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层冰，摩擦着我的脸，感觉粗糙，不过倒不觉得冷。没有任何可以支撑的东西，手套老是在冰上滑落。可以看见头上方有人跑来跑去，但他们都爱莫能助。我竭力挥拳敲打冰层，可是手臂动作缓慢。我的肺部准是迸裂了，大脑一片混沌。我觉得自己正在消融——
一声惊叫，我醒了，心脏风钻般狂跳不止。基督呀！我揭去毯子，坐在床沿上。
以前，我想不起当时的情景，只记得掉进了冰窟；医生说是因为我的思维压抑了记忆。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噩梦。
我双手紧紧抓住羽绒被，浑身颤抖。我竭力镇定下来，放缓呼吸，却止不住地呜咽起来。梦里的感觉太真实了：那是死亡的滋味。
我困在水里接近一个小时，等到人们把我救起来时，我简直成了植物人。如今我恢复了吗？这是医院首次对大脑严重受伤者使用新药。新药奏效吗？
我反复做噩梦。第三次噩梦后，我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我辗转反侧，忧心忡忡，一直折腾到天亮。新药就是这个效果？我会不会发疯？
明天要去医院做每周一次的体检，由医院的住院大夫检查，希望他能解答我的疑问。
我驱车前往波士顿市中心，半小时后就能见到胡珀医生了。我坐在诊断室里黄色屏风后面的轮床上。墙壁上齐腰高的地方伸出一个水平荧光屏，角度经过调整，视域很窄，从我的角度看过去是一片空白。医生敲击着键盘，估计是在调我的档案，然后开始检查我。他用笔形电筒检查我的眼球时，我告诉他我的噩梦。
“那次事故之前做过噩梦吗，利昂？”医生边问边掏出一把小锤子，敲击我的手肘、膝盖和脚踝。
“从来没有。这是药的副作用吗？”
“不是副作用。荷尔蒙K疗法能够使大量受损的神经细胞获得再生，对你的大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大脑不得不作出大幅度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你做的噩梦可能就是调整的一个迹象。”
“这种现象是永久性的吗？”
“不会的。”他说，“大脑习惯了所有这些通道后就没事了。现在，用食指摸一摸鼻尖，然后再摸一摸我的手指。”
我按照他的吩咐做了。接着他让我用每一根指头快速与拇指相触。随即又要求我走直线，有点像检验是否酒后驾车的测试。然后，他开始考问我。
“鞋子一般由哪些部分组成？”
“鞋底、鞋跟、鞋带。哦，鞋带穿过的孔，鞋眼，还有鞋舌，就是鞋带下面那种……”
“不错。重复这个数字：39174……”
“……62。”
这可出乎胡珀医生的意料。“什么？”
“3917462。你第一次检查我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数字，当时我还在住院。想来你经常用这个数字测试病人吧。”
“你不需要把它背下来；这个数字是用来测试直觉记忆力的。”
“可我并不是硬背下来的。我是偶然记住的。”
“那么，你记得我第二次检查你时说的那个数字吗？”
我稍停片刻。“4081592。”
他吃了一惊。“大多数人如果只听一遍，是不可能记住这么多数字的。你用了记忆术？”
我摇了摇头。“没有，连电话号码我都懒得记，一直用自动拨号。”
他起身走到一台终端前，敲了敲数字键。“再试试这个数字。”他读了个十二位数，我重复给他。“你能倒着背吗？”我又倒背出来。只见他皱了皱眉头，开始往我的档案里输入什么东西。
我坐在精神病房诊断室里的一台电脑终端前，这个地方是胡珀医生作智力测试用的。一堵墙上嵌进一面小小的镜子，镜子后面可能安有摄像机作记录。我朝镜子笑笑，挥挥手。每次我到自动取款机取款，总会对藏在机器里面的摄像机微笑挥手。
胡珀医生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我的测试结果。“嗨，利昂，你的测试结果……非常好。两个测试你都得了九十九分。”
我吃惊得张大了嘴。“你开什么玩笑。”
“没有。没有。”他自己都有点难以置信，“这个分数并不表明你答对了多少问题，只是意味着相对于常人——”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心不在焉地说，“读中学时他们来测试我们，当时我只得了七十分。”九十九分。我竭力在自己身上找出点高智商的迹象，高智商应该有什么感觉？
他坐在桌子上，目光依然盯着打印出来的测试结果。“你没有上过大学，是吗？”
我的注意力给拉了回来。“上过，不过没有毕业，因为我对教育的看法和教授们不一致。”
“我明白了。”也许他还以为我是因为成绩不及格呢。“唔，从那以后你显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三分是自然发展：岁数大了，成熟了，七分是荷尔蒙K疗法的结果。”
“好一个副作用。”
“这个嘛，你先别太高兴。测试分数并不意味着你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得心应手。”趁胡珀医生没注意，我翻了个白眼。发生了这么神奇的事，他却只能说这些陈辞滥调。“我想再作一些测试，继续观察你这个病例。明天你能再来一趟吗？”
我正埋头修整一张全息图，电话响了。接电话还是继续工作，我着实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不情愿地去接电话。我在编辑东西时，电话通常都让答录机接，但现在需要让人知道我又恢复工作了。我住院期间丢失了许多业务：这是自由职业者必须承担的风险之一。我拿起听筒说：“格雷科全息摄影制作公司，我是利昂·格雷科。”
“利昂你好。我是杰瑞。”
“你好杰瑞。什么事？”我仍然在研究荧光屏上的图像：一对螺旋形齿轮，彼此咬合。比喻合作精神，这个比喻很陈腐，但客户偏偏要用这个做广告。
“今晚想去看电影吗？我和苏、托里要去看《金属眼睛》。”
“今晚？哦，去不成。今晚汉宁剧场要上演最后一场一个女演员的独角戏。”齿牙的表面有些划痕，看上去油乎乎的。我用光标凸显齿面，然后输入需要调整的参数。
“什么名字？”
“《对称》，是独角诗剧。”我调整亮度，消除齿牙啮合处的一些阴影，“想一块去吗？”
“是莎士比亚风格的独白吗？”
过头了：亮度太大，边缘的色彩太亮了。于是我为反光的强度设置了上限。“不是，是一部意识流作品，四种韵律交替，抑扬格只是其中的一种。所有评论家都称其风格十分独特。”
“想不到你这么喜欢诗歌。”
我再次检查了全部数字，然后让计算机重新计算啮合模式。“我一般不太喜欢诗歌，但这部剧好像真的挺有意思。想去吗？”
“谢了，我还是去看电影吧。”
“那好，玩得开心点。也许下周我们可以聚聚。”我们相互道别，挂上电话。我等着电脑结束二次计算。
突然，我又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以前我只要打电话，就无法同时做好编辑活儿。这次我却能一心二用，轻而易举。
这些惊喜会不会连绵不绝、始终如此？不做噩梦、身心放松之后，我首先注意到自己的阅读速度加快了，理解力增强了。我的书架上有些书我一直想读，却苦于没有时间，现在能够饱览了，连艰深的技术资料也能读懂了。早在大学时代，我就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感兴趣的东西很多，全部涉猎却不可能。现在却发现自己也许能够做到，这真让人欢欣鼓舞。前几天，我兴高采烈地买了一大抱书回来。
现在又发现自己能够一心二用，同时做好两件事，从前绝不敢想象自己还有这个本事。我忍不住从书桌前站起来，放声大叫，好像我心爱的棒球队刚刚出人意料地打出一个本垒打。就是这个感觉。
神经病科主任医师谢伊把我的病历接过去了，估计他想抢头功。我几乎不认识他，可他那副模样仿佛我是他多年的病人似的。
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只见他十指交叉，手肘支在桌上，问我：“你对你的智力增强有什么感受？”
真是个蠢问题。“我觉得很高兴。”
“很好。”谢伊医生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荷尔蒙K疗法的任何负面效果。那次事故对大脑造成伤害，你没有要求我们作进一步治疗。”我点了点头。“不过，我们正在进行一项研究，目的是多方面了解荷尔蒙对智力的影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想给你再注射一针荷尔蒙，然后监测效果。”
这番话突然引起我的注意；终于有值得一听的东西了。“我愿意。”
“请你明白，这纯粹是出于研究目的，不是治疗。你可能会从中得益，提高智力。不过，从健康角度讲，你已经不需要再次注射了。”
“我明白。我想我得签一份协议书吧。”
“是的。参加这项研究，你可以得到一些酬劳。”他说了一个数字，但我根本没在意。
“这样很好。”我不禁想象起注射之后的情景来，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一股兴奋的寒战掠过我的全身。
“我们还要求你签一份保密协议。当然，这种药的药效非常令人振奋，但在研制成熟之前，我们不想过早对外公布。”
“当然可以，谢伊医生。除了治疗目的，以前有人打过这种针剂吗？”
“当然有，你不是试验品。我向你保证，这种药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有害作用。”
