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三次穿过员工停车场，没怎么跑。我再一次拍拍我经过的那辆红底白色普利茅斯复仇女神的后备箱。我猜我这是为了祈求好运。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里，我需要很多很多好运气。
这一次，我没有进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也不想买衣服或者买车。明天或者后天吧，但今天对来到本镇的陌生人来说是个倒霉日子。很快就会有人在工厂的院子里发现尸体，陌生人会被讯问。乔治·安伯森的身份证明可经不起讯问，他驾照上的地址是蓝鸟街上一栋还没有建起来的房子。
我成功地走到停车场外的工厂工人公交车站，窗口写着“路易斯顿快线”的公共汽车正好呼啸着开过来。我上了车，把本来准备给黄卡人的一美元递过去。司机从皮带上的镀铬找零机里敲出一把银币。我丢十五美分进投币箱，穿过摇晃的走道，朝靠后的一个位置走去，坐在两个满脸粉刺的水手后面。他们很可能是从不伦瑞克海军航空基地来的，正在聊他们在冬青树脱衣舞俱乐部邂逅的女孩。他们说话时，不时猛击对方肌肉发达肩膀，发出阵阵大笑。
我望着向前延伸的一九六号公路，但几乎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不停想着那个死人。还有他那现在变成黑色的卡。我想尽快拉开与那具会惹麻烦的尸体的距离，但我当时停了片刻，摸了一下那张卡。不是纸板，跟我开始想的一样。也不是塑料。可能是赛璐珞……不过感觉不大像。仿佛是死人的皮肤——从老茧上修掉的那种皮肤。上面没有字，至少我没看见字。
阿尔曾经以为黄卡人只是个酒鬼，不幸被酒精和身边的兔子洞逼疯了。卡变成橙色后我才开始质疑这一点。我现在我不是质疑，而是完全不信。他究竟是谁？
他现在是死人一个。仅此而已。随他去吧。你有很多事要做。
公交经过里斯本路边餐馆时，我猛拉一下停车绳。司机把车停在下一根刷了白漆的电话杆旁。
“祝你今天愉快。”司机拉动控制杆，打开车门时，我对他说。
“这差事没什么愉快的，除了下班时能喝杯冰啤酒。”他说，点了一根烟。
几秒钟以后，我站在砂砾路的路肩上，左手里提着公文包，看着笨重的汽车朝路易斯顿开去，后面拖着一股黑烟。车后有一张广告，一位家庭主妇一只手拿着发亮的罐子，另一只手拿着S.O.S牌神奇百洁布。她长着蓝色的大眼睛，涂了口红，咧着嘴笑，露出两排牙齿。这个女人离悲惨的精神崩溃只有几分钟之遥。
天空晴朗无云。蟋蟀在草丛中歌唱。牛儿不知在什么地方发出低吟。柴油的气味被一阵微风吹散，空气变得甜美清新。我朝塔马拉克汽车旅馆走去，这段路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很短的路程。但在我到达目的地之前，有两个人把车停到路边，问我需不需要搭车。我向他们道谢，说我很好。我确实很好。我到达塔马拉克汽车旅馆时，吹起了口哨。
一九五八年九月，美国。
不管有没有黄卡人，回来的感觉真好。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待在房间里，无数次读阿尔关于奥斯瓦尔德的笔记。这一次，我特别留意最后两页，这两页笔记的标题是“关于如何处置的结论”。我试着看电视，只有一个台，真荒谬。因此，黄昏降临时，我悠闲地走到汽车影院，花三十美分买了张散客特价票。快餐部前面有几张打开的折叠椅。我买了一袋爆米花，外加一种叫“派氏”、散发出肉桂香味的可口软饮料。我跟其他几名散客一起看了《夏日春情》。多数观众上了年纪，彼此认识，友善地聊着天。《迷魂记》开演时，天气变得寒冷，我没穿夹克。我走回汽车旅馆，酣睡一场。
第二天早上，我坐汽车返回里斯本福尔斯镇（我没有乘出租车，我想节省一点，至少目前想这样）。我首先去了快乐白象。天还早，空气还很凉爽，那个垮掉的一代坐在一张破烂的沙发上，读《商船队》。
“嗨，老乡。”他说。
“嗨。我猜你卖手提箱？”
“噢，我有些存货。不超过两三百个。一直往后走——”
“朝右边看。”我说。
“对。你来过这儿吗？”
“我们都来过这儿，”我说，“这东西可比职业橄榄球大多了。”
他笑了。“很好，杰克逊。尽管挑吧。”
我选了同样的皮质手提箱。然后我穿过街道，再次买下森利纳。这一次，我还价还得更厉害，花三百块买下了车。我们讨价还价一番之后，比尔·泰特斯叫我去他女儿那儿。
