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秦始皇发明的。统一中国，他起的也不是决定性作用。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一直被大大夸张了。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时代，那么它们启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学之蒙，而是专制之蒙、迷信之蒙。因此，春秋战国时代不是中国上升的开端，而正是中国历史下陷的开始。
公元前二二一年，三十九岁的嬴政端坐在高大幽深的咸阳宫前殿。他注视着面前竹简上的两个隶体字“泰皇”，思维良久，举起毛笔，圈去“泰”字，在后面加上一个“帝”字，在旁边注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虽然嬴政后来被以暴君的形象载入史册，然而这一发明却被后来者珍爱不已。从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宣统三年的两千一百三十二年中，数百名中国统治者袭用秦始皇发明的这个称号称呼自己。
这个称号确实与众不同。它的本质特征是“无以复加”。“皇”字，取自“三皇”，即开创宇宙人类的三位神人：伏羲、女娲、神农。“帝”的本义亦是神祇的名称，传说中以黄帝为代表的五位半人半神的领袖合称“五帝”。这两个字本都不属于凡间。除此而外，这两个字的字面意义也是最为盛大、崇高、辉煌：“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举措审谛，父天母地，为天下主。”（应劭《汉官仪》）
在秦始皇以前，再狂妄的人间君主也顶多僭用一个“帝”字，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把“皇” “帝”叠加起来使用。虽然仔细推敲，这种用法稍有同义反复之嫌，但确乎达到了给人以饱餍感、窒息感的极致性效果。不可能在汉字中创造出比它更加尊贵的词汇了。嬴政不愧是“万世帝王之祖”，他随手摘撷的这两个字，严严实实地封住了后世万代所有人从名号上超越他的一切可能。
对中国人来说，“秦始皇”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
说熟悉，这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名字。不但因为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更因为他是“千古一帝”。
说陌生，是因为除了“残暴”二字之外，人们对他所知其实不多。在大部分人的脑海里，他更像一个符号式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可触摸的、有血有肉的人。确实，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似乎离正常的人性人情太远：他专横强大，挥动巨剑，指挥铁血秦军在十年之内席卷宇内，完成了前无古人的统一大业。他冷血残暴，以鞭子和屠刀统治天下，把天下变成一个巨大的监狱和刑场。他穷奢极欲，把全国百姓征发一空，日夜不停为他修建模仿天宫和宇宙的宫殿与坟墓，终因暴虐无度轻易断送了秦王朝的江山。他狂妄贪婪，一心寻找能让他长生的仙药，当听说海中有巨鱼阻碍了他的求仙之路，遂亲自出海射杀之……
这个人更像一个行为艺术家而不是正常人，或者说他的举止，更接近上古时代共工、颛顼等半人半神的传说意味，而没有多少后世俗人的烟火气息。
不知道是不是与这些后现代色彩浓郁的行为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有关，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被严重夸大。中国的统一被归为他个人的功绩，“皇帝制度”也被当成了这个无所畏惧、异想天开的天才人物的“天才发明”。
前几天，一位电视人和我聊天时说：“中国人打秦始皇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站起来过。要是没有秦始皇，中国人不会是现在这个样。”类似的话，我已经听过多次了。应该说，他的话代表了今天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看法：秦始皇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没有秦始皇，也许中国不会统一，就会像欧洲那样，在持续的动荡不安中演变出一种全新的政治格局。或者说，如果没有秦始皇，至少不会发明“皇帝制度”，也就不会有“大成至上的专制主义”的两千年黑暗统治，中国历史的面貌因而也会迥然不同。似乎是秦始皇只手改变了中国历史之河的流向，使中华民族从生机勃勃改道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似乎上帝本来许给我们这个民族一个美好的未来，被这个“性悍勇，豺声，少恩而虎狼心”的男人的冷酷自私破坏了。学术界也公认秦始皇是专制主义的始祖。李慎之先生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避开一切可能的争议，截断众流，定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时算起……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秦始皇以前当然也有根子，然而只有到秦始皇的集中统一，才出现了大成至上的专制主义，以前的那一段算不算都不致影响大局。”（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事实真的如此吗？
确实，“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才华是举世公认的。亲政之后，经过了七年的准备，嬴政于始皇十七年挥师东下。十七年，他灭了韩；十九年，他攻克赵国首都邯郸；二十一年，歼灭燕军主力；二十四年，灭亡楚国；二十五年，扫除燕赵残余；二十六年，齐国不战而降。东周五百年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争，秦始皇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彻底终结。整个过程如同一场干净利落的拳击赛，秦始皇一击猛过一击，没出过一手缓招；秦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没有给对手以任何喘息机会。
无论你喜不喜欢秦始皇，都应该会同意这样的判断：这是一个坚强的人，骨子里有着超人的强悍。
按理说，这有点不符合中国政治的规律。中国历代王朝的帝王，大抵是一蟹不如一蟹，深宫之中，妇人之手，培养不出真正的男子汉。秦国传到嬴政，已经五百余年，数十代过去了。作为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天潢贵胄，能拥有如此坚韧强硬的性格，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个异数。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是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曾说：“我们读历史时，都赞叹战国之时，刘邦项羽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三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
动荡的时代催生伟大的人物。狄更斯的那段名言用来描述战国时代十分合适：“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务，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双城记》）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的边界线每天都在变动，烽火接连出现在各国的天空，处处充满危机和阴谋，每个人都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在天下大棋局中，每个国家都绞尽脑汁，全力以赴，因为一招不慎，就可能亡国灭族。而对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和危险都空前多的年代，如果不竭力奋斗，很可能会一步之间，从天堂坠入地狱。
作为吕不韦的一个惊天大策划的产物，嬴政一出生，就嗅到了阴谋和烽火的味道。其时他的父亲异人正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抵押于赵国。虽然一出生就是天潢贵胄，嬴政的命运却和父亲一样，很长时间内命悬一线。那个时代，亲情对铁血政治家们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砝码，秦昭襄王在做出政治决断时根本不考虑做人质的亲孙子的安危。在嬴政出生之时，秦赵两国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史称长平之战。这场恶战历时三年，赵国主将赵括被击毙，四十五万赵军被消灭，赵国不得不割地求和。嬴政刚刚一岁，秦国以赵国不履行割地之约为由，再次大举伐赵，被赵军击退。嬴政三岁那年，形势更加紧张：秦军再次卷土重来，赵国国都邯郸岌岌可危。赵王恼羞成怒，决定不顾一切，杀掉异人以泄心头之恨。
作为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嬴政还不明白为什么父母如此张皇失措。经过吕不韦一番紧张活动，异人终于逃出了邯郸，回到了秦国。然而嬴政和他的母亲却不得不藏匿到外祖父家。秦军对邯郸的大围困，造成了邯郸城的大饥荒。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嬴政的发育状况不佳，以至于“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用郭沫若的话来说，这都是生理上的残缺。更为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小嬴政和母亲数年之中不得不隐姓埋名，在赵国密探的搜索下生活得如同惊弓之鸟。周围的邻居都十分蔑视这个嫁给秦国人，而今又被秦国抛弃了的女人，并把战争带来的痛苦归罪于这对母子身上，投给他们的目光，除了鄙夷，就是仇恨。
苦难从来都是大人物的奶汁。生命早期的这段经历，给了嬴政一生以决定性的影响。从一方面看，身处敌国的嬴政命运岌岌可危，随时都可能被赵人抓去处死；从另一方面看，作为秦国继承人的长子，他的身份又无比尊贵，有朝一日还有可能独掌大权。王孙地位与囚徒身份合二而一，使得嬴政自小既自卑又自傲。身处绝境中的他很小就领略了人性的黑暗、人情的真伪，明白了只有异常坚强的人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冷酷世界成功生存下去。
果然，在挺过了寒冬般的童年之后，嬴政的命运发生了突然的转变：九岁成为王储，十二岁登上王位，二十一岁亲政。无数大事突然撞入了这个不爱说话的男孩子的生命中。特殊的经历使秦始皇过早地成为政治机器的一个重要零件，秦国宫廷中充满血腥的气氛培养了他冷静、冷血、冷酷的性格。在正式握住权柄的那一天，他已经是一个天资超群、性格强毅、头脑清楚的不世出的英主。
在无限夸大秦始皇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历史学家们又常常无情抹杀秦始皇性格和能力中光辉的一面。在大部分读者眼里，秦始皇的性格只有一面：他刚狠暴戾、野蛮冲动、深刻猜忌、冷血无情、咄咄逼人。《史记》中的一段话千百年来不断被人引用：“始皇之为人，刚戾自用。兼并天下之后，志得意满，以为自古及今，无人可比。他治理天下，专门倚用狱吏，只有狱吏得到他的信任。虽然设置了七十名博士，只是做做样子，备而不用。丞相以下诸大臣，都是唯唯承命，一切都决策于上。皇帝喜欢用严刑峻法来杀人立威，天下入于是谨小慎微，明哲保身而已，不敢尽忠竭智。”《史记》中的另一个小故事也经常被人提起：始皇帝幸临梁山宫，向山下一望，见丞相李斯车骑太众，甚为不满。太监把此事告诉李斯，李斯惶恐不已。下一次皇帝出行，李斯大幅度地减少了随从，皇帝见而大怒，说，一定是有人给李斯传递消息！于是审问亲从，无人承认，遂把当日在身边服侍的众人一起杀掉。这些记载在人们心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秦始皇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野蛮动物，自始至终，他都是用鞭子和刀剑在统治他的臣民，用权术和阴谋制御大臣。秦王朝的君臣关系完全是建立在暴力和算计的基础之上，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没有一丝人情味儿。
