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在这个年龄的人中算是正常的：自闭，拘谨，从没出过远门，凡事看不上眼；良好的暴力教育，糟糕的社会意识，容易冲动。至少，我认识的其他所有十八岁的人都是这样，我由此推测这是正常的。我等着升入大学，刚找到一份学龄前儿童家庭教师的工作。我看过的小说把我的工作角色形容得光怪陆离——在古老的石砌宅邸里做家庭教师，那儿有孔雀在紫杉树篱中栖息，封闭的藏身洞里发现白垩似的尸骨；一个轻信的天真少女来到威尔士边境一处古怪的私家大院，里面一屋子喝得醉醺醺的彪形大汉和鬼鬼祟祟的色鬼。还有毛手毛脚的姑娘和无动于衷的管家。你知道这类故事的社会寓意：知识精英势利熏心。
现实要褊狭得多。我在离家半英里的一个补习班教了一学期。但不是和可爱的孩子们一起打发慵懒的时光，碰到什么无休无止的游乐日子，花粉飞扬，孩子们的母亲戴着活泼的帽子，面带微笑，屈尊俯就，还加几分轻佻。我的时间都用来陪当地一个书商的儿子（他把自行车借我，我把它摔坏了）和郊区一个律师的女儿。对从没出过门的人来说，半英里也算是不小的距离；在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看来，中产阶级社会里最不起眼的等级变迁也够令人激动和畏怯的了。这个学校连带着一户人家，这家人住在一幢房子里。这里的一切都是异样的，因此也就更好：直挺挺的黄铜水龙头，楼梯扶手的雕纹，真迹油画（我们也有一幅真迹油画，但没有那么逼真），满满一屋藏书的图书馆，老得已生蛀虫的家具，对继承财产的漫不经心。厅里挂着一片残缺不全的桨叶：黑色水铲上用金字铭刻了大学校队八个人的名字，他们每人都获得这样一个战前阳光灿烂的年代的奖品；那玩意看上去奇异得没谱，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前花园有一个防空洞，这要是在家里会看着难受，得用多年生耐寒植物拼命遮掩住，而在这里只让人感到有趣和自豪。这户人家和房子很般配。父亲是个间谍，母亲是个演员，儿子穿的是垂片领和双排扣背心。我还用多说吗？我那时如果已经看了很多法国小说，就会知道应该期待些什么了。当然啦，我在这里第一次恋爱。可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或者至少是另一章。
建这所学校的是祖父，他还住在校园里。虽然已经八十五六岁了，他只是不久前才被我的某个狡猾前任挤出了课表。偶尔能看到他在屋里转悠，穿着乳白色亚麻外套，带着学院领带——冈维尔和凯厄斯，你应该知道的——和扁平帽（在我们家，扁平帽很平常；在这里却算时髦，多半说明你时常去猎兔）。他是在找“他的班级”，可总是找不到。他还谈论“实验室”，那只不过是后厨房加上本生灯和自来水。天气暖和的下午，他会坐到前门外面，带一个罗伯特便携式收音机（我得知，全木构造发出的音质优于我喜欢的塑料或金属外壳晶体管收音机），收听板球评论。他名叫劳伦斯·比斯利。
除开我的曾祖父，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老的人了。他的年纪和地位使我很自然地产生敬畏和无礼混合在一起的情绪。他的老朽——衣服常年沾满污迹，下巴挂着蛋清似的口水——让我心里冒出一种年轻人对生活及其不可逃脱的临终状态的普遍反感；这种感觉自然转化成对身处这种状态的那个人的忌恨。他的女儿给他吃罐头婴儿食品，在我看来，这又一次证实生存只是一场酸溜溜的玩笑，证明这老头特别招人嫌。我过去常常把编造出来的板球得分告诉他。他常在纤细的紫藤下打瞌睡，我走过时就大声喊，“两个出局积八十四分，比斯利先生，”我用托盘给他送去婴儿正餐时还坚持对他说，“西印度群岛队三个出局积七百九十分叫停。”我告诉他还没有打，根本不会打的比赛得分，胡编乱造的得分和荒诞无稽的得分。他会点头作答，我就偷偷溜走，窃笑自己的小恶作剧，为自己全然不是他想象中的好小伙子而得意。