“听口音，你不是本地的。”她说。
“老家是威斯康星的，但我要在这儿待很长时间。做生意。”
“我猜你昨天不在福尔斯镇吧？”我说我不在，她吹爆泡泡糖，“那你错过了精彩的一幕。他们发现一个老酒鬼死在工厂的烘干房外面，”她放低声音，“自杀。用一片玻璃割断自己的喉咙。你能想象吗？”
“太可怕了。”我说，把买森利纳的凭证塞进钱包。我用车钥匙敲打着手掌。“死者是本地人吗？”
“不知道，没有证件。他很可能是坐着闷罐车从县里来这儿的，爸爸是这么说的。可能是要去洛克堡干挑选苹果的活儿。卡迪先生——绿色前线酒吧的店员——告诉爸爸，那家伙昨天早上走进酒吧，想买一品脱酒，但他喝醉了，一身酒味，所以卡迪先生把他轰了出去。之后，他肯定跑到工厂的院子里，又喝酒。他喝完酒之后，把瓶子摔碎，用一片玻璃割断自己的喉咙，”她又问，“你能想象吗？”
我没有理发，没有去银行，但又一次在梅森男装店买了衣服。
“你肯定喜欢那种蓝色图案，”店员说，把衬衫放在一大堆衣服上面，“跟你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一样。”
实际上，这件就是我在这儿买的，但我没有说。不然我们两个都会陷入困惑。
那个星期四下午，我开车上了“每分钟一英里公路”。我这次到德里后不用买帽子了，因为我在梅森店购物时，已经买了一顶漂亮的夏日草帽。我在德里宾馆登记，在餐厅吃饭，然后去酒吧，从弗雷德·图米那里点了一杯啤酒。我这回没打算跟他聊天。
第二天，我在哈里斯大街租下先前租的公寓。飞机降落不仅没有吵得我睡不着，反而助我入眠。第三天，我去梅琴体育用品商店。我告诉店员，我想买把手枪，因为我干的是房地产生意，诸如此类。店员拿出我的点三八警用手枪，再次告诉我，这是防身首选。我买下它，将它装进公文包。我想走出堪萨斯街，走到野餐区域，看看住在沟里的里奇和住在堤上的贝维排练舞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很想他们。我真希望自己在二〇一一年短暂停留期间查阅过十一月下旬的《每日新闻》；我本可以知道他们有没有在“达人秀”中胜出。
我养成习惯，每天傍晚去点灯人酒吧喝一杯啤酒，在酒吧渐渐坐满人之前就去。我有时点油炸小龙虾。我从没在那儿见到弗兰克·邓宁，也不想见到他。我经常光顾这里是有原因的。如果一切顺利，我很快就会去得克萨斯，我想在去之前积攒点个人财富。我跟酒吧男招待杰夫成了朋友。九月末的一个晚上，他聊到了我期待已久的话题。
“你看好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里的哪一队，乔治？”
“当然是扬基队。”我说。
“你真这么想？你可是威斯康星人。”
“对家乡的自豪感跟这个可没关系。纽约扬基队今年肯定赢。”
“不可能。他们的投手老了。防守漏洞百出。曼托的腿受了伤。布朗克斯轰炸机的时代结束了。密尔沃基可能会大获全胜。”
我笑了。“你有几点说得很好，杰夫，我看得出你有点眼光，但老实说——你跟新英格兰所有人一样讨厌扬基队，这影响了你的洞察力。”
“你敢按你的想法押点钱吗？”
“当然。五美元。我不想从工资奴隶手上赢太多。怎么样？”
“一言为定。”我们握手。
“行，”我说，“那我们就说好了，既然聊到棒球和赌博——这可是美国人最大的两样消遣——你能不能告诉我，镇上哪里有可以认真赌一把的地方。说得文雅点，我想下个大点的赌注。再给我来杯啤酒，给你自己也来一杯。”
我“大点的赌注”时，用的是缅因州语调。他笑了，倒了几杯纳拉干族（我学着将其称作难闻干族；人入了乡，就得尽量随俗）。
我们碰了杯，杰夫问我认真赌一把是什么意思。我假装考虑一下，然后告诉他。
“五百美元？押扬基队？勇士队可是有斯潘和伯德特呀。更不要说汉克·阿伦和稳健的埃迪·马修斯了。你真是疯了。”
“或许疯了，或许没疯。十月一日开始，对吧？德里有没有人愿意赌这么大？”
我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吗？不知道。我可没那么有先见之明。我惊讶吗？也不惊讶。因为过去不仅执拗，而且跟未来很和谐。我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过那种和谐。
“查兹·弗拉蒂。你可能在这儿见过他。他有一大堆当铺。我不敢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赌徒，但他在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和高中足球和篮球赛季里总是很忙。”
