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被人称为“美国的穆勒”。他说：“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就是，人类可以经由改变态度而改变生命。”
1900年8月8日，数学家希尔伯特给出了著名的23个数学问题，推动了一个世纪数学的发展，那年他才38岁。当时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也终将能够知晓！”31年后这个理想被哥德尔推翻了，令他很是震惊了一下。不过这句话还是被刻在他的墓碑上。
法国象征派大师瓦雷里毕业前后，就有了一种柏拉图式的清心寡欲情绪。后来他同家人前往热那亚度假，遭遇了一个暴风雨交加的“可怕的夜晚”，为此他决定放弃诗歌和爱情，献身于“纯粹的和无私的知识”。
画家马蒂斯有着非凡的绘画热情，偶然的绘画机缘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好像被召唤着，从此以后我不再主宰我的生活，而是它主宰我。”
法国军方曾以“诬陷罪”起诉作家左拉，接着判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的罚金，左拉被迫流亡英国。马克·吐温为此说：“一些教会和军事法庭多由懦夫、伪君子和趋炎附势之徒所组成；这样的人一年之中就可以造出一百万个，而造就出一个贞德或者一个左拉，却需要五百年！”
约翰·洛克菲勒继承了母亲勤俭的美德，他把母亲关于勤俭的信念视为“商业训练”，一生中恪守“不俭则匮”的准则；从中他还引申出自己的结论：“只有数字作数。”
波尔兹曼是伟大的统计物理学家，他对现代的统计物理理论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不幸的是他一生在与自己的学术对手作斗争，被迫不停地宣传原子论；更不幸的是学术上的斗争竟然引入了人身攻击，攻击他的人就包括爱因斯坦很佩服的马赫；不幸的波尔兹曼最终死于自杀，最大的不幸是他刚死，他的对手就都承认了原子论。
诗人勃洛克说：“在俄罗斯这种人很多……他们在追求火，想赤手空拳抓住它，因而自己化为灰烬。”
有一年“愚人节”，纽约的一家报纸跟马克·吐温开了个玩笑，报道说：“马克·吐温某月某日辞世了。”当马克·吐温亲自迎来那些个吊唁的朋友时，许多人又惊讶，又气愤，大家纷纷谴责那家不负责任的报纸，马克·吐温说：“报纸报道我死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把日期提前了一些。”
爱迪生一生发明不断，有一年，他申请专利立案的发明就有141种，平均每三天就有一种新发明。当有人称爱迪生是个“天才”时，他却解释说：“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
在苏联内战最激烈的时刻，列宁曾作过最坏的设想。他对托洛茨基说过：“如果白卫军把我们俩打死的话，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担当得起来吗？”
早于1923年，凯恩斯就在他的《货币改革理论》中对单纯的市场调节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调节的过程可能会过于缓慢，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他反对古典学派的不干预，因为：“从长期看来，我们都会死。”
1925年，诗人叶赛宁自缢身亡。他的最后遗言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死并不新鲜，而活着当然更不是奇迹。”
有一位客人去拜访甘地。他看见一位门徒正苦练瑜伽，双脚朝天，头部着地，全身保持平衡状态；另一门徒双腿盘坐；第三位躺在地上；至于圣雄，他安坐在便桶椅上，目光远视，茫然若失。来访者难以抑制住自己，不禁放声大笑。“你为何发笑？”甘地愕然地质问道。客人回答道：“请您看看这房间里的人。他们一个倒立，一个与彼世对话，另一个正在酣睡，而您作为他们的首领，正坐在宝座上大便。您想想看，您带领这帮人马能解放印度吗？”
德国著名犹太人物理学家豪特曼斯对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从不感到自卑和苦恼，他常常对人说：“当你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森林里的时候，我的祖先已经在制造假支票了！”
劳厄在科学家中以正直著称。就在纳粹掌权的当年，他作为德国物理学会会长，在全德物理学家年会上致开幕辞。他引用伽利略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遭到教会迫害这一历史事件，间接指责纳粹党徒对爱因斯坦等犹太科学家的攻击。“地球仍在转动。”在发言结尾时，他用意大利语重复了伽利略临终时的话。
1932年总统竞选是在严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主张实行“新政”，政敌们常用他的残疾来攻击他，这是罗斯福终生都不得不与之搏斗的事情。罗斯福说：“一个州长不一定是一个杂技演员。我们选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做前滚翻或后滚翻。他干的是脑力劳动，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依靠这样的坚忍和乐观，罗斯福终于在1933年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