在我见到他之前五十二年，劳伦斯·比斯利曾经是泰坦尼克号首次航行的二等舱乘客。他那时三十五岁，刚辞去达利奇学院理科老师的职务，正横渡大西洋，为的是——至少是按照后来家里人的说法——半心半意地追一个美国女继承人。泰坦尼克号和冰山相撞之后，比斯利搭乘人不算多的十三号救生船得以逃生，后来被喀尔巴齐亚号轮救起。这位八十多岁的幸存者保存在自己房间里的纪念物中有一条毛毯，上面绣有救援轮船的船名。家里有些抱更多怀疑态度的人认为，那船名绣上去的时间要比一九一二年晚多了。他们还从这样一种推测中取乐，即他们的这位老前辈是穿着女人的衣服从泰坦尼克号上逃生的。最早的获救人员名单上不是见不到比斯利的名字吗？而在最后的伤亡人员公告中，在那些淹死的人当中不是倒有比斯利的名字吗？这些都毫不含糊地证实了一种假设，即这位由错认的死尸而摇身变成的神秘幸存者穿起衬裙，压尖嗓子，直到安全抵达纽约之后才在地铁的厕所里将那累赘的伪装偷偷地脱去，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乐于赞同这种理论，因为它证实了我对这世界的看法。那年秋天，我在学院宿舍的镜子上嵌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生活是一场骗局，一切都在证明。过去我只是猜想，现在我已确定。”比斯利的例子提供了确证：泰坦尼克号的英雄在毛毯上作假，是个异装骗子；这么看来，我报给他虚假的板球得分是很合适而有理的。从更大范围上讲，理论家们认为，生活的本意是适者生存：比斯利的虚伪难道不是证明了“适者”只不过是最狡猾的人吗？英雄们、具有卫士美德的坚贞可靠的人们、具有良好家世和教养的人们，甚至船长（特别是船长）——都高尚地与船同沉大海；而懦弱胆怯的、惊慌失措的、欺诈蒙骗的都能找到理由躲进救生船里。这难道不是典型地证明了人类的基因库是如何不断地恶化，坏血统如何排挤好血统？
劳伦斯·比斯利在他《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一书中没有提及女式服装。美国出版商霍顿·米夫林把他安顿在波士顿一个居家俱乐部里，他用了六个星期把书写成；在书中描写的沉船事故发生后不到三个月就出了书，从那以后隔一段时间就重印。比斯利因为这本书而成为这场灾难中最有名的幸存者之一，在五十年时间里——一直到我遇见他的时候——时常有航海历史学家、电影制作研究人员、新闻记者、纪念品追猎者、百无聊赖的人、阴谋论者以及令人厌烦的讼棍向他讨教。别的船被冰山撞沉后，记者们也会急切地打他的电话，要他推测遇难者的命运。
在他逃生四十多年之后，他被聘为电影《冰海沉船》的顾问。该片在派恩伍德拍摄，很多片断是等到天黑以后拍的，用一个相当于原船一半大小的复制模型和黑色天鹅绒折皱成的大海摆出沉船的场面。比斯利连着几个晚上带女儿去看拍电影，下面写的这些是依据他女儿讲给我听的故事。比斯利对复活而又再度颠簸摇摆的泰坦尼克号很感兴趣，本来也不足为奇。但他偏偏很想做一个群众演员，跟其他群众演员一起在沉船时绝望地挤向栏杆——你可以这么说，他很想经历另一种不同版本的虚构历史。而电影导演也同样打定了主意，这个顾问没有必需的演员工会卡，不能让他出现在影片里。比斯利惯于急中生智，做了一张能让他登上泰坦尼克号模型的假通行证，穿上那个年代的服装（一件事能通过再现而证实其真实性吗？），就在那帮群众演员中站住了脚。摄影灯光点亮，导演向这帮群众演员交待他们将如何很快葬身于黑色天鹅绒褶皱之中。就在最后一分钟，摄影机就要开始转动时，导演发觉比斯利已经暗自移身到船栏杆的边上；他抓起麦克风，明令那业余骗子乖乖地下船。于是，劳伦斯·比斯利发现自己一生中第二次赶在泰坦尼克号下沉之前离船而去。
作为一个受过暴力教育的十八岁青年，我很熟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阐释：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但在此之前，我还没遇到过这一过程的范例。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没找到一个比这更好的例子。
