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前，俄国多次发生内乱。有一次，当国会议长打电报给沙皇尼古拉二世报告形势危急时，沙皇说：“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我甚至无须回答他！”
据说，因为没有得到莎乐美的爱，尼采对女性的仇视和轻蔑在生命的最后七年达于极致：“你到女人那儿去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罗素为此评论说：“但是十个妇女有九个要除掉他的鞭子，他知道这点，所以他躲开了妇女，而用冷言恶语来抚慰他受创伤的虚荣心。”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说过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女子从事学术研究是与她们的天性相违背的。”
德加的“厌女症”也是有名的。他说过：“我结婚？我怎么可能结婚？如果我太太在我每次完成一幅画后，就娇声细语说：‘好可爱的东西！’我不是一辈子都要痛苦不堪吗！”他又承认：“我或许太过于把女人视为动物了。”
“一战”后，克列孟梭遭到无政府主义者埃米尔·科坦的狙击。科坦开了8枪，只中了1次，没有打死克列孟梭。科坦被捕并被判死刑。克列孟梭出面干预对这桩刺杀案的判决。他说：“我们刚刚赢得这场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可是这位法国同胞使我们大失颜面——对着靶子开8枪，只中1次。当然由于他使用了危险武器，应受到制裁。但我建议：判他8年监禁，好让他集中精力在靶场上练练枪法。”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两个朋友谈得很不愉快。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海克尔是德国优生论的启发人。他说过：“我们的文明国家人为地养育着成千上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比如神经病者、麻风病人、癌症病人等等，这对这些人本身和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好处。”
托洛茨基对知识分子无情，这名“赤色犹太人”早于戈培尔在德国而发出了同一威胁：“历史的铁扫帚会把你们和其残渣余孽一起清除！”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曾经不屑于争论。1929年，他傲气十足地宣称他的音乐是“不需要讨论或批评的”。他说：“人们对处于实用状态的人或事物是不作批评的。鼻子不是制造的，它是一种存在。我的艺术也是如此。”
衡定原则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本信条，这是他对精神病和其他一些现象的解释中最基本的部分。他说：“当俾斯麦必须在国王面前压抑他的愤怒时，过后他往往把一只昂贵的花瓶摔到地上泄愤。”
1930年夏天，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一个党组织的代表会议上演讲，批评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与列宁的合作化方案毫无共同之处。在她发表演讲时，会议组织者立即向卡冈诺维奇报告，卡冈诺维奇赶到现场，反驳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娅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由于自己是列宁的妻子，就可以垄断列宁主义。”
1933年1月，戈林等人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并将其嫁祸于共产党人，以此为由迫害德国的共产党，此事成为一个谜。戈林曾经兴奋地拍着自己大腿说：“只有我真正了解国会大厦，因为我放火烧过它。”但他在被审判时拒不承认。
1931年，《西线无战事》被列入纳粹的“放逐单”，即“黑名单”。1933年4月26日，这部小说又上了纳粹党的“褐名单”，成了典型的禁书之一。1933年5月10日，纳粹分子开始在柏林焚烧被禁的书，他们一边把禁书抛向熊熊大火，一边喊着“焚烧格言”。纳粹分子给雷马克的作品写的“焚烧格言”是：“反对在文学上背叛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为了本着真实精神教育人民，我把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的作品扔到大火里！”
1933年，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分道扬镳。海德格尔主张大家都投入纳粹运动，他本人卷入得很深，雅斯贝斯私下向海德格尔表示不快，海德格尔没有回答。雅斯贝斯以反犹为例力证纳粹之恶劣，海德格尔的回答是：“然而犹太人确实有一个十分危险的国际联盟。”雅斯贝尔斯的夫人是犹太人，已经处于危险之中。
在大部分美国人已经支持妇女投票权的年代，霍尔姆斯仍然坚决反对，他对此的解释是：“恕我直言，如果一个女人明确地问我为什么，我会回答她：‘喔女王，因为我是公牛。’”
