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曾告诫自己：“人生必须有目标，而赚钱是最坏的目标。没有一种偶像崇拜比崇拜财富更坏的了。”他一度沉浸在商海之中，一旦他醒悟过来，他的改变令他不朽。
埃塞尔在朋友家里结识了米哈伊尔·伏尼契，后者讲自己的革命经历时，突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埃塞尔：“你在某年的复活节是在华沙过的吗？”埃塞尔点点头。“你去过城堡对面的街心花园吗？”埃塞尔有些吃惊。“当时我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捕，被囚禁在城堡里。天天望着花园发呆，有一天偶然发现了你。后来，你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没想到能在这里再见到你。”两年后，埃塞尔成了伏尼契夫人，后来成了写作革命英雄故事《牛虻》的作家。
威尔第曾说：“20岁时，我只说我；30岁时，我改说我和莫扎特；40岁时，我说莫扎特和我；而50岁以后我只说莫扎特了。”
1916年的一个夏夜，大数学家斯坦豪斯在一个公园里散步，突然听到了一阵阵的谈话声，更确切的是有几个词让他感到十分惊讶，当听到“勒贝格积分”这个词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走向了谈话者坐着的长椅，原来是巴拿赫跟人在讨论数学。斯坦豪斯就这样子发现了巴拿赫，并把他带到了学术界。他说：“巴拿赫是我一生最美的发现。”
以色列政治家拉宾的父亲曾想去保卫耶路撒冷，但因为平足没有通过体检，最后在本－古里安的默许下如愿以偿。多年以后，以色列的首任总理本－古里安拍着拉宾的肩膀说：“小子，当年要不是我让你老爹通过体检，你就不可能出生在耶路撒冷了！”
哲学家卢卡奇结识俄国女子叶莲娜，对他的一生有重大影响。叶莲娜16岁参加革命党，一度怀抱婴儿与炸弹，行刺沙皇重臣。事败后她流亡巴黎，幸得卢卡奇接济，两人闪电结婚。婚后叶莲娜移情别恋，卢卡奇继续资助她，并将自己的一本书题献给这个“炸弹女郎”。哲学家布洛赫说：通过结婚，卢卡奇“拥抱了陀氏的俄国”。另有人说：与叶莲娜邂逅，标志卢卡奇挣脱韦伯铁笼，转向激进主义。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小说家黑塞找到了真正适合他的生活状态，他结束了战俘辅导等工作，一心投入创作。“宁愿当个怪人、流浪者度过半生，也不愿牺牲心灵，当一个尽职责的绅士。”
据说阿道夫·希特勒曾到一个精神病院视察。他问一个病人，是否知道他是谁，病人摇摇头。于是，希特勒大声宣布：“我是阿道夫·希特勒，你们的领袖。我的力量之大，可以与上帝相比！”病人们微笑着，同情地望着他。其中一个人拍拍希特勒的肩膀说道：“是啊，是啊，我们开始得病时，也像你这样子。”
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博士宣誓仪式由校长主持：“我庄严地要你回答，宣誓是否能使你用真诚的良心承担如下的许诺和保证：你将勇敢地去捍卫真正的科学，将其开拓，为之添彩；既不为厚禄所驱，也不为虚名所赶，只求上帝真理的神辉普照大地，发扬光大。”
39岁那年，特伦查德的命运出现转机。他见年轻人玩飞机，自己也被强烈吸引，他决定学习飞行，很多人不理解他：“您都40岁的人了，还冒啥险？”他后来被尊称为英国“皇家空军之父”。
朗道曾经无奈地说：“漂亮姑娘都和别人结婚了，现在只能追求一些不太漂亮的姑娘了。”他指的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由海森堡、薛定谔、索末菲和狄拉克等幸运儿建立，朗道因为比他们小几岁所以没能赶上这次物理学史上关键的淘金行动。有的人感叹：朗道生不逢时。
罗斯福夫人年轻时从本宁顿学院毕业后，想在电信业找一份工作，她的父亲就介绍她去拜访当时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董事长萨尔洛夫将军。萨尔洛夫将军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随后问道：“你想在这里干哪份工作呢？”“随便。”她答道。“我们这里没有叫‘随便’的工作，”将军非常严肃地说道，“成功的道路是由目标铺成的！”
卡夫卡一生孤独忧郁。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小沃森对父亲所经营的IBM没什么好印象。小时候参观工厂，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浓烈的烟雾、噪音以及刺鼻的金属味。1937年，小沃森前往IBM销售学校，熬了两年坚持到学业结束。小沃森成了正式销售员，但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飞行和泡妞上。他的风流韵事在公司内沸沸扬扬。他有股倔劲：“我不能让IBM支配我的生活。”