“那么，从那些试验者的结果看，这种药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什么药效？”
“我们最好不要给你暗示，否则，你就会想象自己正在体验我所提到的症状。”
大夫什么都知道，谢伊医生玩起这一套来得心应手。我继续追问：“至少你该给我讲讲他们的智力增强了多少？”
“因人而异。你不能将别人的体验往自己身上套。”
我掩饰住失望。“好吧，医生。”
关于荷尔蒙K的情况，即使谢伊医生不想告诉我，我自己也能知道。我用家里的计算机终端登录信息网络，进入联邦调查局的公共数据库，仔细阅读他们目前收到的新药试验申报资料，申报必须获得批准才能对人体进行试验。
研制荷尔蒙K的申请是由索瑞森制药公司提出的，这家公司正在研究可以促使中央神经系统细胞再生的合成荷尔蒙。我浏览了对失氧状态下的狗、狒狒进行的药物试验：所有动物都彻底痊愈了。这种药毒性很低，通过长期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副作用。
大脑皮层取样的结果令人振奋。大脑受伤的动物长出了新的神经细胞，而且更新后的细胞具有更多树突，然而健康动物服药后大脑却没有变化。研究人员的结论是：荷尔蒙K仅仅替换受伤的神经细胞，并不替换健康的神经细胞。对于大脑受伤的动物，新生的树突似乎并没有危害：经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大脑的新陈代谢没有显示出变化，动物在智力测试中的表现同样也没有变化。
索瑞森公司的研究人员在人体试验申请资料中提出的方案是：先对健康人试验荷尔蒙K，然后将试验范围扩展到中风者、老年痴呆症患者，以及我这种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的病人。我无法进入病历档案查阅试验进展报告，即使以匿名病人的身份也不行，只有参加试验的医生才有权查阅。
对动物的研究并没有解开人类智力提高之谜。有理由假定：智力提高的程度与荷尔蒙催生的神经细胞数量成正比，而这个数量又取决于大脑最初受伤的程度。这就意味着深度休克的病人智力提高幅度反而会最大。当然，要证实这个理论，还需要了解其他病人的进展情况，这需要时间。
下一个问题是：智力达到一定高度后会不会趋于稳定？注射更多荷尔蒙会不会进一步提高智力？我要赶在医生之前知道这个答案。
我并不紧张；事实上，我感觉非常放松。我只是俯卧着，舒缓地呼吸，背部麻木，他们给我实施了局部麻醉，然后往我的脊髓里打了一针荷尔蒙K。这种药不能静脉注射，因为荷尔蒙无法通过血液—大脑保护屏。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针。当然，人家告诉我，此前我打过两针：打第一针时我仍然昏迷不醒，打第二针时虽然苏醒过来了，却没有认知能力。
又做噩梦。这些梦其实也不全都惊心动魄，却奇特无比、不可思议，很多情况下梦中的内容是我完全陌生的。我常常惊叫着醒来，躺在床上胡乱挥舞手臂。但这次，我知道噩梦会过去的。
目前，医院里有好几位心理学家在研究我。目睹他们如何分析我的智力十分有趣。一位医生观察我的各项技能，比如学习、记忆、应用与拓展。另一位医生则从数学和逻辑推理的角度观测我，如语言交流能力和空间想象力。
这使我回忆起我的大学时代。当年我就发现，这些专家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偏爱的理论，每人都对证据削足适履。现在我对他们比从前更不信服了，他们依然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的东西。他们分门别类的观测对分析我的能力无济于事，因为——用不着否认——我样样都极其出色。
我可以学习一种全新的方程式、外语语法或者引擎的操作原理。无论学习什么，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无论学习什么，我都不必死记硬背条条框框，然后机械地应用。我总能一眼看出那些系统是如何作为整体、作为实体来运转的。当然，我也不忽视任何细节与具体的步骤，不过我并不需要苦思冥想，几乎凭直觉就能把握它们。
渗透计算机的安全系统实在枯燥乏味。我看得出这种事对某些人是一种诱惑，对这种人来说，只要稍稍撩拨一下他们的机灵劲儿，他们就按捺不住了。不过说实在的，黑客破解在智力方面没有一点美感。一幢锁着门的房子，你一扇扇拽门，找一扇锁没安好的——有用，却谈不上什么趣味。
进入医药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很容易。我用医院的一台终端调出他们的访问程序，显示出地图和医护人员表。接着我从该程序切入系统级，编了一个诱饵程序模拟登录界面。然后我离开电脑，守株待兔。终于，我的一位医生走过来查看文件。诱饵程序拒绝了她的密码，接着才调出真正的首页界面。医生再次登录，这次她成功了，可是她的密码却留在了我的诱饵程序里。
使用医生的密码，我获得许可查阅医药管理局病人档案数据库。第一阶段是对健康的自愿者进行试验，荷尔蒙没有效果。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则是另一番景象。有八十二名病人的每周报告，每一名病人都用一个数字表示。对所有病人都采用荷尔蒙K治疗，大多数病人都是中风或者老年痴呆症患者，也有些病人是昏迷症患者。最新报告证实了我的预见：大脑受伤愈严重的人智力提高愈大。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显示，大脑新陈代谢水平大大增强。
为什么在动物身上没有提高呢？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脑神经突触的数量。动物的突触数量太少，它们的大脑只支持最低限度的抽象思维，因此多余的突触对它们没有任何意义。而人类却超过这个数量，人类的大脑可以支持充分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可以充分地使用新的突触，记录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
最令人兴奋的记录是关于刚刚开始的调查研究，研究对象是几个自愿者病人。注射更多荷尔蒙的确进一步提高了智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大脑受伤的程度。轻度中风的病人没有达到高智商，而受伤严重的病人的智商却获得了大幅度提升。
最初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病人中，目前只有我打了第三针。我形成的新突触比先前任何一个接受研究的人都多得多。至于我的智力会提高到哪种程度，还是一个悬念。每每想到这个问题，我都感到心脏狂跳不已。
时间一周周过去了，我与医生们的周旋变得愈来愈乏味。他们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博学的白痴：一个显示出某些高智商迹象的病人，但依然不过是一个病人。在神经病学家的眼里，我只不过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对象，外加偶尔注射一小瓶脑脊液。心理学家们通过谈话了解了一些我的思维状况。然而，他们先入为主地将我视为一个从深度昏迷中走出来的人，一个得了天大好处，却又懵懵懂懂的平常人物。
真实的情况正相反，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懵懵懂懂的恰恰是医生们自己。他们断定药物改进不了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表现，我的本事只能使我在智商测试中取得好成绩。因此，他们不想在智商问题上浪费时间。智商尺度是人为设定的，而且设得太低了：我的分数太高，曲线上没有可供比较的参照系，测试分数对他们而言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当然，真正的变化正在发生，测试成绩仅仅是这种巨变的一个方面。如果医生们能够感觉到我大脑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该有多好：我正在认识到有多少信息是我先前错过的，明白了这些信息是多么有用。我的智商远远不只是实验室现象，而是实用的、高效的。我具有几乎完美无缺的记忆力、超强的整合能力，能够迅速判断形势，选择达到目的的最佳行动方案，决不会优柔寡断。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早已不在话下，只有理论问题还算是个挑战。
无论学习什么，我都能发现其中的模式。任何东西——数学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心理学和社会学——我都能掌握其本质结构，透过表面的音符，看见内在的旋律。阅读时，我不由自主地可怜那些作者：他们艰难地从一个论点磨蹭到下一个论点，摸索寻觅他们看不见的内在联系。他们如同一群不懂乐谱的人，偏偏却要分析巴赫的大提琴奏鸣曲的总谱，试图解释这一个音符如何发展为下一个音符。