“你觉得他会接受我的赌注吗？”
“当然。给你赔率。不过……”他环顾四周，酒吧里依然只有我们两个，但他还是把声音低到近乎窃窃私语的程度。“只是别失信，乔治。他认识很多人。有势力的人。”
“我明白了，”我说，“谢谢你的提醒。实际上，我打算回报你一下，扬基队如果赢了，你不用给我五块钱了。”
第二天，我去查兹·弗拉蒂的美人鱼典当和贷款行，遇到一个身材肥胖、面无表情的女人。她大约有三百磅重，穿着紫色裙子，戴着印第安项链，肿胀的脚上穿着印第安软皮鞋。我告诉她，我想跟弗拉蒂先生谈一桩数额巨大、跟体育有关的生意。
“你说的是赌球吗？”她问。
“你是条子吗？”我问她。
“是的。”她说。她从裙子的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支帝帕里罗雪茄，用芝宝打火机点着。“我是J.埃德加·胡佛，朋友。”
“好，胡佛先生，你说对了。我说的是赌球。”
“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还是老虎队足球？”
“我不是本镇人，我可分不清德里老虎和班戈狒狒。赌棒球。”
女人把头伸进屋子后面用帘子遮起来的通道，把她那在缅因州中部排得上号的大屁股对着我，大声叫喊：“嗨，查兹，出来一下。有个冤大头来了。”
弗拉蒂出来，照胖女人的脸亲了一下。“谢谢你，亲爱的。”他的衣袖卷了起来，我能看见那条美人鱼。“能帮上你什么忙吗？”
“希望如此。我是乔治·安伯森，”我伸出手，“从威斯康星来。我的心跟家乡的孩子们在一边，但说到世界职业棒球比赛，我的钱包跟扬基队在一起。”
他朝身后的架子转过身，但胖女人已经把他想要的东西拿给他——一册磨损了的分类账本，封面上写着“个人贷款”。他打开账本，翻到空白页，不时舔一下手指。“你能从钱包里拿出多少钱，朋友？”
“我押五百块赢，赔率能到多少？”
胖女人笑了，吐了一口烟。
“押轰炸机吗？相等。完全相等。”
“我押五百块在扬基队上，一赔七怎么样？”
他考虑一下，转向胖女人。胖女人摇摇头，仍然很开心。“不行，”她说，“你要是不信，可以发封电报，查查纽约的胜算。”
我叹了口气，用手指不断敲打着一只玻璃容器，玻璃容器里面装满了手表和戒指。“好吧，这么着吧——五百块，扬基队三胜一负。”
弗拉蒂笑了。“让我跟老板商量一下。”
他和胖女人（弗拉蒂在她身旁看起来像是托尔金笔下的矮人）低声商量了一阵子，然后回到柜台边。“你说的如果跟我理解的一致，我可以给你一赔四。但如果扬基队不是三胜一负，而是一路败北，你的钱就没了。我喜欢把赌局弄得简单点。”
“越简单越好，”我说，“还有——我无意冒犯你或者你的朋友——”
“我们结婚了，”胖女人说，“所以说我们是朋友。”她又笑了。
“不想冒犯你或者你的太太，但一赔四不行。一赔八，倒是……对双方都好。”
“我可以给你一赔五，不能再多了，”弗拉蒂说，“对我来说，这只是副业。你想要刺激，就去维加斯。”
“一赔七，”我说，“同意吧，弗拉蒂先生，跟我玩玩。”
他和胖女人商量一会儿。然后他回来，说我接受了，一赔六。对如此疯狂的赌法来说，这赔率还是很低，但我不想把弗拉蒂宰得太厉害。不错，他是帮比尔·图尔考特给我设了陷阱，但他是情非得已。
而且，那是在另一个人生中。
那时候，棒球打得真地道。在下午灿烂的阳光下，早秋感觉就像夏天。人们聚集在低区本顿家电商店门口，从橱窗里立在底座上的三台二十一英寸真力时电视上看比赛。悬挂的标牌上写着：“能在家里看比赛，为什么还要到街上看？贷款条件宽松！”
啊，是的。贷款条件宽松。这更像我成长年代的美国。
十月一日，密尔沃基一比零击败扬基队，华伦·斯潘立下大功。十月二日，密尔沃基十三比五埋葬轰炸机。十月四日，比赛回到布朗克斯，唐·拉尔森四比零阻止对手得分，在后援投手赖尼·杜伦的帮助下，球一脱手，根本不知道飞到了哪里，结果是不得不面对他的击球手被吓得够呛。换句话说，这是完美的后援投手。
我在房间里，从收音机上听了这场比赛的前半部分，然后在本顿商店前跟大伙一起看了最后几次击球。比赛结束后，我进药店买了高岭土果胶（和上次一样，巨大的优惠包装）。基恩先生再次问我是否感染上了细菌。我告诉他我感觉很好时，这个老混蛋看上去很失望。我确实感觉很好，我不希望过去给我投一个赖尼·杜伦投出的那种快球，但我觉得最好未雨绸缪。