其实，只要认真读一遍《秦始皇本纪》，我们就会发现，秦始皇时代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两千年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秦始皇用人的眼光、气度和手段，只有唐太宗可比，而远过于汉唐宋明其他君主。
首先，从君臣关系的稳定性和亲密性上来说，秦始皇高人一筹。兔死狗烹被认为是专制政治下不可改变的政治规律，而这个规律并非秦始皇创立。在统一全国、马放南山之后，秦始皇没有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大开杀戒，甚至也没有像宋太祖那样玩什么“杯酒释兵权”的花招。他对那些功臣宿将，继续任以腹心。秦始皇政治生涯中唯一杀戮的重臣是吕不韦。除此之外，秦始皇与其他重要政治人物，比如李斯、王翦、蒙恬等著名将相都善始善终，关系相当融洽亲密。秦始皇与李斯君臣三十年，有始有终，最为典型。李斯诸女皆嫁始皇诸子，诸子皆尚公主。秦始皇对李斯用人不疑，李斯也鞠躬尽瘁。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际遇也不过如此。“能使才智过人而又心术不正的李斯尽忠竭智数十年，且功勋卓著，可见始皇帝驾驭大臣的能力非同寻常。”比一比汉武帝如何走马灯式地换相，如何不断诛杀宰辅公卿，就可以明白秦始皇的过人之处。在历代王朝中，秦始皇时代政治核心层的稳定性可以说是最高的。（张分田《秦始皇传》）
其次，秦始皇用人的眼光、胆识和手段都非同寻常。秦始皇用人求贤若渴，不拘一格。他与入相处，能屈能伸，有时候可以表现出相当浓的人情味儿。为了争取到尉缭，秦始皇不惜以帝王之尊，“与之抗礼”，“衣服饮食与之同。”（《史记·秦始皇本纪》）虽然尉缭对秦始皇的为人屡有微辞，始皇帝也充耳不闻，继续大力笼络，其用人的胸襟气魄，远远超出一般庸主之上。郑国是敌国间细，潜入秦国被发现后，秦始皇不但没有诛杀，反而予以重用，让他主持完成了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大大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荆轲刺秦时的助手高渐离在荆轲失败后流亡民间，秦始皇爱惜他的音乐才华，“重赦之”，命他为宫廷乐师。如果不是高渐离再次刺杀他，始皇帝是不会杀他的。秦始皇还能知错就改，从不文过饰非。在发出逐客令后，经李斯提醒，他能立即收回成命，并且因此对李斯另眼相看，予以重用。
秦始皇用人的最大特点是能放手。他用人不疑，只考察结果，不干预过程，给手下的那些将军们以极大自主权。他将二十万大军交于李信，将六十万大军交于王翦，将三十万大军交于蒙恬，并没有设置各种限制他们权力的障碍，也不干预他们的作战过程。李信年轻气盛，率二十万大军攻楚，为楚所败。但秦始皇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而是继续信任他，使他与王贲一起攻燕，让他有机会立下俘虏燕王的功绩。
除了用人能力之外，秦始皇的自制能力同样突出。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工作狂，只以工作为乐，“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不批阅完一百二十斤竹简绝不休息。他自律极严，为人行政处处守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坚持有功才能封爵的商鞅原则，就连自己的皇子皇孙也不例外，直到临终时，仍然“无诏封诸子”。与严待自己亲人一样，他也极少任情越法，任意处理下民。章太炎针对这一点说：“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正是因为“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腑”，“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所以秦始皇才能高速、高效地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并且开创了一系列惊人的治绩。
即使如此，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仍然被夸大了。
秦始皇公认的第一个历史功绩是统一了中国。毛主席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不过，如果因此把统一中国的功绩全部或者主要记到他的头上，是非常不公平的：中国的统一运动既不是出自秦始皇的意志，也不是由他亲手启动。在整个中国统一运动中，秦始皇个人所起的作用，远远不是决定性的。
秦始皇的另一大功绩或者说罪过是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思想或者说皇帝制度的核心精神是“君尊臣卑”，竭尽全力扩张君主权势，压制其他社会成员权利，把所有权力归于君主一人之手，丝毫不与别人分享。这并非基于秦始皇的设想，而是春秋战国以来绝大部分思想家的共同愿望。其实，除发明了“皇帝”二字，以及“更民为黔首”，规定“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等文字细节上的贡献外，秦始皇对于“皇帝思想”或者说“皇帝制度”再无任何思想性的建设。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贯彻了前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的政治设计而已。
君主专制制度的具体措施比如郡县制、保甲连坐制、思想控制，都是由商鞅等战国时代的伟大改革家奠定的，秦始皇不过坐享其成，在统一全国之后，把这些制度由秦国一国推向天下，并没有进行什么制度上的创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秦始皇暴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赋敛无度”“徭役繁重”。可是，仔细阅读历史，我们却找不到任何秦始皇改革秦国赋役制度的证据。连绵的战争必须耗费巨额资源。重征厚敛本是秦国，甚至是战国时期大部分国家的一贯政策。秦始皇继位后，完全继承了秦国历代君主定下的税收政策，没有进行政策性的改变。
甚至“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也是商鞅时期就开创的先例。商鞅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统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权衡量”。公元前334年颁布的“商鞅方升”就是这次改革的实物证据。
可以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践者而非思想者。
秦始皇在中国统一运动中起的作用，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上，在秦始皇出生之时，中国的统一运动已经进行了数百年。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奔走呼号，要求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实现天下的大一统。
在现代人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生机勃勃、绚丽多彩。这是一个上升时代，虽然战乱不休，社会仍然发展迅速，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这是一个英雄时代，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辈出，导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是一个创造时代，人们思想解放，智慧勃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学派。
可是，很多时候，身处历史当中的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们翻遍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却很难见到当时的人对那个时代的赞语。相反，触目皆是的却是哀叹、抱怨和诅咒。在老子眼里，春秋时代是一个充斥着“昏乱”“杀人”“甲兵”“盗贼”“食税”“民饥”的末世。他说，“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而到了春秋时代，连礼都不见了，社会已经无可救药。孔子同样为礼崩乐坏而痛心疾首。他认为这是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可容忍的混乱时代。庄子的社会批判更为犀利，他说，这是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时代，所谓仁义道德知识智慧，都是大盗们用来盗取天下的工具。孟子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非常担忧，在他的笔下，春秋战国时代是一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的悲惨画面。
公元前五九三年，齐国和晋国的两位位高权重的大臣，晏子和叔向在一次外交宴会上相遇，他们在席间对天下形势掩涕太息，十分绝望。
叔向问：“齐国形势怎么样？”
晏子叹了口气说：“一派末世景象啊！国库里粮食堆积如山，都腐烂了，可是路上到处是饿死的人。齐国的国家大权不久就要旁落于大臣陈氏之手了。现在，齐国的国君掌握不了权力，陈氏说一不二。老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交，剩下三分之一勉强度日。社会上犯罪的人太多，被砍掉双脚的罪犯到处都是，现在，鞋价不断下跌，假肢却供不应求！你说这是什么世道！”
叔向听了，频频点头，说：“是啊，我们晋国虽然大权没有旁落，可一样是末世之象。社会上穷人越来越多，饥馑满目，可是贵族们却竞相奢侈，贪得无厌。军队没有战斗力，百姓对国家没有信心，国家一有命令，人们避如寇仇。”（《左传·昭公三年》）
那么，在春秋战国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哲人智者们如此失望呢？
最让人不安的，是社会失去了秩序。
公元前一二五年，周武王率军攻伐嗜酒好色、暴虐无道的殷商纣王。纣王兵败自焚而死，武王代有天下，开启了周朝八百七十四年的皇祚。
周王把天下土地分封给了自己的叔伯兄弟，让他们代代世袭，建立起了完备的分封制，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统局面。诸侯在国内，也同样把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人。这样，就形成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的局面。从上到下，建立起了层层分封的金字塔结构，实现了周王从上到下贯彻自己意志的权力传递链条。
分封制是完全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因此西周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所谓宗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一个人的高低贵贱，完全由先天血统决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由血缘的亲疏远近来衡量。为了维系血缘伦理原则，周人创造了系统成熟的礼乐制度。古人谓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煌煌盛美的礼仪体系，令孔子追慕不已，一再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西周初期，王朝纪律严明，统治有效，君君臣臣，纲纪整饬。由于秩序安定，周初社会曾经出现过全盛景象。《诗经·丰年》说：“丰年多黍多狳，亦有高禀，万亿及秭。”就是描绘仓廪丰实、妇孺欢欣的情形。《史记·周本纪》说：“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就是史学家盛赞的成康之治。然而，虽然制度完备、礼乐大兴，西周盛世却并没有能像周王朝的开创者设想的那样一直持续下去。从第四代天子周昭王开始，西周就由盛转衰。各大诸侯国逐渐尾大不掉，朝拜的频率越来越稀，进奉的财物也越来越少。中央政权的权威一再衰落，周天子的话越来越越没有人听，各诸侯国越来越习惯了“王者居中”自行其是和严谨对称的规划原则。
