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瑞典文学院曾解释说，托尔斯泰落选的原因在于，他对道德持怀疑态度，对宗教缺乏深刻认识。尽管外面闹得沸沸扬扬，托尔斯泰本人十分淡漠，他说幸亏没获奖，因为金钱“只会带来邪恶”。
罗丹发现了卡米尔，意识到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师，他们相爱了。卡米尔多次要求罗丹在妻子和她之间作出选择，她甚至怀有身孕。而罗丹退却了，他显出了优柔寡断和患得患失。他无力地为自己辩解说：“我需要宁静，忘却和创作……”卡米尔的激情变成了自己的坟墓，无论爱情还是创作。她的母亲跟疯人院院长说：“正是她自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剑桥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团体，凯恩斯曾说，这个团体几乎全是女士，一个学期内一次或两次由每个人在家里轮流做东。女主人不仅要备办一顿美餐（但不准喝香槟），还要提出一个适宜的谈论题目。如果必要，还可以介绍一位外面的女士参与进来。团体人物一时称盛。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夫人暮年回忆时感叹说：“看来，如今的‘人物’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勃洛克高歌十月革命，他曾任全俄诗人协会彼得堡分会主席，预言莫斯科点燃的火焰将烧遍全球。这名发誓“以全部身体、心灵和智慧听命革命”的首席红色诗人，却因为外祖父的庄园被农民付之一炬而精神崩溃，心脏破碎，卒年40。
摩尔根父亲和母亲的家族都是当年南方奴隶制时代的豪门贵族。虽然由于南北战争中南方的失败，家境已经败落，摩尔根父亲和母亲却都以昔日的荣耀为自己最大的自豪，并希望小摩尔根能够重振家族的雄风。摩尔根家族出过外交官、律师、军人、议员和政府官员，却从来没有出过一名科学家，摩尔根是一个“异类”。用他自己日后所创造的遗传学术名词来形容的话，他是摩尔根家族中的“突变基因”。
1916年，杜尚在美国完成了他划时代的第一件“现成品”作品：一把雪铲。杜尚从商店里买来便送了展览，美国人问：“何意也？”杜尚答：“无意。”美国人说：“否，得有意义。”杜尚便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胳膊折断之前。”美国人再问：“此乃何意也？”杜尚答：“铲雪的时候会折断胳膊。”杜尚一直在为这所谓的“意义”感到遗憾。
1918年11月8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贡比涅森林，福煦元帅作为协约国谈判首席代表在行军列车里接受了德国的停战谈判。福煦傲气凌人地对德国人说：“汝等来此做甚？”德国方面回答：“想听贵方停战建议。”福煦说：“停战建议？吾人无。吾人愿继续战斗。”如此好说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福煦以“大战终结者”载入史册。
庇古是经济学家中以古怪个性而著称的人之一，他的性格经历了一次极端的转变。在早年，他是一个快乐的、爱开玩笑的、爱社交的、好客的单身汉，但是后来他变成了一个相当怪僻的隐士。他的朋友解释他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战后他就不再是原来那样了。”
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被很多政治家质疑，在国内国外都受到非议，实践更不如意。英国政治家尼柯尔森形容威尔逊倡导下的巴黎和会：“我们初来巴黎时，对即将建立的秩序满怀信心；离开时，则已经觉悟，新秩序不过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
美国有一位百万富翁，他的左眼坏了，花好多钱请人装了一只假眼。这只假眼装得特别逼真，让百万富翁十分得意，常常在人面前炫耀自己。有一次，他碰到作家马克·吐温，就问他：“您猜得出来吗，我哪一只眼睛是假的？”马克·吐温指着他的左眼说：“这只是假的。”百万富翁万分惊异：“您怎么知道的？根据是什么？”马克·吐温回答说：“很简单，因为你这只眼睛里多少还有一点点慈悲。”
韦伯谈到资本主义时说：“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曾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终身未婚，生活如同清教徒，每天几乎只靠面包和清水过日子。除了工作，就是弹莫扎特的曲子。他说：“我有的只是革命和莫扎特。”
卢森堡自称是一个永远的理想主义者。她说：“确保以纯洁的良心去爱所有的人，那样一种社会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并为之奋斗时，我才有可能产生憎恨。”1917年，斯巴达克同盟鉴于她在狱中健康恶化，考虑到她拥有俄属波兰地区的出生证，试图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狱到俄国去。她拒绝了这一营救计划。在革命队伍中，她以思想激进和意志坚强著称，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右翼分子称她为“嗜血的‘红色罗莎’”。
