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枫林中升起的，是黄帝的战车。
战车在天地之间巡航，下有腾蛇，上有凤凰；后有鬼神，前有虎狼；拉套的骖騑是蛟龙，护驾的骖乘是毕方；而驾着警车开道的，竟是蚩尤。
蚩尤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成了黄帝的马前卒？
这不奇怪。在远古，族长与氏族，酋长与部落，都是同名的。比如伏羲族的氏族长都叫伏羲，炎黄两族的酋长都叫炎黄，就像秦汉以后的天子都叫皇帝。秦始皇就说，自己是始皇帝，后面的叫二世、三世、四世，直至万世。只不过，秦二世而亡。后来的皇帝，也不再叫二世三世。在位时叫皇帝，驾崩后给个谥号（比如文帝、武帝），再给个庙号（比如太祖、太宗），这才区别开来。
可惜远古没这规矩。伏羲和炎黄，并不叫伏羲一世、伏羲二世、伏羲三世等等，也没有庙号和谥号。再说我们也不清楚，九黎族酋长的本名是什么，总不能叫“黎叔”吧？
也只好还叫蚩尤。
蚩尤也是有一世、二世、三世的。与黄帝作战的，可能是其中某世。总之兵败被杀的是前任，警车开道的则是继任。据说，他还担任了黄帝的总参谋长，为黄帝南征北战。[21]
至于其他余部，有的被黄帝收编，有的退回南方。直到西周，他们还被称为黎民。[22]
黎民也是先祖，绝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因此，华夏民族的始祖应该是三个代表：炎帝、黄帝和蚩尤，我们是炎黄和九黎的共同子孙。
把他们统一起来的，是黄帝。
事实上，黄帝成为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始祖，就因为他能不计前嫌，兼收并蓄，搞统一战线。正是他，把普天之下的牛鬼蛇神都联合起来，形成了起先称为夏族，后来称为华族，再后来称为华夏之民族的胚胎。虽然这时，黄帝族还不能叫夏族，甚至不能叫民族，只能叫部族，或部族的雏形。
黄帝的战车上，一定飘扬着龙旗。
似乎并无必要弄清，龙究竟是不是黄帝族的图腾。没错，有熊氏怎么也扯不到龙身上去，九黎族的图腾反倒可能是龙蛇。如果黄帝竟能以战败者的图腾为新复合图腾的主体，那度量也真是大得惊人。
其实，就连龙是不是华夏民族的图腾，甚至是不是图腾，都没有必要较真。的确，龙的形象早已出现，比如五花八门的鱼龙、蟠龙、鸟首龙、鳄鱼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如此之多的龙纷纷出土，不会没有原因。[23]
但，彼龙未必是此龙。何况就算是，你也无法证明黄帝就一定不会古为今用，再借壳上市。比方说，蛇就原本只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后来不也变成了图腾？因此，黄帝完全可能利用已有的龙或蚩尤的蛇，再造一条新龙。
我们相信，他有这种智慧。
更何况，一个民族总是需要凝聚力的。这就要有一个核心，一个仪式，一个象征，一个可以在它上面寄托感情的对象。国旗、国徽、国歌的作用，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们当然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图腾，却可以看作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义图腾”，即象征物或Logo，就像十字架、新月形和大卫星。
龙，也如此。
因此，无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换句话说，既然大多数华人都把自己看作龙的传人，把龙看作族的图腾，那又何不“权当他是”？
实际上，关于黄帝族图腾的说法如此之多，恰恰证明在黄帝时代的后期，已经有一个多部落的松散联合体。其中有炎帝族，有黄帝族，有九黎族，还有东方的夷族、西方的戎族、南方的蛮族、北方的狄族。他们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有来有往，有战有和，也有通商和通婚。
部落联盟的时代，即将到来。
而且这个时代也有三个代表：尧、舜、禹。
[21]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
[22]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23]龙的形象早已出现，见干振玮《龙纹图像的考古学依据》、陆思贤《神话考古》、王先胜《黄帝部落的图腾是什么》。例证有：距今一万年的山西吉县柿子滩龙纹岩画，距今六七千年前的赵宝沟文化鸟首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鳄鱼龙，红山文化综合了熊、马、蛇等形象的玉龙，内蒙古清水河出土庙底沟类型巨型鱼龙夯土雕像，四千多年前陶寺文化的蟠龙，二里头文化一首双身龙纹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