终于，到了周幽王时代，周王朝衰弱到如此程度，周王不能有效地召集他的诸侯们帮助他抵抗异族入侵，以至于在公元前771年，周王领地被犬戎攻灭，周平王不得不将都城从镐京迁往东都洛阳，宣告了西周灭亡，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迁都洛阳之后，周王室的地位就更加尴尬，它的地盘大大缩水，入不敷出，穷困潦倒。各诸侯国也更不把周王放到眼里，许多国家干脆不再进贡。周天子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连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没有办法，他只好厚着脸皮，派出使者到周围各国去化缘。史书记载，周桓王、周顷王曾先后派人向鲁国“求赙”（丧葬费）“告饥”“求车”“求金”。这些本应由诸侯国对王室的“礼贡”，而现在却由周王室出面去苦苦哀求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眼看着天子如此落魄，诸侯们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元前714年，“宋公不王”，不再朝见周王；公元前713年，“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不理会周王的命令。到了周桓王时代，为了一件小事，郑国公然与周王室大打出手。周桓王与郑国在河南长葛大战，结果桓王被打得一败涂地。在战斗中，周桓王的肩头中了郑国大夫的一箭，灰溜溜负伤而逃。（《左传》）
这一事件，彻底丢光了周王室最后一点威信。从此之后，王室的话再没有人听。
没有了“天下共主”，原来靠周王室的中央权威维系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当然就失效了。在权威主义的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权威规定和裁决，被管理的各国横向间缺乏有效联系和沟通方式，缺乏协商共事能力。因此，一旦权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乱。不再有共同的标准和原则，不再有有效的协调机制，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遵守的都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相互你争我夺，大打出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位，亡国五十二次，大小征战不计其数。史家说“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二百四十八年中，大小战争二百二十二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周王室有记载的一百七十余国，大部分都被几个强大的封国吞并。原来尊尊亲亲的井然秩序已经荡然无存，各国国君和权臣根本不遵守神圣的礼仪制度，僭越礼法，滥用封号，尊卑上下一片混乱，甚至诸侯的陪臣居然也敢使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仪仗，让孔子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
伴随着礼崩乐坏而来的，是道德水平大滑坡。
在春秋战国时代，英雄们以武力征伐来代替德治，以强权取代仁义，子弑父、臣弑君的越轨行为已成为普通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无政府、无秩序的混乱时代，随着旧道德、旧秩序的解体，人们以无道德为道德，以无秩序为秩序，为了获得一己之利而不顾一切，作为人的社会，几乎丧失殆尽。与充满质朴天真的《尚书》《诗经》不同，《左传》和《战国策》则充斥着诡诈、阴谋和罪恶。甚至把《左传》与《战国策》做一对比，我们仍然会惊讶于道德崩溃的速度。春秋时期，外交家们折冲樽俎的武器往往是《诗》《书》，一篇大义凛然的礼义说辞足以遏止千乘雄师，但到了《战国策》中则一变而为赤裸裸的利害分析。为了权力，人们可以付出一切。齐桓公对易牙说：“你做的饭太好吃了，只是还没有吃过你做的蒸婴儿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小儿子蒸熟了，献给齐桓公。为了富贵，人们不再有任何原则和标准。苏秦先向秦王献上一霸天下的计策，未被接纳，立即掉头转向，去说服其它六国合纵灭秦。
在外部战争连绵的同时，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也空前激化。自西周后期开始，井田制就开始动摇。老百姓不肯尽力耕种公田，而是致力于自己的自留地，公田上野草丛生，“维莠骄骄”“维莠桀桀”。（《诗经》）“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艺”（《国语》），一派破败景象。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土地国有的破坏，越来越多的土地兼并到少数人手里，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剧烈。一方面是普通百姓越来越陷入贫困化，另一方面，新兴贵族和原有的封君却竞相掀起奢侈之风，起义作乱不绝，社会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
春秋战国漫长的混乱，让所有人都苦不堪言。从西周灭亡那一天起，中国人迫切地呼唤出现一个新的、更有力的权威，来取代周王朝，以恢复天下秩序，让人民重新安居乐业。
因此，中国的统一不是哪一个人灵机一动的设想，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意志的结果。翻翻诸子百家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大一统”是春秋战国时代诸派学者一致憧憬的政治目标。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思想活跃、智慧奔放、学说林立、英雄辈出。后世的知识分子每每把春秋战国时代比作西方的希腊时代。春秋时代和希腊时代确实有着那么多不约而同的相似之处。在这几百年中，中国大地和爱琴海岸都进人了蓬勃发展的青春期：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出现在希腊半岛上时，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为代表的思想巨人们也一个又一个接连出现在东方的土地上，每一个名字都惊天动地，流芳千古。他们争相著述，互相辩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绚烂夺目的思想井喷。他们留下的著作，被后世的中国人视为永恒的经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不过，虽然先秦学派一直在彼此攻讦，但在“国不堪贰”（《左传》）这一点上却达成了高度共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各家各派一致向往的政治局面。他们把视力所及的中国大地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致认为，天下没有一个统一的一元化领导，是不正常的、不能容忍的、让人心神不宁的，必然导致天下混乱，战争连绵，民不聊生。
孟子征引孔子的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面对“天下恶乎定”（即天下怎么才能实现稳定）这个问题，孟子说“定于一”，即只有通过统一。（《孟子·梁惠王上》）
墨子则主张建立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国家。他的政治梦想是“尚同”，建立一个层级鲜明、纪律严厉、绝对整齐划一、消灭个性和多样性的社会。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国家富强安定。（《墨子·尚同》）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统一会解决一切问题。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正）。”（《老子》第三十九章）
法家则是对大一统政治制度贡献最多的一个思想流派。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韩非子·扬权》）法家不但最有说服力地说明了统一的必要，还提供了强有力的统一手段：严刑峻法的军国主义。
其实，关于统一还是分裂，一元化还是多元化，并不是所有文化都持同一个态度。公元前十二世纪，来自北部的游牧民族多瑞安人入侵希腊，迈锡尼文化土崩瓦解，希腊版图分裂成无数小小碎块，逐步发展成林立的城邦，在数世纪中一直动荡不安。这种形势和春秋战国十分相似。不过，希腊人对“统一”从来没有热衷过。为了抵御共同的敌人，在希腊的历史上出现过微弱的联合呼声，也出现过“汉萨同盟”之类的联合体，不过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统一却从未使他们动心。希腊人极为推崇城邦独立自治制度，小国寡民的城邦，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国家形式。
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时指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若过分“划一”，“就是城邦本质的消亡”。希腊人容忍并且享受分裂状态，因为在他们看来，过大的国家不利于公民民主的实行。城邦领土的过度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这正是希腊人反对政治统一的根本原因。
古希腊人从不推崇一元化，相反，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多元化的价值。中国人说“两贵不能相事，两贱不能相使”。“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人和人之间必须分出你大我小来，才能建立秩序。而古希腊人偏要出两个太阳给我们看。比如斯巴达就设有并列的两个国王。在雅典，政权结构更为复杂。九名执政官轮流执政。他们之间是横向的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统属的纵向关系。他们习惯于使权力关系保持着一种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不稳定平衡。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专制的出现。
崇尚一元化与多元化，从上古时期就已经成为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
正是在这个民族集体意志的驱动下，春秋以降，诸国之间开始了长达五百余年的不间断战争。每个国家都极力扩张自己的力量，吞并别的国家，以实现统一天下的梦想。这其中，秦国的表现最为优异。
西周的衰落，正是秦国的起点。犬戎进攻周王室之际，大部分诸侯不管不问，独质朴的秦人积极勤王，“战甚力，有功”（《史记·秦本纪》），在战后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因此被感激涕零的周王封为诸侯。秦国作为一个国家由此正式出现。