我快要走出药店时，目光被一件东西吸引了，一块标牌写着“把缅因州带回去”。有明信片，可充气的玩具龙虾，散发出甜美气味的袋装软松树叶，镇上保罗·班扬雕塑的复制品，上面带有管式水塔的装饰性枕头——管式水塔是镇上那个装饮用水的圆形塔的缩小版。我买了一个枕头。
“给俄克拉荷马城的侄子买的。”我对基恩说。
我把车开进哈里斯大街延伸段上的德士古加油站时，扬基队已经赢得第三场比赛。气泵前有个标牌，上面写着“技工每周七天上班——放心地把您的汽车交给带星的人！”
气泵操作员一边加油，一边清洗森利纳的挡风玻璃。我走进汽修间，找到一个名叫兰迪·贝克的值班技工，跟他进行一番讨价还价。贝克很疑惑，但同意了我的提议。二十美元易主。他给了我加油站和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我离开加油站，带着满满一箱汽油，干净的挡风玻璃，还有满足的心情。嗯……相对满足。不可能想好应对所有紧急情况的计划。
我因为要为第二天的事做准备，比平时晚到点灯人酒吧喝杯啤酒，但仍然不会有碰到弗兰克·邓宁的风险。今天是他带孩子们去奥罗诺看足球比赛的日子，他们在回来的路上会去九十五人餐馆吃油炸蛤蜊和奶昔。
查兹·弗拉蒂在酒吧里，品尝着黑麦威士忌。“你最好期待勇士队明天能赢，不然你的五百块就泡汤了。”他说。
他们会赢的，但我的脑子里有更大的打算。我准备在德里待上一段时间，直到从弗拉蒂先生那里搜刮到三千美元。但我想第二天就办完正事。如果一切如愿，我会在密尔沃基得到他们在第六局需要的唯一的垒得分。
“嗯，”我说，点了一杯啤酒和一份小龙虾，“我们只需要等着瞧，对吧？”
“没错，朋友。这就是赌球的乐趣所在。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吗？”
“不介意。不过我要是不回答，你也别介意。”
“朋友，我就喜欢你这一点——那种幽默感。一定是威斯康星人特有性格。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来我们这个美丽的城市。”
“房地产。我想我跟你说过吧。”
他凑过来。我能闻到他整洁的头发上维坦丽思的气味，以及呼吸中森森牌口气清新剂的气味。“我要是说‘购物中心选址’，算猜对了吗？”
于是我们聊了一会儿，但你已经知道我们聊了什么。
我说过，我觉得弗兰克·邓宁可能要出现时，就离开点灯人酒吧，因为我已经了解到我需要了解的关于他的一切。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我需要说明这一点。不然，你永远不会理解我在得克萨斯州的行为。
你想象自己走进一间屋子，看见桌上摆着复杂的多层纸牌屋。你的任务是把它推倒。如果仅此而已，那很容易，不是吗？使劲跺一下脚或者吹口气——就像吹灭生日蜡烛——就足以完成任务。但这不是全部。任务是，你必须在特定的时刻准时把纸牌屋推倒。在那之前，屋子必须矗立着。
我知道邓宁星期天下午会去哪里，我不想冒险改变他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的行程一丁点。而我在点灯人酒吧哪怕跟他对视一眼都可能带来改变。你可以轻蔑地哼一声，说我谨慎过度；你可以说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太可能改变事情的进程。但是过去脆弱得有如蝴蝶的翅膀，或者纸牌屋。
我来德里就是为了推倒弗兰克·邓宁的纸牌屋。
我跟查兹·弗拉蒂道了晚安，回到寓处。我的高岭土果胶瓶在浴室的药箱里，用金线绣着管式水塔的枕头这件新纪念品放在餐桌上。我从装银餐具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刀，小心翼翼地将枕头沿对角线切开。我把左轮手枪放进去，塞进填充物里。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睡着，但我睡着了，睡得很沉。尽最大的努力，让上帝照管剩下的事，这是克里斯蒂从匿名戒酒会上带回的众多格言之一。我不知道是否有上帝存在——杰克·埃平觉得，陪审团仍然在外面就这一点争论不休——但我那晚睡着时，很肯定自己已经尽力了。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好好睡一觉，希望我尽力就足够了。
没有胃肠流感。这一次，我在黎明时醒来，感受到一生中最严重的头痛。我猜是偏头痛。我不太确定，因为我的头以前没这样痛过。我哪怕见到微弱的光线，从脖后到鼻窦根部就会产生起伏的阵痛。眼睛里不知不觉地涌出眼泪。