西蒙娜·薇依曾引用古西班牙诗句，说君主如何整体地消化了被征服者，把他们连根拔起；而革命，同样把对王冠俯首称臣的人民锻炼成为一个整体。这句诗是：“这块土地/可耻地征服了自身。”
弗洛姆在批判独裁者如恺撒、希特勒的自恋时说：“他越是想成为神，他自身就越与人类种族相分离；这一分离使得他恐慌，每个人都成为他的敌人。而且，为了免受恐慌之苦，他不得不增强他的权力、他的残忍和他的自恋。”
据房东太太说，希特勒作讲演前，必先在大镜子前练习其姿势，一练就是几小时。不久，他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讲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该用什么风格？民族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当然啰，这一切我样样齐备。”
作家穆齐尔这样描述他的祖国奥地利：“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正好都是公民。”奥威尔则在《动物庄园》中写道：“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1927年，麦克阿瑟发表过一篇演讲，向那些愿意听的人们阐述了他的军人职业价值观。他说，这个国家应感谢军队，“从《大宪章》时代到现在，我们这个制度的几乎一切有价值和值得保留的成就都是靠武装士兵取得的”。他还说，西方文明如今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野蛮的战争，而是一种新的、潜伏的威胁：“野蛮的讲排场的奢侈。”
在爱因斯坦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后，普鲁士科学院公开谴责爱因斯坦，说他“不仅成为德国现政府的敌人，而且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普鲁士科学院指出，爱因斯坦本来可以“为德国讲句把好话，在国外本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爱因斯坦对此回答道：“要我去作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放弃我终身信守的关于自由和正义的见解。”
1933年春，海德格尔突然对纳粹运动大感兴趣，让雅斯贝尔斯大为惊讶。当雅斯贝尔斯问他，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没受过教育的粗人如何能领导德国，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教育根本无关紧要，你就看看希特勒那双手，多了不起的手。”雅斯贝尔斯没有继续与他争辩。
早在1934年，当赫斯代表全体纳粹党人向希特勒效忠时，其所说的话从麦克风中传到了每一个德国人的耳朵里，在他们的内心中引起了共鸣。“这个宣誓使我们把生命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照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人是替天行道的。不要用你们的头脑去寻找希特勒，他是存在于你们的心灵之中。希特勒就是日耳曼，日耳曼就是希特勒。日耳曼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上帝。”
高尔基晚年回到苏联，有意无意地做了御用文人。在苏联集体化时期，高尔基提出了一个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他还为斯大林的政策辩护说：“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斯大林曾在高尔基的一本书后面留下轰动一时的批示：“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强有力，爱情战胜死亡。”批示上“爱情”一词的俄文拼写有误，少了末尾一个字母。一时间，大家手足无措。有两名教授论证说：“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以及新生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两种爱情绝然不同，拼写岂能一样？”编辑请斯大林过目一下。斯大林的指示是：“笨蛋，此系笔误！”
法西斯甚嚣尘上之际，教会虽未把希特勒看成弥赛亚或上帝，但也对他的50寿辰表示庆贺。日耳曼人的每个教堂都特地做了许愿弥撒，“祈求上帝保佑元首和人民”。梅因斯的主教还号召各教区的天主教徒特意为“帝国的鼓舞者、扩大者和保护者元首和总理”祈祷。教皇也给希特勒发来了贺电。
丘吉尔很早就以反布尔什维克知名。他宣称：“在历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有破坏性和最为卑劣的。”他认为英国对苏联的政策应当是“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斗”。曾有人问他说：“您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丘吉尔回答说：“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