约拿好好的干嘛跑到鲸鱼的肚子里？这故事不太可靠，也许你也会这样想。
故事是从上帝叫约拿去劝诫尼尼微城居民开始的。上帝毁灭邪恶城市的纪录算是很可观的了，可这尼尼微城不知为什么还顽固不化地坚持罪恶。约拿因为不得而知的原因不喜欢这项任务，也许是怕寻欢作乐的尼尼微城居民用石块把自己砸死，就逃之夭夭。到了约帕，他上了一条船，开往已知世界的尽头：西班牙的他施。他当然不知道，上帝完全清楚他在那里，而且能够在东地中海兴风作浪。一场罕见的大风暴席卷而来，海员们都是些很迷信的家伙，便用抽签的办法来确定是船上哪个人引来了这场灾祸。约拿抽到了那根短签，或者是缺损的多米诺骨牌，或者是黑桃皇后。他即刻被扔下船去，又即刻被上帝特意安排在水里的鲸鱼吞到肚子里。
约拿在鲸鱼肚子里向上帝祈祷了三天三夜，信誓旦旦往后一定唯命是从，上帝于是叫鲸鱼把忏悔者吐出来。等到下次上帝派他去尼尼微城，约拿理所当然地遵命前往。他到那儿谴责了罪恶的城市，说它要像东地中海其他所有罪恶之城一样面临灭顶之灾。于是，寻欢作乐的尼尼微城居民就像约拿在鲸鱼肚子里一样萌生忏悔之念；于是，上帝最后还是决定赦免这座城市；于是，约拿极为恼火，这在他也是正常的，他费了那么大的工夫才把劫难的消息传达到，而那上帝素有捣毁城市的嗜好是出了名的，这回却掉转身来改了主意。好像这样还不够，上帝总是不厌其烦地要证明自己是主宰，这会儿他编造出一个奇特的寓言来耍他的奴才。他先是叫一棵葫芦长起来为约拿遮荫（我们应该把这“葫芦”理解为蓖麻一类的植物，或者是棕榈科，叶子生长迅速，遮天蔽日）；然后，只要丝手帕一舞，他就派一条蛆虫把那葫芦给毁了，让约拿经受暴晒和酷暑。上帝对这一小幕街头演艺是这样解释的：你不会因为这葫芦没帮你忙就惩罚它，对不对；同样道理，我不会去惩罚尼尼微城。
这算不了什么故事，对不对？就像差不多整本《旧约》的内容一样，哪儿也不见自由意志，简直害死人——连自由意志的幻觉都没有。上帝把所有的牌都抓在手里，不管玩什么花招都是他赢。唯一不确定的是上帝这次准备怎么打：先出王牌小二，一路打到A；还是从A开始，一直往下打到小二；或者全部混合起来打。既然碰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你什么也说不准，那么，有这一条，故事就有点来劲了。可我们又怎么看那葫芦的故事呢？从逻辑上看，这种论点不太令人信服：谁都能看出来，一棵蓖麻和一座十二万人口的城市之间是天差地别的。当然，如果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又另当别论。如此说来，东地中海的上帝把他的造物看得一点也不比植物更有价值。
如果我们不是把上帝看做故事里的主角和道德上的恶霸，而是作为故事作者来看待，那么，我们倒要为他的情节、动因、悬念和性格刻画提上一笔。但是，在他那例行而又颇招人厌的道德说教中却冒出一个耸人听闻的奇特故事——那头鲸鱼的故事。从技术上来说，鲸鱼这方面的文章根本就没作好：这动物跟约拿一样，明摆着都是走卒；水手们正在把约拿从船上抛下海去，上帝安排鲸鱼就在这时出现，犹如突然冒出的解围之神。这情节太牵强了。这条大鱼在故事中的作用一旦完结，上帝就草草把它打发走。连那葫芦的境遇都比鲸鱼强，鲸鱼只不过是一座水上囚牢，约拿在那儿关了三天，清洗他的藐视法庭罪。上帝用指头将那鲸鱼监狱到处乱拨，俨然一个舰队司令在实战演习中将他的舰队在海图上来回调动。
但是，且不说这一切，鲸鱼还是风光占尽。我们忘了故事的寓意（巴比伦吞没桀骜不逊的以色列），我们不太经意尼尼微城是否被保住，或者被吐出的悔过者又凶吉如何；但我们却都记住了鲸鱼。乔托画中的鲸鱼正在咀嚼约拿的大腿，只剩下膝和打连枷一般摆动的脚还没吞下。勃鲁盖尔、米开朗琪罗、柯勒乔、鲁本斯和达利都用浓墨重彩渲染这个故事。在吉达，有一扇彩绘玻璃窗，画的是约拿正从鱼嘴里出来，像一个徒步乘客跨出汽车渡船的出入口。约拿（画成从肌肉发达的牧神到胡须飘逸的老者，应有尽有）的画像从源远流长到形式多样都会令挪亚羡慕不已。