1933年5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焚烧了所有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为此回应说：“这是人做的事吗？在中世纪的话，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
小说家毛姆晚年时这样解释自己的性倾向：“我是四分之一正常，四分之三同性恋。不过我尽力想说服自己是四分之三正常，四分之一同性恋。那是我最大的错误。”
193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为姓，意为“土耳其之父”。凯末尔说：“我的微小的躯体总有一天要埋于地下，但土耳其共和国要永远屹立于世。”“军事胜利对真正解放来说是不够的，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和技术，这对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身患重病时，法西斯当局通知他，只要向墨索里尼亲自递交宽恕申请书，就可获释。葛兰西的回答是：“这是建议我自杀，然而我没有任何自杀的念头。”
本雅明说：“我们生活在灾难时代，这并非特殊现象，而是永恒规律。”他又说：“史学家仅从进步中发现变化。”
1937年，数学家艾肯写了一个关于庞大的计算机器的建议。他说：“为了节省在算术计算上的时间和精力，避免人们发生错误的倾向，这种期望就同算法科学本身那样是完全可能的。”但在当时，有关计算机的设想被认为是“懒汉的思想”而遭到嘲笑。
恐怖时期，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上过黑名单，据说是斯大林的一句话救了他：“不要触动这个天上的人……”
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的几个小时，希特勒对部下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推开一扇门，里面一片漆黑，以前从未见过，一点儿都不知道门后会出现什么。”
在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恐怖时期，许多人已经习惯在一个手提箱里放些随身之物，回到家里发呆，等着克格勃随时在某个夜晚将自己带走，连肖斯塔科维奇本人也时刻等待着不需任何理由的枪决：“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有一次法国作家贝尔纳说了句俏皮话，把他的朋友们逗得捧腹大笑。一位非常佩服他才华和为人的人恭维他说：“只有你才能说得出如此妙不可言的话来。”可是，贝尔纳坦率地告诉他，这句俏皮话是他刚刚从报纸上看来的。“是吗？可你说得那么自然，就像是发自你的内心一样。”“这一点算你说对了，”贝尔纳得意地说，“不同的是，我把它权威化了。”
在世界各地的弗洛伊德展览中，不可或缺一张弗洛伊德的照片和他的一句题词。这句题词既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事业的表白，也是他对于捍卫人类文明的呼吁：“战斗没有结束！”
苏联最高法院曾在贝利亚的办公室审讯叶若夫。叶若夫语无伦次，并像他的前任雅戈达一样，到最后都保持着对斯大林的忠心，拒不接受所谓密谋杀害斯大林的罪名，他说：“我想作为一个光荣的人被从地球上抹掉。”叶若夫跪在贝利亚膝前，祈求贝利亚给他几分钟时间向斯大林澄清一切，但他被拒绝了。他发誓说：“我将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当宣布他被判处死刑时，他昏了过去，不得不被人抬出办公室。
“二战”开始，国王召见丘吉尔，令其组阁；一小时后丘吉尔会见工党领袖艾德礼，邀请工党加入内阁并获得支持。三天后丘吉尔首次以首相身份出席下议院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指挥家瓦尔特在谈及马勒音乐时认为：“音乐不是白昼的艺术，它的秘密根基或者说它的深刻内涵都产生于受伤害的灵魂中。”他还说过：“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音乐是连接天国的纽带。”
在与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的最后一顿午宴上，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对墨菲说：“你知道吗？至少有四种力量在图谋刺杀我。”有人说：“如果我们能够联合起来成功打败德国，达尔朗将军将进入法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名人堂。”但达尔朗最终被称为“卖国贼”。
1942年，艺术家弗利德接到被遣送的通知。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耐穿，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张画。弗利德曾说：“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死于集中营之中的安妮·法兰克因日记而为世人所知。著名美国诗人约翰·贝里曼认为，日记描写的内容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态，而且“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心态”。
爱因斯坦有一次和儿童心理学大师让·皮亚杰进行了一次关于儿童游戏的对话。在听完了皮亚杰有关儿童游戏研究的介绍之后，爱因斯坦深深地为其中包含的那些隐秘而深刻的生命内容和文化信息所震撼，他感慨地说：“看来，认识原子同认识儿童游戏相比，不过是儿戏。”