我爬起床（忍着疼痛），戴上一副在北上德里途中购买的便宜太阳镜，吃了五片阿司匹林。我这才能勉强穿上衣服和外套。我得穿外套，因为早上很冷。天气阴沉，要下雨了。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个有利因素。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在阳光下活着。
胡子该刮了，但我懒得刮。我想，我如果站在明亮的灯下——灯在浴室的镜子里变成了两盏——大脑可能会直接裂开。我真无法想象该怎么熬过这一天，所以干脆不去想。每次走一级，我缓步走下楼梯时告诉自己。我一只手抓着护栏，另一只手拿着纪念品枕头。我看上去肯定像个拿着玩具熊的大孩子。每次走一级——
扶手突然断了。
刹那间，我的身体向前倾斜，脑袋轰的一声，手在空中疯狂挥舞。我把枕头扔了（里面的枪发出闷响），伸手抓头顶的墙壁。我倾斜了，但就在可能摔断骨头前的最后一秒，我的手指抓住装在墙上的老式灯架，灯架被螺栓钉进石灰里。灯架脱落，但电线很长，我恢复了平衡。
我坐在台阶上，把一阵阵作痛的头贴在膝盖上。疼痛跟手提钻般振动的心跳同步。我感觉湿润的眼珠要从眼眶中蹦出来。我可以告诉你，我想爬回公寓，放弃一切，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想死在这台阶上，结束这一切。有人不是频繁这样头痛吗？上帝救救他们吧。
只有一样东西能让我强忍着头痛，站起身。我不仅能想到它，而且能看见它：图加·邓宁朝我爬过来，脸突然没有了。头发和脑浆溅到空中。
“好吧，”我说，“好吧，是的，好吧。”
我捡起纪念品枕头，踉跄着走下楼梯。我走出来。今天是个多云天，但周遭看起来跟撒哈拉沙漠的下午一样明亮。我伸手去摸钥匙。钥匙不见了。我在右前裤兜里摸到的是个大洞。前一天晚上，裤兜还没有大洞，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我摇晃着慢慢转身。钥匙正躺在门阶上散落的零钱中间。我弯下腰，脑子里一阵剧痛，令我畏缩一下。我捡起钥匙，朝森利纳走去。我打火，却启动不了这辆之前一直非常可靠的车。螺线管里响了一声，仅此而已。
我对可能发生的事已经有所防备。但我始料未及的是，我不得不拖着疼痛的头，再次爬上楼梯。我一生中从未如此热切地渴望过我的诺基亚手机。我有了它，可以坐在方向盘后面打个电话，然后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兰迪·贝克过来。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走上楼梯，经过已被弄坏了的扶手和灯具的。电灯组件悬在破碎的石灰墙上，就像死人的头悬在断裂的脖子上。加油站的电话没人接——时间太早了，今天是星期天——所以我打了贝克家里的电话。
他可能死了，我想，半夜时分心脏病发作。被执拗的过去杀死了，杰克·埃平是未被起诉的共谋。
我的技工没有死。电话响第二声，他就接了，声音睡意蒙眬。我告诉他我的汽车发动不了，他问了个很有逻辑的问题：“你怎么昨天就能料到这件事？”
“我料事如神，”我说，“赶快过来吧，越快越好，怎么样？你要是能启动它，我再给你二十块。”
贝克更换了蓄电池缆线，缆线昨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松脱了（可能跟裤兜出现破洞这件事发生在同一时间）。还是无法启动森利纳。他检查火花塞，发现两个火花塞严重腐蚀。他的绿色大工具箱里有备用火花塞。他换好火花塞之后，我的座驾如获新生。
“我可能是多管闲事，但你唯一该做的就是回去睡觉。或者去看医生。你像死尸一样脸色惨白。”
“只是偏头痛。我没事。我们看看后备箱吧。我想检查一下备胎。”
我们检查了备胎。备胎没气了。
我跟着他到了德士古加油站，天下起毛毛细雨。我们碰到的车都开了头灯。我戴了太阳镜，但每一对头灯似乎都能把我的大脑射穿。贝克打开汽修间的门，试着给备胎充气。不行。轮胎上有五六个裂缝，裂缝跟人的毛孔一样细小。
“唉，”他说，“我从没见过这种情况。轮胎肯定有缺陷。”
“在轮缘上再套一个吧。”我说。
他换轮胎时，我绕到加油站后面。我实在受不了压缩机的声音。我靠在炉渣砖上，抬起脸，让冷雾落在我燥热的皮肤上。每次走一级，我告诉自己，每次走一级。