不过，和齐、晋、鲁等老牌诸侯国相比，秦的历史短了整整一个西周的时代，大约迟了三百年。因此，一开始，秦国一直受人歧视。“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开会的时候都不叫秦国。不过，这个国家的历代君主大都有着其他国君罕有的强悍气质和进取心。因为被人瞧不起，秦孝公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历史短，文化浅，礼治传统不完备，反而成了秦国发展壮大的优势。因为文化包袱轻，所以秦国在列国之中改革精神最强烈。那些老牌强国深受西周宗法制度的束缚，用人只凭血缘，只看门第。只有秦国君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别国笑话，四处招揽人才，大胆起用出身卑贱的百里奚等人，大幅度改革内政外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秦穆公时代，它东服强晋，饮马黄河，又挥师西向，称霸戎狄，开拓疆土，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让原来瞧不起它的列国大跌眼镜。到了秦孝公时代，更是因为商鞅变法而使秦国的竞争力大幅提升，一举成为天下第一大国。秦国坚持横连政策，灭巴蜀，取汉中，大幅度地扩张了国势。到了秦昭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时代，秦国在争霸战争中屡战屡胜，蚕食邻国，不断扩张，使相邻四国丧失了独力抗秦的实力。在秦始皇登基以前，秦国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历代秦国君主已经为他最后完成统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到他登基之际，秦国的国力已经超过其他各国之和，三晋已经势如累卵，楚、齐也处于战略守势。在秦始皇亲政之前的始皇六年，东方各国勉强拼凑的最后一次合纵攻秦，被秦国轻易粉碎，“合纵”彻底瓦解。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就已经估计出秦国将在二十年之内统一天下：“当如今日山东之国弊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节而入秦，燕、齐、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尽为秦乎？”（《孔从子》卷中）而在秦国君臣看来，取天下已如探囊取物。李斯对秦始皇分析形势说：“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国之强，大王之贤，欲并天下，如同炊妇扫除灶台上的杂物一样简单，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事实上，不但是强国之势继承自祖先，秦始皇的统一战略也完全是遵守祖宗传下来的老方针：致力连横、破坏合纵，远交近攻，孤立对手。他继承祖先的一贯做法，大量起用间谍，用重金收买敌国大臣，实行反间之计，破坏了各国的联合。他充分利用齐国目光短浅，意在苟安，重点拉拢，使之无心合纵，保持中立，终于造成了“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的局面，实现了对对手的各个击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只是秦国统一运动众多接力队员中的一个，是“六世之余烈”的继承者，比别人幸运的是轮到他撞线。
可以说，在秦始皇出现的这个历史时段，只要继任的君主才具中上，性格平衡，继续秦国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而不出现重大差错，那么就会理所当然地完成统一大业。秦始皇幸运地赶上了这个“点”。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登上秦国王位，只要他能力不是太差，寿命不是太短，也会完成统一任务，只不过速度可能会稍慢一些。
退一步说，即使登上秦国王位的是一位荒淫无道之君，把秦国列祖列宗的基业败坏殆尽，使秦国由盛转衰，中国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一直分裂下去。不论如何，统一这个大方向是不会被扭转的。因为每个国家全力奋斗的结果都是一统天下，早晚会有别的国家取代秦国的位置，完成统一的大业。只不过可能会延后一二百年而已。
人们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秦始皇是皇帝制度，或者说君主专制制度的发明者。而事实上，皇帝制度是秦始皇以前无数哲人智慧的结晶。
春秋战国的混乱局势，宣告了西周政治制度的失败。虽然在孔子眼里，西周社会尽善尽美，但是作为专制精神的载体，分封制有它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
首先，分封制下中央与地方的紧密关系，是建立在天子与诸侯血缘联系的基础之上。这种亲属间的亲近感把天下万国联合为一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诸侯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血缘纽带的维系作用就越来越弱。当各地诸侯实力增长起来后，就很容易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第二，分封制形成的天子对天下的控制是层层分权的间接控制。这样，和欧洲封建时代同样的问题出现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国的大夫崔抒要谋害自己的国君。他用计把国君骗到自己家里，然后命自己的家臣们去杀掉国君。按理说，齐君是齐国的最高领袖，崔抒的家臣一样是齐君的臣属，他们怎么敢动手弑君？齐君对他们大声呵斥，要求他们放了他。可是他们不但动手杀了他，杀之前还给他讲了一通大道理：“崔抒是您的大夫，归您直接领导，您有命令应该对他下，而不应该对我们下。我们作为崔抒的家臣，只能听从他一个人，‘不知二命’。”这个故事，典型地揭示了分封制的内在矛盾：周天子的权力受到地方权力的层层阻隔，无法直接抵达社会基层。各地百姓，只对自己的直接领主也就是宗族长唯命是从，对上一层领主则感情上淡漠了一层。在效忠对象之间出现矛盾时，他们只会选择忠于自己的直接领主，与上级领主对抗。因此，虽然周王朝建立之初，经历了一段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社会安定、礼乐大兴的辉煌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解体。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人看来，结束天下混乱无序的状态，就必须建立一个势高权重、大权独揽、直接控制天下的中央权威，以威势统御天下。他们说，“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累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吕氏春秋》）他们认为，在政治设计上，必须吸取西周衰落的教训，竭力推崇君主，树立君主权威，尊君而卑臣，使本大而末小，天下有了重心，自然大定。在新的政治结构里，天子必须把最高权力握于自己一个人手中，绝不能授予臣下，否则就会导致祸乱。“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墨子·天志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著名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尊君”理论。他们痛恨当世被各自的权臣把持的各国君主，不够黑心，不够野蛮，不够霸气，没有足够的侵略性，都是扶不起的阿斗。他们焦急地给这些君主出主意，告诉他们要挺起腰板，硬起心肠，克服妇人之仁，拿起鞭子和刀剑，重建纪律和秩序，制服自己的臣民，这样才有制服天下的可能。
墨子说，天子必须是人间极贵、极富、极智的人。在人间，他必须成为最高的绝对权威，由“贵且智”的人去治理“贱且愚”的普通百姓，在人群中建立绝对严明的秩序，不得丝毫僭越，这样天下才能大定。“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也就是说，天子，是国中的圣人。他发令于百姓说：“听到什么好的或者不好的事，一定要报告天子。天子认为对的，天下人都要颂扬；天子认为错的，天下人都要批判。改正你们错误的言行，学习天子正确的行为。”如果这样，天下就不会乱了。所以，天下怎么样才能大治？天子统一了天下的思想，天下就大治了。
法家对这一点的阐述最明晰。
《管子》的《明法》开篇就说：“所谓治国之道，一言以敝之，君主大权独掌。乱国之道，一言以敝之，大臣以术邀权。所以一定要高尊君主，压制臣下，这样才能以势御国。”
马王堆出土的《伊尹·九主》中则说：“专授，失道之君也。”就是说，把权柄授给臣下的，是失道之君。
《成法》中说：“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复一，民无乱纪。”这个一，既指一个思想，更指不可分割的一个最高权力。《九主》篇在如此之早就指出朋党的危害：“主之臣成党于下，与主分权，是故臣获邦之半，主亦获其半，则……危。”
《韩非子》则指出：“明君高高在上，什么都不做，臣下就吓得战战兢兢。明君治国之道，是使大臣们不得不竭力贡献他们的智慧，君主依此做出决断，所以君主不乏智力资源。能干的人不得不全力为国，君主依此作用他们，所以君主才不乏治国之能。有功，则归功于君主，有过，则归过于大臣们，这样君主才会永远保持美名。”
余英时对韩非子这段话有一段精彩点评。他说：“尊君卑臣论发展到韩非子才真正鞭辟入里，深刻周至。反智论发展到韩非子才圆满成熟，化腐朽为神奇。‘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这就是后世所谓‘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尊卑之分还能过于此吗？……有知识有才能的人要只要肯听‘明君’的话，规规矩矩地‘考虑’‘守职’，他们的知识，才能便都变成了‘明君’的知识，才能，‘富贵’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如果居然不识相，自高自大，兴风作浪，乱提意见，妄发议论，那么，不要忘了，‘明君’还有镇压的力量在后面：‘世智，力可以胜之。’”
其实，后来真正在专制之世发挥着不断的教育作用的是后世儒家从孔子“君君臣臣”一句中总结出的尊君理论：“人主应该立于生杀万人之位，与上天共持宇宙变化之势。”“君主永远不应该有恶名，大臣永远不应在声誉上盖过君主。功绩善行，都应该归于君主，所有错误，都应该归于臣下。这样，大家才会对君主永远敬伏。”“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
而在中国人竭尽全力抬高君主的权威的时候，希腊人却在思考怎么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公元前431年，即墨子的青年时代，伯里克利作了《论雅典之所以伟大》的演讲，从中我们可以领略那个时代希腊人对民主政治的自觉程度：
我们为有这样的政体而感到喜悦……我们这个政体叫做民主政体，因为政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无论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并在成绩卓著时得享功名，担任公职的权利不属于哪个家族，而是贤者方可为之。家境贫寒不成其为障碍。无论何人，只要为祖国效力，都可以不受阻碍地从默默无闻到步步荣升。
希腊的分权制传统历史悠久。古希腊的执政官不仅任期有明确的限制，而且权力也受到各种民主议事机构的制约。在希腊神话中，宙斯神分给了每一个希腊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才能。随着希腊民主制度的成熟，希腊人对民主与专制的优缺点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大约在秦始皇出生前一百年，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权力与智慧如果能集中在一个统治者的身上，当然是最好的。但实际上，这是很罕见或者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人总是自私的。所以必须用法律限制统治者的权力。由此得出结论：除非法律高于统治者，不然国家便不能安定，所以，应该以法治代替人治。