继《卡萨布兰卡》之后，鲍嘉又一次被提名为奥斯卡奖最佳男主角。也许是想起拍《非洲皇后号》时深入热带丛林的千辛万苦，他说：“从刚果腹地到好莱坞潘提吉斯剧院相隔万里之遥，我很乐意告诉大家，我宁愿待在这里。”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马斯洛承认，是桑代克使他觉得自己成了“重要人物”。当他在学术上遭到谁的反对想打退堂鼓时，会在半夜醒来，叫道：“老天爷，我可比他聪明！”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6年发表《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区分了四种罪行：刑事罪、政治罪、道德罪、形而上学的罪。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形而上的罪感起于“不能与人类保持绝对的团结……它不只是我谨慎地冒生命危险去阻止某事发生……当别人被杀害而我却活下来的时候，我的内心有声音告诉我：我因侥幸活着而有罪感”。
就在父亲去世的那年年底，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开始构思并创作他称之为“我生存的目的”的《日瓦戈医生》。1946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几乎在“第一时间”写信告诉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捷日达：“我想写一部关于我们生活的叙事作品……”
美国移民局没有给数学家厄多斯再入境许可证。厄多斯请了一名律师提起上诉，结果被驳回。厄多斯说：“我没有取得再入境许可证便离开了美国。我想我这样做完全是按着美国最优良的传统行事：你不能让自己任凭政府摆布。”
当爵士歌王弗兰克·西纳特拉得知美国黑帮欲扩张在东海岸的势力时，他自愿为他们效力，并曾多次帮助黑帮携赃款逃离警方搜查。有人说：“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弗兰克若有所指地对一位名叫迈耶的黑帮重要成员说：‘如果事情将在东海岸、西海岸甚至是国外发生，我都将随时待命。’”
1955年12月1日，时年42岁的美国民权运动的传奇人物帕克斯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时，一名白人男子走过来，要求她让座。帕克斯拒绝了白人男子的要求。当年早些时候，蒙哥马利就有两名黑人妇女因同样遭遇而被捕。这次也没有例外，帕克斯遭到监禁，并被罚款4美元。30年后，她追忆当年：“我被捕的时候没想到会变成这样。那只是很平常的一天，只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加入，才使它意义非凡。”
在丘吉尔75岁生日的茶会上，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对丘吉尔说：“真希望明年还能来祝贺您的生日。”丘吉尔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说：“我看你身体这么壮，应该没有问题。”
1957年11月，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外出版了小说《日瓦戈医生》，1958年10月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惹恼了苏共，苏斯洛夫决定把他开除出作家协会。作协召开会议讨论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问题。表决时很多人到休息厅吸烟，拒绝表决。当会议主席斯米尔诺夫宣布大会一致通过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作家协会时，台下响起女作家阿利卢耶娃的质问声：“怎么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斯米尔诺夫只好装做没听见，匆匆宣布散会。
作家尤瑟娜尔说过：“有些书，不到40岁，不要妄想去写它。年岁不足，就不能理解存在，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自然存在的界限，不能理解无限差别的个体……经过这许多年，我终于能够把握皇帝与我之间的距离。”
1960年，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打到最激烈的时候，萨特发起“121宣言”，号召法国士兵放下枪杆不服从指挥。这件事激怒了政府和军人。萨特创办的《现代》杂志被封，老兵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一边游行一边高喊：“枪毙萨特！”《巴黎竞赛画报》社论的通栏标题是：“萨特，一部发动内战的机器。”法院也准备逮捕萨特，但戴高乐在最后一刻说：“伏尔泰是不可抓的。”
真正让海洋学家卡森获得广泛关注的是《寂静的春天》，该书部分章节发表于1962年6月的《纽约客》。从1945年开始，卡森关注DDT等一系列杀虫剂的问题，她组织专家向美国农业部呼吁停止使用对自然有害的杀虫剂，否则小鸟将消失，春天将是一片寂静。1963年，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卡森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对抗自然就是对抗自己。”
1964年，约翰逊总统有一次请教葛培理，谁适合做他的竞选伙伴。当葛培理正准备回话时，妻子鲁思在桌子底下踢他的脚。葛培理不解，问她为什么踢他。鲁思回答说：“你的建议应该仅仅限于道德和精神领域，不应该沾政治的边。”约翰逊望着葛培理说：“她是对的，你专注传道吧，我就专心政治。”
