本名为《论文集》的书，讲述他在美国实力最雄厚家族中的个人生活。他还写了一本传记《回忆录》，把家族史囊括其中，好给子孙辈借鉴。不论是在他的书中，还是在生活里，大卫总是念念不忘地强调说，一个拥有巨大社会财富的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有钱人应该对社会负有一种责任感，做些对别人有益的事情。”
奥本海默对自己造出来原子弹极为后悔，他后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我双手沾满了鲜血。”杜鲁门气得破口大骂，甚至还说：“是我下令投的，跟他有什么关系？”
关于印度独立问题的议会辩论，结束了优等民族的命运。艾德礼在议会发言时指出，过去，“一个国家在刺刀威逼下，被迫让出政权”的情况不乏先例，“但是，长期奴役另一国家的人主动放弃自己的统治，这种情况则实属罕见”。温斯顿·丘吉尔神情忧郁，表示赞同“令人满意的小小法案”。
1950年，捷克法院宣判扎维斯·卡兰德拉有罪，这样一位超现实主义诗人是共产党员，也是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他还是希特勒集中营的幸存者。布勒东得知消息后，催促艾吕雅去为朋友说情，艾吕雅严肃地加以拒绝，卡兰德拉最后被绞死。策兰为此写下连祷式诗行《怀念保罗·艾吕雅》，艾吕雅曾高尚地宣扬过自由、爱和“文字的力量”，策兰觉得，艾吕雅并没有按照自己说的那样做。
史怀哲认为每一个人在伤害到生命时，都必须自己判断这是否是基于生活的必需而不可避免的。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农人可以为了生活在牧场上割一千棵草给他的牛吃，但在他回家的路上，他不应不小心踢倒一棵路旁的小花。史怀哲相信宇宙间所有的生命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当我们致力于帮助别的生命时，我们有限的生命可体验到与宇宙间无数的生命合而为一。
历史学家泰勒常常以“建制派”来形容英国的精英阶层，也使这个词语渐渐流行起来。他说：“没有事比起与建制派建立和平更令人愉快——也没有事比这样更为腐败。”
布鲁诺斯基曾说过，世人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人是机器，另一类拒绝去接受人是机器。他说：“我有许多朋友如痴如醉地深爱数码电脑，当他们想到人类不是数码电脑时就伤心极了。”
在电视来临之前，卢斯以娱乐的形式重新发现了新闻的价值。他告诉《时代》的华盛顿分部负责人：“开明新闻学的功能就是去指引和领导新世界。”
冷战期间，苏联进行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多的一系列核试验。有一次试验测得的量级高达5800万吨。据鲍林的估计，由此散发出来的放射性可能会造成16万名儿童有先天性缺陷，仅是碳－14含量的增加就足以在未来几十代人身上造成400万例流产、死胎或生育的缺陷。“这无异于对千百万人的谋杀，”鲍林说，“堪与法西斯将犹太人送进煤气室事件相比。”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的20万人游行集会上，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肯尼迪总统当天就邀请他到白宫做客，并诚挚地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带着这个不寻常的梦遇刺身亡。
经济学中普遍正确的原理，在和真实世界中的特定事件结合时，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权衡和取舍，而不同的权衡和取舍必然会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结果。罗宾逊夫人说过：“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商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维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相信资本家；马克思把他们的观点倒转来为工人辩护；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的战士。”
音乐家卡萨尔斯曾经说：“我越来越相信任何伟大的创造，必须导源于灵魂深处的至善和道德力量。”
萨哈罗夫是一位科学家，他曾经参与苏联的氢弹试验。在一次试验之前，他判断会有一万人因此伤亡。他给赫鲁晓夫打了电话说：“这种试验毫无意义，它只是毫无理由地杀人。”这位当时的苏共最高领导人说他会下令推迟试验，但第二天核试验照样进行了。萨哈罗夫为此哭了一场。他在自传中说：“这件事之后，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决定和周围决裂。”萨哈罗夫认识到，作为真正科学家追求的是同情（关爱）、自由、真实。
虽然德斯坦风流不断，不过，法国民众对这位总统的情事似乎相当认可。法国报刊曾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就“总统在工作之余是否能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征求民众意见。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他可以使自己轻松愉快。”