大约与孟子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进一步发挥了柏拉图晚年的政治思想。他说，法治优于人治基于以下理由：第一，实行人治，不论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统治，必然会产生终身制甚至世袭制。他列举斯巴达的王位世袭制和克里特的贵族终身制经常引起纷争的例子，认为这是很危险的。第二，一个人或少数人无论怎样聪明贤良，但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而多数人中的每一个人可能没有什么能力，但当他们集合为一个集体的时候，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却可能超过那少数人。第三，个人容易受感情的支配，容易任用亲信，特别是涉及权力的问题。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不但不肯放弃，还会从别人的手中夺取更多的权力，必须有法律对他实行限制和监督。第四，政治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因为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所执掌的权力乃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委托而来的权威。第五，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统治者，而不应该是只被别人统治的奴隶。但要让人人同时都是统治者在事实上不可能，只有轮流统治，便要采取选举甚至抽签的办法让人人都有执政的机会。
穷奢极欲是秦始皇的，事实上也是以后历代君主的主要罪状之一。《汉书》说，“秦之所以二世而亡，以其养生太奢，奉终太厚”。
人们大多只知道秦始皇穷尽天下民力修建阿房宫，岂不知除此之外，他还建了梁山宫、曲台宫、长乐宫、兰池宫、宜春宫、望夷宫、南宫、北宫、兴乐宫、林光宫……据说，“（秦始皇在）关中建宫殿计三百座，在关外建宫殿计四百余。还在东海上朐界中立巨石，作为秦帝国的东门。”（《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此手笔，确实为后世大部分君主所不及。他一举一动，一出行一巡游，耗费金钱如同泥沙，挥霍民力毫不心疼。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天潢贵胄形成的大手大脚的习惯，另一方面，也是有“皇帝思想”的理论依据在背后支撑。
儒家是尊君思想的主要倡导者。荀子就坚决建议，君主必须享有各种特殊的物质享受。他宣称，做帝王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在《王霸》一篇中，他这样渲染君主应该享有的权利：“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
意思就是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就是要穿最美的衣服，吃最好的佳肴，拥有最多的金钱，听最动听的音乐，住最好的房屋，娶最多最美的妻妾……一句话，天下最好的东西都归他享受。他统治天下所有的人，就如同指使子孙一样，而天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管他。他还享有最美好的声名，建立最辉煌的人生功业。
为什么要这样呢？荀子说，人的天性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一句话，人的本性是恶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释放自己的欲望，天下必然陷于纷争混乱之中。因此，必须用礼仪秩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区分高下贵贱，规定出每人按自己的名分可以获得享受的不同。因为天子居于极端，所以他的欲望必须得到毫无限制的尽情的满足，而其他的社会成员都要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同程度地抑制自己的欲望。这样，才能把社会区分成不同的等级，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定。
中国政治的信条是：不平等导致稳定。古希腊政治的信条是：平等才能创造和谐。
在很多人眼中，秦始皇是文化专制的发明者。他制造的“焚书坑儒”残暴割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自由传统，开了两千年文化专制之先河。
然而，如果通读一遍诸子之书，我们就会发现，正如同列国相争必然导致天下一统一样，其实百家争鸣的必然结局正是思想专制。
对“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光芒的顶礼膜拜，从近代开始，越来越庄重盛大。在网上阅读历史类的帖子时，我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文字：“看关于春秋战国的书，总是禁不住心驰神往，热血沸腾”，“那真是一个需要英雄也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国学大师陈寅恪一辈子苦苦追求的学者应有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不是在两千多年前早就在中国存在了吗？”“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先哲们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希腊罗马差。以春秋战国时先哲的思想为基础，那样或许现在的中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其实这也许是一种误解。虽然学术自由催生了诸子百家，但是几乎所有先秦学派都没有思想宽容的意识。他们一致认为，自由思考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巩固的政治统一必须建立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之上。
墨子认为，“一人一义”即每个人一个思想必然导致天下大乱，使社会没有秩序，“若禽兽然”。因此，统一天下的秘诀就是“一同天下之义”，统一所有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
老子的主张更阴柔，也更毒辣。他不需要统一人民的思想，他需要的是让人民没有思想。这个巨猾的老奸说：“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如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也。”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太聪明了，那么社会风气就会变坏。最高明的统治方法，是禁止人民思考。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却要消灭他们的思考能力，让他们满足于吃饭睡觉和生殖，不想其他事情，这样天下就大治了。
老子提供了主张，却没有提供具体操作方法。这个缺陷，由法家弥补了。韩非子提出了文化专制的具体方案：“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明智的统治者，应该取消文字书简，只保留法律；不许人民记忆古老的格言，只许他们向官员们学习现行国家政策。
那么提倡仁政的儒家是不是会有不同的主张呢？他们同样令人失望。孔子说，天下有道的标志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正是听了大儒董仲舒的进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就是说，从社会到思想都要统一，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如今不同的思想同时流行，人们各持己见，意见不统一，不利于国家的大一统。他一脸媚相地对皇帝说：“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
这些全中国最深刻、最智慧的思想家的思想成果，实在令人恐怖和汗颜。我们发现，后世的专制君主不过践行了他们主张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们的思想精华得到后世帝王更彻底的贯彻，那么中国人民的精神灾难恐怕要数倍于以后的真实历史。
如果比较一下同时代的希腊人，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民族在思想源头上，是多么地先天不足。
希腊人崇尚个性，崇尚自由。他们也深刻认识到，只有尊重和容忍他人的自由和个性，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和个性。所以，他们具有高度自觉的宽容精神。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所作的《论雅典之所以伟大》中说，“我们提倡的是我们所倾心的自由，涉及到日常的生活，如果我们的邻居想走他自己的路，我们决不会对他产生怨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城邦虽然不容忍它境内主权的分割，对他邻邦的独立却是容忍的”。希腊的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并以此为自豪。
中国的诸子百家往往都自以为是真理的化身，以为自己的理论已经解释了宇宙间的一切问题，他们唯我独对，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竭尽全力要吃掉对方，用自己的主张统一天下人的思想，建立一个思想专制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清一色局面。在辩论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专制倾向，相互攻击，并且只攻一点，不及其余。墨子在攻击儒家的“足以丧天下者四政”时，把儒家的厚葬、重乐也包括其中，未免过于夸大其辞（见《墨子·公孟》），而对孔子重视人的教育、人的修养等思想精华，却“唯恐闻其美也”。杨朱贵我，墨程贵兼，双方也是相互攻讦，水火难容。至于孟子说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则更是从攻其一点发展到谩骂了，实在缺乏学术研究的宽容和客观的风度。
而希腊的哲学家大都保持着伟大的谦逊，当别人认为苏格拉底是雅典懂得最多的人的时候，他却说：“我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他进一步解释这句话说：很多人以为自己有知识，其实并没有知识，而我却知道自己没有知识，正是在这点上，可以说我比他们更为智慧。
认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认识到理性能够突破人的狭隘和愚昧，认识到反思能够促使人修正错误，不断向完美前进。这正是西方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皇帝制度的另一个标志是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这也不是秦始皇的发明，而是在秦始皇出生前大约一百年，就由商鞅变法奠定了。
在“重建权威”“尊崇权威”“思想一元化”这些“复古”的大方向上，诸家学派达成了统一。但是在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上，他们出现了分歧。
孔子的方案是全面复古，让一切都回到西周初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井井有条局面。这种逆向操作显然只能是一个天真的梦想，所以，虽然他跑遍各国，“干七十余君”，却仍然“莫能用”。
老子的方案更为荒诞。他希望“绝圣弃智”，放弃所有的文明成果，返归原始社会的“小国寡民”时代，使人们老死不相往来，重新过起蒙昧的生活。这个方案更缺乏可操作性。
更多的人想到用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大动荡打破了人们对祖先、鬼神、传统的迷信。法家改革派应运而生。他们针对西周大一统专制的缺点，提出了最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思路。