在近一个世纪里，艺术家杜尚成了一个新的起点。无数人在试图超越他。人们发现：模仿他是如此的容易，但是没有人能超越他。杜尚的启示是：探寻真相的过程就像是剥洋葱，洋葱的中心什么也没有！在杜尚的世界里，一切是如此自由。杜尚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没有新的事物出现。
飞行员林德伯格多次在坠机时成功逃生，创造了飞行员逃生纪录，被同行赞为“幸运小子”。辉煌的飞行履历与年轻人的热血豪情促使林德伯格孤注一掷。“我不喜欢冒险，但不冒险又会一事无成。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无不伴随着冒险……”
汤因比谈及他写的历史研究时说：“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指进行的世界大战）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
简·芳达是个被列入尼克松臭名昭著的“敌人册”中的一人，被冠以“无政府主义者”罪名，被美国中央情报局（FBI）看做美国的反政府敌人。6个秘密情报人员授命在她女儿幼儿园处监视，她无论走到哪儿，都遭到FBI的骚扰和纠缠，她不断受到恐吓威胁。她说：“正是这么些织组机构试图损害我的信誉……让像我这样反对尼克松政府的人看上去是不负责任、危险和恶语咒骂的人。”
在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访问西欧回国之前，库隆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带一个油印机回来，米奇尼克认为库隆“疯了”，“在波兰什么地方可以藏这样一件玩意儿？”
曾有人问特蕾莎修女：“您是否在教导穷人应该忍受苦难？”她回答说：“我认为，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与受难的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我认为，穷人受苦会对这个世界更有帮助。”
诗人米沃什90岁高龄时，曾自言当时仍然坚持写作到夜晚。“根本不可能活腻的，我还是感到不够。”他说，“到了这种年纪，我仍然在寻求一种方式、一种语言来形容这个世界。”
哈佛的罗尔斯是自由主义的重要学者，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关于“无知之幕”的理论，那是他的公正理论的逻辑起点，突然，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老师，你讲得很好，我都能接受，可是，这套理论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罗尔斯怔住了，他说：“让我想一想，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课堂上沉思，整个教室了无声息静静地等着，十分钟以后，罗尔斯抬起眼来，严肃而平和地给出了一个答复：“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说：“回顾过去的50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哈耶克在（同计划经济）辩论的每一论点上都是正确的。”
据古巴安全部门统计，卡斯特罗被计划暗杀达634次之多，居各国领导人之首。卡斯特罗幽默地说：“今天我还活着，这完全是由于美国中情局的过错。”他还说过：“如果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项目是躲避暗杀的话，那么金牌非我莫属。”
在数学上获得斐然成就后，詹姆斯·西蒙斯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据说西蒙斯曾经找到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咨询是从政好还是经商好，陈先生告诉他，从政比数学复杂多了，不适合他，还是经商吧。于是西蒙斯就转向了投资。他表示：“我是模型先生，不想进行基本面分析，模型的优势之一是可以降低风险。而依靠个人判断选股，你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在第二天又输得精光。”
布尔吉巴领导的突尼斯一度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1975年3月，布尔吉巴被选举为终身总统。1986年他免去自己挑选的接班人的职务，1987年11月7日，他被自己任命的新总理本·阿里推翻。本·阿里说，布尔吉巴是个伟大的人物，但再伟大也有老糊涂的时候。
迈克尔·杰克逊说：“我已经厌倦了被人操纵的感觉。这种压迫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撒谎者，历史书也是谎言满布。你必须知道，所有的流行音乐，从爵士到摇滚到hip-hop，然后到舞曲，都是黑人创造的！但这都被逼到了史书的角落里去！……他们叫我畸形人，同性恋者，性骚扰小孩的怪胎！他们说我漂白了自己的皮肤，他们做一切可做的来诋毁我，这些都是阴谋！当我站在镜前时看着自己，我知道，我是个黑人！”
一位牛津数学家、同性恋者安德鲁·哈吉斯，写了一本脍炙人口的传记——《谜样的图灵》，让英美大众对图灵有较全面的认识。1998年6月22日，英国下议院通过修改法条，使得16岁以上同性或异性间的自愿性行为均属合法。第二天，图灵诞生的房子正式被指定为英国的历史遗产，哈吉斯在揭开纪念碑仪式的献词里，替图灵的人生作了一句最好的结语：“法律会杀人，但是精神赋予生命。”
昂山素季并不喜欢政治，她更想当作家。“但我参加了，就不能半途而废。”
哲学家哥德尔说过：“世界的意义在于事与愿违和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