1975年，恰林·库普曼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为线性规划的发明者乔治·但泽未能与他们一起分享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感到内疚。他向1972年度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思·阿罗征求意见：“能否考虑拒绝领奖？”尽管他听取了阿罗的劝告，他仍将所得奖金中的4万美元捐献给了曾与但泽一起共事过的日内瓦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使其奖金数由12万美元减少到8万美元，这一奖金数正好相当于但泽参与分享该年度诺贝尔奖金时所应得的奖金额。
当尤瑟纳尔将自己的“不良嗜好”——喜欢同性朋友间的欢娱——含混地告诉她老爸时，本身就热衷自由、放纵不羁的德·克央古尔先生，并没有大惊小怪，他告诉女儿：“没有什么是真正怪异的和不可接受的。”
曾经的世界首富保罗·格蒂是有名的吝啬鬼，但他也做过一件好事，就是对艺术的热爱。他说：“一个不爱好艺术的人是一个没有完全开化的人。”
苏联作家格拉宁曾经四处寻找当年批判左琴科的会议记录，有一次，他告诉一位认识的女速记员他在寻找那一份速记记录，却徒劳无益。过了大约两个月，女速记员给他打电话。当他赶到时，她没作任何解释，递给他一叠打字机打好的纸。这正是左琴科那个讲话的速记记录。速记记录上还贴着一张字条：“对不起，有些地方记了个大概，我当时特别激动，眼泪影响了记录。”字条上没有署名。
15岁时，米奇尼克找到共产党的理论家亚当·沙夫，说自己要开办一个讨论小组。此人曾经锋芒毕露，但这时已经变成一个犬儒主义的老人。“也许是我什么地方触动了他。”米奇尼克后来回忆道，沙夫居然痛快地说：“要是有人找你麻烦，给我打电话。”
1985年12月，约翰内斯·劳曾这样谈到政治，他说：“我的政治理想是，让人们的一生多一些人道。”
电影导演波兰斯基被捕之后，全世界的相关文化名人、电影名人纷纷表态，“抢救大导演波兰斯基”。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拒绝“抢救”签名：“任何人都不该凌驾于法律之上。”
詹姆斯·埃加特是20世纪最有名、最成功的戏剧批评家之一。一天，一个年轻人问他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戏剧批评家。詹姆斯·埃加特回答说，为了发现什么才是伟大的作品，他必须至少研读30部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之后才敢成为一名批评家。“但我到40岁也读不完这么多作品！”年轻人反驳道。埃加特回答说：“至少要到40岁你的看法才会有价值。”
米兰·昆德拉曾评论尼采抱着马痛哭的事件：“……我觉得他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他正努力替笛卡儿向这匹马道歉。”
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波普尔的核心洞见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必然的，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获致知识理论和一般的批评辩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波普尔说：“我们一无所知——这是第一点。因此我们应该非常谦逊——这是第二点。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应声称知道——这是第三点。”
安·兰德说：“我的哲学，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概念：人是一种英雄的存在，将他自己的幸福当做人生的道德目的。创造性的成就是他最高尚的行动，理性是他唯一的绝对标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
波兰诗人赫伯特曾感慨地说：“我们是贫困的一群，非常贫困。绝大多数的现代艺术已经演变成对混乱的癖好，打着空虚无聊的手势，并用它苍白的精神描绘着历史。而所有古老的大师们，没有例外，都赞同拉辛的说法：我们工作是为了令人愉悦，就是说他们相信他们的作品的意义，以及人类彼此间存在内心交流的可能。”
1991年“八一九”政变时，发动政变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克格勃特工队逮捕叶利钦并进攻议会所在地“白宫”，特工队长声明：“我将不参加攻占白宫的行动。”1993年10月事件爆发，叶利钦下令炮打白宫，逮捕议会领导人和反对派成员，这次又动用克格勃特工队，他去接见特工队官兵：“你们都准备执行总统的命令吗？”大家沉默，最后一位军官说了一句：“难道我们训练半天就是为了开枪射击那些女打字员？”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说：“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卑躬屈膝事权贵的传统，不背叛它，我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越南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终结美国人因越战而引起的梦魇。这场战争不但使美国在国际上大失颜面，牺牲了五六万宝贵的生命，还造成了许多长期的社会心理问题。20多年后，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最斩钉截铁的结论是：“我们错了，错得可怕。”他说：“我们的作为就像战犯。”
2006年6月15日，比尔·盖茨宣布将隐退，隐退后的盖茨将专心于盖茨基金会，盖茨将几百亿的家财捐献给这个慈善基金会，并表示将只留几百万美元给他的三个孩子。微软的一名员工说：“毫无疑问，他的慷慨使得数十万人重获生命。”随后不久，股神巴菲特宣布，将捐款31.7亿美元给盖茨基金会，前提是盖茨夫妇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