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1月10日，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从自己的庄园秘密离家出走，躲在一个三等火车车厢里，他患有肺炎，最后客死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的站长室里。托尔斯泰弥留之际，全球各地的记者云集这个小车站，他的所有子女也都来到膝下，但托尔斯泰临死也不想见妻子一面，可谓悲惨至极。威廉·夏伊勒曾感叹道：“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天独厚，唯独不具备相互理解的能力。”
1913年，奥斯特瓦尔德组织起“退出教会者委员会”，并与其他反教会组织联合行动，就集体退出和与教会势力进行斗争的政治目标制定了行动方案。他说：“现在，教会不仅不是世纪的文化的责任承担者，而且是对文化的压抑。”“退出教会是20世纪文化的第一步，是顺理成章的一步。”
伯恩施坦变成修正主义后，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都批评他，考茨基则质问伯恩施坦：“你宣称价值理论、辩证法、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我们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资本关于原始积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
有人如此说泰勒：一个由于视力被迫辍学的人；一个被工人称为野兽般残忍的人；一个与工会水火不容，被迫在国会上作证的人；一个被现代管理学者不断批判的人；一个在死后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人；一个影响了流水线生产方式产生的人；一个被社会主义伟大导师列宁推崇备至的人；一个影响了人类工业化进程的人。
数学家外尔刚去哥廷根的时候，被拒之“圈”外。所谓的圈，是指托伯利兹、施密特、赫克和哈尔等一群年轻人，大家一起谈论数学物理，很有贵族的感觉。一次，大家在等待希尔伯特来上课，托伯利兹指着远处的外尔说：“看那边的那个家伙，他就是外尔先生。他也是那种考虑数学的人。”
1918年5月，重新卧床的爱因斯坦患了黄疸病。不久，爱因斯坦在身体基本康复后，就决定与米列娃离婚，和艾尔莎结婚。离婚判决书于1919年2月14日取得，并且约定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金归属米列娃。多年之后，爱因斯坦曾谈到米列娃：“她从不原谅我们的分居和离婚，她的性情使人联想到古代的美狄亚。这使我和两个孩子的关系恶化，我对孩子向来是温情的。悲观的阴影一直继续到我的晚年。”
《吉檀迦利》的出版引起了轰动，人们被诗中崇高的思想和华丽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住了。1913年11月，当泰戈尔得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一群崇拜者从加尔各答乘专车来向他致敬。对这些崇拜者，他不无讽刺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从不赞扬他，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只是因为西方承认了他，他们才开始赞美起他来。他说：“对于他们奉上的荣誉之杯可以吻一下，但里面的酒我是不会喝一口的。”
1921年，当卢那察尔斯基为马雅可夫斯基辩护，称“未来派支持共产主义”时，列宁说：“他们那一套是流氓主义。”
在自杀前，马雅可夫斯基曾在普列汉诺夫学院举行诗歌朗诵会。他站在台上高声朗诵，朗诵得声带发疼，可台下毫无反应。“同志们，听懂了吗？”“我们听不懂！”他又朗诵另一首诗的片段。“现在听懂了吧？”“我们听不懂！”“怎么会听不懂呢，同志们，这不可能。听懂我的诗的人请把手举起来！”大厅里只有几个人举起手。
除了罗素外，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老师摩尔也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他的理由是：“我在讲课时他看上去很困惑，而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
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故事很多。维特根斯坦拿他的不朽著作《逻辑哲学论》到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随便聊了聊之后，罗素提问说，维特根斯坦一会儿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会儿又说有绝对真理，这是矛盾。维特根斯坦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这样答辩就算结束了，罗素和摩尔一致同意通过答辩。
