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皇后最后所下的教旨，是命负责拱卫宫城的皇城司继续搜寻逃跑的王胜，而这次她强调：“务必生擒，须留活口。”
回到仪凤阁中复命，免不了被阁中诸人围住盘问，要我细说夜间之事。待终于无人再发问，已将近晌午，因惦记着张先生伤势，我未等进膳便前往他居处探望。
他肩部已包扎好，没躺着歇息，而是站在窗前朝外眺望，眉间似有忧色。见我进来，他才坐下与我叙话，我问他伤情，他只以淡淡一句“不妨事”一笔带过，也不聊昨夜之事，闲散地问我近况，但其间仍不时向外看，若有所待。
闲聊了一刻后，有个内侍黄门匆匆进来，我依稀认得他是在朝堂上立侍的宦者。他瞥我一眼，再询问地看张先生，意甚踟蹰，我知他有要事告诉张先生，遂退避至较远处，他才低声对张先生说了一席话。
张先生默默听着，不露喜怒，待内侍语毕，方开口问：“近日在翰苑儤直的学士是谁？”
翰苑即翰林学士院。国朝有翰林学士宿直制度，让学士夜间于翰苑值宿，以备临时受命草制，连日值宿则称为“儤直”。
内侍说出近期儤直者的名字：“张方平。”
张先生点了点头：“知道了。”
内侍拜别退去。张先生沉思片刻，抬目看我，告诉我：“官家对辅臣言及昨夜事，泫然泪下。”
我一惊，有不祥预感一掠而过：“是因皇后拂圣意之事么？”
“官家倒未多说此事，”张先生说，“他感叹的，是遣谕娘子闭阁勿出，而张美人直趋上前护驾这点，对张美人多有褒词。”
“那辅臣是何反应？”我随即问。
“辅臣大多随其落泪，只有同平章事陈执中毅然无改容。枢密使夏竦顺势倡议尊异张美人，迁其位分，而枢密副使梁适说当务之急是速查宿卫谋逆之事，尊异可日后再议。”张先生很冷静地向我复述适才听到的内容，“至于昨夜宫中事，夏竦请求官家命御史与宦官在禁中勘鞫，参知政事丁度则说宿卫有变，事关社稷，坚持请付御史台审理，彻查皇宫内外主谋从犯等所有党羽。二人从清晨争到午时，最后官家接纳了夏竦意见。”
御史与宦官在禁中勘鞫的多为宫人所犯案件，而御史台审理的一般是大理寺难以判决的重大疑难案件和承诏审理的重大刑狱。张先生说完，暂未就此事表态，我想他是在等我说出自己看法，遂试探着说：“夏竦似意指主谋出自宫中，丁度则认为事关外臣，所以……”
张先生不语，静静注视我良久，然后说：“怀吉，你可以为我做点事么？”
“当然可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们阁中有将要测墨义的小黄门么？”他问我。
墨义原是科举考试的科目，要求士子笔答经义。国朝规定，小黄门年满十二岁，若要迁升内侍黄门以上职位，应先测墨义。
我回答说有，张先生便起身，走至书架前，取出一册《汉书》，翻至其中一页递给我：“你找个懂事的小黄门，让他带几本经书和这册《汉书》晚间去翰苑找张方平学士，先请教他经书中的几个问题，然后再翻到这页，随意寻个词句问他。”
我接过一看，见那页是《汉书·外戚传》中的一章，讲汉元帝的冯婕妤以身为君当熊的事：元帝带众嫔御幸虎圈观斗兽，其中有熊跃出虎圈，攀槛欲上殿，扑向御座。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呼窜逸，惟冯婕妤挺身向前，当熊立住。待武士趋近，将熊格杀后，元帝问婕妤：“猛兽前来，人皆惊避，你为何反向前以身当熊？”冯婕妤答说：“猛兽攫人，得人便止。妾恐熊至御座，侵犯陛下，故情愿以身当熊。”元帝嗟叹，从此格外敬重婕妤。
起初我不明白张先生为何要人翻这页给张学士看，盯着那章琢磨半晌，留意到最后一句：“明年夏，冯婕妤男立为信都王，尊婕妤为昭仪。”这才恍然大悟，虽然冯婕妤舍身护君，但事后皇帝并未对她有所尊异，她后来被尊为昭仪，是因其子封王的缘故。
于是，我大胆问张先生：“先生是担心官家突然迁升张美人么？”