我对韩非子的好感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高三语文课本中那一篇《五蠹》，观念新颖、语言泼辣、逻辑严谨，一下子就征服了十七岁的我。韩非子的思想显得那样“现代”和“进步”：上古、中古、今世，世界不断变化，政治自然需要改革。“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从此，韩非子就以一个思想大胆、开阔、有力的思想家形象映入我的脑海。
而在此之前，初中历史课本就已经奠定了我对商鞅的敬仰之情。还记得教学辅导书中规定的学习商鞅变法的目的：“学习改革家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崇高的品格，增强对社会的历史责任感；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在我的最初印象里，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时期的改革家，都是一群忧国忧民、为民请命、欲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有强烈民族责任感和危机感的“民族脊梁”。正是他们的大胆举动，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是啊，即使是现在重翻战国改革的史料，一股排山倒海、横扫一切的气势仍然扑面而来。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改革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管仲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在齐国首先举起改革大旗，接着，李悝在魏国，赵烈侯在赵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接连兴起改革大潮。各国争先恐后，大刀阔斧地改革自己的内政外交。每一次变法，都会催生一个引领风骚的强国，每一次变法，都会引起周围国家的连锁反应。一部战国史就是争与变的历史。“便国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这样痛快爽直的语言一破有史以来中国古人言必法先王，行必遵古训的迂腐沉闷之气，让人耳目一新。而这些改革者张扬自我的作风，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锋芒、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气势确实也为中国人的整体人格特征增添了许多亮色。应该说，战国时期的改革大潮催生出许多“现代因素”。
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全面，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家的“另一面”渐渐显露，让我们对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得不重新判断。
虽然相隔遥远，声息不通，中国和希腊这两大文明的早期历史脉动却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同步性。正如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中国和希腊几乎同时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一样，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希腊和中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改革时代。在管仲、李悝、赵烈侯、商鞅掀起一波比一波猛烈的改革大潮之时，在遥远的古希腊，梭伦、克利斯提尼、厄菲阿尔特、伯里克利也传递着改革的接力棒。这两大改革浪潮，都成功地应对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促使两大早期文明完成了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对两大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影响却是完全相反的。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处于内战的边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希腊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由于政治权力被世袭贵族所把持，少数人越来越富有，而农民们不断沦为赤贫，成为奴隶。旧有道德规范失效，人欲横流，公平正义受到毫不留情的践踏。
那个时候，希腊社会实行债务奴隶制。一旦农民们还不起债，就会沦为“六一农”：他们必须把收成的六分之五还给债主，自己只能留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债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变卖为奴。一位夸张的历史记录者说，“所有的平民都欠了富人的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整个城邦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人们共同推举梭伦作为雅典的执政官，希望这个素称聪明能干的人能把雅典引出危机。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大步登上讲坛，高声宣读起一条影响后世至深至远的法令：“解负令”。梭伦宣布，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恢复公民身份；所有债契全部废除，“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
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欣喜若狂，整个雅典城被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所笼罩。那些贵族地主和富商虽然面露不满，但是他们也明智地认识到，这是解决雅典国家面临危机、防止国家分裂和陷入混乱的唯一办法。以后的历史表明，梭伦的这个果断、严厉的改革措施不但拯救了危机中的雅典，也为雅典今后的发展铺设了一条通向民主、稳定、繁荣的大道。在梭伦改革后，大批奴隶获得了解放，雅典公民不再担心自己会因为贫穷而失去人身权利，希腊政治文明获得了飞跃式成长。
梭伦改革也是人类史上对“人权”的首次确认。他认为，把一个公民降为奴隶，是野蛮的和不人道的。指导梭伦改革的原则是“公正”与“平等”。他说：“调整公理与强权，协和共处……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历史学家评论说：“（梭伦改革）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尔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361年，商鞅在秦国都城的城门前，立了一根高三丈的木柱，创造了一个“徙木立信”的成语，由此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
张贴在秦国各地的商鞅律法中，引人注目的有如下一条：“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意思就是说，做生意赔了本、欠了钱的商人，或者因不努力耕种土地而破产的农民，都要被罚做奴隶。在商鞅的爵位制改革中，也明确规定什么爵位可以役使多少名奴隶。
在统治手段上，儒家学派主张用西周的礼治，即血亲伦理原则来约束社会。法家学派却认为，在人欲横流的时代，礼治的力量已经不可依靠。他们从人的劣根性出发，提出严刑峻法的统治思路。他们认为人性本恶，百姓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则各谋私利。近者如夫妻、亲者如父子都不可相互信赖。因此，君王不能依靠“仁义、道德”进行统治，而必须采用奖罚，以法律进行统治。法家学说认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法家崇尚“法、势、术”，即“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商鞅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轻罪重罚”，通过严刑峻法来恐吓控制人民。他所制定的法律异常严苛残酷，人们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犯“法”，越来越多的平民沦为奴隶，并且永世不得翻身。秦国的农田、工地上，到处布满了衣衫褴褛的奴隶的身影。从新出土的秦简所载的法律条文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买卖奴隶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普通人家，有的也拥有一到两个奴隶。关于夏商周三代是否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奴隶社会问题，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三代之时，奴隶劳动不过是个别现象。不过，受商鞅变法的影响，秦代和以后的汉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在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的情况后，提出了这段历史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衷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梭伦和商鞅对待“平民”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解放，另一个是囚禁；一个是从野蛮上升为文明，一个是从文明下降为野蛮；一个是通过让步来换得社会和解，另一个是通过血淋淋的专制来提高国家控制力。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早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血缘面纱完全被扯掉了，人们公然而且坦然地奴役着原本和自己平等的人。《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是那样理直气壮。
除了“公民权利”之外，两大改革的另外一些基本内容，也是背道而驰。
希腊改革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他颁布法令：来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获得公民权。他还特别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特别是出口的迅速发展。