查理·卓别林5岁时偶然开始了他的表演生涯。他的母亲是音乐厅演员，一次演出中失了声，不得不离开舞台。查理上台唱了一首名曲。歌唱到一半，雨点般的钱就扔到了台上。查理停下来，对观众说，他先要捡一下钱，然后再把歌唱完。观众笑了。这是卓别林神话般生涯中赢得的几百万次笑声中的一次。
1925年，美国著名的犹太裔出版人贝内特·瑟夫和他的搭档唐纳德·克劳弗尔举债收购“现代文库”，1927年正式创办兰登书屋。最初只是打算每年“偶尔”出版几种珍藏版图书，所以取了这个英文名字，谁曾想就此演绎了一段20世纪出版界的传奇，成为一个巨无霸式的出版王国。贝内特的墓志铭是：“每当他走进房间，人们总是因为他的到来而更快乐。”
1936年，不愿节制而不断肥胖下去的好莱坞影星罗斯顿在英国伦敦演出时，突然晕倒在舞台上，人们手忙脚乱地把他送到伦敦最著名的汤普森急救中心，经诊断，他是因心力衰竭而导致发病。紧急抢救后，他虽勉强睁开了眼睛，但生命依然危在旦夕。尽管医院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和医疗器械，最终还是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弥留之际，罗斯顿喃喃自语：“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
马斯洛认为，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马斯洛说：“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
经济学家科斯年轻时开了一门课——“企业组织”。他给朋友写信说，他非常喜欢这门课，虽然他并不知道他表达的观念有那么重要，但他个人很是满足：“对这门课来说，我采用的是全新的教法，所以我觉得极为满意。有一点我感到很自豪，这些全都是由我一个人构思出来的。”后来他在诺贝尔奖的得奖演说中回顾说：“当年我只有21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
数学家哈代说：“从实用的观点来判断，我的数学生涯的价值等于零。”
杜鲁门在宣誓就任总统后，对记者们说：“孩子们，如果你们祈祷的话，那现在就为我祈祷吧。我不知道你们这帮家伙是否曾有过一车干草劈头盖脸地落在身上的感觉，但当他们昨天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我觉得好像月亮、恒星和所有的行星都落在了我的身上。”“祝您好运，总统先生。”一个记者喊道。“我希望你没有这样称呼我。”杜鲁门叹道。杜鲁门就这样当上了总统。当年，杜鲁门参加副总统竞选也出于类似的无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丘吉尔见到了铁托，于是对他大声说道：“你可知道，在战争期间，我可不大喜欢你。但是现在，由于你所采取的立场，我比较喜欢你了。”铁托笑笑说：“我可不是为了你的喜欢而活着。”
丹尼尔·贝尔曾是一个叫丹尼尔·波洛斯基的少年，他后来改了美国姓氏并扬名立万。“就这样，一伙贫穷而骄傲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边陲，盼望着跨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说，这类英雄故事早在福楼拜、詹姆斯小说中重复了多遍，可它依旧充满了现代含义。无论那英雄的名字是皮普、于连、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巨手，托举他穿过丛林，成为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的名流”。
随着年龄增加，毕加索在作品中表现的色情越来越强烈，但更多把自己置于偷窥者的地位。他自己也曾承认：“我们上了年纪，不得不把烟戒了，但是抽烟的欲望还是有的。爱情也一样。”
萨缪尔森回顾自己的一生说：“行将迈入古稀之年，我的感觉如何？和音乐家瓦格纳与威尔第同等高寿的歌德曾说，年老与年轻之别，在于年轻人的体力总是呼之即来，随时待命；反之，八旬老翁只有在巅峰状态下，才能有最佳表现。”
在回首创业历程时，雅诗·兰黛夫人说：“我一生中工作的每一天，无不与推销有关。假如我相信一样东西，我推销它，不遗余力。”
据说作曲家埃林顿自跟钢琴结伴后几乎没有一天不从事创作。他说：“你知道情况是怎样吧。你一回家就想上床。当你正往床那里走，你得经过钢琴，它似乎在向你调情。于是，你坐下来弹几下，当你抬起头看时，已是早晨7点了。”自然，埃林顿把他1973年发表的自传取名为“音乐是我的情妇”。他写道：“音乐是我的情妇，她在我生活中占主要位置。”