苏联天才的物理学家朗道曾经把科学家们的智力用二分制来表示，他认为爱因斯坦的智力是2，其他人都是1，而他自己则是1.5。有人说，他故意忘了泡利。
西蒙娜·薇依跟波伏瓦谈话时说，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革命，它将让所有的人有饭吃。波伏瓦反驳说，问题不在于造就人的幸福，而是为人的生存找到某种意义。薇依以蔑视的神情打量了波伏瓦一下：“我清楚，您从来没有挨过饿。”
叶芝的神秘主义倾向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很显著，他晚年甚至亲自将印度教《奥义书》译成英文。一些批评家曾抨击叶芝诗作中的神秘主义倾向，认为其缺乏严谨和可信度。奥登就曾尖锐地批评晚年的叶芝为“一个被关于巫术和印度的胡言乱语侵占了大脑的可叹的成年人的展览品”。
罗斯福的女儿艾丽丝是个远远超前于她的时代的“花花公主”。她独立又热情，不断寻求新鲜事物。艾丽丝不愿当父亲的陪衬。当她结婚时，拒绝举行传统的白宫婚礼。她穿蓝色婚礼长袍，用一把长剑戏剧性地劈开了结婚蛋糕。艾丽丝不允许父亲在自己的婚礼上抢风头，她说：“我父亲总想做每个葬礼的死者，每个婚礼上的新娘，每次洗礼中的新生儿。”
希尔伯特支持诺特去争取一个讲师的职位，并反驳另一位数学家朗道说：“我不认为候选人的性别是反对她成为讲师的理由，评议会毕竟不是澡堂。”尽管这样子，朗道还是拒绝给她讲师的职位：“当我们的士兵发现他们在一个女人脚下学习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有人问他诺特是否是一位伟大的女数学家的时候，朗道说：“我可以作证她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但是对她是一个女人这点，我不能发誓。”
丘吉尔多次慷慨激昂地反对英国放弃印度，他攻击甘地说：“昔日伦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今天衣不遮体的滋事生非的苦行僧，竟然踏上副王宫殿的台阶，平起平坐地与英王兼印度皇帝的代表谈判，这是多么令人作呕、令人感到耻辱的场面。”
物理学家朗道的生活坎坷。30年代初在列宁格勒物理研究所工作时，他撰文指出苏联物理学界权威人物阿布拉木·约飞在理论上的原则性错误，还有一次他当面讽刺约飞说：“理论物理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不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这大大伤害了约飞，朗道为此付出代价，不得不离开列宁格勒。
1934年6月，凯恩斯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凯恩斯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由于只“谈了些玄虚的经济理论”，罗斯福认为他“留下一整套废话”，“他应该是一位数学家，而不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见罗斯福对他的理论颇为茫然，也对罗斯福感到失望。
最初的计算机是由真空管和电子零配件装成的庞然大物，丑陋之极，而且由很多吱呀作响的机械构成，听起来像满满一屋子的人在织布一样。老沃森断言：“世界市场对计算机的需求大约只有5部。”他跟儿子为此等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有一次，小沃森对他大喊：“他妈的，你能永远不离开我吗？”
1940年，当大半个欧洲陷在法西斯的铁蹄之下时，达利辗转到美国，一直待到1948年。乔治·奥威尔曾这样评价他：“他利用在法兰西的期间中饱私囊，而在法兰西危在旦夕时脚底抹油，溜得像只老鼠。”
1944年9月18日，罗斯福发电报给史迪威，并请史迪威转交一封他给蒋介石的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蒋介石看了电文后，抱头号啕痛哭。蒋介石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1931年，哈耶克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此后哈耶克成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改变哈耶克命运的是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哈耶克写这种媚俗的通俗读物，无异于学术上的堕落。哈耶克在自传中也说到，写这本书“使得自己在同辈的经济学者中名誉尽失”。
“二战”结束后，海德格尔的弟子马尔库塞曾致信要求他发表一个公开的政治声明，向世人忏悔。这一要求遭到了海德格尔的断然拒绝，海氏为自己辩解，说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之类。这番言辞激怒了马尔库塞，他后来抛开师生之谊，直斥海德格尔“站到了逻各斯之外”，自绝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赖以进行的基本维度。从此师徒反目，老死不相往来。