而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精神是“抑商”。本来，春秋战国之时，商业已经获得空前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商人，如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就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许多商人富甲海内，拥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甚至令国君也不得不折节下之。比如孔子的徒弟子贡就是这样一个成就非凡的大商人：“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但是商鞅对商人却深恶痛绝。商鞅认为，农业才是生产财富的根本，商人只是社会的寄生虫。他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他宣布“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他用重税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关市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也会有退缩之心。商鞅对那些弃农经商的人给予重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鞅甚至还要求“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山泽之利，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
任何一场改革的核心内容都是打击旧势力。商鞅和梭伦两大改革的唯一共同点在于都严厉地打击了旧贵族制度。不过，他们打击的手法迥然不同。
“减负令”只是一个救急的治标之策。希腊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贵族们垄断了政治权力，贵族会议拥有无上权威，议员的产生都以门第为准。贵族们因此得以肆无忌惮地侵犯平民的利益。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必须赋予平民以参政权。
梭伦根据年均收入，而不是出身，把人分成四个等级：第一等级，年收入50麦斗；第二等级，年收入30麦斗；第三等级，年收入20麦斗；第四等级，年收入在20麦斗以下。他规定，四个等级的人都有选举权，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不过他们的政治权利是不平等的：第一、二等级的人，可担任高级官职；第三等级的人，可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官职。
这一制度并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但它毕竟消灭了血缘和门第差别，打破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穷人参政铺平了道路，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在梭伦改革奠定的基础上，克里斯梯尼和伯里克利继续扩大平民的权力，最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除此之外，梭伦还多方面保护平民的利益。他对于平民打井、挖渠、植树乃至放蜂的权利都做了规定，以防止贵族依仗权势欺压平民。他还建立了申诉法庭，使贵族欺压平民时，后者有处申诉，从而保护了平民的经济利益。
法家的改革思路同样是反对血缘和门第。
在商鞅开始改革的时候，秦国社会仍然笼罩在浓厚的宗法制氛围之中，贵族爵位世袭不变，血缘决定了一个人终身的穷富贵贱。这种制度使得上层社会骄奢淫逸，唯以榨取民脂民膏为务。
在法家学派看来，西周王朝赖以建立的血缘宗族制度，已经暴露出其致命缺陷，不适应列国征战的竞争时代。这是因为，第一，如前所述，血缘纽带必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松弛，不利于中央对地方长期的有效控制。西周的灭亡已经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以血缘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使统治者只能依靠血缘亲疏来决定权力任命，不利于选拔真正的人才，来增加国家的竞争力。生下来就可以获得爵位俸禄，也使贵族们不思进取。而底层社会进身无门，严重压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
因此，法家学派提出了两大强化君主集权的措施：
一个是变分封制为郡县制。他们主张，不再把国土分封给国君的直系血亲，作为他们世世代代不变的封地，而是由国君派出官员直接管理。这些官员由国君任命，可以随时更换。这就杜绝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尴尬局面，国君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
公元前356年，商鞅废除了世袭制，也就是“世卿世禄制”。他“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也就是说，把大部分领土分成三十一个县，由秦王直接任命县令，以此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世袭贵族权力。由此“百县之治一形”，政治一元化基本奠定。
第二是废除世卿世禄的铁饭碗终身制。他们主张，要把爵位作为鼓励人们为国家出力卖命的手段，而不是让自己的血亲寄生的资本。
商鞅规定，那些凭出身和血统获得的爵位一律作废，宗室贵族没有军功即取消其爵禄。商鞅把社会地位晋升的大门向所有人打开，宣布只要为国家立了军功的人，不论出身贵贱，都能受封为贵族。
商鞅的这一改革，一举摧破了有史以来一直支配中国社会的血缘原则，确定了“爵位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的晋升标准，对中国这样一个血亲社会来说，无疑是一项惊天动地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的等级制度具有相当的流动性，那些世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首次有机会出将入相，与原来的贵族平起平坐，大面积地调动了社会活力。从这点上说，商鞅的社会思想与梭伦有着一致的一面。
不过，如果仔细推敲，我们发现，“梭伦式的平等”和“商鞅式的平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梭伦的改革方案中，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是财产。而追逐财富，是每个经济人的本能。也就是说，梭伦改革是承认和解放人的自然属性的。而商鞅的标准，则是一个人对国家目标或者说对“集体”的贡献度。因此，梭伦的改革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是个人本位的。而商鞅的改革是从集体主义出发，是国家本位的。和重农抑商一样，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给人民提供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为了把人们的谋生、晋升途径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达到“利出一孔”。当严刑峻法阻塞了人们获得社会晋升甚至谋生的其他途径后，百姓可以“选择”的唯一路径就是走到国家为他们安排的道路上去，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就使民众变成国家的工具和玩物，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正如商鞅所说：“农耕，是人们视以为辛苦的活。战争，是人们害怕的事。要让人们从事辛苦的农耕，参加危险的战争，必须靠‘计算’。必须使老百姓只有种地，才能得到利益，其他的谋生手段一律禁止。使老百姓只有靠勇敢作战才得获得功名，其他晋升方式一律取消。”这样才会出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等等在“正常”情况下，对“正常”的人来说十分反常的现象。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在六国之中率先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而秦始皇又凭借他的雄才大略，成功地把这一制度推向全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与西周封建宗法制社会比起来，秦王朝具有以下特点：
一、君权突破一切限制，达到极峰。
在秦国君主专制出现以前，历代王权都受到多方面的制约。首先是神权的制约。直到春秋时代，祭祀和打仗仍然是并列的两件头等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各国兴兵打仗等一切大事，仍然要在祖宗神位前占卜后才能进行。作为天子，“天”对国王的限制是通过各种方式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的。其次，世袭贵族对王权有极大的影响力。周代的三公与卿士在政治中举足轻重，他们不仅可以向周王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可以在周王一意孤行时废黜他另立新王。第三是族人对王权的制约与影响。周代有“朝国人”的制度，国有大事，可以向族人来广泛征求意见。《周礼》记载，“国家发生大事，应该聚集万民于王宫之前，一则在国家危难之时征求应对之策，二则在迁都之时征询国民意见，三则在国君继承人出现争端时由国民做出决定”。这一记载并不仅仅是官样文章，最明显的事例是，周厉王在位时，专横霸道，不听国人劝谏，于是国人“流王于麁”，毫不客气地对国王进行废黜。
而秦始皇手中的权力则突破了这一切限制。在他之前，那些天王们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对自己的祖先和尊长还是毕恭毕敬的，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于血缘顺序。他在祭祖时，要自“孝王某”，对先王的长辈，他要自称“予小子”，对族人后辈，自称“寡人”，意即“寡德之人”。
而在尊君理论下建立起来君主专制制度认为这些谦逊的字眼都不利于君主权威的树立，所以秦始皇把这些字眼一扫而光，以没有任何谦意的“朕”自称，并且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不得使用。皇帝的服饰、乘舆、居所，一切一切，都是独特的，远远超越于他人的，任何人不得仿效。甚至连皇帝行走的道路都是专用的，未经皇帝许可，任何人不得在上面行走或者穿越。
在皇帝制度下，神权对秦始皇失去了约束力。因为痛恨周室权威太弱，诸子百家不约而同地过度强调要尊崇天子的威势，从理论上，把“天子”推到了云霄之中，推到了仅次于“皇天上帝”的地位，不但远高于凡人，甚至高于普通的神灵。“皇帝”本身就是一个神的称号。所以，秦始皇才敢于模仿天宫的形象来建造宫殿，敢于亲手射杀海中巨鱼。秦始皇渡湘江遇大风，他大发雷霆，将湘山之树一伐而光，并涂以囚衣之赭色，以示对水神的惩罚。在皇帝制度下，除了上天之外的一切神灵都是在皇帝之下的。秦始皇也祭祀皇天后土、山川鬼神，不过他祭祀的目的，只是要求他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秦始皇也占卜以预知凶吉，只是他的占卜只是参考，而不是决定。皇帝可以相信鬼神甚至宗教，但是神鬼宗教都必须是皇权的附庸，而不能凌而上之。
自从商鞅变法改革了“世卿世禄制”后，秦国的贵族就失去了对王权的影响力，他们完全仰仗皇帝的鼻息。至于百姓，早已不再是国君的族人，连他们的称呼都变成了黔首，他们已经变成了任皇帝摆布与驱使的牲口，不用谈任何政治权利了。（《秦始皇评传》）
二、社会控制能力大大增强。
商鞅变法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宗法制度。在秦以前，中国社会实行的是一定程度的宗族自治，宗族一般规模很大，自治程度很高，宗族内部的小事小情几乎都由族长说了算。这种社会结构显然不利于君权的扩张。专制主义不允许任何社会组织有能力与政府抗衡。所以，商鞅变法中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摧破旧的宗法组织，分化宗族势力，使专制皇权穿透家族直接控制个人。
除了废除“世卿世禄”制外，商鞅打击宗族势力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强制分家”。宗法制鼓励大家族，鼓励用亲情原则处理一切社会事物。而商鞅却颁布了《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说，老百姓家里有两个以上男人而不分家的，农业税加倍。商鞅还规定“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即父子兄弟不得居于一室之内。