1936年，当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成功干预西班牙内政时，他在罗马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几万人聚在罗马的大广场，向墨索里尼致意，而他则流着眼泪激动地向他的民众宣布：“我向你们保证，意大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了！”顿时是狂热的欢呼！“我要让意大利空军海军的马达声压倒一切声音，叫他们的天空盖住意大利上空的太阳，叫地中海成为意大利的内湖！”
1937年，哲学家杜威领导了一个旨在调查当年莫斯科大审判真相的委员会，托洛茨基对委员会作过如下表白：“我的生活经历既不乏成功，也不乏失败，这不仅没有毁掉我对光辉灿烂的人类未来的信念，反而使它更强烈了。这是对理性、真理、人类和谐的信念，我在18岁时就抱着这一信念。”
在纳粹德国发动入侵波兰战争之前，戈培尔操纵宣传机器煽动战争狂热。《柏林日报》大字标题警告：“当心波兰！”《领袖日报》标题：“华沙扬言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十二点钟报》报道波兰人攻击3架德国客机。《人民观察家报》：“波兰全境处于战争狂热中！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
邓尼茨为希特勒欣赏，他最初只是个少将，但五年内就被元首提升为海军元帅。1943年，元首又任命邓尼茨为海军总司令。邓尼茨也对希特勒无比崇拜，狂热忠诚，他说过：“凡是自认为比元首强的人都是白痴。”
有传奇制片人之称的刘易斯·梅耶和电影明星的关系十分微妙，电影明星们都很害怕他。他曾经对一个明星怒吼：“我造就了你，我也可以毁了你！”
“二战”开始，在跟墨索里尼会晤时，希特勒破口大骂西班牙人，因为他们参战的要价是40万吨粮食和相当大数量的煤油。希特勒说，当提到偿还的问题时，弗朗哥竟有脸回答说：“这是一个将理想和物质相混淆的问题。”希特勒非常生气，因为弗朗哥竟将他说成是个“渺小的犹太人似的，为人类最神圣的东西进行讨价还价”！
十月革命以后，别尔嘉耶夫创建了“自由精神文化学院”，在各种研讨班上讲授自己的理论，并一度担任过莫斯科大学历史和哲学系的教授。1921年，他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而被捕，经审讯后，被释放。次年夏天，他再度被捕，并被驱逐出境，理由是别尔嘉耶夫“已经不可能转向共产主义信仰”。
卡夫卡把他《乡村医生》一书献给了父亲。当他的父亲接受这本书时，只说了这么一句：“放在桌上吧。”
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任日本内阁首相。此前，他发表宣扬法西斯精神的“战阵训”，强调日军士兵“命令一下，欣然赴死”、“不自由应思为常事”。11月初，以东条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决定。11月中旬，东条在临时议会上发表战争演说，号召国民节衣缩食，声称“一亿国民齐上阵”。
1948年6月，费雯丽和丈夫奥利弗抵达澳大利亚。夫妇发生了几次争吵，有一次，费雯丽拒绝上台演出，奥利弗打了她一巴掌，费雯丽给予还击并咒骂他，直到她走到舞台上。在巡回演出结束后，两人都精疲力竭并且身体不适，奥利弗对人说：“你也许不知道，你在和一对骨瘦如柴的人说话。”后来他承认他在澳大利亚失去了费雯丽。
美国政治家杜威曾计划竞选总统，这给了黑帮头目卢西安诺一个机会。他托人捎话给杜威：“如果你竞选总统，我就提出上诉。人们会知道你如何唆使证人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过去我这样干过，但没成功。现在不同了，媒体愿意刊登任何攻击总统候选人的消息。”卢西安诺还语带双关地威胁说：“踩在一个流氓背上爬上州长宝座是一回事，如果你还能踩着我的背当上总统，而不给我一点好处，我就不是人养的！”
有一位正统的苏联画家被介绍与毕加索见面时说：“我早已知道你是一名不错的共产党员，但恐怕我不喜欢你的绘画。”“我也想对你这样说，同志。”毕加索回击道。
尼赫鲁曾同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有过一场争论。尼赫鲁对勋爵说：“如果十年以后印度不能独立，我愿下地狱。”勋爵回答说：“噢，您没有任何危险，我在世的时候，印度不会独立，尼赫鲁先生，您在世的时候也不会。”
在戈林访问罗马的这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封私函，力劝他们保证在10年之内，“或者，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的话，甚至在25年之内”不再进行侵略。意大利这位领袖对此不屑一顾，最初拒绝看这封信，后来加了个蛮横的批语：“小儿麻痹症的后果！”
“二战”后，戈林被关押起来。一次，在美国精神科医生对戈林诊病时，戈林对他讲：“虽然我现在是纳粹的第一把交椅，但我不怕任何危险了！请你转告安德烈上校，他有幸与我们这些历史人物相处在一起，是他一生的骄傲！”
哈耶克组织的“朝圣山”学社，名字很难确定，章程不易出台，观点的交锋亦激烈。在一次开会讨论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货币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而米塞斯因为有人支持政府干预收入再分配愤而退出会场，他说：“你们都是一群社会主义者！”