张先生淡淡一笑：“若仅如此，倒不是太糟，怕的是有人借题发挥……但其余事态进展尚不明朗，如今我们暂且先做这事，旁的等等再说。”
我颔首答应。心中略有些惶恐，却又隐隐感到欣喜，因张先生既委我以此事，应是相当信任我。最后我忍不住问他：“先生为何肯告诉我这些事？”
他说：“那天，见你急急忙忙地跑来告诉我范姑娘的事，我便知道你是很关心皇后的。”
我低首，倒有些难为情，把书收好，便向他告辞。临行前无意中发现他那染血的衣袍已被洗得干干净净，此刻正晾在院中，认得那是件他穿了很多次的旧衣，昨夜被贼人刺破，染了血污，而他仍不弃去，遂好奇地问他：“先生，这衣袍我刚进宫时便见你穿过，你一直留到现在，有好些年了罢？”
“十三年五月零二天。”他异常精确地回答。
我惊愕之下记住了这个准确的数字。回去后查宫中年谱，推算出他初获此衣袍的时间是景祐元年九月十七日，那是今上诏立皇后曹氏的日子，想必这衣袍便是那天皇后例赐宫人内侍时给他的。
两日后，皇城司兵卫于内城西北角楼中捕获王胜，而勾当皇城司、入内副都知杨怀敏竟不顾皇后获贼勿杀的旨意，命众兵卫当场将王胜支解。
几名御史与宦官受命在禁中勘鞫此案，因四名贼人皆已身亡，死无对证，未查出主谋，便定了负责禁中宿卫的皇城司几位主管宦官的罪。勾当皇城司本有两位，一是杨怀敏，另一位名为杨景宗。贼发之夜，杨怀敏正当内宿值夜，本应罪加一等，但奇怪的是，杨景宗与皇城使、入内副都知邓保吉等人一样，均被贬放出京，而杨怀敏虽降了官，却被留在宫中，仍充内使。
娘子们私下议论此事，把原因归结为他们所事的主子不同，杨怀敏平日常鞍前马后地为张美人效劳，而杨景宗与邓保吉却是亲中宫的。有次我还听见王务滋向苗娘子禀告探来的消息，说杨怀敏原与夏竦过从甚密，夏竦早替他安排妥当，教他如何应对，故御史审问的时候，一点也得不着逆证。夏竦又称当晚是杨怀敏事先发觉事变，应当从宽处置。于是，倒显得杨怀敏的罪比众人轻了。
当然，这个结果并不能令所有大臣接受。御史中丞鱼周询、侍御史知杂事张昪与御史何郯一起上奏弹劾杨怀敏，要求今上给其贬谪的处分，直斥杨怀敏容纵下属杀死贼人，以图灭口，欲轻失职之罪。又指出杨怀敏事发时正当内宿，有旷职重罪，而今邓保吉等人例授外任，杨怀敏却独留京师，“刑罚重轻，颇为倒置，中外闻见，尤所不平”。
何郯更向今上暗示夏竦庇护杨怀敏一事：“兼恐曾与交结之人，密为营救，妄称怀敏有功，不可同等黜降。伏望特排邪议，一例责授外任，以协公论。”
最后，今上采纳其谏言，降杨怀敏为文思使、贺州刺史，贬出京师。
皇后像当日承诺的那样，对参与擒贼的宦者论功行赏，或赐财物或迁官，连我都被迁为内侍高品，这对十七岁的内侍来说，是难得的恩遇。然而，张先生首先入屋擒贼，对他的加赏结果却迟迟未传出。我着意打听，得到的答案是皇后未敢自己做主，探问今上意思，而今上漠然道：“迁宦者供奉官以上职位，须与宰执商议。”
想必今上对与宰执议此事缺乏兴趣，故一路耽搁了下来。不过如今张先生所关心的倒不是这个。
自他受伤之后，我每日皆去探望他，见他居住常有御前内侍出入，应该都是向他通报与皇后相关的信息。
他托付的《汉书》一事，我早已办妥。据我遣去的小黄门说，张方平果然盯着冯婕妤那一页看了许久。我告诉张先生这结果，他只颔首，这几天亦未让我再做什么。
某日下午，我再去看张先生，见他正自居处出来，不知要往哪里去，行色匆匆，神情焦虑，大异以往。
我讶然唤他，他点点头，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而此时有宦者自禁中来，叫住他传谕说，官家请他入内与勘鞫案情的御史再述擒贼细节，以便论功加赏。
张先生驻足，对传谕宦者说：“官家旨意，茂则不敢违。但现下身着便服，就此面见御史乃失礼之举，请先生先回，容我入内更衣，少顷自会前往。”