辛普森夫人是爱德华的理想伴侣。她对待前国王的态度仿佛是在教育不懂事的孩子，脾气暴虐，言语刻薄。大多数情况下她都不加掩饰地表达着自己对爱德华的轻蔑，而且经常弄得爱德华眼泪汪汪的。“天啊，那女人真是个泼妇！”有人发现，爱德华在向她求婚的时候就已“完全失去了自信，像狗一样追随着辛普森夫人”。在她的影响下，爱德华的生活从此变得异常空虚。
丘吉尔是一个孝子，他的母亲临终前颇感欣慰地说：“能为自己养育一个丘吉尔，是我的幸福；能为英国养育一个丘吉尔，是我的骄傲……”
1958年，为了庆贺朗道50岁的寿辰，苏联原子能研究所送给他一块大理石板，石板上刻着朗道一生工作中的10项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人们借用宗教上的名词，把这些成果称为“朗道十诫”。
婆萨不到14岁时，厄多斯已经把他当做成年数学家来讨论问题。他们当年合作发表了第一篇论文，15岁时，婆萨在图论方面完成了他最著名的工作。但20岁那年，他就停止证明和猜想，改行去做小学教师了。厄多斯说：“我觉得非常可惜。他虽然活着，但无异于行尸走肉，我非常希望他能尽快真正活过来。其实当他16岁那年告诉我他宁愿做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做爱因斯坦时，我就开始隐隐有些担忧了。”
虽然晚年患有肾病，小号演奏大师阿姆斯特朗最大的烦恼是由于长年吹奏小号唇部生起的硬疤。他得敷特殊油膏，缓解病痛。他说：“小号超过一切，甚至超过我的妻子。我爱露西尔，她也理解我和我的小号。”
物理学家费曼的夫人去世后，费曼似乎并没有感到悲伤，还是像往常一样授课，从事研究。也许夫人的死，在他心中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冲击。有一天，费曼在道路一旁的橱窗中，看到一件晚礼服。费曼想，如果我的夫人穿起这件衣服，一定是光彩夺目，非常漂亮。这时费曼突然意识到，他与他的夫人已生死两隔，她再也不可能穿上这件晚礼服了。费曼一个人站在道路中间，如同小孩子一般，泣不成声。
导演皮斯卡托娶了一位电器大王的遗孀，住着一栋大房子。一个朋友说，他家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金鱼缸，再就是他妻子披着水貂皮披肩在屋里走来走去。布莱希特说：“看得出来，用电灯泡可以收买当今最伟大的导演。”
英国警官梅耶，为了抓捕一名强奸杀害女童埃梅的罪犯，查了十几米厚的文件和档案，足迹踏遍四大洲，打了30多万次电话，行程多达80多万公里。经过52年漫长的追捕，终于将罪犯捉拿归案。当他铐住凶手时，他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有记者问他，这样值得吗？梅耶说：“一个人一生只要干好一件事，这辈子就没白过。”
诗人艾略特在70岁那年说：“我刚刚才开始长大，才开始走向成熟。在快到60岁的那些年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带着孩子气。”
盖博是好莱坞一个神话式的人物，他集中地体现了美国式的独特魅力。他的最后一部影片是《不适应环境人》，拍完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他曾走运，并很有体会。”
一支24人的探险队，到亚马孙河上游的原始森林探险。热带雨林的特殊气候使许多人的身体严重不适，队员们相继失去联系。两个月之后，他们在原始森林中不幸遇难。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创造了生还的奇迹，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探险家约翰·鲍卢森。很多人问他：“为什么唯独你能幸运地死里逃生？”他说：“世界上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也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曾有人问杜尚：“你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是什么？”杜尚说：“是我度过的美好的时光。”
惠特尼·休斯敦在母亲的教育下，培养出了良好的歌唱才能。17岁那一年，一次她正在为当晚与母亲同台演出的演唱会做准备时，突然接到了她母亲声音嘶哑打来的电话：“我的嗓子坏了！不能再唱了。”母亲鼓励她说，“你完全能够一个人唱，因为你很棒！”于是，休斯敦因为母亲的这次意外得病，而第一次独自走上了舞台。休斯敦一举成名，一唱而成了美国的王牌歌手。
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被俘。政府军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在关押24小时后，于10月9日把他就地枪决。当时他年仅39岁，和他同时遇害的还有其他34名游击队员。格瓦拉有这样一句诗：“我踏上了一条比记忆还长的路，陪伴我的是，朝圣者的孤独！”