我准备付轮胎钱给兰迪·贝克，他摇摇头。“你已经给的钱差不多是我半个星期的工资。我再要你的钱就猪狗都不如了。我只是担心你会冲下公路，或者出点其他什么事。你要办的事真这么要紧吗？”
“亲戚病了。”
“你自己也病了，朋友。”
我无法否认。
我从七号公路开出镇子，每经过一个交叉路口，都减慢速度，左右察看，确认走对了路。结果证明此举极为英明，因为一辆满载沙石的卡车在七号公路和老德里公路的交叉路口闯了红灯。我要不是尽管遇到绿灯仍几乎完全停下来，我的车可能已经报废。而坐在车里的我肯定成了汉堡。我强忍着头痛，猛按喇叭，但卡车司机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他看起来就像个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僵尸。
我可能永远都办不到，我想。可我要是连弗兰克·邓宁都阻止不了，怎么阻止奥斯瓦尔德呢？那我还去得克萨斯州干什么？
但这不是驱使我继续前行的原因。我之所以想干下去，是因为我想到了图加。还有其他三个孩子。我已经救过他们一次。我这次要是不救他们，我会确定无疑地认为：我因为触发了一次重置，成了杀害他们的帮凶。
我经过德里路边影院，开上砂石路，砂石路通往关着门的影院售票处。路两边栽满杉树。我在树后面停下，熄了发动机，准备下车。我没办到，车门打不开了。我用肩膀撞了好几次，但没能把门撞开。我看到锁落下，但现在离自动锁车的时代还远着呢。锁也不是我放下的。我把锁往上拉，拉不上来。我把锁左右摇晃，还是拉不上来。我摇下玻璃，把头伸出去，试图用钥匙打开外面把手上、镀铬按钮下方的车门锁。这一次，锁跳起来。我下了车，伸手去够纪念品枕头。
阻力的大小跟事件对未来的改变程度成正比，我曾经用给学生上课的最完美腔调告诉阿尔，这话千真万确。但我没有想到个人要付出的代价。现在我知道了。
我慢慢沿着公路走，把衣领竖起来挡雨，把帽檐拉得很低，盖着耳朵。有车开过来时——车不多——我就隐藏到靠我这边的路边树林里。我记得，有一两回，我把手放到头的两侧，看看头有没有胀大。好像胀大了。
最后，树被我甩在后面，前方出现一堵石墙。墙外是绵延的山丘，山丘上的草坪刚被修剪过，上面点缀着墓石和墓碑。我已经到达朗维尤墓地。我面对着一座山丘，路的另一边有间卖花的亭子。亭子关着门，里面一片漆黑。周末，通常有很多人来这儿缅怀死者。但是，在这样的天气里，生意很冷清，我猜经营这家花店的老妇人在里面打盹。但她晚一点会开门，我已经亲眼见过那一幕。
我爬上墙，想不到还有什么能阻止我。我一到朗维尤，令人惊奇的事情便发生了：我的头痛开始消退。我坐在一株榆树下的墓石上，闭上眼睛，感受疼痛。疼痛从一开始令我歇斯底里的十级——有时甚至上升到十一级，像脊髓穿刺的痛感被放大——降到了八级。
“我想我突破了，阿尔，”我说，“我想我可能已经到了另一边。”
我依然小心翼翼地前进，提防更多的恶作剧——树倒下来，遭遇盗墓的歹徒，甚至也许会有燃烧着的流星坠落。但什么都没有。我走到两个并排的写着“阿尔泰亚·皮尔斯·邓宁和詹姆斯·艾伦·邓宁”的墓前时，头痛已经降到五级。
我环顾四周，我看到一座陵墓，粉色的花岗岩上刻着一个我熟悉的名字：“特立克”。我走上前，推了推铁门。在二〇一一年，门肯定上了锁。但这是一九五八年，门轻易被我打开了……伴随着恐怖电影中那种生锈的铰链发出的刺耳声音。
我走进去，趟过一层干枯的落叶。一条石制冥想长椅通向墓穴中央，两边摆放着石涵，放着特拉克家族从一八三一年至今的尸骸。第一个铜牌上写着，让·保罗·特莱彻先生的尸骸躺在里面。
我闭上眼睛。
我躺在冥想长椅上打盹。
睡着了。
我醒来，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我走到特拉克墓地门口，等着邓宁……五年后，奥斯瓦尔德无疑也会在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埋伏，等着肯尼迪的车队。
头痛消失。
差不多在雷德·舍恩丁斯特为密尔沃基勇士队获得当天制胜得分时，邓宁的庞蒂亚克出现了。他把车停在离父母墓地最近的岔路上，下了车，把衣领竖起来，弯腰钻进车里拿花篮。他下山丘，朝他爸妈的墓地走去，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个花篮。
时机到了，我也状态颇佳。我已经越过了所有一直试图阻挠我的力量。纪念品枕头就在我的外套下面。我的手放在里面。潮湿的草地湮没了我的脚步声。也没有太阳照出我的影子。直到我叫出他的名字，他才会发现我在他身后。他转过身。