那宦者衔笑看他，似有所准备：“御史已等待多时，若不见我带回张先生，恐怕会怨我失职。先生且去更衣，我就在此等着。还望先生体谅，莫让御史久候。”
张先生无奈答应，转侧之间朝我一瞬目，示意我跟上他，我便随他进去。到了室内，他即压低声音告诉我：“大事不妙。同知谏院王贽上疏说，贼人与皇后阁宫人有染，宫乱根本或在其中。他请今上追究此事，恐怕要怂恿今上起诏狱锻炼，以动摇中宫。”
我大惊，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只问出一句：“王贽是什么人？”
“夏竦的走狗，贾婆婆亦与其有来往。”张先生回答，再问我：“你能认出首相陈执中与御史何郯么？”
我点头说：“宫中庆典时远远见过。”
张先生迅速找出一卷文书递给我，嘱咐道：“今上密召夏竦、王贽，现正在迩英阁议事，若有不妥，下令锁院草诏都有可能。这是当年今上废郭后时我誊录下来的废后诏书，你拿着，去中书门下前等待，今日何御史在那里与陈相公讨论皇城宿卫之事，将近黄昏时他们必会出来，你便跑过去，佯装跌倒，把诏书掉在地上展开，让他们看见。若他们问起，你就说是夏枢相要你找来给他的。”
第一次面临制造关于政治的谎言，我目瞪口呆。张先生见了似很有歉意，拍着我肩说，“抱歉，请你做这样的事……但若你明着跟他们说皇后的事，对你或皇后都不好。”
“那，那为何要说，夏枢相……”我结结巴巴地问。
“陈相公与何御史皆不齿夏竦为人。”在更衣出门前，张先生只以此句作答。
我依言行事，在中书门下前等到陈执中与何郯，却没想到与他们一同出来的竟还有枢密副使梁适，便略为犹豫，但随即想起张先生说过梁适建议暂缓议尊异张美人一事，何况据国朝传统看，枢密使与枢密副使通常是不和的，于是我如计划般奔去故做跌倒状，手中诏书滑出展开，果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缓步围聚到诏书旁，垂目一看，皆有些惊讶。陈执中当即问我：“你携这文书故纸做甚？要去何处？”
我低首作答：“是夏枢相要查看，命我从史馆找出来，一会儿须给他送去。”
三人相互转顾，暂时都没说话，而他们在这瞬息之间交换的眼色已让我觉得不辱使命。
“夏枢相现在何处？”后来陈执中问。
我告诉他：“在迩英阁面圣。”
我想这一句已足够，便迅速站起，拾了文书，匆匆奔离他们视线。
后来，我隐于迩英阁附近，看着夏竦、王贽出来，再如愿地见到陈执中、何郯与梁适前来求对于上，并相继进去。
我回到仪凤阁，但终究是寝食难安，便又寻了个借口出去。路过柔仪殿时忽闻秋和从后面唤我：“怀吉，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
我停下回首看她，原本盈盈笑着的她却被吓了一跳：“怎么了？你脸色这样难看。”
我迟疑，最后还是简略地跟她说了今日之事，嘱托她若有大事发生，务必近身随侍皇后。
秋和怔怔地，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落泪如散珠：“怎么会这样……”
我想安慰她，又觉无从说起，许久后才道：“别哭了，让皇后看见不好。你且回去，我再去打听。有相公进谏，事情应该不会无转圜余地。”
再去迩英阁，见里面仍是灯火通明，想必君臣还在讨论皇后之事。再往张先生处，许久后才等到他回来。
他一见我便问：“给他们看了么？”
我点头，把经过说了一遍。听到三人入对迩英阁，他才像是略松了口气，带我入内坐下等消息。
我们先是枯坐着，默默无言，须臾，我试探着问张先生：“夏竦为何企图动摇中宫？”
“你以前听说过夏竦的事么？”他问。
我如实作答：“只听说过他的头值两贯文。”
听了这话，张先生不由解颐，我亦随之笑，气氛才稍好些。