约拿死里逃生的故事中是什么使我们惊呆？是被鲸鱼吞下的那一刻？在那一刻，我们在危险与拯救之间摇摆，我们以为自己奇迹般地获救而免于葬身大海，不料却又陷于被鲸鱼生吞的厄运。是在鲸鱼肚子里的三天三夜给我们的那种封闭、窒息、活埋的形象？（我有一次坐夜班火车从伦敦去巴黎，发现自己在一个闭锁的卧铺间里，卧铺间又在闭锁的车厢里，车厢又在一条海峡渡轮的闭锁的船舱里，船舱在水线以下；我当时没有想起约拿，但我的恐惧大概和他的有关系。是不是还牵涉到一种由教科书引发的惧怕：看到脉动的鲸脂会不会产生又被带回母腹的恐怖感？）或者，是否故事中第三个要素，即解救使我们最受感动？这种解救证明在我们的炼狱禁闭之后会有拯救和正义。我们都像约拿一样，在生活的海洋里经受狂风恶浪的颠簸，有时似乎死到临头，甚至完全隐没掩埋，但继而达到迷眼炫目的起死回生，汽车渡轮的门豁然大开，我们又被送回光明世界，感受上帝的关爱。是不是因为这个，神话故事得以在我们的记忆中游荡？
也许是，或者，也许根本就不是。电影《大白鲨》拍成后，很多人试图解释这部电影何以对观众有如此的吸引力。它是否借助了某种原始的隐喻，某种全球通晓的梦幻原型？是否利用了陆地和水之间的冲突要素，抓住我们对两栖性概念的焦虑借题发挥？是否在某种方面与这样一种事实有关，即几百万年前，我们还长着鳃的祖先爬出了池塘，自那以后我们一想到要回归池塘就四肢发软？英国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对这部电影及其可能的阐释做了这样的结论：“它讲的是人们怕被那该死的大鲨鱼吃掉而吓得要死的故事。”
说到底，这就是约拿和鲸鱼的故事之所以能支配我们的力量：害怕被一只大动物吞掉，害怕被咀嚼，咂吧咂吧地咬烂，咕噜咕噜地含漱，用一大口盐水冲下，再来上一群鳀鱼清清口；害怕变瞎、失明、窒息、溺毙、鲸脂盖顶；害怕丧失感觉，我们知道这会使人发疯的；还有害怕死。自从某个虐待狂的海员为了吓唬新来的服务生而编造了这么一个故事以后，历代的人们都怕得要死，我们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看得出来，这故事不可能有任何事实根据。我们老于世故，知道现实与神话之间的区别。鲸鱼可能会吞下一个活人，不错，我们承认有这种可能性；可是，那人一旦进入鱼肚就别想活了。首先，他会淹死，不淹死也窒息了；十有八九，当他感觉那张大嘴为他洞开时就心脏病发作而死了。所以，人在鲸鱼肚子里是不可能存活的。我们知道怎样区分神话和现实，因为我们老于世故。
一八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东方之星号船上三十五岁的水手詹姆斯·巴特利在福克兰群岛海域被一条巨头鲸吞吃：
从我掉下船去，感觉两腿撞到什么软东西的那一刻起，我记忆非常清楚。我朝上看，发现一个巨大肋拱支撑的浅粉红色和白色的顶盖对着我压下来。接着，我感觉自己被往下拽，两脚先下。我意识到，我是被一条鲸鱼吞了。我越来越被往下拖，肉壁四面包裹着往里压，但那压力倒没有痛感，我只要稍微一动，那肌肉就像橡胶一样轻易让开。
突然，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大袋子里，那袋子比我的身体要大得多，但是里面一片漆黑。我触摸四周，我的手碰到好几条鱼，有些好像还活着，因为它们在我手指间蠕动，又滑回我的脚。很快，我感到剧烈的头痛，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我感到热得难受，热度越来越高，好像要把我烧掉。我的双眼成了头上两只燃烧着的煤球，我每时每刻都认为自己注定要死在这鲸鱼肚子里了。我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同时，在这恐怖的囚牢里，令人畏惧的静寂使我心情沉重。我想起身活动手脚、叫喊。到这时，什么动作也做不出来了，但我的脑子却似乎异常清醒；我完全明白了自己悲惨的命运，到最后便失去所有知觉。