“我拜访亲人时，不喜欢有人跟着，”他说，“你他妈到底是谁？那是什么？”他看着枕头，枕头已经被我拿了出来，像手套一样戴在我的手上。
我选择只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叫杰克·埃平。我来这儿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那赶快问吧，问完走开。”雨滴从他的帽檐滑下来，也从我的帽檐滑下来。
“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邓宁？”
“什么？”
“对一个男人来说，我是说。”
“你是谁，疯子？枕头里是什么？”“听我说话。回答我的问题。”
他耸耸肩。“我想是他的家人吧。”
“我也这样认为。”我说，扣了两次扳机。第一枪是微弱的砰的一声，就像地毯拍打器击打地毯的声音。第二枪更响一些。我以为枕头会着火——我在《教父二》中见过这个场景——但枕头只冒了点烟。邓宁倒下去，压垮了他放在爸爸墓前的花篮。我蹲在他身边，膝盖将潮湿的地面压出了水。我把枕头被撕开的一端抵到他的太阳穴上，又开了一枪。只为确保万无一失。
我把邓宁拖入特拉克的陵寝，把烧焦的枕头扔到他的脸上。我离开时，几辆汽车正缓缓穿过墓地，几个人打着伞，站在墓地边上，但谁也没有留意我。我不慌不忙地朝石墙走去，不时停下来看看墓穴和墓碑。我刚走进树林隐蔽处，便立即一路小跑，往森利纳奔去。我听到有车开过来，就溜进树林。我在一次隐蔽时把枪埋在一英尺深的泥土和树叶里。森利纳安然无恙地停在原地，我一下就将其启动。我把车开回公寓，收听棒球比赛的结尾。我想我哭了一小会儿。因为放松，而不是懊悔。不管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邓宁一家安全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像个孩子。
在星期一的德里《每日新闻》中，关于棒球比赛的报道很多，报纸上还有舍恩丁斯特的一张漂亮的照片，他在托尼·库贝克出现失误之后朝本垒倒地滑行，赢得制胜分。雷德·巴伯的专栏文章说，布朗克斯轰炸机完了。“彻底击溃他们！”他发表评论说，“扬基队已死，扬基队万岁。”
星期一的报纸上没有关于弗兰克·邓宁的报道。但在星期二，他上了报纸的头版，报道里附带一张他的照片，照片里的他带着“女人们喜欢我”的自得。他那乔治·克鲁尼式邪恶的魅力展露无遗。
商人邓宁在墓地被谋杀
死者在众多慈善活动中表现活跃
按照德里镇警察局局长的说法，警方正全力追踪所有线索，抓捕行动指日可待。多丽丝·邓宁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声称，她听到消息后“既震惊又崩溃”。报道没有提及她和死者已经分居。邓宁在中心市场的很多朋友和同事也表示震惊。所有人似乎都认为弗兰克·邓宁是个棒极了的家伙，没有人能想到谁想射杀他。
托尼·特拉克尤其愤怒（可能是因为尸体是在他家的墓地中被发现的）。“找到凶手后，应该判他死刑。”他说。
星期三，十月八日，扬基队在县体育馆二比一险胜勇士队；星期四，他们在第八局打破二比二的僵局，赢得四分，结束了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的赛程。星期五，我回到美人鱼典当和贷款行，期待着见到愠怒太太和郁闷先生。胖女人的表现出乎我的预料——她看到我时，翘起嘴唇喊道：“查兹！钱袋先生来了！”然后她钻进遮着门帘后的走道，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
弗拉蒂走出来，带着花鼠般的笑容，和我上次造访德里、在酒吧见到他时一样。他单手拿着一只装得鼓鼓的信封，信封正面写着“乔治·安伯森”。
“这是给你的，兄弟，”他说，“与原物一般大小，但是原物的两倍。这是你的战利品。请数数。”
“我信得过你，”我一边说一边把信封装进口袋，“你作为一个刚刚损失三千块的人，未免太高兴了些。”
“我不否认，你减少了我今年的收入，”他说，“严重减少，尽管我还能赚几千块。我总能赚几千块。但我玩这个主要是因为，怎么说呢，服务大众吧。人们愿意赌，人们总愿意赌，我为他们服务。还有，我喜欢赌。这好像是我的爱好。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喜欢赌吗？”
