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摩根每个月都要就生意上的事务请教他的占星师，这位银行巨头说过：“百万富翁不信占星，而亿万富翁却信。”
德国数学家闵可夫斯基在一次上拓扑课时，提到当时尚未解决的四色问题，他说四色问题之所以未被解决，是因为研究这个问题的都不是第一流的数学家。他说他可以解决它，而且当堂就试着演算这个问题；当然，他没有演算完。下一堂课，他又试了；这样连着试了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成功。最后在一个雷雨的早晨，当他正要走进教室时，惊天动地的雷声响，使他呆住了。于是他对学生说道：“上天在责骂我的自大，我也没办法解决四色问题。”
英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迈尔斯曾说所谓的灵魂是一种“看不见的能量”：“与其将‘鬼魂’描述为一个能和生者进行沟通的已逝者，我们还不如将其定义为一种可以恒久存在的、人类肉眼所看不见的生命能量之表现形式。”
俄裔美国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经历了严重的创作危机，他没有灵感了。他托关系见到了托尔斯泰，但他还是写不出一个音符来。后来接受心理治疗时，其治疗师要他坐于漆黑的房间内，听治疗师不停重复说：“你将开始创作协奏曲……你会工作得称心如意……你的协奏曲会是最好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拉赫玛尼诺夫真的度过了危机。
1923年9月，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1889年4月10日的行动家”，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1930年秋，在哥尼斯堡举行的科学哲学讨论会上，年仅25岁的哥德尔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宣布了那个革命性的发现——不完全性定理。在一个稍微复杂的形式系统中，存在一些命题，我们既不能证明它是真的，也不能证明它是假的。这个不完全性定理大大颠覆了人们的观念，打碎了无数人的美梦。对此，德国数学家外尔哀叹道：“上帝是存在的，因为数学无疑是兼容的；魔鬼也是存在的，因为我们不能证明这种兼容性。”
弗洛伊德曾说：“我打扰了这个世界的睡眠。”当弗洛伊德生平展在美国开始时，《华盛顿邮报》感叹：“是什么令这么多人对弗洛伊德如此愤恨？”一个最经典的回答当然是：“愤怒的原因不在于弗洛伊德本身，而在于他的批评者自身的问题和幻想。”
1932年，一位名叫马丁·佩弗科恩的占星术师创立了纳粹占星术研究小组。他们到处游说并预言：“一种伟大的精神力来将拯救德国，希特勒是太阳系中的一颗星，德国的希望在他身上。”
德国基督教神学家朋霍费尔不相信希特勒的统治会长久：“人们对政治无疑十分厌倦，都希望像小孩子将困难交给父亲那样，把全权交给领袖。”他在电台演说时，首先追溯希特勒“领袖原则”的来龙去脉。由于过去十几年里德国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德国青年便把“领袖至上原则”当做救国良方。朋霍费尔警告说：“盲目信任权威有极大危险！”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曾有一个学生，给了他一篇论文来证明黎曼猜想，尽管其中有错，希尔伯特还是被吸引了。第二年，这个学生死了，希尔伯特要求在葬礼上作一个演说。那天，风雨瑟瑟，亲友们悲哀不已。希尔伯特致辞说，这样的天才这么早离开我们实在是痛惜呀，众人同感，哭得越来越凶。他接着说，尽管这个人的证明有错，但是如果按照这条路走，应该有可能证明黎曼猜想，他冒雨讲道：“事实上，让我们考虑一个单变量的复函数……”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启发了很多人，科林伍德就因此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1934年，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写了一段祈祷文：“愿神赐我恩典，能够泰然接受不可改变之事；赐我勇气，去改变当变之事；并赐我智慧，能够分辨二者；也赐我对公义之信心，不与罪孽世界同流。按着你的真实，而非我的意愿。相信只要委身于神的旨意，凡事都将被归正，路也会被修直。如此，我可以和家人度过今生，与神同在，享受永生的幸福。阿门！”这就是有名的《宁静之祷》，随着千千万万奔赴“二战”的美国士兵而传遍世界。
意大利作家邓南遮非常迷信，他曾在一位侯爵夫人家遇到一算命女人。这女人头戴一顶尖尖的高帽子，披着巫婆的斗篷，手里拿着纸牌给邓南遮算起命来。“您要飞上天空，做出一些惊人业绩。您会从天上掉下来，落在死亡的大门口。但是，您会死里逃生，只是从死亡旁边经过，然后享受富贵荣华。”