后来，这条鲸鱼被杀死，并被拖到东方之星号旁边。船员们不知道他们失去的伙伴此刻已近在眼前，把白天剩下的时间再加上夜里一段时间都用来割鲸鱼的油脂。第二天早上，他们把吊钩穿在鱼肚子上，把鲸鱼吊上甲板。鱼肚子里好像有一阵阵轻微的活动。水手们以为有一条大鱼或者鲨鱼之类，便把鱼腹割开，于是发现了詹姆斯·巴特利：他不省人事，脸、颈和手都被胃液漂白了，但还活着。此后两个星期，他处于昏迷状态，然后开始恢复。他后来完全康复，只是暴露部位的皮肤色素都叫胃酸给清除了。他一直到死都是个白化人。
一九一四年，《论坛报》科学编辑德·巴尔维先生对此做了研究，断定船长和船员提供的报道“具有可信度”。现代科学家们告诉我们，巴特利在鲸鱼肚子里存活不会超过几分钟，更不用说船上不知情的水手们用了半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救出这位现代约拿。可是，我们相信现代科学家吗？他们谁也没有真的进到鲸鱼肚子里去。我们当然可以接受专业人士的怀疑论点，但不排除气潭的可能性（鲸鱼是不是跟大家一样患有肠气？），或者鲸鱼因有某种疾病而使其胃液功效减弱。
如果你是个科学家，或者受到胃液怀疑论的影响，那就这样来看这件事。很多人（包括我）相信巴特利神话，就像千百万人相信约拿神话一样。你可能不相信它，但实际情况是，这故事一讲再讲，又修改，又更新，搞得离我们更近了。因为巴特利就是现代的约拿。有一天，会发生一个水手从鲸鱼嘴巴里进，又从肚子里出的事情，连你都会相信。也许不是在肚子里待上半天，可能只是半个小时。这么一来，人们就会相信由约拿神话而引发的巴特利神话了。关键的问题是：神话并不是叫我们对某个经过集体记忆而添油加酱、改头换面的事件追根究底；而是叫我们向前看那种将会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神话会变成现实，不管我们持什么样的怀疑态度。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星期六，晚上八点，圣路易斯号班轮驶离始发港汉堡。这是一艘游轮，在这次横渡大西洋的航班订了舱位的九百三十七个乘客中大部分持有签证，被确认是“为娱乐目的的旅游者”。但是，这些都是遁词，正如他们的航行是为了逃遁一样。他们除了少数几个，都是犹太人，纳粹国家的难民。纳粹国家打算剥夺他们的财富，把他们赶尽灭绝。事实上，很多人已被剥夺财富，因为离开德国的移民名义上只允许随身携带不超过十个帝国马克。这种强行造成的贫困使他们更容易成为宣传机器的攻击目标：如果他们离去时带的钱没超出允许范围，就可以把他们形容成穷苦潦倒的贱民，像老鼠一样逃窜；如果他们蒙骗官方居然得逞，那么，他们就是携赃而逃的经济罪犯。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圣路易斯号轮上挂的是纳粹旗，这是正常的；船员中包含六七个盖世太保侦探，这也是正常的。船运公司指令船长为这次航行储备比较廉价的条块肉，船上的售品部要清除奢侈品，公共房间里要除去免费明信片；但是，船长对这些指令大多阳奉阴违，决定这次航行应跟圣路易斯号历次航行一个样，尽可能保持正常。所以，当犹太人从一个对他们进行鄙视、有组织有计划的污蔑和监禁的大陆来到这条船上时，他们发现，尽管从法律上讲这条船还是德国的一部分，船上挂着纳粹旗，公共房间里有大幅希特勒画像，但和他们相处的德国人都很有礼貌，殷勤专注，甚至恭敬顺从。这不正常。
这些犹太人中——半数是妇女儿童——谁也没有在不久的将来再回德国的打算。尽管如此，按照船运公司的规定，他们全都被迫买了回程票。他们被告知，回程票的钱是用于应付“不测事件”。难民们抵达哈瓦那之后，汉堡——美洲船运公司会给他们开一张路费节余的收据。钱已存入在德国的一个特别账户：他们只要回到那里，就可以领回去。有些犹太人放出集中营是有严格条件的，就是要立即离开“祖国”。就连他们也被迫支付了来回路费。
