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王尔德在美国过海关时，海关人员问他有什么物品需要申报，他郑重地说：“什么都没有，我只有我的天才需要申报。”这个回答让在场的记者和人群目瞪口呆。
人们对雕塑家卡米尔因为痛苦而表现出扭曲变形的作品毁誉参半，而赞誉却全都属于罗丹，因为她是他的学生。卡米尔的弟弟对她说：“罗丹做梦，你做工。”
有一次，有人请教马克·吐温：“讲演词是长篇大论佳，抑或短小精悍好？”马克·吐温以故事回答：“某礼拜天，我到教堂去，一传教士以哀怜之语讲非洲之苦难。当他讲了5分钟时，我欲捐助50美元；当他接着讲了10分钟后，我决定减捐助数为25美元；当他滔滔不绝半小时之后，我在心里减至5美元；最后他讲了一个小时，拿钵向听众哀求捐助，从我面前走过，我从钵里偷走2美元。”
画家德加倔傲，有坏脾气。他的经纪人说他：“德加唯一的嗜好就是吵架！别人都得赞同他、容忍他。”朋友则形容他：“心情好时，声音美妙、忧伤而亲切；心情不好时，就变得杀气腾腾，像在跟谁单挑决斗一样。”
法国元帅霞飞生于一个啤酒桶工匠家庭，幼时对老爸的制桶技艺十分钦佩，盖因制桶是“慢工出细活”，故霞飞的性格也深受影响。他之所以能当上总参谋长，多半是由于法国军界看好他的性格：“一种明白而略显迟缓的智慧，一种虽然并不太快但坚决的力量。”还有一说法是，法国总参之所以选择霞飞，正是因为他傻乎乎慢吞吞的“无知”样子，这样总参的军官们就能不受约束，为所欲为。
作家阿纳多尔·法朗士是普鲁斯特在文学界的长辈和好友，对文坛上初露头角的普鲁斯特曾经起扶持作用。法朗士把普鲁斯特的小说比做温室中培养的花朵，像兰花一样，有“病态”的美。可是突然间，“诗人（指普鲁斯特）射出一支箭，能穿透你的思想和秘密愿望”。
1914年6月28日，19岁的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波将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德射杀，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正当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精心玩弄外交手腕，互相转嫁挑动战争的罪责时，小毛奇忍耐不下去了，他说：“什么侵略者的责任问题，全是庸人之见……只要胜利就师出有名。”
从古巴归来后，西奥多·罗斯福再度进入纽约政界。麦金莱赢得了大选，罗斯福也跟着进了白宫。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出能表达其行事作风的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
托洛茨基乐于跟普通人，特别是工人交往。他跟老渔翁做好朋友，在老人面前他没有半分架子。他身上有浓厚的贵族气派，但是他只对身边的人才如此，面对初见者，他是十分亲切的。他的秘书说：“谁跟他工作的时间越久，他就越挑剔，而且态度也越加粗鲁。”
马蒂斯说他和毕加索的区别：“（我和他）像北极与南极一样不同。”
美国是一个很商业化的社会，商业活动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总统柯立芝在1925年说：“美国的要事就是商业。”
德国威廉皇家研究所准备吸收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加入，普朗克和能斯特认为：只有把爱因斯坦请来，柏林才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物理学研究中心。他们去游说爱因斯坦。“这样吧，”爱因斯坦说，“你们二位先生先去玩几天，等你们再回苏黎世，我到车站来接你们。”普朗克与能斯特完全迷惑了。“要是我手里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红玫瑰花，就是‘去柏林’。”
绰号“黑杰克”的潘兴将军是所有“二战”美军名将（如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等）的前辈，美军将士提起潘兴大名，无不如雷贯耳、敬畏非常。这个“黑杰克”是个严厉得过分的家伙，经常一副铁面凶神的面孔，腰板笔直，造型冷酷，所以有人评论说，他虽然很威严，但“更似舞台之将，而非现实之将”。
弗兰茨·卡夫卡一天下午去朋友家，惊醒了朋友的父亲，他没有道歉，而是以极其温柔的语气说：“请您把我看成一个梦。”有一次他去参观柏林水族馆，他对接受光照的玻璃箱中的鱼说：“现在我可以平静地看着你们了，我再也不吃你们了。”
乔治·格蒂与他的儿子保罗·格蒂在经营方式、个性及商业价值观上差异很大，乔治的诚实有口皆碑，而保罗只对钱感兴趣。有时候，他会不声不响地去父亲管辖的油井，企图把钻井设备强行拿到自己那里去。乔治就会提醒手下的人：“我叫你们别让这个狗娘养的到这儿来，什么也别让他拿走！”但有时候他也会心软，“嗨，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他要拿，就让他拿走吧。”
巴顿很欣赏布莱德雷的才干，但总觉得布莱德雷做事太“磨叽”，而布莱德雷虽然对巴顿的勇猛很赞赏，但又认为巴顿太“兵痞”，当巴顿脾气发作骂骂咧咧的时候，布莱德雷总在旁边说：“行啦，还是少说两句吧。”