强制分家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破坏宗法组织，把社会变成一盘散沙的原子状，使个人面对专制政权时毫无反抗能力。为了彻底破坏以“亲亲”“孝亲”“子为父隐”标志的宗法原则和宗法观念，秦国大力鼓励“告亲”，即亲戚间相互揭发。《秦律》还大力维护“私人财产权”，出现了关于“子盗父母”“父盗子”“假父（义父）盗假子”的条文，并公然称：奴婢偷盗主人的父母，不算偷了主人；丈夫犯法，妻子若告发他，妻子的财产可以不予没收；而若是妻有罪，丈夫告发，则妻子的财产可用于奖励丈夫。即一家之内父母子女妻可有各自独立的个人财产。于是乎便出现了这样的世风：“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犹有过之！（秦晖《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当然，变成一盘散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国家能有效地组织控制这些散沙。商鞅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相互纠察，保甲连坐制由此开始。商鞅通过“什伍”编户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叫他们互相监视。这个组织不是以宗法为基础，而是以国家的编制为基础。如果某一组织中有违反法令的事，这一组织的人就要不分亲疏、不管同族同宗的关系，互相告发。如不告发，全体治罪。
秦国改革把个人从宗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乍看上去，确实比较“现代”，商鞅新法施行十年，确实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成果：秦国一片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太平景象，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但这只是“伪现代”，“因为这里小共同体的解体并非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而是相反地由大共同体（国家）的膨胀所致。而大共同体的膨胀既然连小共同体的存在都不容，就更无公民权利生长的余地了。所以这种‘反宗法’的意义与现代是相反的。宗族文化与族权意识在法家传统下自无从谈起，然而秦人并不因此拥有了公民个人权利。相反，‘暴秦苛政’对人性、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摧残，比宗族文化兴盛的近代东南地区更厉害。”（秦晖《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三、资源汲取能力大大增强。
在分封制下，社会的资源汲取是层层向上集中的，层层向上，就意味着层层截留。而秦国改革之后，实现了国家对个人的直接控制，也就意味着国家可以直接动员和汲取个人，从而使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增强，从此以后，秦国的战车就驶上了征服列国、统一天下的快速通道。秦将王翦征楚，率众六十万。“空国中甲士”，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能供给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这么多的兵员，可以想象秦国的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之强。在秦统一天下之后，专制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风更是大大发扬。“正是在这种‘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反宗法气氛下，大共同体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胀得漫无边际。秦王朝动员资源的能力着实惊人，200万人口的国家，北筑长城役使4万人，南戍五岭5万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各用（一说共享）7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当然不是‘国家权力只达到县一级’所能实现的”。
通过战国改革和秦始皇的实践，中国专制权力终于达到了垄断一切、决定一切的所有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局面。然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带来恶果，专制权力诞生的第一天，就显示出了它巨大的副作用。
在统一天下后，在如此巨大的权力的腐蚀下，秦始皇身上的一系列优点都不可避免地转化成缺点：他的自信变成了自大。他的成功在于他敢于决断，气魄过人。他勇于进取，敢为人所未为，敢做历史第一人，厚古薄今，不惮变革。他留下的巨大工程，其规模之大，气势之壮，可以空前绝后，无人能比。然而，统一之后，他却“以为自古莫及己”，巡行各地，不断夸耀自己的“圣”与“功”。喜欢听颂歌，不再愿意听批评之词，失去了纳谏的“雅量”。他的性情刚烈变成了骄横跋扈，明察秋毫变成了疑忌苛察，处事果断变成了刚愎自用，重视法制变成了滥施淫威。他以为驱使天下甚易，使民无度，进取之心、功名之心过炽，连续兴大工，举大事，终于劳民无度，超过了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为秦帝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如此巨大的专制权力，必须有身负异禀的人才会有效使用。如此放到一个无能之人手中，马上就会成为灾祸。就像一件威力极大的武器，只有熟悉它的人才能用来保护自己，交给不会用的小孩子手里，只会伤到自己。虽然秦始皇执政后期连续犯了几个大错，但是从总体上说，他是如此有力，以至于不论如何昏聩，仍能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然而，一旦权力交到了花花公子胡亥之手，马上就变成了灾难。登上皇位之后，胡亥马上开始了一系列疯狂的胡作非为。他挥起屠刀，屠戮自己的兄弟姐妹：“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逮者不可胜数。”然后又杀掉了蒙恬、李斯等前朝重臣。除去了一切威胁之后，二世开始学习其父，大肆享乐，“复作阿房宫。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因为压迫过重，各地纷纷起义。大臣进谏说：“请停止阿房宫工程。”秦二世反驳说：“凡贵有天下之人，就是要肆意极欲。作为天下之主，我只要严刑峻法，使天下人不敢为非，就可以控制局势了。”于是将进谏之人全部治罪。
经过胡亥紧锣密鼓的一通瞎折腾，胡亥轻易地使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使天下百姓民不堪命，最终丢掉天下，毁家灭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父亲发明的这顶沉重的皇冠，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戴得起的。
为什么时代相当的两大改革会出现如此迥然的差异？为什么在希腊解放人的同时，中国却在更深地奴役人？
这是因为，希腊的改革是由普通民众推动，而中国的改革，却是由君主主导的。
希腊的平民们是英勇不屈的。他们敢于反抗不公平的命运和不平等的制度。在陷入危机的时候，他们能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有力的集体，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亚里士多德在描述梭伦改革的背景时指出：“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民起来反抗贵族，党争十分激烈。”
在梭伦改革的前夜，整个雅典国家充斥着不安的气息，那些沦为和即将沦为奴隶的平民们在酝酿着起义。人们预感到一个流血和杀戮的时代就要到来。普卢塔赫说：“贫富不均的程度已甚为严重，这个城市已真正到了危险的境地……似乎除了一个高压力量外，并无其他方式可以解除这种困扰……”
鲜血的味道吓倒了旧贵族，使他们忍气吞声地接受了梭伦的调节，交出了手中的世袭权利。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内战的结果，必然是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大部分家庭也要家破人亡。
梭伦改革之后的历次改革中，平民始终是主要的推动力量，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政治平等一步步扩大，民主权利一点点扩展，最终达到了所有公民政治权利一律平等的目标。希腊的平民不是乌合之众，他们善于自我组织，善于和掌权者讨价还价，善于运用威胁和妥协，迎来了自己的全面解放。希腊的平民也不是懦弱之徒，为了自由和自尊，他们甘愿流洒鲜血，他们不会被一两次暴力镇压吓破胆，从此只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希腊的改革运动中，确实有许多杰出人物为社会的进步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永远值得后人尊重。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改革中，我们完全听不到平民的声音，也见不到平民的身影。这些改革，都是那些千方百计讨好君主的文臣策士们提出来的。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从君主的一己利益出发，为了实现君主权力的最大扩张。因此，这些改革的最终结果都是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粗暴侵犯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在这些改革的过程中，各国社会也出现过剧烈的动荡，平民百姓也有过大面积的反抗，不过他们的反抗方式只有奔走逃亡，没有任何一次有组织、有目标的反抗活动。相反，倒是那些利益受冲击的旧贵族们的反抗更有力量、更有章法。
是希腊人天性勇敢，中国人天性懦弱吗？显然不是。两种不同的改革力量背后依赖的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从文明之初，希腊社会就是一个个人社会。在改革开始前，希腊早已经是一个私有化程度很深的社会。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力非常弱，普通人的自我意识、个人意识、独立意识非常明确，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人的联合体，是为每一个公民服务的。而直到战国时代，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人们仍然生活在宗族公有制之中，每个人都作为血缘链上一个不可解脱的环节而存在。“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每个人都是依靠天子的恩赐才有衣食来源，在普通平民的意识里，他们“吃国家的，喝国家的”，因此必须“听国家的”，个人的权利意识极为淡漠。可以说，到战国时代，中国人和希腊人已经“进化”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只需要把历史的视界稍稍拉开一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秦始皇是春秋战国时代大一统专制思想的实践者，他担不起“专制主义”发明者的荣誉，顶多算是创造了一个“实用新型”。套用某些人爱用的句式，秦始皇是时代的产物。如果不出现秦始皇，也会出现赵始皇、齐始皇、韩始皇。秦始皇是由决定他、影响他、左右他的中国文化塑造成的。秦始皇是历史下的蛋，而不是历史是秦始皇下的蛋。秦始皇恰好站在了历史转折处，而不是他制造了历史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