戈林评价希特勒：“对于治理一个国家，使之强大，对他的能力来说只是小事一桩。”在纽伦堡的审判堂上，谢尔曼·戈林痛惜地说，“如果他在1939年死去，他将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可是他为什么不？为什么不知道满足呢？”
1952年9月，为参加欧洲各国举行的《舞台生涯》首映典礼，卓别林准备到欧洲旅行半年。他带着家眷，当轮船横渡大西洋时，收音机广播了美国政府司法部的声明，声明说政府将拒绝卓别林再入境。船在法国停泊时，卓别林向一百多名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我信仰自由，这是我全部政治见解……我为人人，这是我的天性。”又说，“我并不想制造革命，只是还要拍些电影。”
狄兰死于1953年11月9日，年仅39岁。由于他是外国人，死因特别，故需要办理认尸手续。在美国新方向出版社的老板劳夫林的帮助下，办手续的小姑娘勉强拼写出名字。问到职业一栏，劳夫林说：“诗人。”这一回答让她困惑：“什么是诗人？”劳夫林说：“他写过诗。”于是小姑娘在表格上写下：“狄兰·托马斯。他写过诗。”
萧伯纳难以理解奥尼尔，他说：“奥尼尔身上除去革新再也没有新的东西了。”
斯大林有一次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说他已下达指示，曼德尔施塔姆的事情将妥善解决。……“为什么我们老是说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我早就想跟您谈一谈了。”“谈什么？”“谈生与死。”“看来，你不善于保护同志。”斯大林挂断了电话。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再试图给斯大林打电话，但电话里一直说：“斯大林同志正忙着……”
年少的吉纳维夫大胆地向毕加索提问：“毕加索先生，年轻人不太理解您的绘画。”此言一出毕加索立刻勃然大怒，他严厉地反驳道：“那是什么意思？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绘画的语言？难道你们就理解薯片的语言吗？”
约翰·施瓦茨是超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因为上高中时数学好而进入哈佛大学学数学，后来又转到伯克利大学学物理。他对此的解释是：“我不能理解数学家为什么会对数学感兴趣，而在物理学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理解大自然。”
阿赫玛托娃跟伯林相见时谈起1937年和1938年，死亡之幕笼罩在苏联城市的上空，对千百万无辜者的屠杀在继续。伯林说，她以一种干枯、确凿的语调述说这一切，时而停下来：“不，我不能。这不好，你来自一个人类的社会；而这里我们被区分为人和……”然后又是长长的沉默。伯林问起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停下来，眼中含泪，请求伯林不要提起他。
丘吉尔在“二战”以后成为英国人民心中的英雄，但在1945年的选举中败给工党。他很不高兴，但是他说：“英国人民成熟了，他们要选一个重建家园的人而不是选一个英雄。”据说斯大林曾对丘吉尔说：“你打了胜仗，结果你被罢免了，你看谁敢罢免我？”丘吉尔回答：“我打仗的目的就是要保卫人民罢免我的权力。”
海明威跟家人不睦，他曾挖空心思，喋喋不休地评论他那年已50的母亲。他父亲在信中写道：“我将继续为厄内斯特祈祷，他应该对生活有更大的责任感，不然，伟大的造物主将使他遭受更大的痛苦……”
大概很少有物理学学家不鄙视哲学家的，虽然Ph.D的意思是哲学博士。费曼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有次给朋友写信说：“最近一切都好，唯犬子令我担心，他居然想当个什么哲学家。”
1953年，毕加索再度陷入了共产主义的困境，这一次攻击来自他的法国同志。原因是斯大林死后这位艺术家用蜡笔画了一幅肖像画，他画的斯大林肖像如同一个年轻人，这激起了法共中工人党员的不满。出版这幅肖像的阿拉贡不得不公开认错，毕加索感到很没趣。他说：“当你给人送去一个葬礼花圈的时候，人家通常对你所选的花是不加挑剔的。”
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亨廷顿本人也不得不逃出哈佛暂避风头。
1967年，诗人之子、55岁的古米廖夫结婚了，这位学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结束了在干部履历表“家庭状况”一栏中填写“没有”两个字的历史。不过直至此时，他仍受到当局的监视。与他同住一楼的警察问他：“您写的匈奴是支持中国的还是反对中国的？”
简·芳达出生在纽约，当时她的父亲亨利正在百老汇演戏。而母亲弗兰西斯对生了个女儿很失望，她对简冷漠已极，她立即将简交给保姆，拒绝给她爱。芳达后来说：“我不喜欢她来抚摸我，因为我知道她不是真正爱我。”她们两人之间从未有过亲情。
真纳不喜欢与群众在一起，他厌恶肮脏的环境和炎热的天气。甘地外出旅行时，常常乘坐三等车厢；真纳则喜欢乘坐头等车厢，远远离开那些出身低微的人。甘地崇尚简朴，生活清苦；真纳则酷爱豪华，讲究排场。每当真纳到印度各地巡视时，他喜欢组织隆重仪仗，以全身披金挂银的大象为前导，军乐队高奏“保佑吾皇”的乐曲。他喜欢说：“这是市井细民熟悉的唯一乐曲。”