物理学家泡利自己说过：“我在年轻的时候，觉得我是一个革命者。我当时觉得，物理里有重大的难题来的时候，我会解决这些难题的。后来，重大的问题来了，却被别人解决了。”由于泡利较少地看到他人观点中的优点，较多地注意他人观点中的缺点，因此他有个口头禅，每次发言他总要说：“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他似乎跟别人不相容，对此有人戏称为“泡利的第二不兼容原理”。
居里夫人的年薪已增至4万法郎时，但她照样“大方”。她每次从国外回来，总要带回一些宴会上的菜单，因为这些菜单都是很厚很好的纸片，在背面写字很方便。有人说居里夫人一直到死都“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
1937年，还是无名的尤瑟纳尔跟成名的弗吉尼亚·伍尔芙见面。尤瑟纳尔写伍尔芙：“我不相信我在犯错……伍尔芙是英语造诣最高的四五位作家之一。我甚至相信，尽管有很多与此相反的迹象，到2500年，还是会有一些心灵，有足够觉悟，珍视她的艺术的微妙。”伍尔芙则说：“她穿黑裙子，上面有可爱的金叶子；肯定有过过去；多情；智性；一年一半时间住在雅典。红嘴唇。精力充沛；工作的法国女性；就事论事；智性……”
维特根斯坦喜欢深思，然后宣布他的答案：“就好像其解答是沙皇颁布的告令似的。”罗素责备他没有提供出其结论背后的根据，维特根斯坦惊嚷道：“送给别人玫瑰花时难道也要将玫瑰花的根和茎一并送上吗？”
考古学家柴尔德先后提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是史前考古领域的权威。在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保守的考古学家们说，尽管柴尔德倾向于左翼政治，但他是非常真挚的，他没有完全超脱肉体感官的享受。柴尔德是科学协会的会员，而又似乎很欣赏人们称他为“红色教授”。
青霉素的发现者弗莱明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许多人当面叫他小弗莱，背后则嘲笑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苏格兰老古董”。有一天，实验室主任赖特爵士主持例行的业务讨论会。一些实验工作人员口若悬河，哗众取宠，唯独小弗莱一直沉默不语。赖特爵士转过头来问道：“小弗莱，你有什么看法？”“做。”到了下午5点钟，赖特爵士又问他：“小弗莱，你现在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茶。”原来，喝茶的时间到了。这一天，小弗莱在实验室里就只说了这两个字。
出版家卢斯认为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他说：“任何新闻学的歪曲或扭曲都是为了上帝和耶鲁。”
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有两个外号，蒋介石叫他“土匪原”，西方叫他“东方的劳伦斯”。他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方言俚语几乎无所不通，熟读《三国》、《水浒传》，了解中国民族性。土肥原重信义、尚承诺也很有名。抗日名将马占山即认为土肥原不骗人；宋哲元评价土肥原说话算话；德王痛骂日本人时如果扯到土肥原上，则说：“他懂，他懂，他说话算话。”他自己则认为阴谋只是一种技术，使用越少越好，最大的谋略就是诚心，彻头彻尾的诚心诚意，推心置腹。
俄国物理学家伽莫夫取得成果后，玻尔让他去英国向卢瑟福请教。不过玻尔告诫他说，他向卢瑟福介绍原子核嬗变的量子理论时必须十分小心，因为这位老头一点儿也不喜欢标新立异，他有句口头禅：“一个理论只有简单到连酒吧间招待也能明白，那才是好理论。”
建筑家勒·柯布西耶一生游移于古典主义、机器文明、民俗文化三者的矛盾冲突与融合之中，探索如何通过具体的建筑形式和空间构成，超越实用功能的狭隘观念，追求诗学的美的理念，最终是要创造并实现人类的和谐生活。他说：“除了钢铁、混凝土，还需要用爱来建造。”
由于“二战”的悲惨经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后来过着单调的生活，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在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同事间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地但又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那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人称做“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甘地曾于1931年在伦敦会见过萧伯纳。甘地遇刺后，萧伯纳在唁电中说：这一事实表明，“作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多么危险”。
军事家华西列夫斯基跟军事家朱可夫是两种类型：朱可夫豪爽开朗，大胆果敢，魄力强；华西列夫斯基老练稳重，平易近人。有一次，华西列夫斯基从前线回到大本营，斯大林开玩笑地说：“瞧您指挥这么一大批部队，而且您干得不坏，但您自己也许连苍蝇都没有欺侮过。”后来朱可夫在帮助赫鲁晓夫的过程中，曾表示：“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别想从原地移动。”