事物内在的模式真是美妙无比，我渴望了解更多。还有别的模式等待我去发现，更大的、另一种层次的结构。这种上层结构我一无所知。它是无比恢宏的音乐，我所了解的几首奏鸣曲不过是其中彼此孤立的数据点。我不知道掌握这种结构后会发生些什么，到时候会知道的。我想发现它们，认识它们。这种渴望比以前任何欲望更加强烈。
这一次来看我的医生名叫克劳森，他跟别的医生不同。从他的举止言谈来看，他应该惯于在病人面前表现得亲切随和，可是今天他似乎有点不自在。他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但言谈显得别扭，没有其他医生的例行套话那么流畅。
“利昂，这次测试是这样的：你先看一些对各种情况的描述，每种情况都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看过之后，请你告诉我你解决难题的方法。”
我点了点头。“这种测试我以前做过。”
“很好，很好。”说着他输入一个指令，我面前的荧光屏上出现了文本。我读了读情景介绍：这里的问题是计划安排，给出各项事务的处理顺序。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很奇怪。大多数研究者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太具有主观性，不太恰当。我等了一会儿才回答，不过克劳森依然对我的速度感到吃惊。
“答得很好。”他在计算机上敲了一个键，“再试试这个。”
一个情景接着一个情景。我阅读第四个情景介绍时，克劳森精心摆出一副职业性的超然态度。他对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却不想让我知道。这个情景说的是政府里的权力斗争，激烈竞争以求升迁。
我明白了克劳森是何许人也。他是政府的心理学家，也许是军方的人，更有可能是在中央情报局研究与发展署供职。这个测试旨在探测荷尔蒙K用于培养战略家的潜能。所以他和我在一起显得不自在：他习惯了同服从命令的军人和政府雇员打交道。
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希望把我扣下来，好做更多的试验；他们可能也根据其他病人的表现对他们进行过同样的试验。然后，中央情报局会从手下挑选自愿者，使他们的大脑缺氧，再用荷尔蒙K进行治疗。我当然不想成为中央情报局的资源，可是我已经显示出足以使他们感兴趣的才智。因此，我只能装聋卖傻，故意答错问题。
我在回答中选了一个差劲的办法，克劳森大感失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测试。我读文本花的时间长了，反应也迟钝起来。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散见着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避免被一家充满敌意的公司接管，二是如何动员人民阻止建设一座火力发电厂。这两个问题我都答错了。
测试一结束克劳森就打发我走，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如何撰写报告了。如果我把自己真实的能力表现出来，中央情报局就会立即招收我。我前后不一致的表现会给他们泼一盆冷水，但不会改变他们的主意。潜在的回报对他们的诱惑实在太大，他们是不会放弃荷尔蒙K的。
我的处境发生了巨变；如果中央情报局决定扣住我作为试验对象，我同不同意都没什么区别。我必须计划对策。
四天后，谢伊吃惊地问我：“你想退出研究吗？”
“是的，立即退出。我要恢复工作。”
“如果是钱的问题，我肯定我们可以——”
“不是，不是钱的问题。这些测试我已经受够了。”
“我知道时间一长，测试就变得枯燥乏味了，不过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再说，我们很感激你的参与，利昂。这不仅仅是——”
“我知道你们从这些测试中学到了多少东西。但我主意已定。我不想继续下去了。”
谢伊还想劝说，但我打断他的话。“我知道我依然受保密协议的约束；如果要我签个什么东西来确认，那就寄给我好了。”我起身向房门走去，“再见，谢伊医生。”
两天后，谢伊打电话过来。
“利昂，你一定要来做检查。我得到消息，在另一家医院接受荷尔蒙K治疗的病人中发现了副作用。”
他在扯谎；这种事情决不会在电话里告诉我。“什么副作用？”
“失去视觉。视觉神经生长得太快，然后迅速退化。”
一定是中央情报局得知我退出研究的消息后下的命令。如果我回到医院，谢伊就会宣称我精神不健全，将我置于他们的监管之下，然后再把我转到一家政府研究机构。
我假装大吃一惊。“我马上就来。”
“好的。”谢伊舒了一口气，以为我相信了他的话。“你一到，我们就立即检查。”
我挂上电话，打开电脑，搜寻药物管理局数据库里的最新信息。没有关于视觉神经或者其他部位副作用的消息。我并不排除这种副作用也许会在将来出现这一可能，但我要自己去发现。
是离开波士顿的时候了。我开始收拾行李。走的时候我要取走我在银行的全部存款。我工作室的设备可以多卖一些现金，可是大部分设备都太大了，运不走，我只好带走几台最小的设备。忙了几小时后，电话又响了。这次，我让自动答录机接电话。
“利昂，你在家吗？我是谢伊医生。我们等了你好一会儿了。”他还会再打一次电话来，再不行的话，就会派穿白大褂的男护上来，或者干脆派警察来把我带走。
晚上七点三十分。谢伊还在医院里等我的消息。我转动点火钥匙，将车倒出医院停车场，驶到街对面。从现在起，他随时会留意到我悄悄放在他办公室门下面的信。一拆开信他就会知道是我写的。
你好，谢伊医生：
我猜你正在找我。
他会惊诧片刻，但仅仅是片刻；他会马上镇静下来，紧急通知保安搜查大楼，检查所有离开的车辆，搜寻我。接着，他会继续看信。
你可以叫走守在我房门边的那些大块头男护士了；我不想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也许你会让警方对我发出通缉，所以我自作主张地在警方计算机里插入了一个病毒，每当要检查我的车牌号时，这个病毒就会替换信息。你当然还可以详细描绘我开的车，可是你连我的车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对吗？
利昂
他会通知警察，让他们的程序员对付病毒。他会得出结论：我有自我优越感情结，因为我在信中语气傲慢，冒不必要的风险返回医院送信，而且毫无必要地暴露一个本来不会被察觉的病毒。
不过，谢伊错了。我策划这些行动就是为了让警方和中央情报局低估我的能力，以免他们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对我很有利。警方程序员在计算机上清除掉我的病毒后，会认为我的编程技术好是好，但谈不上杰出。他们会调出备份，重新安装，找出我确切的车牌号。这将激活第二个病毒，这个病毒要复杂得多，会同时修改备份以及当前的数据库。警方会沾沾自喜，以为查到了正确的车牌号，进而陷入迷魂阵浪费时间。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再弄一小瓶荷尔蒙K。不幸的是，这样做会让中央情报局知道我的真功夫。如果我没有送那封信，警方晚些时候仍然会发现我的病毒。到那时，他们清除病毒后就会采取天衣无缝的严密措施。这样一来，我也许就无法从他们的文件里抹掉我的车牌号了。
我住进一家旅馆，开始在客房里的数据网络终端上干开了。
我进入药物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查出荷尔蒙K试验对象的地址，还有药管局的内部通讯情况。他们发布了暂停荷尔蒙K医疗试验的禁令，取消禁令之前不得再进行任何试验。中央情报局坚持要先抓住我，对我的潜在威胁进行评估。在此之前，不允许药管局采取任何行动。
药物管理局要求所有医院通过信使退回剩余的荷尔蒙K。我必须抢在这之前弄到一瓶。离我最近的病人在匹兹堡，于是我预订了一张第二天一早飞往匹兹堡的机票。我查看了匹兹堡地图，提出申请，要求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到匹兹堡市中心的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最后，我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登录使用了好几个小时的中央处理器。
我坐在一辆租来的小车里，小车停在一幢摩天大厦的转角处。我的外套口袋里装着一个小小的带键盘的集成电路板。朝信使将要到达的方向望去，只见街上一半行人都戴着白色的空气过滤面罩，不过能见度很好。
从两个十字路口之外驶来一辆新型家用面包车，车的侧面漆有“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的字样。不是一辆戒备森严的押送车，看来药管局对我并不怎么担心。我钻出小车，向摩天大厦走去。面包车不久后到达，停在停车场，司机下了车。他一走进大厦，我就钻进了面包车。
面包车是直接从医院开来的。司机正在上楼前往第四十层，到那里的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至少要四分钟后才会返回。
车厢地板上焊着一个大型保险柜，带双层钢壳和钢门。门上贴有一块抛光面板，司机只要手掌靠着面板，保险柜便可以自动打开。面板侧面有一个接口，用于输入程序。
