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又就原来兴民社中央提出的方案，在大会上表决兴民党的组织架构。
几个元老当然为本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他们也都还没有犯过错。
差不多的党员都是青年学生，谁没有比谁年纪大多少，现在按贡献资历的组织架构没有多少人会反对，或者明白自己不足以取而代之，又怎么反对？
所以中央委员仍然是那六人，又加入了当地的两个同志，一个是川大的学生刘康民，一个却是金带皮袍哥家庭出身的李若梅，是他们的老朋友了，与苏琳关系极好，苏琳的工作很大程度得到她的帮助。
这样安排倒不是因为关系，而是为了工作。
陆鹤轩从副社长变成了副主席，王鹏涛担任组织部长，赵清洋当着党内财务部长，苏琳担任秘书处主任，许丽珍担任宣传部长，而刘康民负责保安与联络部，李若梅担任党民合作部长。
各省又提名了省委主席，按组织办法与纪律原则组织省委，并有组织的进行抗日救国与建设活动。
本来观察员们是没有想过在这里枯燥地坐这么久的，但是一些小党派的人看到了近年才兴起的兴民社初初组建兴民党，各省居然有这么多的青年参加，而他们的人就少多了。
他们组织的复杂却有条理，也不愧大多数是青年大学生参加的政党，脑子就是活，干活就是有劲。
伍先生为人谦逊，他不会小看这支力量，世界将来还是青年们的，而这些赤子之心的青年，将来都是种花的希望。
他知道兴民党的力量不小，却没有想到比他想像的还要强一点。这些人组织做事的风格，怎么有些像大同会呢，或者是因为其实兴民党也有很多大同会的青年，年轻人没有八股作风，积极吸纳有用的东西。
一天的大会后，举办了晚宴，次日，就由中央委员分头带领同志们参观主要成员办的实业。
赵清漪带着伍先生、孙夫人、小孙先生及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去了岷江发电站参观，赵清漪亲自介绍基修建的过程和现在的发电机组功率。
现在发电厂的管理层多是请来的高校毕业生，也是党内的同志。发电厂是赵家出钱出力最多，后来又高价卖了40%的股权给蜀省政府，还有60%的股权掌握在赵氏手中，可是其中40%的股权红利按照职工的职位、贡献奖励给他们，10%的股权红利则会分发给发电厂所在村的成年村民。
众多民主党派听了也不禁讶然。
“这样的话，你们努力了这么久，盈利不是很有限吗？”
赵清漪笑道：“如果加上我们为这个项目的人情往来支出，在这座发电厂上的我们的利润基本为零。但是没有省政府、广大职员和当地百姓的支持，事业也是做不成的，我们希望各方都发挥主人翁的精神、互相监督来爱护我们的发电厂。就比如说我们这样做，当地的村民要是看到有人破坏发电厂，都会主动去阻止，被全村的人所敌对，我们的外地员工与当地的村民关系也好。虽然以后基本没有利润，但是省政府支持了建造，还出钱买断了我们四成的股权，我们资金短板就得到了缓解，我们投入的钱就收回来。其实这个项目，我们卖的不是电，而是创新、智慧、知识与劳动。省政府的税赋为这个项目买单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发电厂为实业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本身也提供就业岗位，还给本地人民带来长期的额外收入。这样我和我的小伙们的才能得到了发挥，知识的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生产力，我们崇尚知识与劳动，我们要用知识与劳动创造价值，我们个人以此为生。我们党内的大部分的成员是兼职为党内做事，我们的政党目前本身不能升官发财，反而要交党费，像我的党魁身份，几十块钱的工作补贴还不够交党费。我们的党费目前每个人是不太统一的，这个也是很有争论的，但是在争议中现在拿出了现在用的第一案，就是以个人合法年收入的0.2%—2%为标准，个人合法年收入越高的人百分比越高，而十六周岁以下未成年的学生免交党费。”
有人好奇地问：“那么如果有人虚报财产呢？”
赵清漪说：“我们以个人合法收入高为荣誉之一，因为那代表着个人的能力强、贡献大。但这并不是卖官鬻爵，我说了连我党魁的身份其实都等于是倒贴俸禄的。一个为了百分比并不高的党费而花尽心思向党隐瞒个人合法收入的人格局很小、服务的意识也不强，那么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他的为人，党内的重任，同志们肯定不放心交给他。而得不到同志们的支持与帮助，其实长远损失更大。举个例子，有很多同志问我这时候入蜀做什么行业赚钱，问我哪里有房卖，又或者需要我给他介绍人脉帮个忙，又或者介绍工作，除了私交之外，我有限的个人力量肯定会帮助那些格局更大的服务意识更强的同志。在社会上生存，除了个人能力之外，个人口碑和人际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强求大家怎么交党费，不交可以退党，退党了可以当党外朋友或者群众朋友，我们没有权力限制个人自由，但是退了之后都不能再入，退党的朋友的子女没有特殊能力或功劳我们也不接受入兴民党。我们提倡党内平等互助、同舟共济，促进创新创业，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用知识与劳动发展生产力，带着人民奔小康，实干兴邦。”
那人又问：“但是如果要核实个人年收入的话，也是比较难的吧。”
赵清漪点头，说：“对，现在基本没有办法核实，如果为了这么几块钱要在同志们面前装一辈子穷人，有发挥的机会也看着别人去做，最后还退党来要回避交党费，那也随便他了，我们是民主自由的党派，在这方面可能佛系了一点。我觉得不要在金钱上对别的党员提那么多要求，因为这不是黑帮的保护费，我自己带头按规章交党费，总也有真正有觉悟的人的。”