科学家的创造年华通常是很短暂的，所以学术机构中都设有终身职位，以保证科学家的生活。但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厄多斯拒绝找一份稳定的职业，朋友们劝他尽快找一份终身职位，他们说：“你那走江湖数学家的生涯还要维持多久？”他回答说：“起码40年。”
德国总理阿登纳多次访问美国。有一次他提前去尼克松的家，他对独自在家的尼克松夫人说，他提前到来是为了看看他送的玫瑰树经过冬天的考验后的生长情况。当尼克松回到家时，他吃惊地发现阿登纳站在他家的花园里，就像谈论世界形势一样专心致志地和他的夫人讨论玫瑰的生长状况。
夏奈尔是法国社会的宠儿，公爵和花花公子们的好友，富人和名流的知己，她厌恶虚伪做作，我行我素，绝不自欺欺人。她曾说：“我受不了千篇一律的呆板生活，我有时间工作和爱，没有时间干其他事。”尽管夏奈尔喜好奢侈并有众多显贵朋友，但她一直是一个时装民主化的提倡者。她的朋友毕加索曾说：“她是欧洲最敏感的女人。”
小说家纳博科夫身高6英尺并且身材强壮，很像一位运动员；但当他戴上他的角质眼镜，他又像一位老教授。他的嗓音像一位熟练的演员，能够表达任何感情，所以他的谈话就像能镇住听众的话剧。“我不钓鱼，不下厨，不跳舞，不背书，不签署声明，不吃牡蛎，不喝醉，不去看心理医生，不参加任何示威。我是一位温和的绅士，非常善良。”
歌剧艺术大师卡拉斯常说：“我着魔于完美”，“我不喜欢中庸之道”。卡拉斯一直是个工作狂，她能说：“我工作，所以成为我。”她与抑郁较量，她往往由于神经紧张和身不由己的工作狂而精疲力竭，她不断为疾病和疲倦看医生，考珀医生告诉她：“你很健康，你没有任何紊乱的地方，所以根本不用治疗。如果你真有病，那是思想有病。”
有一天，罗素的一位年轻朋友来看他。走进门后，只见罗素正双眼看房屋外边的花园，陷入了沉思。这位朋友问他：“您在苦思冥想什么？”“每当我和一位大科学家谈话，我就肯定自己此生的幸福已经没有希望。但每当我和我的花园谈天，我就深信人生充满了阳光。”
尼克松引用过莎士比亚的话：“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他认为，丘吉尔的一生给人们提供了所有上述三种类型，丘吉尔不像那些为权力而谋求权力，或是为了拥有权力以便自行其是的那些领袖人物，他谋求权力是因为他真正地意识到自己能够比别人更好地运用它。他相信自己是他那个时代唯一的有能力、有资格和有勇气去处理某些重大危机的人。尼克松说，他是对的。
奥登一生都在创作，即使晚年，兴趣依然如故，喜欢写散文、书评，但首先是诗歌，似乎他的生命以此为依托。“我脑子里总是装着两样东西——主题和体裁，”他说，“体裁寻找主题，主题也寻找体裁，两者碰到一起，便产生了创作。”
在一次被问到“你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的问题时，信奉“自由主义”经济观、作风强硬的撒切尔夫人毫不犹豫地说：“我唯一能给你的就是：让你更自由地为自己做事。”
弗里德曼说，当他回想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历程时，不禁深刻感受到纯粹的偶然在人们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这让他想起了弗洛斯特几行著名的诗句：“双岔道自黄树林中分出，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佩罗为什么会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呢？因为他为美国人树立了最佳的个人主义的榜样。他在别人的公司工作时感到憋闷，于是辞职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财富。佩罗常常喊的口号是：“苍鹰孤影，它们永远形单影只。”
有人说诗人博尔赫斯，是一个渴望着像但丁那样爱着比阿特丽斯的人，但他发现自己不是但丁，身边也没有那个几近完美却又不可企及的比阿特丽斯，因此人生充满了无奈。作家曼古埃尔评价博尔赫斯：“也许他的悲哀最终来自一种认识：他的才能不会带给他渴望的高尚的情色遭遇，却只是带给他失败。”
当年海德格尔讲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只用了一句话：“他出生，他工作，他死去。”德里达也很欣赏这句话。哲学家仿佛无须别人来理会他的私生活，但福柯这个人注定会有太多的人来关注他的生死爱欲。