除了船票，难民们还从古巴移民总监那里买来入境证。总监亲自保证，他们进入他的国家不会有任何麻烦。就是他把他们划为“为娱乐目的的旅游者”；在航行过程中，有些乘客，特别是年轻一些的，居然由原先受人鄙视的贱民转变为寻欢作乐的游客，这种转变真是太大了。也许，他们逃离德国就和约拿逃离鲸鱼一样给人一种神奇的感觉。每天都是吃、喝、跳舞。虽然盖世太保小组警告船员们不得违反《保护日耳曼血统和荣誉法》，性交往活动在航行中照样进行，从没间断。穿越大西洋的航行快要结束时，举行了传统的化装舞会。乐队演奏格伦·米勒的音乐；犹太人化装成海盗、水手和夏威夷舞蹈者。有些很有兴致的女孩装扮成穆斯林妻妾，穿着用床单做成的阿拉伯裙服——这种改头换面在船上比较正统的人看来不成体统。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圣路易斯号轮停泊在哈瓦那港口。凌晨四点，电喇叭鸣响起床号，半小时后，早餐锣声敲响。小船向游轮靠过来，有的载着卖椰子香蕉的小贩，有的载着亲戚朋友，他们对着船栏杆上面呼喊名字。游轮挂着检疫旗，这是正常的。船长要向哈瓦那港医务官员证明，船上没有人“白痴，或者精神失常，或者患有讨厌的疾病或接触性传染病”。这件事做完之后，移民官员开始处理乘客，检查证件，指示在码头上领取行李的位置。最前面五十个难民集中在梯子顶端，等着坐船上岸。
移民入境跟移民出境一样，在此过程中，金钱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原则或法律，经常还比后面两者都更管用。金钱让东道国——或者，以古巴而言，过境国——放心，新来的人们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金钱也可以用来贿赂那些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官员。古巴移民总监从过去整船整船的犹太人那里赚了一大笔钱；古巴总统还没从他们身上赚够。于是总统在五月六日发布命令，如果遇到旅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移民的情况，则旅游签证一律作废。这一命令是否适用于圣路易斯号上的人？船是在法律颁布后驶离汉堡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入境证在此之前就签发了。在这个问题上，大有文章可作，钱也要花上一大笔。总统令的编号是九百三十七，相信迷信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也是圣路易斯号离开欧洲时船上乘客的数目。
他们开始拖时间。十九个古巴人和西班牙人被放下船去，外加三个有正规签证的乘客；其余九百来个犹太人等待谈判的消息。各级参与谈判的人当中包括了古巴总统、古巴移民总监、船运公司、本地救援委员会、船长，以及从联合分派委员会纽约总部飞来的一名律师。这些谈判持续了好几天。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金钱、自尊、政治野心和古巴的公众舆论。圣路易斯号的船长虽然对当地政客和他自己的船运公司都不信任，但至少确信一件事：那就是，如果古巴进不去，美国肯定会在许诺的日期之前接受他的乘客，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在美国的最终入境权。
搁在船上的乘客当中有些人没那么有信心，因为前途未卜、拖延时间和天气炎热而感到懊丧。他们为了到达一个安全之地费了这么多时间，现在又离得这么近了。亲戚朋友们还乘小船围在游船四周；有一只提前从德国带过来的猎狐狗，被人用船载来，再抱起来对着船栏杆和远离它的主人。乘客委员会组织起来，船运公司向他们提供免费发报设施；请求干预的电报发给了有影响的人士，包括古巴总统的夫人。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个乘客企图自杀。一个用针筒注射镇静剂，另一个则割破手腕，跳入大海；两个人都没死。从那以后，为了防止再有人企图自杀，夜里有保安巡逻；救生船随时待命，船上用泛光灯照明。这些措施使有些犹太人想起他们刚离开不久的集中营。