原来夏竦曾经统师西伐，初到边陲时满腔壮志，想迅速杀元昊灭夏国，遂揭榜塞上悬赏：“有得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西平王。”元昊听说此事，便使人入边城卖荻箔，佯装遗失，而荻箔一端系了元昊放的榜文。城中宋人拾了展开看，但见上面写道：“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文。”夏竦得知，亟令藏掩元昊榜文，无奈这事早已传开，沦为国人笑柄，宫中亦常有人说。
“夏竦作词空谈凉州曲，却无经世大才，且又嫉贤妒能。”张先生从头细说此间缘由，“前些年，范仲淹范相公率一批贤臣名士行新政，夏竦那时本已被今上任命为枢密使，但遭到台谏弹劾，说其阴险奸猾，在对夏战事中畏懦苟且，今上便将他改知毫州。那些谏官多属新政一派，夏竦怀恨在心，唆使内臣蓝元震向今上进谗言，指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等人为朋党，互相提携。但今上并不怎么理睬，他便又设了一计，陷害新政大臣。那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写了一篇广为流传的《庆历圣德颂》，把今上起用新政大臣称为‘众贤之进’，而把夏竦与枢密使无缘说成‘大奸之去’。夏竦自然因此痛恨石介，而他对新政大臣的陷害就从石介入手。”
“石介？”我听过这名字，略略知道一点，“是说他与富弼通信，作废立诏草么？”
张先生叹道：“那自然是假的。庆历四年，夏竦唆使家中一位通文墨的侍女模仿石介笔迹，篡改了石介致富弼的书信，将信中‘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伊指伊尹，周指周公，原都是辅佐天子的贤臣，但被他一改，周公便被改成了霍光，那可是曾废立国君的权臣。然后，他还伪作了一份废帝诏书的草稿，说是石介为富弼撰写的，故意流传出去，并命人奏报于今上。”
这自然是为人君者最忌讳的事。我开始明白为何今上后来不像起初那般维护新政大臣。
“其实今上亦不信富弼会做此事，但难免心里会留下一点阴影。”张先生继续说，“如此一来，不单富弼，连范仲淹见状亦不敢自安于朝，都自请离京外任。石介被贬为濮州通判，未赴任便去世了。不久后，王拱辰等人又借苏舜钦进奏院事件制狱锻炼，将支持新政的一干馆阁贤俊尽数贬谪，也借此影响到苏舜钦岳父、宰相杜衍，致使其罢相。韩琦上疏为富弼说话，也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再往后，连欧阳修、蔡襄、孙甫等谏官亦被人各寻了借口，相继外放，新政至此不了了之。去年，夏竦终于得偿夙愿，回来当上了枢密使。”
听张先生叙述旧事，我才对庆历新政理出了一道脉络。之前只觉新政大臣们文采出众，才华绝世，就算为其仕途浮沉扼腕叹息，亦仅仅是读其诗文之余的一点单纯感伤，却没想到那些才子吟风弄月的绝妙好辞背后，竟隐藏着这许多刀光剑影的党争故事。
但我还是没有即刻意识到此中关节：“可是，夏竦矛头指向中宫，与这些事有何关系？”
“你没看出么？”张先生一语点明，“中宫对新政大臣颇为同情。”
我立即想到欧阳修之事，心下顿悟，不过仍有疑问：“但皇后平日并不妄议政事，夏竦在外如何得知？”
“一定要议论政事才能看出她态度？”张先生道，“她一举一动皆为人所瞩目，平日对谁的春帖子多看了几眼都会很快被人传到宫外去。”
略作思量，张先生又告诉我：“她读苏舜钦的诗，品欧阳修的词，赏蔡襄的字，听说范仲淹写了《岳阳楼记》，便命人找来给她看……何况，杜衍杜相公家的女公子，后来的苏舜钦夫人，原是她未嫁时的闺中密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