昨天晚上，我进入了卢卡斯防盗系统公司的服务数据库，这家公司向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出售掌纹锁。我在数据库里找到了一份加密文件，里面包含超越客户设置打开掌纹锁的密码。
我得承认，渗入计算机防火墙通常没什么美感可言，但在某些方面却间接涉及非常有趣的数学问题。譬如，连最常见的加密方法超级计算机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解密。然而，在一次钻研数字理论期间，我发现了一种分解极大数字的奇妙技巧。配备这种诀窍，一台超级计算机在几小时内就可以破译这个密码。
我从衣袋里抽出电路板，用电线连接到接口上，输入一个十二位数，保险柜门旋开了。
当我带着那瓶荷尔蒙K返回波士顿的时候，药管局已经对失窃案作出了反应：可以通过网络进入的计算机上的所有相关文件全部被删除——意料之中的事。
我带上那瓶荷尔蒙K和随身物品，驱车前往纽约。
真奇怪，对我来说最快捷的弄钱方法居然是赌博。彩票赌马再简单不过了。我不愿惹人注目，只弄了一小笔钱，再投资到股市来维持生活。
我住在一套公寓里。这是我在纽约附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公寓，配有数据网接口。我使用几个化名进行投资，并定期改变化名。我要在华尔街花一段时间，通过观察经纪人的身体语言来认准高回报的短期投资机会。每周我顶多去股市一次，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事物的内在规律在向我招手。
随着我智商的发展，我对身体的控制力也在增强。有人以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大脑虽然发展了，却付出了身体能力下降的代价。这是一个误解，调动身体其实是一种神经活动。虽然我的体力没有增加，但身体的协调能力却超过了常人；我的左右手甚至都变得同样灵活。此外，由于我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我能有效地把握自己的身体循环功能，经过一番小小的练习，就能提高或者降低我的心跳和血压了。
我编了一个程序来匹配我的头像，同时，只要我的名字出现，这个程序就能够捕获；然后我将程序并入一个病毒，扫描数据网上的所有公共文件。中央情报局会让全国数据网在新闻简报中展示我的照片，宣布我为危险的在逃精神病人，再不然就是杀人犯。病毒将会用空白形象取代我的照片。我将一个类似的病毒输入药管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搜寻下载到各地方警察局计算机上的我的照片。他们的程序员就算绞尽脑汁，也对这些病毒无可奈何。
不用说，谢伊和别的医生正在同中央情报局的心理学家们一道磋商，揣测我的行踪。我父母双亡，因此中央情报局会把注意力转向我的朋友们，询问我是否同他们接触过；特工们还会对他们严密监视，以防我和他们接触。特工们会说，实在抱歉，侵犯了你们的隐私，但事情实在紧急。
中央情报局不大可能对任何特工使用荷尔蒙K，以找出我的下落。具有超级智商的人太难控制了，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不过我要密切注视其他病人，说不定政府会决定雇用他们。
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穿众生百相。漫步街头，我观察人们忙于各自的事情，虽然他们一言未发，但其心思昭然若揭。一对年轻的恋人慢悠悠地走过，其中之一醉心于爱情，另一个却只是勉强容忍对方。一个商人的眼里露出一丝忧虑的目光，那目光伴随着他，表明他害怕上司，开始怀疑他当天早些时候作出的决定是否正确。一个妇女披了一条高仿披风，与正品擦肩而过时，就露馅了。
通常，一个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年纪更长、更为成熟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在我眼里，世人就好像在游乐场嬉戏的孩童。我被他们的认真劲逗乐了，回想起当年我也是如此，不免感到几分尴尬。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的身份，但我已经无法忍受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成人了，告别了孩童世界。我也会应付芸芸众生，无非是为了养活自己。
每周我都可以获得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教育，组合日益扩大的知识形态。我以比任何人都更为广阔的视野审视人类知识丰富多彩的织锦；学者们从未意识到的锦绣中的空白，我可以填补，并在他们以为已经完整的地方增添新的内容。
自然科学的内在模式最为清晰。例如物理学，如果不把眼光局限在基本力上，而是扩展它的范围和意义，那么它便具有一种美丽的统一性。诸如“光学”或者“热力学”之类的分门别类只不过是紧身衣，阻碍物理学家看到学科间的无数纵横交错。即使抛开抽象的美感，单以应用而论，物理学中被忽视的领域也多得无以胜数，比如人造球面对称重力场，工程师本该早就能制造出来。
我虽然认识到这一点，自己却不会制造这样或者那样的装置。这需要定制许多零部件，制造起来既费力又耗时。再说，实际制造这种装置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特别的欣喜；我早已知道它定会运转，实际制造出来对我没有任何启发作用，不能借此发现新的规律。
我在尝试写一首长诗。完成一个篇章后，我就能够选择一种手法将各种艺术形式中的各种风格结合起来。我使用六种现代语言、四种古代语言，这些语言包含了人类文明的主要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能提供异彩纷呈的诗情画意；数种不同的语言并列在一起饶有趣味。每一诗行都包括旧词新意：赋予旧词以另一种语言的词性变化，从而凸显出新意。整首诗完成后，可以看作《芬尼根守灵夜》与庞德的《诗篇》的结合。
中央情报局打断了我的创作；他们正在给我设下圈套。捕风捉影两个月后，他们终于承认采用常规方法是找不到我的行踪的，于是便诉诸非常手段。新闻报道说疯子杀人犯的一名女友被指控帮助和纵容杀人犯潜逃。她名叫康妮·皮瑞特，去年和该疯子有过一段交往。如果审判，她必然会被处以长期监禁。中央情报局的如意算盘是我不会对这种事听之任之，必定要策划营救，于是我便会暴露，束手就擒。
明天将举行康妮一案的预备听证会。他们会确保她获得保释，必要时通过一个保人，从而给我机会与她接触。然后，他们就会在她的住所周围布满便衣，守株待兔。
我开始在荧光屏上编辑第一个图像。这些数字照片远不能与全息图像相比，但也能满足我的需要。照片是昨天拍摄的，显示出康妮居住的公寓的外观、楼房正对面的大街以及附近的十字路口。我移动鼠标，在图像上的某些地方画上几个小小的十字细线：楼房斜对面的一扇窗户，没有灯光，但窗帘却是敞开的；楼房后面两个街区外的一台自动售货机。
我一共标出六个位置。这些地点就是昨天晚上康妮回家时他们埋伏的地点。他们有我在医院期间拍摄的录像，知道如何在来往的男人或者模糊不清的行人中间寻找我：就是那个中等步伐，走起路来精神抖擞的人。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只须拉长步伐，头略微上下移动，减少手臂的动作，再加上一身奇装异服，便足以让我在他们眼皮底下穿过那个地区。
我在一张照片的底部输入特工们用以联络的无线电台频率以及一个分析他们使用的不规则加密算法的方程式。制作完成后，我将这张照片发送给中央情报局长，明白无误地表达出弦外之音：除非他的便衣撤走，否则我就要他们的命。
要使中央情报局撤销对康妮的起诉，一劳永逸地遏制他们对我的干扰，我还得做更多工作。
我又识别出了一种模式，但这一次与理论无关，完全是平淡无奇的繁杂世事。数以千页的报告、备忘录、来往信件，每一页都是一幅点彩画中的一个彩色小点。我在这幅全景画前倒退一步，线条和边缘出现，产生图形。我浏览了数以兆计的信息，这些信息仅占我调查的这段时间里所有记载的极少部分，但也足够了。
我的发现平淡无奇，比侦探小说的情节简单多了。中央情报局长知道一伙恐怖分子阴谋炸毁华盛顿市的地铁系统，但为了获得国会授权采取极端手段打击那伙恐怖分子，他听任爆炸发生了。爆炸遇难者中包括一位国会议员的儿子。于是国会授权中央情报局长放手对付恐怖分子。虽然中央情报局的档案里没有直接陈述他的这些策划，但其含义清清楚楚。有关备忘录只是拐弯抹角地提及，这些计划漂浮在无伤大雅的文件形成的海洋中间，如果某个调查委员会审读全部档案，证据一定会被淹没在杂音里。然而，只要对那些暗藏玄机的备忘录作一番分析过滤，新闻界便一定会相信。
我列了一份备忘录的目录，寄给中央情报局长，并附上一张条子：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他会意识到他别无选择。
这个小小的插曲加深了我对世事的信念：如果我随时了解时事，任何地方策划的任何阴谋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不过，我对这些统统不感兴趣，我要继续我的研究。