圣路易斯号本来就不打算扔下九百三十七个移民之后空船离开哈瓦那。另外有大约二百五十个乘客买好了回程票，经由里斯本去汉堡。有一种建议是，至少可以让二百五十个犹太人下船，给岸上那些乘客腾出地方来。可是，你又怎么挑选出二百五十个准许走下方舟的人来？谁来分开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抽签吗？
圣路易斯号面临的困境并不是一个无人关注的局部问题。德国、英国和美国报界都在报道这次航行。《先锋报》评论说，如果犹太人选择返回德国，就应该把他们安顿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与此同时，在哈瓦那港，美国记者设法登上他们戏称为“让世界丢脸的船”。他们这样叫也许过于随便。这类宣传不一定是帮难民们的忙。如果丢脸的是整个世界，那么，为什么动不动就指望某个特定国家——该国已经接受了很多犹太难民——来承担呢？看起来，这世界对自己的耻辱的自觉还没强烈到促使其慷慨解囊的程度。因此，古巴政府决定不让移民进入，命令圣路易斯号离开这个岛国的领海。总统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他已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只是要等到船驶离港口之后，他才会考虑进一步的建议。
难民值多少钱？这要看他们处境多么危急，他们的庇护人有多富裕，他们的东道主多么贪婪。在这个入境证和恐慌的世界中，免不了是卖方市场。开价是随心所欲、投机取巧而且出尔反尔。联合分派委员会的律师开始提议为犹太人安全登陆付五万美元，得到的回答是，三倍于这个数目倒可以考虑。可是，如果能涨到三倍，为什么不再涨三倍？移民总监——他对不管用的入境证已经每个人头收了一百五十美元——向船运公司提出再收费二十五万美元以设法取消第九三七号令。一个号称是总统手下的调解人似乎认为，给一百万美元，犹太人就可以登陆。最后，古巴政府确定，每个犹太人要交五百美元的保证金。这个价作为每个入境的正式移民必须交纳的担保金有一定道理。于是，船上这些已经付了来回双程路费，买过入境证，又按官方规定每人身上只剩下十个马克的九百零七位乘客，合计要付四十五万三千五百美元。
游船的发动机起动时，一群妇女冲向舷梯，但被带手枪的古巴警察赶了回去。在哈瓦那港停泊的六天时间里，圣路易斯号已变成一个旅游景点，启航时前来围观的人群估计达到十万。船长从汉堡的上司那里得到许可，船可以开到任何会接受他的乘客的港口。开始他驾船悠闲地转着越来越大的圈子，等待着被召回哈瓦那；然后掉头向北，开往迈阿密。船抵达美国海岸时，一艘美国海岸防卫快艇迎了上来。可是，这貌似欢迎，实际上是回绝：快艇在那儿的目的是不让圣路易斯号进入领海。国务院已经决定，如果古巴拒绝接受这些犹太人，那就不准他们进入美国。金钱在这里倒不是最直接的因素：高失业率和可以利用的排外倾向就是充分的理由。
多米尼加共和国表示可以按每个人头五百美元的市场标准价接受这些移民；可这只不过是照搬古巴的收费价目。委内瑞拉、厄瓜多尔、智利、哥伦比亚、巴拉圭和阿根廷都去过了，但都拒绝独自承担全世界的耻辱。迈阿密移民检查官宣布，不允许圣路易斯号在美国的任何港口停靠。
既然整个美洲大陆都不让进入，游轮只好继续向北航行。船上的人心里清楚，他们正在接近那一刻，到时只能掉转船头向东，无可奈何地折回欧洲。到了六月四日，星期天下午四点五十，收到一条新闻快讯。古巴总统看来已经允许犹太人在曾经是监禁地的派恩斯岛登陆。船长掉转圣路易斯号的方向，再一次向南航行。乘客们把行李搬到了甲板上。那天晚上吃晚饭时，化装舞会当晚的气氛又重现了。