赵清漪知道交的党费多的人，可能在党内发表意见也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大家觉得他的发展好，能力强，资源多，自然都选他当干部。而这样的结果，反而更利于他的发展，赚更多的钱，就像现代的某些俱乐部。
忽然有人好奇问道：“你们是高校学生为主体的党派，那么会接受军人、政府职工、农民、工人为党员吗？”
“会。拥有考查时期的，附近这个村子里就有一党员和两个预备党员，都是农民。不管什么职业或者阶层都是国民，我们和农民、工人的关系也是极好的，我们兴民党是促进国民致富。国民越富国家就越强，越来越富就越来越强，现在我们贫穷不要紧，但是不要麻木地安于贫穷或者限制国民致富，这会让我们种花国民在世界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去过美国……”
赵清漪又将自己在美国认识的华人华工会受到歧视，同工却赚得更少的现状说来，还有她在购买机器时面对美国人的那一句语气很平常的话却如饮冰的心情说来。
如果国家强了，哪里会这样呢？
赵清漪苦笑道：“早年哲学家罗素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都来过我国，评价我国国民：贫穷、懦弱、缺乏同情心或者勤劳、肮脏、迟钝。我觉得贫穷既是原因，也是结果。穷得吃不饱饭当然无精打采和懦弱。贫穷到没有希望，当然缺乏同情心。最可悲的是勤劳还贫穷，为什么呢？因为民权没有得到保障，民权没有保障，民生也是空的。我们也会发展有觉悟的农民、工人为党员，希望他们所代表的种花最广大的族群的民权可以得到我们党内的支持，他们中的党员可以带动他们身边的人去实现民权，从而解决民生。”
小孙先生忽然问：“难道兴民党和大同会一样，想要土改吗？”
赵清漪一听他这种试探的敏感问题，微笑道：“土改不是大同会提出来的，而是令尊孙先生提出来的。驱除鞑虏、恢复种花、建创民国、平均地权。可见孙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激进的土改是有问题的，毕竟也有很大部分的小地主的地产是靠着勤劳积累下来的，而也有部分的无地者是懒惰挥霍掉了，这个是要辨别的。如果我勤劳苦干二十年，积累了五十亩的土地，几个泼皮懒汉把他们父母的挥霍掉后二话不说要来分我的地产，那我绝对是反对的。”
几大民主党派像是松了一口气，他们现在响应大同会的联合抗日，却是不能接受激进土改的。
伍先生当然发现几个民主党派的态度，这样说来大同会反而会被他们孤立。
但伍先生偏偏觉得这个女党魁并不排斥大同会，对他也格外礼遇。
伍先生道：“其实我们大同会早在1926年也是提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倡议，只不过后来被清党才改了政策。这个问题，我们大同会不是没有想过。”
大家面色才缓合了。
赵清漪道：“党派之争，我觉得求同存异才是上策，任何单一的思想我觉得都有自掘坟墓之险。就像当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发展到了明清，儒家其害不浅，所以才有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假设当初法家、墨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等等全都发展良好，百花齐放，别说现在的西方列强了，也许就没有西晋后的五胡乱华，没有崖山亡国之恨，也没有我汉人为奴三百年、落后这三百年。如果党同伐异杀尽国人中的异党能人，那杀得尽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者吗？一党之孤家寡人怕是就会和明清腐朽的儒家一样了，列强欺来怕是要打不过，难道要学西太后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这话有些尖酸刻薄，但是在场人也不禁暗自叫好，感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怕小命不保。
但是此时正是统一抗日时，赵清漪还不害怕，当发现有这么多的学生时，她想有脑子的统治者应该不会杀她，将这个群体推离自己。
孙夫人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而这个国家与民族是我们共同的花园。”
伍先生也笑着称是，而各位大佬自然也没有这时反对。
赵清漪又带着有兴趣的朋友参观了自己的“开心农场”，倒是许多人都有点心思要西迁，毕竟他们也不是军人。可惜，现在的蜀省中地价在上升，比之赵清漪当年贵了一倍有余，这可不是容易的。
党代表大会和参观交流结束后，各大党派的朋友和代表都返回了家乡。
这时候，有十个同志负责主办《兴民日报》，包括陈子豪在内的洪门的十个成员合资，从国外进口了印刷设备办了印刷厂，代加工着报纸印刷的工作。
到了7月1日，《兴民周报》第一期出版了，也找好了从事货运的朋友能把报纸带去外省。《兴民周服》第一期的发行量就达三万份，有一万份是省内消化，而其它是运往外省。
在7月5日时，赵清漪抽空去参观报社时，几个年轻的同志还因为成绩非常兴奋，按照这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报社不但能养活记者们，还能盈利。兴民报社属于第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却可以盈利的党产。
他们觉得很高兴，赵清漪却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