我对身体的控制力在继续增强。现在我可以在火炭上行走，可以将针刺进我的手臂，只要我愿意。然而，我对东方式面壁修炼的兴趣仅限于这种方法对肉体的控制方面。我可以达到冥想状态，但从中得到的愉悦远不能同从原始信息中拼缀出本质规律相比。
我正在设计一种新的语言。我已经达到了常规语言的极限，受这些语言的限制，我已经无法再取得什么进展了。它们无法表达我需要表达的概念，即使表达普通事物时也捉襟见肘。连表达话语都难以胜任，更谈不上用它们表达思想了。
现存的语言学理论没有用处；我重新评估了基本逻辑，以确定哪些语言元素适合我的语言。这种语言将兼容一切数学语言，这样一来，我所写的任何数学公式都具有对应的语言表达形式。不过，数学仅仅是这种语言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远非全部；和莱布尼兹不同，我认识到了数理逻辑的局限。这种语言还将包容我用以表达美学和认知理论的符号。这是一项耗时的浩大工程，一旦完成，将大大澄清我的思维。等我将自己的全部知识用这种语言译解一遍，我所寻求的种种模式就将清晰呈现。
我的工作暂时停顿下来。在研究出美学符号之前，我必须发明一套词汇，将我所能想象的一切情感完全表达出来。
我体会到许多超越常人的情感，发现常人的情感范围是多么狭窄。我不否认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爱与烦恼都是实实在在的，但现在我看清了它们的真实面目：和我目前体验到的相比，过去的情感就像小孩子的着迷与压抑，最多只是一点点皮毛而已。我现在的情感纷繁异呈，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所有情感都复杂了许多个数量级。如果我要完成那首长诗，就必须充分描写这些情感。
当然，与我能够体验的情感相比，我实际体验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我的情感发展受制于周围人的智力水平，而且我与他们的交往十分有限。我不时想起孔子的“仁”这个概念：“仁慈”这个词远不足以表达“仁”的内涵，“仁”浓缩了人性的精华，只有通过与人接触才能获得，孤独者是无缘问津的。而我，虽然与人同在，处处都有人同在，却没有与任何人往来。按照我的智商，我可以成为一个完人，可是目前我仅仅是完人的一小部分。
我不会自怜自伤或者自大自傲；我自始至终都能够以完全客观的态度评价自己的心态。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情感资源，缺乏哪些情感资源，重视哪一种情感，蔑视哪一种情感。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我创造的新语言成形了。它以事物的本质规律为导向，能够完美地承载我的思想，但却不适合于书写或者口说。无法以线形排列的字词把这种语言写下来，它的形式是无所不包的表意符号，只能整体吸收。这种表意符号比图画更微妙，能够表达上千个词都无法表达的意思。每个表意符号包含的信息愈多，它自身就愈复杂精微。我在怡然自得地构思一个庞大无比的表意符号，这个符号可以描述整个宇宙。
用印刷文本作为这种语言的载体太蹩脚、太呆板了。唯一可行的载体是录像或者全息图，可以显示时光流逝的图像。由于人的喉咙的音域有限，这种语言无法言说。
我思绪万千，头脑里充满古代和现代语言中的咒骂语。它们粗鲁地嘲弄我，使我想起我的理想语言中也应该有恶毒的词汇，以表达我的挫折感。
我无力完成我的人工智能语言，工程太浩大了，我目前的能力无法胜任。一连数个星期潜心研究，却一无所获。我独立创作，不借助任何外力，从我已经定义的基本语言着手，将之改写成更加丰富的新语言。然而，每一个新版本总是突出其缺陷，迫使我扩展我的终极目标，却又注定让我误入歧途，使目标遥不可及。真还不如推倒一切，从零开始。
动用第四瓶荷尔蒙K？这个念头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目前停滞状态中所经历的每一次挫折都提醒我，我是有可能达到更高境界的。
当然，这要冒很大风险。这一针可能导致我的大脑受伤，再不然就是精神错乱。也许这是魔鬼的诱惑，但毕竟是诱惑。而且，我找不出抗拒的理由。
最好在医院注射，再不然就在家里，找个人陪着，都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可转念一想，注射的结果只有两种：或者成功，或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于是我放弃了这些安全措施。
我从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订购了设备，装配成独自一人进行脊椎注射的器械。针剂的效应可能几天后才会充分呈现，因此我不得不待在卧室里。可能发生剧烈反应，于是我将屋里所有易碎的东西都搬出去，用皮带把自己松松地捆在床上。邻居听见任何声音都会误以为是瘾君子在号叫。
我给自己注射了一针，然后等待着。
我的大脑在燃烧，脊椎火辣辣地穿过背部，我觉得自己快要中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头脑一片混沌。
我产生了幻觉。种种说不出的恐怖包围着我，历历在目，清晰得不可思议，剧烈冲突。一定是幻象。不是肉体的暴力，而是精神上的分裂。
精神上的剧痛与极度亢奋。恐怖与歇斯底里的狂笑。
我的知觉恢复了片刻。我躺在地板上，双手紧紧地抓住头发，一绺绺连根拔起的头发撒在我身边。我的衣服浸透了汗水。舌头咬烂了，喉咙红肿，估计是尖叫的缘故。反复痉挛导致我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后脑青肿，可能发生了脑震荡，可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持续了几小时还是几分钟？
接着，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头脑中的喧嚣咆哮又开始了。
药物突破临界量。
醍醐灌顶。
我理解了自己的思维机制，确切地认识到自己了解事物的过程。这种认识经过反复验证。对自我的认识无比精微，不是一步步地、无休止地去了解，而是直接领悟极限。反观自身，清明朗照。在我这里，“自我意识”这个术语有了新的意义。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借助一种比我想象的更有表现力的新语言，我更清楚地认识了自我。上帝用一句话便从混沌中创造出秩序，我则用这种新语言使自己焕发为一个全新的人。这种语言能够自我描述，自我编辑，不仅能阐述各种层次的思想，还能描述并修正自己在各种层面上的运作过程。在这种语言中，修改一个陈述句，整个语法都会作出相应变化。如果哥德尔在世，他宁愿抛弃一切也要见识一下这种语言。
通过这种语言，我可以知道自己的大脑是如何运转的。我不自夸能看见自己的神经细胞在燃烧，这种豪迈属于约翰·李利和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进行的致幻药试验。我能做到的是洞见规律。我看着思维结构如何形成，如何相互作用。我看着自己在思考，看着描述自己思考的方程式，看着这些方程式如何描叙它们被我理解的整个过程。
我知道这些方程式如何构成我的思想。
都是什么样的思想啊！
最初，我被所有这些输入的信息震撼了，洞悉全部自我，我因此惊骇得麻木了。过了好几个小时，我才能够控制自我描述的信息潮。我没有将信息过滤掉，也没有将其推进背景里。它与我的思维过程融为一体，运用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过段时间我才能轻松自如地运用这种手段，犹如女舞蹈演员运用她的运动感觉一样。
从前我在理论上对我的意识的理解，如今连细节都历历在目。性、侵略和自我保护的潜流，由我童年的环境生成，与理性发生冲突，有时候也乔装打扮成理性。我每一种情绪背后所有的原因，我每一个决定之下的动机，我无所不知。
我用这种知识能做什么呢？对于通常所谓的“人格”，我都能自行控制；我精神的更高级部分表明我现在是谁。我能够让我的大脑进入各种精神或者情感状态，同时对一切始终保持着清醒意识，并能够随时恢复到我的本来状态。既然我了解自己同时做两件事情时的运行机制，我就能将自己的意识划为几部分，运用自己对于事物本质的把握，专心致志处理两个以上彼此分离的问题，自动意识到问题的所有方面。还有什么能难倒我呢？
我知道我的身体脱胎换骨了，如同截肢者的残肢突然换上了钟表匠的巧手，控制随意肌易如反掌。我具有超人的协调能力。通常需要重复数千次才能获得的技巧，我重复两三次就能学会。我找到一盘钢琴家弹琴时手指运动的录像带，不久，眼前不需要键盘我也能模仿钢琴家的手指动作。通过有选择地张弛肌肉，我的力量和灵活性提高了。无论是自觉的动作还是条件反射，我的肌肉反应时间都只有三十五微秒。因此，学习杂技也好，武术也罢，几乎不需要什么训练。
我对肝脏功能、营养吸收和腺的分泌作用具有直观的认识，甚至能意识到神经传递素在我的思维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这种意识状态所涉及的精神活动，其剧烈程度远远超过任何由肾上腺素驱动导致的紧张度，我的一部分大脑所处的状态，若换成一个正常的大脑和肉体，数分钟内便能将它们置于死地。我重新调整安排了我的意识，能感受到意识的潮涨潮落，这些涨落触发我的情感反应，提高我的注意力，或者微妙地决定我的态度。