尽管奥斯威辛集中营最终获得解放，110万永远无法复活的幽灵却仿佛一条鞭子。哲学家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物理学家泰勒曾受人非议，因为他在1954年奥本海默忠诚问题的听证会上作了对奥本海默不利的证词：“如果共和国的事务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个人认为会更加安全。”听证会结束，奥本海默在国防科学方面走到了尽头。尽管奥本海默成为政治牺牲品的原因很多，泰勒的证词更不是奥本海默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但多数核物理学家还是认为泰勒背叛了奥本海默而无法原谅他。
人们能记住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是因为一位音乐评论家的轻蔑话语和她父亲的尖锐回应。当时，华盛顿的一位评论家保罗·休姆对玛格丽特的表演、音乐及演唱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一番，她的总统父亲大怒并公开向全国发表了对那位评论家的看法。几年后回想起此事时，杜鲁门仍耿耿于怀。“第二天，这个休姆写下了最肮脏可耻的东西。我回了他一封信，告诉他要是让我抓住，我会敲掉他的下巴，踢出他的肠子。”
著名诗人庞德在“二战”时站在纳粹一边。兰登书屋要出版一本《英美著名诗选》时，老板贝内特·瑟夫看到书稿中有庞德的诗，非常生气，他说：“要是我出版埃兹拉·庞德，我就该下地狱了。凡是在我名下出版的书，一律不能收录他的东西。”结果，没有收录庞德诗的书一出版就遭到舆论的普遍指责。
1954年，数学家厄多斯被邀请参加一个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学术会议，他因此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再入境许可证。那时正是麦卡锡时代，美国处于一片红色恐惧之中。移民局的官员不想给厄多斯发再入境许可证，便向他问了各种各样愚蠢的问题。“你母亲是否对匈牙利政府有很大的影响？你读过马克思、恩格斯或者斯大林的著作吗？”“没有。”厄多斯回答。“你对马克思如何评价？”“我没有资格评价他，但毫无疑问他是个伟人。”
当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共产党大会上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有人从听众席中给他递了一张条子，问他：“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通过扩音系统把条子念了一遍，并且喊道：“谁写的这张条子谁就站起来。”没有人站起来。赫鲁晓夫说：“好吧！我当时就在你现在的那个地方。”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多次离婚，女友和情妇无数。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回忆录中说，当年苏加诺访问突尼斯，两国首脑举行会晤时，本来有许多重要的问题要商谈，不料苏加诺向布尔吉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我要一个女人”。
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反应强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甚至有人举着标语游行要求驱逐出境：“犹大——从苏联滚出去！”帕斯捷尔纳克只好拒绝领奖，他告诉诺贝尔委员会：“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
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送往边远的劳改营服苦役。从那以后，只写过一些诗作的23岁的布罗茨基变成了一位受到“群氓”审判的原型诗人。本来还没有多大名声的他，因这荒唐的审判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法国诗人夏尔多勃发表强烈的谴责：在一个卫星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列宁格勒却在审判一位诗人！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影星卜合到越南前线劳军演出。他的搭档问他：“你经常拿总统、议员、州长和其他大人物开玩笑，怎么从没出过毛病？”“没有出过毛病？”卜合反问，“你想我怎么会一再到越南来的？”
赢得罗马奥运会金牌的时候，阿里只有18岁。在获得冠军后，阿里久久不愿意摘下金牌。在回到美国之后，有25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来迎接他。不过当他戴着金牌，走进一家汉堡店要点一杯饮料时，他还是听到了一句话：“只给白人营业。”阿里一怒之下，将这块金牌扔进了河里。