德国吞并奥地利当天，红衣主教英尼泽划着十字向希特勒表示问候，并说，只要教会能保持其自由，奥地利的天主教徒们就会“变成大帝国的最忠实的儿子。在庄严的今天他们已被带回大帝国的怀抱”。据说，听到这位红衣主教的爱国言论希特勒很是高兴，希特勒热烈与他握手，“保证他要什么给什么”。
“二战”期间，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要打仗了，真是的，该死的战争，诅咒你，不能让我的晚上好好快乐，不能让我在明媚的阳光下打高尔夫！”而他此前在公众场合上的话是：“战争，无疑是一个意大利人高贵血统中最珍贵最本质的部分！为了战争，欢呼吧，伟大的罗马人！”
奥威尔为了体验穷人的生活，曾经伪装成酒醉的流浪汉，去辱骂一个警察。他想被抓到监狱里去，以便尝尝跟穷人一起过圣诞节的滋味。但是那个警察从他醉酒后的口音中，一下子听出这个身披借来的破烂衣服的醉鬼是一个出身伊顿公学的地道绅士，他没有上钩，而是善意相劝，叫奥威尔乖乖地回家去。奥威尔说：“英国人的阶级烙印是打在舌头上的。”
为了争取法军归顺，试图“兵不血刃”地取得战役成功，英美策划营救出被囚禁的法国将军吉罗，并将其送到直布罗陀盟军司令部。美国驻阿尔及尔总领事墨菲也积极争取北非法国驻军首领魏刚和朱安等法军将领。这些法国军人本来就不愿为德军打仗，魏刚曾对墨菲说过：“假如你仅仅带1个师来，我将向你开枪；假如你带20个师来，我就要拥抱你了。”
贵族出身的作家阿·托尔斯泰回到苏联后，受到政府的青睐，无产阶级政府甚至准许他留用过去的仆人。据说，阿·托尔斯泰的仆人常常在电话中这样回答对方：“殿下这会儿在党中央委员会。”1945年，这位“托尔斯泰同志”逝世的消息是用一份特别电文向全国公布的，签名的有政府、党、军队、科学的官员，他的殓仪场面相当于国葬。
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当面对魏茨曼说：“我一生都爱你，毫无疑问，你是值得整个犹太民族尊敬和爱戴的。”但他背后又常常说魏茨曼的坏话，对他进行冷嘲热讽，揶揄挖苦，说魏茨曼“长相邋遢”，“缩头缩脑”，讲话“谎话连篇”，为人“恬不知耻”等等。
1946年，苏共中央作出决议，开展一场以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左琴科为靶子的批判运动。法捷耶夫在批判大会上作报告，他严厉谴责两位作家是“阶级异己分子”，他还批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不问政治，无思想性，脱离人民群众生活”。可是几天后他同爱伦堡聊天时忽然说：“你想听听真正的诗歌吗？”接着便朗诵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来。
本尼迪克特谈到日本人曾说：“只要有天皇下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日本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日本天皇下令，他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连最强最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情愿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盟军与达尔朗达成协议一事在英美国内以及在自由法兰西的拥护者中引起了强烈不满。罗斯福遂于11月18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两天后罗斯福又对记者引用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声名狼藉的达尔朗哀叹自己“仅是一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波兰数学家伯格曼离开波兰后，先后在美国布朗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工作。他不大讲课，生活支出主要靠各种课题费维持。他的外语得不到锻炼，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都很晦涩。伯格曼本人从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会讲12种语言，英语最棒。”事实上他有点口吃，无论讲什么话别人都很难听懂。有一次他与波兰的另一位分析大师用母语谈话，不一会儿对方提醒他：“还是说英语吧，也许更好些。”
1944年底，欧洲战事行将结束。在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开始从道德角度，思考继续研制这种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必要性。实验物理部主任威尔森就此问题和奥本海默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建议，举行一个正式的会议来公开讨论原子弹是否必要的问题。威尔森发现奥本海默面有难色：“他建议我们说点别的什么，因为他不想让那些安全人员来找我的麻烦。”