然后，我将视线投向身体之外的世界。
我周围满是令人目眩、欢快而又恐惧的对称。一切都与内在规律暗合，乃至于大千宇宙即将成为一幅丝丝入扣的图画。我正在接近终极规律：知识万象尽入其中，光芒万丈，是宇宙的黄钟大吕。
我追求光明，不是精神的光明，而是理性的光明。我必须更上一层楼，到达光明的彼岸。这一次目标不会从我的手指间滑走了。有了自己的思维语言，我与光明彼岸的距离可以精确地推算出来。我的终极目标已经遥遥在望。
现在，我必须计划下一步行动。首先，需要简单地加强自我保护能力，开始习武。我要观看一些武术比赛，研究可以使用的进攻手段，尽管我通常只采取防卫措施；我的动作神速，足以避开速度最快的进攻。这样，一旦遭到地痞流氓的攻击，我就能够保护自己，解除对方的武装。与此同时，虽然我的新陈代谢效率已经大为增加，但我还是必须多吃多喝，加强大脑的营养。我头部的血液循环速度比常人快得多，所以我还得剃光头发，帮助头部更快散热。
接下来，我将着眼于我的主要目标：破译世界的规律。要进一步提高我的思维能力，人工强化是唯一可行的手段。我需要把自己的大脑与电脑直接相连，下载思维。要实现这一步，我必须创造一种新技术。任何数字计算机都不足以满足我的要求，我在设想基于神经网络的纳米结构电脑。
一旦有了基本思路，我的大脑就开始并行处理：大脑的一部分建立反映神经网络行为的数学模型；另一部分想出一种方法，借助具备自修复功能的生物陶瓷，在分子层次模拟神经路径的形成；第三部分则研究如何指导私营企业的研发工作，让它们能够制造出我所需要的东西。时间不等人，我要作出理论与技术的重大突破，让我的新兴工业快马加鞭。
我进入大千世界，重新观察社会百态。过去我的眼里是种种表达感情的语言和迹象，现在我看到的则是一个种种因素交叉关联的矩阵。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观念与观念之间，力的线条扭曲、延伸。其中的个人是可悲的，如同牵线木偶，一个个原本活跃的个体被他们视而不见的网络缠住。如果他们有这个愿望，本来是可以抗拒的，但是这样做的人却寥寥无几。
此时此刻，我坐在一家酒吧里。我右手边三只凳子远的地方坐着一个男人，他熟悉这种环境。只见他环顾四周，注意到角落的一个黑暗小包间里有一对情人。于是，他露出微笑，示意侍者过来，然后俯身悄悄地对那对情人说三道四。我不必听也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在向侍者撒谎，谎言脱口而出。这是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撒谎者，他撒谎不是为了寻求更加刺激的生活，而是觉得欺骗他人很快乐。他知道侍者很淡漠，仅仅装作感兴趣——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侍者依然上当了——这也是真的。
我对别人的肢体语言愈来愈敏感，已经达到眼不看耳不听也能读出对方心思的程度；我能嗅到对方肌肤散发出来的信息素。我的肌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觉察到对方肌肉的紧张，也许我是感应到了他们周围电磁场的变化。这些渠道还不能提供精确的信息，但我获得的印象为我进一步推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常人在潜意识状态下也许可以探测到这些从体内散发出来的信息素。我要进一步修炼，更加适应这些信息素，由此也许可以有意识地控制自身信息素的散发。
我开发出来的种种潜能不由得使我联想起小报广告所吹嘘的意识控制术。我能够控制自己体内信息素的散发，从而在他人身上引发准确的反应。通过控制信息素与肌肉张弛度，我可以使对方产生愤怒、恐惧、同情或者性亢奋等方面的反应。不用说，这足以使我交上朋友，左右他人。
引发别人的反应后，我还能使他自动强化这种反应。通过将特定的反应与满足感结合起来，我便可以创造出一种自激效应，如同生物信息反馈一样，使对方的身体自我强化其反应。我要将这个运用在公司总裁们身上，促使他们支持开发我所需要的工业技术。
我再也无法正常做梦了。我缺乏任何可以叫作潜意识的东西，大脑的全部功能尽在我的控制之下，于是，梦成了过时货，不存在了。偶尔我对大脑的控制也会松懈，但这说不上是睡眠。也许可以称作超幻觉，这简直是一种折磨。这个时候，我处于分离状态：知道我的大脑是如何产生幻觉的，却神志恍惚，不能作出反应。我难以辨认自己看见的一切，只有些怪异的、超限的自我观照和自我修正的意象，即使是我都觉得荒诞不经。
我的意识大耗大脑资源。头脑有限的容量和生理结构只能勉强支撑这种对自我无所不知的意识。不过，这种意识也可以作出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我让自己的意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不要超越这一范围。这很困难：我仿佛局处笼中，既坐不下去，也站不起来。一旦要放松或者延展身体，接踵而来的便是剧痛和疯狂。
我处于幻觉之中。我看见我的意识在想象它能够产生的种种结构，结构纷至沓来，又一一消散。我目睹自己的幻觉，我在幻想：一旦掌握终极规律，我的意识将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
我会获得终极自我意识吗？我的意识形成终极形态所需的种种，我能够发现吗？我会洞悉人类的种族记忆吗？我会发现道德规范的内在本质吗？也许我可以确定意识是否能够从物质中自发产生，可以理解是什么东西将意识与宇宙的其他一切联系起来。也许我可以看见主体与客体是如何融为一体的：元经验。
或许，我会发现自己的意识无法形成终极形态，这项工作必须借助某种外力干预。也许我会看见灵魂——超越物质、形成意识的要素是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吗？我会看见本体，存在的真正本质。
我将大彻大悟。一定是一种狂喜的体验……
我的意识收缩到正常状态。我必须牢牢地控制自我。当我的意识处于元程序层面，就可以进行完美的自我修复，从酷似妄想症或者遗忘症的状态中恢复自我。然而，如果从这个层面漂移太远，意识就可能变成不稳定结构，如此我便会滑进深渊，比单纯的疯狂更加可怕。我必须对意识编制程序，约束它自动生成程序的范围。
这些幻觉使我创造人工大脑的决心更加坚定。只有拥有这种结构，我才能够真正把握我追求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梦想里。要获得大彻大悟，我的脑神经衍生物还需要大量增生，突破临界值。
我睁开眼睛。我合上眼睛已经有两小时二十八分十秒了，只是闭目养神，不是睡觉。我翻身起床。
我在计算机上调出我的股票交易情况。俯身向荧光屏瞧去，我顿时浑身冰凉。
荧光屏向我吼叫，告诉我另一个人也具有超级意识。
我的五种股票显示亏损，虽然不是猛跌，但亏得也够多了。我察觉到股票经纪人的身体语言都发生了变化。我扫过以字母顺序排列的一览表，发现股值下跌的公司的首字母是：C、E、G、O和R。经过重新排列，就是GRECO。我的名字格雷科。
有人给我发送了一条信息。
那边有个人和我一样，一定也是一个昏迷不醒的病人，注射了三针荷尔蒙K。他在我进入药管局数据库之前就将有关他的文件抹去，并在他的医生的账户中输入假信息，以混淆视听。他还偷走了另一瓶荷尔蒙K，促使药管局关闭有关荷尔蒙K的文件。在当局不知道他的行踪的情况下，他已经修炼到了我的水平。
他一定是通过我以假身份投资的模式识别出了我；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具备洞察入微的眼光。作为一个超人，他有能力精密地动动手脚，给我造成损失，从而引起我的注意。
我借各种数据咨询公司了解股市行情；我的各种股票全都没有问题，说明对手并不是简单地修改我的账户。他改变了五家互不相干的公司的股票交易模式，仅仅为了一个词。真是好身手。做到这一点真不简单。
估计他比我先开始接受治疗，这就意味着他走在我前面了。走得多远？我开始推测他的进展，一旦获得新的信息立即汇总。
关键在于，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他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善意地展示他的本领，还是表明他要毁掉我？我的股票损失不大不小——关心我？抑或是关心他做手脚的公司？只为了引起我的注意，他便做出不少小动作，虽说危害不大，我却不得不假定他怀有一定程度的敌意。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就危险了。对方可能来点恶作剧，也可能发起致命的攻击。小心起见，我要立刻避开。不用说，如果他对我充满敌意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他给我发信息意味着他希望我们俩玩一玩游戏。但我必须在同等条件下和他玩：隐蔽我的住处，确定他的身份，然后设法同他联系。
随机选择一座城市：孟菲斯。我关掉电脑，穿上衣服，收拾旅行包，将住所里准备的应急现钞全部带走。