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认为，苏联是一个由暴力和政治组成的联合体，她不信任建立了国家专政以后可以使劳动者获得解放。不管变换了怎样的名目，“法西斯”也罢，“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也罢，只要仍是一部行政的、警察的和军事的机器，就有可能成为敌人。她说，苏联捍卫的根本不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它甚至毫无忌惮地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工人。
西蒙·弗洛伊德曾向家人承诺，一旦纳粹上台，全家便离开奥地利。他曾对他的英国同事埃内斯特·琼斯医生说：“这是我的岗位，不能离开它。”这使琼斯想起了“泰坦尼克”号船长的故事：人们问船长：“你为何弃船？”船长回答道：“我从不弃船，是她弃我。”弗洛伊德后来承认，奥地利已不复存在，同意去英国这块“早年梦寐以求的土地”。
年轻的维特根斯坦经常深感郁闷，到罗素那里，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只是踱来踱去，已到中年名满天下的罗素勋爵就这么陪着他。有一次罗素问他：“你到底在思考什么？逻辑，还是自己的罪孽？”维特根斯坦回答：“两者都有。”
物理学家费曼曾想揭穿一名心理学家公开演示的现场催眠，他为此主动报名成为接受催眠的志愿者。催眠师演示了一些动作，说他做了就不会直接走回座位，而是绕场一周。费曼说他当时偏要直接走回到座位去，但是他承认：“我如此不自在，以至于无法继续径直走下去，结果乖乖地绕场转了一周。”
最著名的白宫闹鬼故事跟丘吉尔有关。据说，丘吉尔在一次访问美国夜宿白宫时，遇到了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鬼魂。当时丘吉尔刚刚在淋浴间洗好澡，他一手夹着雪茄，一手端着一杯苏格兰酒，全身一丝不挂地走进林肯套房中。这时他看到了美国前总统林肯的鬼魂正站在卧室的壁炉边，他们互相对视了几秒钟，接着“林肯”就从他眼前消失了。丘吉尔坚称自己看到了林肯的“鬼魂”，并拒绝再在林肯套房中过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戴高乐仅是一名法军上尉军官时，他所作的星占中有一个预言，他将成为法兰西的统治者。他后来还请瓦塞给他占卜，人们经常见到他们两人亲切交谈，不会想到他们是在谈星运。戴高乐曾对他说：“瓦塞，你真行，既是好战士又是好占卜师。”
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利用占星术给自己算了一卦，说自己应该飞往英国寻求和平。他到了英国之后，却被关进了监狱。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说：赫斯“想出一个愚蠢至极的主意，试图通过英国法西斯集团开展工作，以诱降英国人”。在英国方面发布消息后，德国方面声称：“赫斯显然是已精神失常，成了精神错乱的牺牲品。”
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一直记得，40年代芝加哥大学流行一个说法：“上帝并不存在，但奈特是它的先知。”他说，他就是在奈特的影响下而转变的，因为奈特一心一意地传达这样的信息：无论在科学的学术领域之内或之外，这世上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神。
作家米勒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列举了占星术具有象征主义的事例，他说过：占星学表明“宇宙有一种律动的模式”。
1944年，解放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欧洲，第三帝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希特勒和戈培尔在慌乱之际，又一次捡起了占星术这根救命稻草，他们找人绘制了占星图。图上预言，战争将在1945年的4月份发生转折，第三帝国将重新崛起。4月12日，美国的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戈培尔立刻打电话给希特勒，兴奋地尖叫：“我的元首，我祝贺你，罗斯福死了！这就是转折点！”
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谈到俄国小说家及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时说：“这些人活得多认真啊！”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也有这样精炼的名言：“在自由社会，焦虑驱使人民成为自由的叛徒”，在美国，“每个人的胸中都有一个斯大林”。
《纽约邮报》表达对罗斯福总统哀思的方式，简单隆重。有人评价说若总统有灵，也会深为感动。该报只是在每日伤亡栏栏首，发布一则消息：华盛顿4月16日电：最近一批部队死伤名单及其近亲的姓名：陆军—海军阵亡，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总司令。妻：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地址：白宫。
泡利天生不适合作实验。据说他出现在哪里，哪里的实验室仪器就会有故障。有一次，某个著名物理学家的实验室仪器突然失灵。他们就开玩笑说：“今儿泡利没来这地方啊。”过了不久，泡利告诉他们，那天他乘坐的火车在那个时刻在他们的城市短暂停留了一下。
