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上教科书，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
大部分文人爱钱，但比起钱来，大部分人还是更愿意自己的作品流芳百世。
上教科书流传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长，但影响这个国家一两代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样的影响力，很难有作家能够拒绝，包括林为民在内。
不过目前上教材这事还只是郑国的小道消息，每次教材大改少说也得折腾个两三年时间，现在也只是听听消息而已。
正月里的日子过的很快，年味儿逐渐淡去，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元宵节前，译林出版社的同仁前来拜访林为民。
李景瑞原本是《译林》编辑部的编辑，成立出版社后被任命为了出版社的社长。
《译林》杂志创刊于1979年，是JS省应上级部门的要求创办的一本介绍外国文学的翻译刊物。
彼时，国内有几家向国人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但风格不尽相同。
《世界文学》隶属于社科院，风格较为正统严肃；《外国文艺》隶属于沪上译文出版社，风格又过于新奇。
《译林》在做了一番谨慎的思考后找准了自己的方向，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为读者们介绍涉及国外现实生活的通俗文学，介绍流行的作家和作品。
“打开窗口，了解世界”，这样的杂志定位让《译林》很快在国内的期刊界站稳了脚跟，并收获了数量众多的读者。
到了88年，国家开始重视对外的舆论宣传，在这样的形式下，《译林》杂志因为有多年积累的国内外翻译资源，被出版署相中由《译林》编辑部扩展成了译林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成立，最大的使命就是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出版到国外，向广大海外国家和地区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
由编辑部变成出版社，译林上下压力都极大。
创社时间短，出版资源少，经济实力薄弱，难题太多了。
向上级部门申请出版物“走出去”的各种项目的资助和补贴也不见踪影，译林出版社只能自己想办法。
经过多方论证和调研，译林出版社决定用几年时间陆续推出一套英文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文库》，经过省里出版总社的同意，译林出版社组织选题。
本来是计划将鲁、巴、郭、老等几位现代文学巨匠的大师作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库》的第一批作品，可这时又有人提出了意见。
第一批大师当中，除了鲁迅之外，其他人的作品在国外翻译出版极少。
说白了，就是没有名气，作品出版效益堪忧。
尽管译林出版社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国内文化，但出版社现在底子这么薄，也不能明摆着干赔本的买卖啊，能赚钱是最好。
讨论了一番，有人把主意打到了林为民的身上。
按照辈分和资历来说，林为民放到这第一批当中，肯定是不够格的。
可谁让人家在国外名气大呢？
听说小说在国外都是几百万册、几百万册的卖，还得了不少奖，如果真能收录他的作品，对于新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文库》来说，绝对是一大助力。
《中国现代文学文库》的编纂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把林为民作为《文库》的第一位作家，如果能够取得一定的效益，对于未来后续作家作品的推广是有很大裨益的。
李景瑞坐在林为民的办公室里跟他详细说了关于译林出版社和《中国现代文学文库》的情况，听完他的这些话，林为民沉吟良久。
“不太好办啊！”林为民说道。
李景瑞问道：“是有什么难处？”
林为民说道：“我和国外合作的出版商签订的都是独家版权，还有优先续约，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啊，这……”
李景瑞有些意外，没想到一上来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出师不利。
“能详细问问都是哪几部作品吗？”李景瑞问道。
“《霸王别姬》、《情人》、《套马人》《无论如何，人生是美丽的》都是如此。”
林为民的作品出版范围最广、销量最好的就是这四本小说。
其他的作品要么是出版范围比较小，如《大明王朝1566》，销量倒是挺好，但只在香江、湾岛等华语地区出版。