我在孟菲斯的一家旅馆住下，立即开始在屋里安装数据网络终端。首先，我通过几个假终端改变我的网络活动路径；如果警方追踪我，我的询问看上去是来自犹他州的不同终端。军事情报部门也许能够查出这些询问是来自休斯敦的一个终端，从那里继续追踪的话便有可能查到孟菲斯。不过万一真的查到那里，我在休斯敦的预警程序就会通知我。
我那位孪生兄弟抹去了多少有关他身份的线索？联邦药物管理局的数据库里没有他的文件。我开始查询各个城市信使公司服务点的文件，搜寻荷尔蒙K研究期间药管局与医院之间的包裹往来。然后，我开始检查当时医院保存的脑损伤病历。
即便这些信息仍有残留，对我的用处其实也不大。关键还是要分析他的投资模式，找到这个超级大脑的运转方式。这需要时间。
他名叫雷诺兹。最初来自凤凰城，早期发展与我差不多同步。他注射第三针是在六个月零四天前，领先我十五天。他并没有抹掉任何明显的档案，看样子是在等我去找他。估计他成为超人已经有十二天了，比我早一半时间。
我现在可以看见他的手在股市搅动，但要找到他的下落却异常艰难。我检查了整个数据网的用户注册表，以查明他渗透的账户。我在终端上同时开通十二条线，使用两个单手键盘和一个语音话筒，同时进行三处查询。我的身体大部分静止不动，为了防止疲劳，我保证血液循环适度，肌肉收缩适当，排除乳酸。我吸收所有看到的信息，透过音符研究下面的旋律，搜寻网上每一次轻微震颤的源头。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我们俩都在浏览数以千兆字节计的数据，与对方周旋。
他在费城，等着我。
我乘坐一辆溅满稀泥的出租车前往雷诺兹的公寓。
根据几个月来雷诺兹所查询的数据库和各种机构判断，他个人的研究涉及以生物工程微生物处理有毒废物、实用核聚变的惰性控制以及对社会各阶层潜意识地传播信息。他计划拯救世界，保护世界免遭自我毁灭。另外，他对我的印象不好。
我对外部世界的事物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研究来帮助芸芸众生。我们俩都无法改变对方。我认为外部世界跟我的终极目标关系不大，他则不能容忍一个具有超常智慧的人单纯做个自了汉，置苍生于不顾。我的人脑—电脑连接计划将会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反响，引发政府和公众的反应，进而干扰他的计划。正如格言所云，我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自己反倒成了问题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仅仅是超人社会的成员，我俩互相交往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幸的是，我们俩都生活在现实社会，不可避免要成为主宰万物的角色。常人的所作所为对我们没什么影响。但我们两人，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无法忽略对方。必须拿出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俩已经避免了好几次交锋。我们可以采用上千种方法置对方于死地，从在门把手上涂抹含有神经毒素的二甲亚砜，到借用军方的攻击卫星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我们俩都拥有无数手段，可以扫平对方身体所处的空间和他的数据网络，也可以事先设下圈套，静候攻来的对手上钩。然而，我们俩都按兵不动，觉得有必要先等等再说。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事先准备，这些准备工作中哪些会最终决定胜负却是我们无法预测的。
出租车停下，我付了车钱，然后步行到公寓大楼。大门的电子锁为我开着。我脱下大衣，爬上四楼。
雷诺兹的房门也开着。我穿过门廊，走进客厅。一台数字音响合成器以超波频率播放着复调音乐。这显然是他的杰作。声波经过调制，常人的耳朵无法听见，连我也听不出其中的模式。这也许是他的高信息密度音乐实验。
屋里有一张大转椅，椅背朝着我。看不见雷诺兹，他将身体信息素的传递控制在惰怠状态。我发出信息，表示我到了，认出了他的身份。
“雷诺兹。”
他也传出信息，表示收到。“格雷科。”
转椅轻轻地、缓缓地转过来。他对我微微一笑，关掉他身边的音响合成器。打招呼，“很高兴见到你。”
我们用常人的身体语言交流，这是普通对话的精简。身体发出一条信息只需要十分之一秒。我传达遗憾之情。“真不幸，一定要成为敌人。”
带着伤感同意，作出假想。“是呀，想一想如果我们珠联璧合，可以怎样改造世界。两个超人。如此良机却错过了。”
的确，假如我们俩合作，一定会创建单独行事无法比拟的伟业。我们两人无论以什么形式合作，都会结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硕果。他的谈话速度和我一样快，他能够提出令我耳目一新的主意，他和我一样能够认知万物的本质，与这样的人讨论问题是多么惬意。他也怀着同样的渴望。一想到我们俩当中有一个不会活着离开这间屋子，怎不令人痛心疾首？
他提议，“想交流六个月来咱们学到的东西吗？”
他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
身体语言缺乏专门术语，于是我们出声交谈。雷诺兹说得又轻又快，只说了五个词。短短五个词意味深长，超过任何一段诗节：每一个词都提供一个逻辑立足点，弄清楚前面的词所隐含的全部意义后我便能登上这个立足点。这五个词加在一块，简明扼要地概括出社会学领域具有革命性的新观点；他用身体语言表示，这个观点是他最初获得的成果之一。他所认识的我也领悟到了，但组织形式却不一样。我立刻发出七个词回应，其中四个词概括了我们之间的观点区别，另外三个词推导出以上区别所阐明的一个隐含结论。他也作出回应。
我们继续谈下去。如同两位吟唱诗人，我们互相提示对方即兴吟唱另一诗节，共同谱写一篇知识的史诗。片刻之后，我们加快交谈速度，同时开口，又能听出对方话中每一个细微之处。渐渐地我们开始吸收、下结论、应和，连续不断，同步并举。
时间一分分过去。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他也从我这里学到了许多。突然沐浴在思想的光辉里令人多么心旷神怡，这些思想的含义本来要耗费我数天的时间去琢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汲取具有战略意义的信息：我推测出他已经掌握，却没有说出的知识范围，与我自己的领域相比较，揣测他作出的类似推测。因为，自始至终，我们都意识到，这一切必然会结束。交流的结果，我们世界观的差异显现无遗。
雷诺兹没有看到我所见到的美。他站在顿悟所展示的美景面前，却视而不见。激发他灵感的唯一的本体规律恰恰又是我所忽视的，即地球社会的规律，地球生物圈的规律。我热爱美，他热爱人类。彼此都觉得对方忽视了大好机会。
他有一个计划没有提到，那就是为了世界的繁荣，建立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网络。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准备雇用不少人，并赋予其中一些人简单的增强型智力，赋予另一些人高级自我意识。其中的少数人会对他构成威胁。何苦为了凡人冒险？
“你获得了大彻大悟，对常人淡漠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你的王国与他们的世界互不相干。但只要你我仍然能够理解他们的疾苦，那就不可能超脱。”
我可以准确地测出我们道德立场之间的距离，它们互不兼容，各走各路，我能看出其中的对立。他的动机不仅仅是出于同情心和利他主义，而是复杂得多，将同情心和利他主义包容其中。而我只潜心于认识尽善尽美。“从大彻大悟中显现出来的美呢？难道这对你没有吸引力吗？”
“要达到大彻大悟的意识需要什么样的结构，这你是知道的。时间不等人，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待建立必要的产业上。”
他视智慧为手段，我却视智慧为终极目标。再高超的智慧对他都没有多大用处。他目前的水平不仅能够找到解决人类经验王国中任何问题的最佳途径，还能解决许多超越人类经验的问题。他所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时间来实施他的方案。
没有必要再讨论下去了。经过双方同意，我们开始了。
对我们来说，突然袭击毫无意义。当然，事先声明也不是出于骑土风度——即使知道动手时间，我们也不可能比不知道时更加警觉——不过是让不可避免的事成为现实而已。
通过交流，我们都对对方作出了推测，但这些推论中仍然存在缺失，存在空白。我们不知道对方在心理方面有什么发现，取得了什么进展。在这个方面，我们从未流露出一丝迹象，整个世界对我们这方面的发现毫无线索。
我开始了。
我集中意念在他身上激发两种自激效应。一种十分简单：急剧增高血压。如果不加以遏止，而是听任这种自激循环增强持续一秒钟以上，它就会将血压增高到中风的程度——也许高压400，低压300——他大脑的毛细血管就会爆裂。
雷诺兹立即觉察到了。从我们的交谈来看，他显然从来没有调查过在别人身上产生生物反馈循环自激的情况。尽管如此，他却立即明白了。他当即减慢心跳速度，扩张全身的血管。