法拉奇问基辛格：“基辛格博士，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虚荣而傲慢的基辛格同意说：“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独自骑马领着一支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付出代价的基辛格后来说，他“一生中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纳博科夫自承，许多知名作者对他来说并不存在。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还有许多别的作家，对他来说完全不存在。他说：“当我静观查泰莱夫人的性行为或者庞德先生——一个十足的骗子——做作的胡言乱语被批评家和低能作家尊为‘伟大的文学’时，我真是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戏弄我的智力。”
数学家厄多斯喜欢创建一些“密语”，例如他把上帝称呼为“祟法SF”，意为“Supreme Fascist”，“最大的法西斯”。不过这一习惯对于不了解他的人很“残忍”。
博尔赫斯攻击庇隆说：“阿根廷的先民用残剩的黑种奴隶充当炮灰是明智之举，清除国内印第安土著是历史性的成就，使人遗憾的只是留下了无知的种子让庇隆主义滋长。”1976年，他还从独裁者皮诺切特手中接受了大十字勋章。他连续十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没有获奖。在他接受皮诺切特的勋章之后，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发表公开声明：这一勋章让博尔赫斯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曾对采访他的女记者说：“妇女很重要，除非她们漂亮、娇媚、有女人味。在法律上男女是平等的，但是在智力上不平等。”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英国勋爵卡林顿到莫斯科去提议就阿富汗问题举行国际会议，葛罗米柯冷冷地回答说，这是不现实的要求。卡林顿问他：“你不认为阿富汗1900万居民中300万或400万因苏联的干涉而成为难民逃到巴基斯坦这一事实很可怕吗？”葛罗米柯说：“他们不是难民。阿富汗人一向都是游牧民族。”
艾柯卡被解雇一周后，负责公共关系的墨菲接到了大老板亨利·福特二世半夜里打来的电话：“你喜欢艾柯卡吗？”“当然！”墨菲回答。“那你被开除了。”
阿隆对暴力有过研究，他说：“暴力本身的吸引力、诱惑力要大于排斥力！”他的破解之道仍在于自觉：“永远不要急于下定论，也不要以绝对真理已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姿态来判定自己的论敌。”他为此常引用伯克的名言：“审慎是这个俗世的神。”
拉登在全球织起了一张巨大的恐怖活动网，准备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打一场十字军战争，以“血洗900年前十字军东征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切齿之恨”。他说：“美国人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华盛顿在中东的驻军是“十字军”。拉登说，他毕生的目标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将所有的美国人赶出伊斯兰世界，不管他是军人还是平民，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儿童。
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因出版一本名为《撒旦诗篇》的小说，遭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布判处拉什迪死刑。拉什迪为此公开道歉：“我认识到世界各地穆斯林因我的小说出版而忧伤。我对该书出版后给伊朗伊斯兰教忠实信徒造成的痛苦而深感遗憾。”但是拉什迪的道歉被霍梅尼拒绝了。霍梅尼说：“即使拉什迪忏悔并成为虔诚的人，也不能得到宽恕，每个穆斯林应以自己拥有的任何手段送他去监狱。”
凯斯·桑斯坦研究过群体行为的心理学，他想回答的问题是：“恐怖主义为什么在全世界蔓延？为什么会发生激进的学生运动或群体事件？互联网上为什么充斥着极端的言论？人们为什么疯狂地投资房地产或股市直到泡沫破灭？……简而言之，人们为什么会走极端？”结论是，这是群体思维——社会流瀑效应作怪。
埃里森曾在耶鲁大学校庆上口出狂言，他把自己和比尔·盖茨等非大学毕业者大夸了一通，最后还安慰那些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耶鲁毕业生，他说：“不过在座的各位不要太难过，你们还是很有希望的，你们的希望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终于赢得了为我们这些人（退学者、未读过大学者、被开除者）打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