画家米罗说过：“毕加索拥有十个女人，他就有十种美学思想。”
英国政治家比弗布鲁克男爵，一向仗义执言，对政治和时事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天，比弗布鲁克男爵在厕所里碰到了爱德华·希思，当时希思还是下院的年轻议员。恰好几天前他曾在报上攻击过希思，男爵很不好意思地对希思说：“亲爱的年轻人，我想那件事就让它过去了吧。那是我的过错，现在我向你道歉。”“谢谢啦，”希思咕哝着说，“不过下一次，我希望你在厕所里攻击我，而在报纸上向我道歉。”
1944年，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遇到埃斯特拉。博尔赫斯求过婚，可是埃斯特拉半开玩笑地说：“除非我们先上床我才会嫁给你。”埃斯特拉多年后对别人说：“我知道他永远不敢。”
美国总统约翰逊对手下人十分严格，喜欢讲他们的不是。一次，他走过一个同事的座位，看到他的办公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就故意提高嗓门说：“我希望你的思想不要像这张桌子这样乱七八糟。”这位同事费了好大的劲，才在约翰逊第二次巡视办公室前把文件整理好了，并清理了桌面。约翰逊又来到办公室时，一看原来乱槽槽的桌面变得空空荡荡，于是说：“我希望你的头脑不要像这张桌子这样空荡荡的。”
哲学家莫里斯·科恩曾任纽约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一次，在他上完哲学导论课后，一名女学生向他抱怨：“科恩教授，听完您的课，我觉得您在我深信不疑的每一件事上都戳了一个孔，可又没有提供替代品来填补，我真有点儿无所适从了。”“小姐，”科恩严肃地说，“你该记得，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干过许多差事，他清洗了奥吉厄斯王的3000头牛、3年未打扫的牛厩，难道非得再用什么把它填满吗？”
小说家安·兰德有其独一无二的风格，她绝不允许出版社对她的对话稿删除一个字，她会问：“你会删除《圣经》的内容吗？”
贝塞克维奇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几何分析学家，生于俄罗斯，“一战”时期到英国。他很快就学会了英语，但水平一般。他发音不准，而且沿袭俄语的习惯，在名词前不加冠词。有一天他正在给学生上课，班上学生在下面低声议论教师笨拙的英语。贝塞克维奇郑重地说：“学生们，世上有5000万人说你们所说的英语，却有2亿俄罗斯人说我所说的英语。”课堂顿时一片肃静。
石油大王保罗·格蒂是冒险家，也是不尽职的父亲、重婚者、吝啬鬼，并涉嫌同情纳粹分子。他的一生，狂热地追逐金钱，追逐女人……从人格方面说，他绝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就事业的成果而言，几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在欧洲学习期间，他不断地写信向父亲要钱，在信中埋怨父亲对他太吝啬，这些信“像是一个律师写给一个犹太放债人的，而不是一个独生子写给慈爱而慷慨的父亲的信”。
鉴于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卓越的功勋，1943年，美国国会同意授予马歇尔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军衔“陆军元帅”。马歇尔坚决反对，他说，如果称他“Field Marshal Marshall”（马歇尔元帅），后两个字母发音相同，听起来很别扭。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将使他的军衔高于当时已病倒的潘兴陆军四星上将。马歇尔认为潘兴才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军人，马歇尔不愿使他最崇敬的老将军的地位和感情受到伤害。
物理学家费曼称得上是快乐种子。有一次，费曼和朋友一起去酒吧。费曼说自己为盛名所累，讨厌别人围着，费曼请求他的朋友，不要告诉酒吧里的人们自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他并不希望引人注目。结果，他的朋友发现，在很短一段时间后，酒吧中所有人都已经知道费曼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了。几下盘问，原来费曼进酒吧后，逢人便炫耀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份。
物理学家狄拉克以沉默寡言著称。后来成为知名天体物理学家的席艾玛，在1950年前后拜狄拉克为导师。有一次，席艾玛兴奋地跑到狄拉克的办公室说：“狄拉克教授，关于宇宙学中恒星形成的问题，我刚刚想出一种方法，我可以告诉你吗？”狄拉克的回答是：“不。”谈话就此结束。
简·芳达年过半百时，她决定模仿凯瑟琳·赫本，她说：“我年纪大时，赫本是个很重要的模范。”
在公共场合，艾森豪威尔总是尽可能地保持着冷静。他对约瑟夫·R.麦卡锡极度蔑视，麦卡锡搞的政治迫害从杜鲁门时期一直延续到艾森豪威尔年代，可艾克拒绝跟麦卡锡进行个人的较量。“我不愿意，”艾克拍着桌子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我绝不愿意与那个无赖待在一条街沟里。”
