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继下半年的《南都周末》“虚假新闻”事件之后，中国新闻界又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大事件
——包括《参考消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等多家中央级报纸纷纷改版和扩版，在之前几十年一贯制的版面上，改版为更适应市场发展的样式。
《参考消息》是1931年11月在瑞金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创办的一份重要的资讯报纸，在1993年之前一直是四开四版，从1993年1月1日起扩大成四开八版。
《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创刊于1949年6月，1993年提出“变科教文报为综合性报纸”的改版措施。
《经济日报》于1983年1月在BJ创刊，是中国第一份关于经济生活和资讯的专门报纸，创刊十年后的1993年，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了版面。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文学乃至文化发展离不开各种报纸刊物尤其是文学期刊的传播能力。
从84年各类期刊“断奶”，再到今年各大报纸改版，无非都是吃惯了“皇粮”的报刊杂志们或主动、或被动的走向市场经济的深处。
有了这些中央级报纸的先导，各省、市等各级报纸也都纷纷加入了改版或扩版的进程当中。
这些报纸除了保留原有风格和版面外，最大的变化是创办副刊和周末版，如《中华文化报》创办《文化周末》，《BJ日报》创办《京华周末》，《中国体育报》创办《新周刊》，《中国妇女报》创办《伴你》，《BJ青年报》创办《青年周末》等。
这些副刊和周末版，除了刊登必要的新闻、政论、思想、文化内容外，大大增加的是铺天盖地的广告和软性的文化娱乐内容。
这种改版和扩版的举措，用业内的行话说就是“以报养报”。
除了报纸，文学期刊的更名和改版也逐渐形成潮流。
鲁东省文学研究所于1985年创刊的《文学评论家》，改名为《文学世界》，由纯粹的文学评论刊物变成了以综合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主的刊物。
《冀北文学》改名为《当代人》……
等等这一类的改革事件显得层出不穷。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似乎一夜之间，报纸、杂志不改个名字、改个版面，好像就跟不上潮流了。
你的声明里要是不强调一下“综合性报纸”或者“综合性杂志”这几个字，那就是没有市场经济头脑，没有发展格局了。
面对外界纷纷扰扰的变化，国文社旗下的几份刊物如同千年老龟，岿然不动。
倒不是大家不想动，全国几十家报纸、杂志齐齐改版、扩版，说这几份刊物的负责人心里不发毛是不可能的。
可他们心里只是起了个念头，还没等张罗这件事呢，就在会上被林为民这个总编辑泼了好几盆凉水。
“那都是快活不下去的人家才改版呢，好人谁没事改版？”
“现在是销量断崖式下滑了？还是读者群情踊跃提要求了？”
“市场没反应，读者没反应，你们激动个什么？”
“看着人家拉屎，自己屁股也痒痒？”
“拍个脑袋想个破主意就叫改革了？”
……
在会议室里被林为民拎着脑袋一顿骂，国文社刊物的主编都清醒了不少，大家臊眉搭眼的互相望了望。
挨骂不可怕，一堆人挨骂就更不可怕了，约等于没骂。
不过大家私下难免腹诽，当了两年总编，林为民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尊老了。
会后，程早春来到林为民办公室。
“听说你在会上大发神威了？”
“谁又告我的刁状？”
程早春摇头，“没人告你的刁状，我就是听说了你们开会的情况，过来问问。”
才怪！
一帮五六十岁的人了，被自己这个小年轻开会训了半个多小时，这帮人没情绪才怪。
不过真不怪他生气，“这帮人，听风就是雨。以为改革是过家家吗？”
林为民的话让程早春深感欣慰，他对于改革这件事一向是谨慎小心的，前两年他还担心林为民年纪太轻，太过锐意进取，跟他的理念有冲突。
可现在看来，自己没看错人。
为民这人啊，少年老成。
“治大国如烹小鲜，我们国文社虽小，可也不能一味急躁。”程早春说道。
林为民瞥了程早春一眼，这是拿话点我呢！
“改革没问题，但是不能胡改，更不能跟风改，必须要有的放矢才行。”林为民回应道。
程早春太了解林为民了，一听这话忍不住问道：“你又打算起什么幺蛾子？”
“什么叫幺蛾子？这叫审时度势，迎合市场。”
“直接说。”
见老程同志如此直白，林为民也不含糊，说道：“我打算推出个‘系列丛书’。”
“又搞丛书？”程早春蹙眉问道。
“丛书和丛书不一样。像《世界文学名著文库》那种是文库性质的丛书，这回我要搞的有点类似于精品图书的概念。”
林为民说着，给程早春详细解释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1993年的报刊杂志大改版是全国性质的，这当中有一部分刊物是锐意进取，希望通过改革来使刊物焕发出新的活力的，但更多的刊物不过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如果说刊物的改版还是改良的话，那么在这一年当中，一些出版界的动作则可以称之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手笔改革。