在听了戴高乐重新执政的条件后，国民议长安德烈·勒·特罗奎尔对他大声说：“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宪法的，从阿尔及利亚事件以后，我就对你了如指掌了。你有的是独裁者的灵魂，你太喜欢个人的权力了！”戴高乐严厉地回答道：“正是我挽救了共和国，特罗奎尔先生。”
盛田昭夫征服了世界，却没能征服儿子。盛田家族的嫡传长子秀夫说，他父亲始终都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演员：“他必须‘表演’，他不得不扮演日本最受世界理解的企业家。他不得不这样表演，直到他中风为止。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为的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此我敬佩不已。但那从来不是真的。他永远不可能演好任何一个角色，包括为人之夫，为人之父！”
一度是斯大林接班人的卡冈诺维奇在晚年被开除党籍，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老人。当他知道女演员阿丽莎·库娜被政府打压后仍有许多朋友陪伴时，若有所思：“你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确有天壤之别。”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幽默感与风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些女人认为他举止下流，但他自视对女人的非礼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一次聚会上，他在一位朋友之妻的屁股上拧了一把，结果却惹得这位女士大发雷霆。“天哪，阿西莫夫，”她生气地嚷道，“你怎么总是这样？真的非常痛。难道你不知道这非常下流吗？”
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发生了多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严重政治恐怖事件，史称“慕尼黑惨案”。在为运动员举行的国葬上，梅厄夫人没有参加。三天后，她在万众瞩目中露面，代表以色列宣布：“既然世界已经遗弃了犹太人，犹太人就可以遗弃这个世界。”
在博尔赫斯心中，“祖国”的概念是模糊不清乃至荒诞无意义的。在他看来，世界原本没有国界的划分，没有民族的隔阂，所有的人都和平相处。据说博尔赫斯曾在街头碰到一个青年诗人。诗人激动地将他的处女作送给博尔赫斯。罹患眼疾的博尔赫斯问他，这本诗集叫什么名字。青年诗人骄傲地说：“《祖国在我心中》！”博尔赫斯摇头叹息说：“朋友，这可真令人不适啊。”
谢瓦尔德纳泽首次到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会谈。会议顺利结束，大家打算散去时，谢瓦尔德纳泽恭维了几句舒尔茨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的客气话，美国人高兴地摊开了双手。这时，谢瓦尔德纳泽又补充了一句：“在你们一方，舒尔茨先生，有经验；而在我们一方，有真理。”
1993年，亨廷顿说：“在过去，非西方社会的精英是参与西方社会最多的人。他们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或是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桑德赫斯特接受了教育，并且吸收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态度及价值观。而其普通民众却深深地沉浸在传统文化之中。但在今天，这种关系正在逆转。很多非西方化国家出现了一大批强调‘去西方化以及本土化’的精英，而西方尤其是美国特色的文化、风格和生活习惯在其普通群众当中变得越来越流行。”
有人悲悯地问霍金：“卢伽雷病已将你永远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霍金用还能活动的手指，艰难地叩击键盘，于是，宽大的投影屏上缓慢然而醒目地显示出如下一段文字：“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有我爱和爱我的亲人和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小布什出访加拿大时，有人为了试探他对加拿大的了解，故意问他：“布什先生，加拿大总理‘吉恩·普坦’已发表声明支持你，请问你对此有何表示？”布什兴高采烈地回答：“我很感谢普坦总理的强力声明，他了解我对自由贸易的信念。”而加拿大当时在任总理的名字是吉恩·克雷蒂安。
格林斯潘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时，花了不少时间努力回避问题，因为担心自己说话过于直白。最后，他终于学会了“美联储的语言”，学会了含糊其辞。他的名言是：如果你觉得听懂了我说的话，那你一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