要么就是如《燃烧》这种，出版范围挺广的，但内容文学性太强，销量很一般。
还有如《潜伏》、《风声》、《有话好好说》等早期作品，因为题材的原因，海外出版很少，基本不作考虑。
李景瑞听到这里眉头紧皱，既然是这样那就没办法了。
林为民的作品相对于其他的大家本来就少一些，少了这几部小说，单独成卷的内容又直接少了一大块。
“那还真是遗憾啊！”李景瑞叹道。
林为民道：“你们现在找我可能早了点，再过二十年可能更合适。”
他的玩笑让李景瑞笑了起来，“只能期待以后跟您合作了。”
又聊了几句，李景瑞告辞，他还要去中国现代文学馆拜访另一位大家的后辈，商谈作品具体篇目的选录等编辑出版相关事宜。
送走了李景瑞，林为民内心对译林出版社的这套文库并不以为然。
对于他来说，这种东西更像是锦上添花，而且还是在花团锦簇中插上那么一朵，聊胜于无。
既对他在国外的知名度没有提升，又不可能给多少稿费，更像是一种形象工程。
唯一值得称道的，大概是把他和几位文坛大师放到同一位置上了。
林为民觉得这唯一的好处其实也没那么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出这个风头很没有必要。
李景瑞的到来倒是给编辑部又提供了一点谈资，最近大家正在谈论林为民的小说可能要上教科书的事，现在又有出版社上赶着来给林为民出文集，而且还是向海外出版，众人都在讨论林为民现在在国内文坛的历史地位。
2月下旬，林为民集中打了两天电话，把自己相熟的师长、同事、朋友都通知了一遍，来不来无所谓，反正通知到了礼节就算是到了。
找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林为民和陶慧敏去领了证，接下来就是婚礼的事。
林为民不打算大操大办，可最近大家见到他就提到婚礼的事，搞的他不办都不行了，有时候人缘太好了也是个麻烦。
最后一商量，婚礼就在识住小院办了。
这里是三进的宅子，地方足够大，算上屋里屋外，摆个三五十桌都没问题，举办个婚礼绰绰有余。
他的婚礼不搞那些繁文缛节，就是把人请来吃个饭。
再把惠丰堂的从上到下挖过来张罗两天，婚礼的事就算齐活了。
早年间，燕京有八大堂，内设戏台，唱大戏，做的都是大型宴会，规模大到可以同时容纳五六百人就餐。
当时BJ，这些堂是最高级的、面向社会的饮食场所。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京剧演员，基本也都唱过“堂会”。
到如今，燕京的八大堂早已名存实亡，仅存主做鲁菜的惠丰堂。
婚礼的前两天，林为民忙的脚不沾地，外地来的人有点多。
其中有一部分是文研所的同学，如程时旭、黄宗翰、金莹、姜子隆等，这些同学来了十多个人，其他人来不了的，也给林为民打电话送了声祝福。
还有一部分是林为民发掘的作家们，如于华、陆遥、二月河等。
婚礼前一天，林为民请同学们吃饭，叫上了当年在文研所的几位老师。
距离在文研所学习已经过去了近九年时间，大家借着这次机会再见面，唏嘘不已。
席间聊起大家这些年的变化，有说不完的话。
几位老师当中，当初的所长许刚和唐玉秋已经退休了，其他人倒是还在岗，小井从当初的图书管理员变成了井馆长，被大家调侃好一会儿。
比起老师们，同学们的变化就更大了。
结束了文研所的学习，大部分同学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创作成绩都比以前出色，其中尤为突出的有几个人，林为民、姜子隆、黄安仪、顾桦。
这几人如今已经成了国内文坛中青年作家当中响当当的存在。
剩下的大部分同学当中有几人放弃了写作道路，比如曲小伟、比如张林，让大家都很惋惜。
除了这些人，与其人的发展有高有低，相差并不大。
程时旭在同学之中算是发展不顺的，当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进文研所学习成了他青年时期的高光时刻。
文研所学习之后沉寂了好几年，前几年在林为民的帮助下又去武汉大学进修了一番，回到省里的文艺研究所倒是有了起色，连续发表了几篇作品，算是端住了饭碗。
这次见到林为民，程时旭很激动，之前如果不是林为民的帮助，他都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跟程时旭比，金莹的发展是让所有老师和同学都意外的。
谁也没有想到，当年班里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女生，竟然能在而立之年便成为一省文协领袖。
不仅如此，金莹在写作上的成绩也颇为优秀。在班里算不上第一梯队，但至少是第二梯队的扛把子。
大家交流着这些年来的生活和工作，聊着聊着，免不了提到了英年早逝的郭育稻。
朋友聚会，不在的那个永远是大家话题的焦点。
郭育稻是同学中间走的最早的一个，而且是英年早逝，每次见面总是能激起大家无限的惋惜和哀伤。
正在大家沉浸在低沉的气氛当中时，程时旭突然问道：“诶，安仪这次怎么没来呢？”
有几位同学的眼神凝聚在他身上，跟看智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