“不知道。”
“像你这样的人来的时候。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冲破障碍，取得成功。这又增强了我对宇宙任意性本质的信念。”
我想知道，他要是看见阿尔·坦普尔顿的作弊表，对宇宙的任性还有多少信念。
“你与太太的观点貌似大相径庭啊，天主教徒。”
他笑了，小而黑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不论赌局输赢，还是平局，胳膊上刺着美人鱼的矮个男人非常享受生活。我很羡慕这一点。“噢，你说马乔里啊。有些悲伤的可怜虫来这儿，拿出妻子的订婚戒指和伤感故事时，她会哭哭啼啼。但她做体育比赛生意时，就像换了个人。她就是这么个性子。”
“你很爱她，对吧，弗拉蒂？”
“我们就像月亮和星星，朋友。就像月亮和星星。”
马乔里之前在读当天的报纸，报纸依然摆在柜台上，柜台里装着戒指等物品，戒指装在玻璃匣里。报纸上的标题是“警方继续追捕神秘杀手，弗兰克·邓宁入土安息”。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我问他。
“没有看法，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内情，”他靠上前来，笑容消失了，“他可不是本地小报描绘的那种圣人。我可以给你讲几个故事，兄弟。”
“讲吧。我一整天都有空。”
笑容又出现。“不。在德里，我们家丑不外扬。”
“我注意到了。”我说。
我想回科苏特街。我知道警察可能在盯着邓宁家，看看有没有人对他的家人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趣。但是想去的欲望仍然十分强烈。我不是想去看哈里，而是想看他的妹妹。我想告诉她一些事情。
她应该会在万圣节晚上出去玩“不给糖就捣蛋”，不管爸爸的死让她多么难过。
她会成为所有人见过的最漂亮、最神奇的印第安公主，会得到一大堆糖果。
她能再活漫长而忙碌的五十三年，或许活得更久。
某一天，她的哥哥哈里将穿上军装参军，她会尽最大的努力劝阻他。
不过孩子们记不住。每个老师都知道这一点。
他们以为自己会永远活着。
是时候离开德里了，但我离开之前还有最后一件小事要办。我等到星期一。十月十三日下午，我把手提箱扔进森利纳的后备箱，坐在方向盘后面，奋笔疾书，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然后把它塞进信封，封上口，在信封正面写上收信人的名字。
我驱车来到低区，停好车，走进沉睡的银元酒吧。酒吧里没有客人，只有男招待彼得在，这正合我意。他清洗眼镜，看着正在电视上播放的《一生之爱》。他不情愿地朝我转过脸，一只眼睛看着约翰和玛莎，或者叫其他什么名字的角色。
“需要来点什么吗？”
“不用，不过你可以帮我个忙。我给你五美元报酬。”
他看起来不为所动。“真的？帮什么忙？”
我把信封放到柜台上。“这个人来的时候，把这个交给他。”
他看了看信封上的名字。“你找比尔·图尔考特干什么？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任务很简单，彼得。你想不想要五美元？”
“当然。只要对他没害处。比尔是个好人。”
“对他不但没害处，还有益。”
我把五块钱放在信封上。彼得收起钱，注意力又回到肥皂剧上。我离开酒吧。图尔考特很可能收到信。他读完后会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我永远不得而知。我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比尔，
你的心脏有点问题。你必须尽快去看医生，否则后悔莫及。你或许以为这是个玩笑，但这绝对不是玩笑。你或许以为我不可能知道这样的事情，但我的确知道。我知道这一点，就像你知道弗兰克·邓宁杀了你妹妹克莱拉和你外甥米基一样。请相信我，去看医生！
你的朋友
我上了森利纳。我在倾斜的停车道上往后倒车时，看见基恩先生表情刻板而怀疑的脸，正从药店里凝视着我。我摇下车窗玻璃，伸出胳膊，朝他做了个手势。
然后我把车开上阿普梅尔丘，再也没来过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