爱因斯坦说：“在我们的经验之外，隐藏着为我们心灵所不可企及的东西，它的美和崇高只能间接地通过微弱的反光抵达我们。满怀惊异地预感和寻求这种神秘，谦恭地在心灵上把握存在的庄严结构的暗淡摹本，对我来说，已是足够了。”
1957年，吴健雄与她的合作者验证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的宇宙不守恒。对于这个实验，泡利当初坚决认为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他说，他不相信上帝是一个无能的左撇子。后来听到实验已经证实后，泡利几乎休克。
著名作家斯泰隆的母亲是名占星家，她曾预言斯泰隆会成为一名作家。斯泰隆也非常相信占星术，为了使自己将来的孩子有一个好的星相，他还同妻子塞奇商量好怀孕的日期。有一个占星师曾让斯泰隆特别当心那些重型的机械，不久以后，他在一家健身房刚锻炼完身体，一个重300磅的器械倒在他的身上，压伤了他的一块肌肉。
美国生态学家蕾切尔·卡森曾说：“我们关注宇宙中自然奇观和客观事物的焦点越清晰，我们破坏它们的尝试就越少。”
卡洛尔·沃伊蒂瓦继位教皇后，成为约翰·保罗二世。保罗二世对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人群致辞的时候只有58岁，他是20世纪最年轻的教皇。他对信众说：“不要害怕”。这样的信息深深扎根于教皇本人的背景。
埃德温·哈勃研究了46个星系，证明了星系正在远离地球，也证明了远离的速度与星系和地球的距离有直接的关系。哈勃发现越远的星系，远离的速度越快，这个科学定律称之为“哈勃定律”。以前人们还以为宇宙是静止的、不变的。哈勃说：“这意味着宇宙可能开始于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爆炸，也就是宇宙大爆炸。”
维特根斯坦说：“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记得他曾跟统计学者弗利曼打赌：“如果魔鬼和你谈一笔交易，以一项精彩的理论交换你的灵魂，你会怎么办？”“我不会答应，”弗利曼说，“但如换到是不平等理论，则另当别论。”
画家巴克斯特为伊莎多拉·邓肯画了一张速写，表现了她非常严肃的神情，几绺鬈发感伤地垂在一边。巴克斯特还给她看了手相。“你会获得很大的荣耀，”他说，“但你会失掉你在人间最心爱的东西。”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解释俄国革命，罗素曾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数学家哈代拒绝涉足任何带有崇拜色彩的地方，为了迁就他，剑桥大学特意在校规里加了一条，使他“可以豁免某些职责，不参加礼拜”。
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晚年因患右臂疼痛症影响写作。当医生将毛姆的右臂右手检查一遍之后，就警告他说：“先生，你不会写字，你拿笔的手指部位也错了，你右臂放在台子上的位置也错了！”毛姆听到医生的诊断后并不为忤，只轻声地答：“医生先生，我已经这样写了几十年了。”医生听了毛姆的话大不以为然，他惋惜地说：“可怜的人——你错了几十年了。”
苏联宇航员捷列什科娃经常回顾她返回地球时的场景：“我降落在一片空地上，顷刻间有成千上万的人向我涌来。”一位老奶奶好奇地问：“姑娘，你在天上看见上帝了吗？”捷列什科娃回答说：“没有看到，也许我的轨道与上帝的轨道不同。”老奶奶感激地说：“谢谢姑娘，你没有骗我。”
杜尚避免了一切对生命可能构成束缚的东西，其中包括对我们平常人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职业、地位、财富和家庭。他在晚年总结说：“我有幸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人生不必拥有太多的东西，妻子、孩子、房子、车子，这些东西全都让人操心不已，人生沉重不堪。我一生总是轻装，不带任何负担，连计划打算亦是没有，那些也是负担。我只是随心任情地活着，所以我活得实在是很幸福。”
美国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对地外生物的存在坚信不疑，他有一句名言：“宇宙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大，如果只有我们，那就太浪费空间了。”
玻尔是丹麦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在更广泛的逻辑关系上提出了解决彼此不兼容但又互为完整描述的一些现象，即互补原理。“‘互补’一词的意义是：一些经典概念的任何确定应用，将排除另一些经典概念的同时应用，而这另一些经典概念在另一种条件下却是阐明现象所同样不可缺少的。”
美国演员格劳乔·马克斯在一次婚礼上大声训斥神甫：“你为什么走得那样快？这是交了5美元的仪式，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占用你5分钟吗？”