盖茨和梅琳达都是工作狂，两人都喜欢下班后在办公室里加班。盖茨从自己的办公室窗口望出去，正好可以看到梅琳达。一天，盖茨来到了梅琳达的办公室，大胆地对她说：“请你永远为我点亮这盏灯！”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办公室也成为他们约会的地方。
据说霍金有一次作报告，有人问到关于作研究的快乐，他回答道：“作研究跟做爱差不多，不过前者更持久。”
埃里森说过，最优秀的人才非但不以哈佛、耶鲁为荣，而且坚决舍弃那些荣耀。他举例说，世界第一富比尔·盖茨，中途从哈佛退学；世界第二富保尔·艾伦，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世界第四富，他自己，被耶鲁大学开除；世界第八富戴尔，只读过一年大学……至于微软总裁斯蒂夫·鲍尔默在财富榜上大概排在十名开外，他与比尔·盖茨是同学，为什么成就差一些呢？埃里森说：“因为他是读了一年研究生后才恋恋不舍地退学的……”
据说，阿拉法特一生遭遇了50多次暗杀行动，他多次化险为夷，“60％是靠他自己的鼻子，或者说他对危险的警觉，30％是运气好，10％是安全机构的作用”。
指挥家小泽征尔从青年时代就养成晨读的习惯。他说：“我是世界上起床最早的人之一，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常常已经读了至少两个小时的总谱或书。”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职业生涯存在一个规律：当他集中注意力于学术研究几年后，就会厌倦并想要服务于政界；而当他从事政策制定一段时间以后，又会开始重新渴望作真正的研究。
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选定4月的某天结束他在哈佛大学的教学生涯。那天，乔治在礼堂讲最后一课，想到就要结束教学生涯，不免有些伤感。快结束的时候，一只美丽的知更鸟落在窗台上不停地欢叫着，他打量着小鸟，许久，他转向听众轻声地说：“对不起诸位，失陪了。我与春天有一个约会。”说完便匆匆地走了。
电影演员嘉宝在晚年曾意味深长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荒废了一生，现在要改变它已经晚了。我散步的目的是逃避现实。当独自一人时，我常想到自己过去的一切，有好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总之我对这辈子是不满意的。”
一生坎坷的诗人之子古米廖夫以“欧亚主义”主张出名，他解释欧亚主义的口号是：“不要去寻找那么多敌人——他们已经够多了；而应当寻找朋友——这才是人生的主要价值。”
索罗斯寻找那些具有哲学敏感性的人，而对那些仅仅赚了许多钱却没有思想的人不屑一顾，他曾对一个朋友说：“你的问题就在于：你每天都去上班，并且你认为，既然我来上班了，就应该做点事情。我并不是每天去上班，我只有感觉到必要的时候才去上班……并且这一天我真的要做一些事情。而你去上班并且每天都做一些事情，这样你就意识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一天。”
曼德拉最喜爱的运动就是拳击，年轻时曾参加过比赛。年逾八旬的曼德拉在谈到“一生遗憾”时首先提到了拳击运动：“我非常遗憾没能成为一名世界级拳击冠军。”
1988年，昂山素季偶然回国，本来计划只是作短暂的停留。谁也没有料到，此时此刻，缅甸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反抗军政府残暴和腐败的统治。枪声在缅甸首都响了起来。自己国家的军队向自己的人民开枪，比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军队还要视人命如草芥。“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缅甸人民发现，他们盼望已久的领袖诞生了。从那时起，昂山素季不再是一名旁观者。
晚年的哲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不愿多说话，他认为，面对这个日益庞大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大师的时代已经结束。“与其想象这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而自我欺骗，不如知道自己失落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这岂不是更好吗？”关于自己，他重申自己只是一个手工匠，他推动了自身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有别人会继续下去，他们有自己的分析框架和更令人满意的诠释办法。这才是永不终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