1946年8月14日，当时的苏共中央作出决议，严厉批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文学界红人、向来讲话“义正词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
1949年2月，有人问法共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假如苏联军队占领巴黎，法国共产党将会怎么办？”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工人将伸出双臂欢迎他们。
巴巴耶夫斯基是苏联作家歌颂派的代表，他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是美化苏联农村生活的代表，他只会死乞白赖、蛮不讲理地歌颂。法捷耶夫接到上面送来的手稿后说：“世界末日到了，我们简直没法儿活了。”但这部小说荣获1948年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后，巴巴耶夫斯基一步登天，日丹诺夫把他召到莫斯科，问他有什么需要，党都将满足。巴巴耶夫一时荣华富贵，“所有的人都向他鼓掌喝彩……人们称他为人类的伟大诗人”。
在庇隆统治时期，因为从图书馆管理员“升任”市场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而受辱的博尔赫斯成了反庇隆主义者，他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语言怒骂庇隆与艾娃·庇隆。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人们问他对庇隆的看法，他说，“百万富翁们的事我不感兴趣”；人们又问他对艾薇塔·庇隆的看法，他说，“婊子们的事我也不感兴趣”。
吉拉斯对斯大林模式的批评和有关社会主义新阶级的言论，引起他的战友、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的不满和批评。兰科维奇向吉拉斯指出：“你在《战斗报》上写的文章对党是有害的。”卡德尔对他说：“实质上，这是修正主义，跟伯恩施坦是一路货色。”铁托则认为这意味着吉拉斯在政治上已死亡了，“政治上的死亡是最可怕的了”。
哥达·梅厄19岁时与莫利斯·麦尔森结婚，婚后两星期，她接受任务到美国西海岸通过宣传犹太复国主义筹集资金。她父亲火冒三丈：“谁会撇下新婚丈夫独自出行！”梅是个着魔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人：“我准备着浪迹天涯”，“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党说要我去，我就去”。
苏联优秀的讽刺作家左琴科经日丹诺夫点名后，又遭多次批判，在他年逾花甲时，唯一关心的就是能否领取退休金。1955年8月他写信说：“中央决议后被开除作家协会，1953年重被吸收。这七年我从未中断写作，我的小说发表在《新世界》、《鳄鱼漫画》和《星火画报》等刊物上，还出版了五本翻译作品……我从事文学创作35年，并获得下列奖章：一、劳动红旗勋章；二、伟大卫国战争忘我劳动纪念章。请分会为我申请退休金。”
1961年4月，加加林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宇宙空间俯瞰地球，他说：“地球是蔚蓝色的”，“绝不允许破坏这美丽的地球”。赫鲁晓夫说：“加加林都飞到太空了，也没看到什么神在那里。”媒体把它写成加加林从太空中传回地球：“我在这里没看到神。”
1966年5月，麦克卢汉在一次加拿大的管理学会议上说：“我再也不会说‘媒介即讯息’……从现在起，我相信，媒介即按摩。”
1968年，三岛由纪夫组织了“盾会”，声称要保存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1970年11月25日，三岛带领4名盾会成员在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以“献宝刀给司令鉴赏”为名骗至总监办公室内，将师团长绑架为人质。三岛在总监部阳台向800多名自卫队士官发表演说：“日本人发财了，得意忘形，精神却是空洞的，你们知道吗？”但是没有人响应，甚至大声嘲笑三岛是疯子。
简·芳达是在海滨两岸长大的孩子，出生后不久迁到好莱坞，以后几年沿这条线路反复穿梭多次。她是个好动的野丫头，发疯般去博得父亲的爱。她告诉《女士先生》杂志：“唯一对我有巨大影响的是我的父亲，他有力量，即使他不在，干任何事时都有他在场的感觉……我成为我父亲的儿子，一个调皮男孩，我想变得勇敢，让他喜欢我，变得强硬而壮实。”简自承：“我心灵深处一直很想成为一个男孩。”
胡志明曾想跟他的中国恋人结婚，但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不同意，一位领导人对他说：“你曾说过越南不解放就终身不娶，这句话影响很大，一旦你违背诺言，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解放南方的神圣事业，这不仅有损你的国父形象，连越南共产党也将从此名声扫地。所以，我宁可被你指责、憎恨，也不能让越南老百姓唾骂我们是千古罪人！”
对经济学家来说，100个人常常是有着100个以上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可以很好地共存，这是其他学科难以看到的盛况。有人说：“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人能够分享同一届诺贝尔奖，这种情况只有在经济学中才会出现，如缪尔达尔和哈耶克。”