可是，另一条更精妙的自激线路才是我的秘密武器。自从开始搜寻雷诺兹，我就一直在研制这个撒手锏。这一招会导致他的神经细胞急剧产生过量的神经传递阻挠素，阻止神经冲动穿过突触，进而关闭大脑活动。在这条自激线路上我施加的强度远远高于前一条线路。
雷诺兹抵御我的佯攻时，觉得注意力稍稍有点不集中，好像血压增高一样。转瞬间，他的身体开始自我放大所产生的效应。他惊骇地感到他的思维在逐渐变模糊。于是，他搜寻起因，很快他就会查明我的战术，但却没有仔细审视的时间。
一旦他的大脑功能降低到常人水平，我就能够轻易地操纵他的思维。采用催眠术，可抹掉他那超级意识所获得的大部分信息。
我观察他的身体语言，注意到他的智力在减弱。减弱的迹象清晰可辨，决不会错。
就在这时，倒退停止了。
雷诺兹稳住了。我惊呆了。他居然能够打破自激效应。他遏制住了我最厉害的进攻手段。
接着，他开始修复所遭受的创伤。尽管他的能力已经减弱，但还是能够恢复神经传递素的平衡。短短几秒钟，他完全恢复了。
他也同样看透了我。在我们交谈期间，他就推测出我研究过自激效应。趁着交流的机会，他瞒过我的耳目，找到了基本的防御措施。在我实施攻击时，他观察其具体细节，分析出化险为夷之道。真是火眼金睛，行动神速，神不知鬼不觉，我惊叹不已。
他承认我的功夫。“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技术，让你这样全神关注自身的人用来，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没有看出预兆，它就——”突然，他发出一种不同的身体信号，我立刻辨认出来了。三天前，我在一家杂货店，他尾随在我身后，当时他使用的就是这个身体信号。杂货店的走道里挤满了人，我身旁有一个老年妇女，气喘吁吁地跟在她买的空气净化器后面，还有一个吸毒的瘦削的年轻人，穿了一件不断变换迷幻图案的幻彩衫。雷诺兹溜到我身后，有意将自己的意识转到黄色书摊上面。他虽然没有获得我的自激武器的信息，但确实对我的意识有了更详细的了解。
我预感到一种可能性。于是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意识，在其要素中植入随机数，组合后的意识将不可预见。我现在的意识方式与往常大相径庭，雷诺兹怎么也不会猜中，他的心理武器丧失了用武之地。
我微微一笑。
雷诺兹也报以微笑。“你考虑过——”他突然打住。他要说话，我却无法预见他要说什么。接着，来了，轻得像耳语：“自我毁灭指令吗？格雷科？”
话一出口，我对他的推想中存在的一处空白被迅速填充，满溢出来。这处空白一经填充，他在我头脑中的形象立即大不一样。他指的是语词：一句话，一旦出口，便会摧毁听话人的意识。雷诺兹表示，那个传说千真万确。也就是说，每个大脑都有一个内置的触发器，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句子，可以将他化为一个白痴，一个疯子，一个紧张症患者。而且，他声称知道能毁灭我的是哪一句话。
我立刻关闭全部感官输入，将它引向一个抗干扰的短期记忆缓冲器。接着，我编制出一个自我意识的模拟器，用来接受输入，慢速吸收。我的意识则作为高端编程者，间接检测模拟器。只有确认了感官信息是安全的，我才会实际接收。如果模拟器遭到毁灭，我的意识就会被隔离起来，我会顺着原来的路径，一步一步折回毁灭点，获取信息，重新编制我的意识。
雷诺兹说出我的名字时，我已经一切就绪；下一句话可能就是毁灭指令。此刻，我以一百二十毫秒的时间滞后接收我的感官输入。我再次审视我对人类意识的分析结果，以检验他的论断是否属实。
与此同时，我平静、淡漠地发出信息。“有什么高招就使出来吧。”
“别着急，还没到舌头上呢。”
我搜寻到了某个东西。我不禁咒骂自己，人类意识中有一道十分隐秘的暗门，可我的意识没有调校好，无法辨识。我的武器产生于对自身的观照，而他的武器却只有操纵他人者才能创造出来。
雷诺兹知道我已经建立起防御系统；他的触发指令是专门用来挫败我的防御系统的吗？我继续探测触发指令的性质。
“还等什么？”他胸有成竹，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防御系统。
“猜一猜吧。”他太自鸣得意了。他真的能够这样轻易摆弄我吗？
现在，我能够从理论上描述触发指令对常人的影响了。仅仅一个指令就能让任何普通人脑沦为一片空白，但要抹去超级意识，却需要巧计智取。抹去意识的指令有明显先兆，我的模拟器会对我发出警报。可是，能让模拟器发出警报的先兆是我可以计算出来的，而毁灭指令本身，按其定义，应该是某种超出我想象的句子；我的超级意识在诊断模拟器的状态时会崩溃吗？
“你对常人使用过毁灭指令吗？”我开始测算需要什么东西才能生成一个特定的毁灭指令。
“用过一次，是对一个毒贩子做试验。随后，我一拳打在毒贩子的太阳穴上，把证据隐藏起来了。”
我豁然开朗。原来创造指令是一项浩繁的工作。创造触发指令，需要对我的意识了如指掌。我推测他对我究竟知道多少。就我能够重编程序来看，他了解得还不够，不过他或许另有观察技术，只是我不知道罢了。我深深地意识到，由于他对外界进行了研究，他比我占有优势。
“这种事你肯定得练习很多次。”
雷诺兹的内疚显而易见。要实施他的计划，不死更多人是不可能的。有普通人，还有几个他的超人助手。这些人一心希望达到更高境界，受这个欲望的诱惑，他们会干扰他的计划。发出指令后，他可能会重新给他们——或者给我——编程，使我们沦为他的仆人，心无旁鹜，自我超级编程能力受到制约。死人是实施他的计划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没有自称圣人。”
仅仅是拯救者。
芸芸众生也许会将他看作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误以为他也是一个常人。庸人缺乏明智的判断，他们怎么也看不出他能胜任拯救世界的伟业。他对常人的判断具有远见卓识，而常人却无法将贪婪与野心等观念套用于超人身上。
雷诺兹以一种戏剧化的姿势举起手来，他食指前伸，似乎要强调一个论点。我的信息不够，看不出他的毁灭指令，所以暂时只能招架。如果我抵挡住了他的进攻，就有时间发动反击。
他竖起食指，说道：“领悟。”
起初我没有领悟。接着，恐怖的一刻——我领悟了。
他设计的指令不是为了宣之于口，甚至根本不是传感触发器。它是一个记忆触发器：该指令由一连串知觉组成，这些知觉单个是无害的，但他却将它们成批植入我的大脑，如同一颗颗定时炸弹。由这些记忆所形成的神经结构此时消解收缩，成为一个模式，形成一种心理形态，这个形态注定了我的死亡。我其实等于自己吐出了那一句言辞。
我的大脑立刻高速运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迅速。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自我毁灭意识。我竭力止住联想，可是这些记忆无法抑制。我的意识导致联想过程，这一过程正在发生，冷酷无情，不可遏制。我仿佛从高峰坠落，不得不目睹这个过程。
时间一毫秒一毫秒地过去了。我的死亡历历在目。
是雷诺兹经过杂货店的图像。还有那个年轻人身上穿的幻彩衫。幻彩衫上是雷诺兹编制的图像，它在我大脑中植入一个暗示，以确保我“临时”重置的感官输入模式仍然是敞开的。从未真正关闭。
没有时间了。只能飞快地重新以随机模式编织意识。这是绝望的挣扎，也许是走向自我毁灭。
刚踏进雷诺兹的屋子时，我听到过经过调制的奇特声音。我吸收了这个关键的暗示——在摆出防御姿态之前。
我的意识分裂了，但结论却愈来愈突出，愈来愈清晰。
是我自己亲手建立的那个模拟器。为了设计这一防御手段，我的感知力作出了改变，调整到最易受他那个触发指令影响的状态。
我承认他比我更富有创造力。这是他事业的吉兆。对于拯救者来说，实用主义远比唯美主义实用。
我不知道拯救世界以后他想做什么。
我领悟了那个词及其发挥威力的方式。接着，我死了。
后记
我写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我读大学时一位室友随口发出的一句感慨。当时他正在阅读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小说《恶心》。小说的主人公发现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那位室友纳闷，如果你从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中发现意义与秩序，那该是怎样一番景象。我认为，这种能力也就是一种非凡的洞察力，进而意味着超级智力。于是，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临界点，即从量变——更强的记忆力、更迅速的模式认知能力——到质变，到一种全新的认知模式。
此外，我还纳闷，有没有可能真正理解我们的意识是如何工作的？有些人用“你不可能亲眼看见你自己的脸”之类的比喻来断定我们不可能理解。但我觉得这种论断缺乏说服力。到头来，也许事实会证明，就“理解”与“意识”的某些方面而言，我们无法理解自己的意识——但要我信服这种观点，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论据。
王荣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