帕瓦罗蒂年轻时曾一边学习唱歌，一边在保险公司做保险推销员，同时还在一所小学做代课老师。他上午教课，下午卖保险。由于兢兢业业，他很快成了卖保险的行家；但对于教课，他觉得像一场噩梦：“我无法在学生面前显示出自己必要的权威。”
美国作家海明威、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等人都习惯于站着写作。海明威说：“我站着写，而且用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
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为人谦和，无论见了谁都点头哈腰，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经营哲学：“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
德国著名诗人和戏剧家布莱希特对冗长、单调、无效的集会和会议极为厌恶。有一次他被邀参加一个作家会议并致开幕辞，一开始，主办人以冗长的贺词向到会者表示欢迎，然后以高八度的声音激动地宣布：“现在请布莱希特致开幕辞！”布莱希特站了起来。记者纷纷掏出笔记本，照相机也咔嚓作响。布莱希特只讲了一句：“我宣布会议开始。”
20世纪60年代，当许多妇女喜欢穿超短裙时，夏奈尔就开始抨击这种时髦。这位年长的时装设计师还和以往一样专制而能言善辩，她对面向青年的流行文化和时装也不客气，“肉体的展览”是她曾给予的一种评价。她说：“我讨厌老女孩。”她反对30岁以上的女人穿超短裙。
在有名的“厨房辩论”中，赫鲁晓夫问尼克松：“美国存在多久？三百年？”尼克松答称，美国大概是180岁了。赫鲁晓夫一边大挥其手臂，把整个展览厅扫视一遍，一边说：“哦，那么美国已生存了180年了，这是她已达到的水平”，“我们存在还不到42年，再过7年我们将会达到同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话吸引住了，赫鲁晓夫说：“当我们赶上你们并超过你们时，会向你们招手的。”
罗杰·史密斯初次去通用公司应聘时，只有一个职位空缺。他信心十足地对接见他的人说：“工作再棘手我也能胜任，不信我干给你们看……”后来接见他的人告诉同事说：“我刚才雇到一个人，他想他将成为通用公司的董事长。”
“萨特式的小房间”是指什么呢？就是两居室的小套房，租来的。萨特不要任何财产，年轻时连固定落脚地都不要，住小旅馆。后来算是租了房子，向年龄让步了。里面一张书桌、一张床，墙上一张革命宣传画。有人来看他，发现没有书架：“怎么，你竟然没有书？”他说：“没有。我读书，但不拥有书。”
美国企业家艾柯卡注重维护下属的积极性，他通常这样说：“假如你要表扬一个人，请用书面方式；假如你要使被批评者不至于过分难看，那么，请用电话。”
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看事的方式是很生动形象的，但对诗的解释却不好。他说：“虽然海德格尔非常善于思考，在这方面我也许是不及他的，但是海德格尔是太着重于概念，尽管他也几乎不使用词，但对于诗或语言的音乐方面他没有感觉，在这方面我可能超过他。”
1989年8月，索尼召开了决定是否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会议由盛田昭夫董事长与大贺总裁之间的对话所支配。此前，大贺一直坚决拥护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会议记录写道：“通过董事长提议，放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购。”中途就餐时，盛田落寞地说：“真是太糟糕了。我一直都在梦想着拥有一家好莱坞的电影厂。”再开会时，先前的记录被修改为：“经过董事长同意，索尼将继续实施这次并购。”
作家苏珊·桑塔格在谈论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时说：“有些人的一生是堪做榜样的，有些人不；在堪做榜样的人之中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待他们，并且包含某种厌恶、怜悯和尊敬。粗略地讲，这就是英雄与圣徒之间的区别。”
默多克工作起来就像发疯，写文章，定标题，设计版面，拣字排版，样样他都亲自插手。他听说珀斯市的《星期日时报》经营不善，濒临倒闭，便决定兼并它。珀斯市在澳大利亚西海岸，人口35万，从阿德莱德到珀斯乘飞机需6小时。结果，默多克筹措了40万美元兼并了这家报社。默多克的一位朋友感慨地说：“他总是能够利用别人口袋里的钱把事办成。”
1998年2月，在拜访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时，叶利钦忘记对意大利国旗行礼，从意大利国旗旁径直走了过去。他的助手对此显得很窘迫，但也未能及时拉住他。在访问过程中，叶利钦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并数次需要助手搀扶。在结束访问的国宴上，叶利钦不无歉意地表示：“我对罗马、意大利以及意大利女性有着无限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