一天，法国文学家、艺术家简·科克特参加一个有不少熟人在场的聚会。中途有个人提到了有关天堂和地狱的话题，并请科克特发表自己的高见。科克特彬彬有礼地拒绝道：“请原谅，我不能谈论这些问题，因为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都有一些我的亲朋好友在那儿。”
在牛津上学的最后一年，斯蒂芬·霍金发现自己的行动越来越笨拙，他无缘无故地从楼梯上摔下来，差一点因此失去记忆。最终医生诊断他患了卢伽雷病，即运动神经细胞病，并宣判说，这个21岁的青年只能活两年。霍金后来说：“我出院后不久，就做了一场自己被处死的梦。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被赦免的话，我还能做许多有价值的事。另一个我做了好几次的梦是，我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其他人。毕竟，如果我早晚要死去，做点善事也是值得的。”
钢琴大师鲁宾斯坦的另一个特点是他非凡的耳朵。他的耳朵帮了他很多忙，其中之一就是使他能在观念中体验音乐。“早饭的时候，我脑海里响起勃拉姆斯的交响乐。”他说，“然后我去打电话，半个小时后我发现这部交响曲在继续进行并已到了第三乐章。”
阿西莫夫直至开始创作《撒谎者》，才真正总结出著名的机器人三大定律，这三条定律诞生于1940年12月23日，阿西莫夫去坎贝尔那儿与其探讨一个故事的构思。坎贝尔对他说：“阿西莫夫，你必须记住，任何机器人都必须遵循三条定律。首先，它们不能伤害人类；其次，它们必须执行命令，而同时又不能伤及人类；最后，它们必须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数学家托姆是法国人，35岁得到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得尔奖。有一次，他同两位古人类学家讨论问题。谈到远古的人们为什么要保存火种时，一位人类学家说，因为保存火种可以取暖御寒；另外一位人类学家说，因为保存火种可以烧出鲜美的肉食。而托姆说，因为夜幕来临之际，火光灿烂多姿，是最美最美的。
“太阳女士”索莱伊，成名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开始在欧洲电台、电视台把持星相节目20多年，直到1996年83岁时去世。她家喻户晓的名气也有一半得自法国总统，说是在蓬皮杜时期的某次爱丽舍宫新闻发布会上，总统为搪塞记者顺口说了句“我又不是太阳女士”，意思是自己并非先知先觉，这句话一时成了法国人民的街头流行语。
阿姆斯特朗死后，在新奥尔良，成千上万的人走出家门，向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小号大师致敬告别。著名指挥马修·豪斯顿说：“我们在葬礼上不需要死者的遗体，只需要死者魂归西天，与主同在。”一位曾经是鼓手的乐队指挥说：“我们一路上本来要一直吹奏凄凉的乐曲，但人群中没有一个怀有凄凉情绪。”
年近80岁的杜尚接受一位作家的访问，作家问他：“您想到过死吗？”杜尚回答说：“我并不要另外一次生命或者轮回什么的，这有多麻烦。了解了所有的这些就很好，人会死得很幸福。”杜尚最后说：“我非常幸福！”
1978年夏天，福柯因车祸脑震荡而入医院。后来，当萨特在1980年逝世时，福柯曾对人说：“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发生改变。车祸时，汽车震撼了我，我被抛到车盖上面。我利用那一点时间想过：完了，我将死去；这很好。我当时没有意见。”
里根在任时笃信占星术。因为1981年3月30日，里根总统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召开的一次劳工集会上发表演讲，在返回自己的轿车时遭到枪击，胸部受伤，而占星师琼·奎格利说她曾预测到3月30日会不利于总统，后来里根夫人与琼·奎格利关系密切，以致南希让里根一举一动都要按琼·奎格利所排出的日历行事。“南希找占星大师算命”成为公开的秘密。
泰西埃既是星相大师，又美貌可人。据说，密特朗通过私人秘书，电话约她在总统府图书馆共进早餐，欢谈一个半小时，让门外候见的美国黑人政客杰克逊干等。从这以后，密特朗频繁约见她或者打电话，每次都提同样的问题：“我的运程如何？法国如何？”
1993年，普京的妻子遭遇了一次车祸，一场大火又烧毁了他们的房屋。普京因此成了一名东正教徒。在一次访问以色列之前，他的母亲给了他一个十字架并嘱咐他戴上。后来普京回忆说：“我遵照她说的做了，将十字架戴在了脖子上。从那以后，我再没摘掉过它。”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说：“如果哲学家们帮助了这样一种观点：在不存在权威的地方存在权威，并予这种权威以合法性，那么他们就不再是在真正地思考。”
伊朗总统内贾德曾在演说时，多次提到了西方国家对于章鱼保罗的推崇，称他们的行为是“迷信”。内贾德说，章鱼保罗传达出“西方宣传与迷信思想”，也体现了与伊朗为敌的一些国家的衰落与腐朽。内贾德称：“对于像伊朗这样追求人性的完美、热爱所有神圣价值观的国家，其领导人不应该是相信这种事情的人。”
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有一句名言：“我知道我会下地狱，但是我会在那里看到大资本家、窃贼、刽子手和美国总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