一次，菲律宾的一位议员攻击美国，尼克松向罗慕洛问起情况。罗慕洛回答说：“他是美国的一位伟大的朋友。”“您不懂菲律宾的政治。在这里，政治家成功的诀窍是：‘使美国人受不了，又恳求他们别离开。’”他还感叹说：“你们美国人把我们教育得太妙了。我们把美国政治制度中过了头的东西全盘接了过来，而且把它们发展了。”
休·海夫纳承认，他的母亲生活得很压抑。“在我的家庭中没有拥抱和亲吻，”他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生活就是那种生活的矫枉过正。”
贝克特是一个现代隐士，在巴黎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确实喜欢沉默、孤独和宁静，他知道，沉默和独处对他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他最痛恨别人窥视自己的私生活。但事实上，他交游广泛，朋友和熟人足足有数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人感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争先恐后，不顾舟车劳顿地赶着上巴黎去见一个所谓的隐士！”
萨缪尔森拒绝了去政府任职的机会。在他看来，那样会妨碍他自由地著书立说。作为美国财政部、预算办公室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顾问，他并不否认：“每当我成为一个联邦机构的顾问，那常常意味着它的衰落。”
费曼经常发出惊世骇俗之语，比如以下两句名言：“物理之于数学好比性爱之于手淫。”“物理跟性爱有相似之处：是的，它可能会产生某些实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我们做它的初衷。”
1979年2月，日本岩井公司因卷入洛克希德贿赂丑闻而陷入困境。为挽救公司名誉，时任公司执行总裁的岛田光弘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写道：“公司生命永在。为了公司的永存，我们必须奉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曾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说：简单地追随西方工业化的脚步，将很难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最终可能人为地造成繁荣的现代城市与停滞的传统农村之间的鸿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缪尔达尔的困境”。
14岁的麦当娜参加舞蹈班时遇到了克里斯托弗·弗林，他是个同性恋者，成为麦当娜的老师、榜样、知己和精神伙伴。弗林在麦当娜以后的高中生活中有重要影响，因为他的影响，麦当娜专心跳舞，与弗林形影不离，包括与他男朋友们发生性关系。麦当娜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贞操，说：“我以丧失贞操作为事业的动力。”
“金融大鳄”索罗斯曾想当一名哲学家，试图解决人类最基本的存在问题。但他很快得出一个戏剧性的结论，要了解人生的神秘领域的可能性几乎不能存在，因为首先人们必须能够客观地看待自身，而问题在于人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米奇尼克去西欧访问时，发现在东欧和西欧的持异议者之间“存在着悖谬的联系”。他经常被问及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两句话回答他们。第一，“我们不是来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阵营，我们来自集中营”；第二，“我们是全新的”。在意大利他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意大利的工人是否准备支持波兰工人？”因为波兰工人正在反对意大利工人所支持的共产主义阵营。
有人曾问英国首相布莱尔：“阿拉法特以恐怖分子开始，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结束，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本·拉登也会被世人当做民族解放的英雄？”
改革者丘拜斯在俄国经历了如日中天和身败名裂的过程，他的哥哥伊戈尔跟着受到影响，伊戈尔曾到医院做腿部手术，当医生在做检查时知道他姓丘拜斯后，厉声说：“如果你是‘那个人’的亲戚，我绝不为你做检查。”相反，4年前当伊戈尔严重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拦住后，却听到这样热情的话语：“您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我们本可以护送您。”
布罗茨基说，自从有浪漫主义以来，便有诗人同暴君对抗的概念，“如果说这在历史上曾属可能，现在则纯粹是梦呓：暴君再也不会提供面对面较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