1993年1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以“布老虎”为注册商标名，推出了“布老虎丛书”，这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精心打造的品牌图书，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以来，商业操作影响最大的一套丛书。
自77年之后，中国的作家有过一段非常滋润的日子，那个时候稿酬制度刚刚恢复，大部分作家都是兼职，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搞写作。
除了有工作，还有稿费，在物价还未上涨的年代，如果能够发表一篇一万字的短篇小说，就可以轻轻松松入账百十来块钱，相当于两三个月的工资，这一年都可以过的很滋润。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稿酬的涨幅远远没有追上物价的涨幅，同样是一篇一万字的短篇小说，很多杂志社给出的稿酬标准也就千字20块左右，还不及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
像国文社这样愿意支付给作家高稿酬、高版税的出版社，在国内出版界其实并不多，大多数出版社的效益都不算太好，根本没有底气给那么高的稿酬和版税。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作家愿意和国文社合作的原因之一。
稿酬涨幅缓慢甚至是滞涨，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一些本就生存艰难的刊物，收稿更加困难，更别提收到什么好稿子了。
如此恶性循环，然后病急乱投医，赶上报刊改革潮流，便死马当活马医的改一下。
说回稿酬的问题，根据调查：1992年沪上专业作家有17人，都是靠文协工资和稿费为生。一级作家工资收入400多块，二级、三级作家的工资则分别是300和200多块。
而这一年，沪上的的人均月支出是270块钱。
三级作家的工资堪堪与人均月支出持平，如果没有稿费，连养家都办不到。
没有作品发表，等于收入锐减，入不敷出。
当物价飞涨，工厂、企业的工资数倍于从前时，当年可以依靠工资和稿费过的很滋润的作家们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很多专职作家，在工资没有大幅涨幅的情况下，稿费涨幅又撵不上物价涨幅，收入等于变相减少，度日艰难。
应该说，自建国以来物质生存的艰难，第一次在如此直接的影响到作家群体。
而就在此时，“布老虎丛书”应运而生。
它用高稿酬、高印数吸引知名作家加盟，在创办之初就异常火爆，以一种全新的出版模式，为中国文学的市场化道路走出了坚定的一步。
后世直至二十一世纪，仍有很多作家是通过“布老虎丛书”暴得大名，比如郭小四、卫慧等人。
而如果要细究“布老虎丛书”成功的根本，离不开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是高稿酬、高印数。
1990年9月7日，《著作权法》通过规定：可以按照合同支付报酬。
稿酬制度不再统一化，出版市场逐渐放开，华艺出版社也因此成为国内支付作家版税的第一家出版社，国文社紧随其后，成为当时的弄潮儿。
但版税制度也并非是“万灵药”，开启版税支付制度，意味着作家们的收入与图书销量有着直接关系，不像以前那样旱涝保收了。
对于一些名气大、作品畅销的作家，这当然是好事。
但对于更多数的作家、或者是兼职作家来说，这反而是不利的。
春风文艺出版社放弃了正时髦的“版税”，转而以高稿酬来吸引作家供稿，迅速得到了作家群体的热烈回应。
而出版社方面也可以利用高印数带来的不菲收入来支付作家们高昂的稿酬。
第二，是建立品牌形象，加强宣传力度。
在“布老虎丛书”之前，不是没有出版社出过系列丛书，包括国文社在内，很多出版社都走过这步棋，但销量和影响力很难兼顾。
当年林为民在《当代》搞“当代精选丛书”，销量不俗，但毕竟是一份杂志的衍生丛书，缺少影响力。
去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搞了一套“跨世纪丛书”，影响力很大，但销量却一言难尽。
“布老虎丛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完全运用了市场化手段和新时期的媒体力量，多方位、大规模的宣传，将丛书的知名度推向一个高峰，再顺利将这种知名度转化为销量。
如此一来，便形成了销量与影响力齐飞的绝美画面，并形成了长盛不衰的品牌。
以前林为民在《当代》，尽管想法很好，但能够动用的资源有限，导致“当代精选丛书”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成为一个品牌。
现在他成了国文社的总编辑，这两年严肃文学又每况愈下，恰好给了他一个重新树立一个“品牌文丛”的机会。
只要这次的丛书能够搞起来，必然又将进一步助推国文社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