第二天早上，离派恩斯岛还有三小时航程，船上收到一份电报：允许下船的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乘客委员会在整个危机过程中一直在发电报给有名望的美国人，请求他们干预，到这会儿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可以联系了。有人提到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市长，认为名字谐音弄不好会引发同情心。于是就发了一份电报。
古巴总统要求每个难民交五百美元保证金，外加一笔附带的食宿保证金，用于支付在派恩斯岛上过境期间的吃住开销。美国律师表示（按照古巴政府的说法）愿出总数为四十四万三千美元的一笔钱，但又补充说明，这笔钱不只是用于圣路易斯号上的移民，还要包括另外两条船上的一百五十个犹太人。古巴政府认为无法接受这种反提议，便撤回了自己的提议。联合委员会的律师答复全部同意古巴原先的要求。古巴政府回答表示遗憾，其提议已经终止，现在已无法重新生效。圣路易斯号轮掉转方向，又一次向北航行。
船开始返航欧洲的时候，向英国和法国政府做了非正式的试探，打听这两个国家是否会接受犹太人。英国的回答是，他们更倾向于在总的欧洲难民形势这个大背景之下看待目前的困难，不过，在犹太人回到德国之后，他们有可能会考虑准许这些犹太人进入英国的可能性。
还有一些未经证实或者无法实施的提议，来自洪都拉斯的总统、美国的一个慈善家，甚至巴拿马运河区的一个检疫站。船继续航行。乘客委员会向整个欧洲的政界和宗教界领袖发出了请求；不过，这时的电报只能更简短了，因为船运公司已经撤回了免费发报设施。此时，有人提议，应该让水性最好的犹太人每隔一段时间跳下船去，以此迫使圣路易斯号停船掉头。这样就会放慢船向欧洲航行的进程，可以有更多的谈判时间。这个提议没有被采纳。
德国电台宣布，既然没有一个国家接受这一船犹太人，德国只好收容和供养他们。不难猜出会把他们供养在哪里。再说，如果圣路易斯号轮被迫将船上的堕落者和罪犯卸回汉堡，这就证明全世界的所谓关切只是虚情假义。没有人要这些穷困潦倒的犹太人，因此，不管德国怎样迎接这些肮脏的寄生虫的归来，谁也没有权利提出批评。
就在这时，一帮比较年轻的犹太人试图劫船。他们冲上驾驶台，但在船长的劝说下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在船长这一头，他想出个计划，等圣路易斯号靠近比奇赫德时点火烧船，迫使救援国收下他的乘客们。这个绝望的方案就差真的付诸实施了。到了最后，很多人已不再抱希望，游轮正在靠近欧洲，就在这时，比利时政府宣布可以接收两百个乘客。此后，荷兰同意接收一百九十四人，英国三百五十人，法国二百五十人。
在航行了一万英里之后，圣路易斯号停靠在安特卫普，距离它的始发港三百英里。来自四个有关国家的救援人员已经碰头，决定如何分派这些犹太人。船上大多数人具有到美国的最终入境权，因此在美国的配额表上已经挂了号。看得出来，救援人员争着要编号数字小的乘客，因为这些难民会最早离开过境国。
在安特卫普，一个亲纳粹的青年组织散发了传单，上面印着：“我们也想帮助犹太人。如果他们光临我们的办事处，每个人都可免费得到一段绳子和一根长钉子。”乘客们下了船。由比利时接收的那些乘客被装上火车，车上的门加了锁，窗子都钉死；他们被告知，这些措施是必要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由荷兰接收的乘客被立即转移到一个由铁丝网和警卫狗包围的营地。
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圣路易斯号的英国分队停靠在南安普敦。他们回想起来，他们已经在海上漂游了整整四十个日夜。
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圣路易斯号上的乘客们陷入和全欧洲犹太人同样的命运。他们的运气是好是坏取决于他们被分派到哪个国家。有多少人活下来，各种估测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