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小铃铛睡在我怀里，打着小呼噜，甜甜的，我一直看着她，时钟在墙上嘀嘀嗒嗒地走，我在她身边的时间一分一秒地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想把她喊起来，带她去看夜间野生动物园，她一直想去，但票价太贵了，而且有车的人才能自由地在里面穿行；我想跟她一起去看马戏表演；我想去买两盒烟火，到河边没人的地方放得满天火树银花；我想在五星级酒店跟她一起吃顿饭，特别有范儿地叫服务员埋单。那些都是我们以前有过的小小梦想，所有梦想的开头都是：“等咱们结婚了，钱存够了……”
每次小铃铛听到这种开场白都揍我，因为她觉得那都是白日梦，但一边揍，她又会一边厉声叫我往下说。
但我想到最后，觉得这样守着她，让她沉沉无梦地睡一觉或者几觉，就是最好最好地度过时间的方式了。
因为从此之后，也许她就再也无法安眠了。
我在家里待了几天，除了陪小铃铛和去十号酒馆之外，每天的主要事情就是履行一个好女婿应有的责任，早上晚上各去一次医院看小铃铛的妈，送汤送药接屎尿之余，聆听她老人家关于“第一要注意安全，第二要注意身体，第三要有出息、听老婆的话”的谆谆教诲。我还花不少时间跟主治大夫慷慨激昂：“您尽管治，多少钱我都给，砸锅卖铁卖血捐精都没问题！都管够！”气得小铃铛照我后心就打，差点把我腰椎给打折了。
有天小铃铛醒得很早，兴致来了，起来给我做饭——酸萝卜炖猪蹄儿，绿豆稀饭，自己泡的泡椒和豇豆，我吃得一头汗，太香了。相比之下，芝加哥那些洋人每天吃的完全就是屎啊。
她还在那儿嘀咕，说不知是谁强行来装修了房子，估计也是个吃货，什么破烂玩意儿都扔了，唯独那个灰不溜秋的老泡菜坛子给好好地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她想起这回事儿，从厨房里喊了一嗓子问我：“你不用走了吧？”
我一愣，装作没听到。看外面天气很好，七点出头已经阳光普照大地，我琢磨着一会儿弄个车先去医院，再带小铃铛去找个好玩的地方晃悠一下——干脆走远点去海边也行，给她解解闷。这么东想西想的时候，一阵闷闷的铃声从我昨天换下的长裤里传来，我闻声一看，心底一沉。
那是冥王给我的手机。
想钱不到，怕鬼偏来。我想了许久要不要接电话，心里暗自盼望对方失去耐心，赶紧挂了拉倒，但最后没扛住的人是我自己。
另一头果然是冥王，不管他在干什么，声音都那么轻松愉快：“嗨，丁通，不好意思哦，你要结束休假啦！”
我犹如受了当头一棒，立马就吼出来：“什么？”
他好像还有点抱歉：“这边儿情况有变，不好意思，你得开工了，准备准备，两小时后会有人来门口接你的。”
小铃铛从厨房出来盯着我，问：“谁啊？”声调不知怎么就带了凄惶。
这一瞬间，我心中有一万头羊驼在奔腾，有无数粗口鲜活得像准备撞向猪头的小鸟，挤在喉咙口争先恐后。我转了无数个念头，上半辈子所有的想法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复杂过，最后我却举起一根手指装模作样示意小铃铛别说话，自己像煞有介事地瞎咧咧：“老板，这么急的任务，真的不能找别人去做吗？别人也可以分辨出来是真是假的吧？”
冥王在那边轻笑了一声，但没有说什么，任我继续往下编：“不行，是吗？这样？哦哦哦，这样的话，我要求加百分之五十的酬劳，全部先付，行不行？”
他居然还配合我，说：“行啊，加百分之百都没问题。”
我气得牙痒痒，对小铃铛打了个信号不好的手势，往门外走，等确定了她肯定听不到我在讲什么，立刻对冥王放软声调：“求你了啊，千万别派什么车啊、直升机啊、火箭啊什么的到我家门口，小铃铛没准儿一看当场就担心得死过去了。你让我自己走出去行不行？等她看不见了，你就是派蜘蛛侠下来捞我，老子都认了，行不行？”
冥王真是个好人，尽管我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他顿儿都没打一个，很爽快地说：“行。”
我收了电话回到家，对着小铃铛义正词严地宣布：“有活干，戴必斯拍卖行知道吗？叫我这就去，呃，香港吧，看看几幅古代的字画是不是真的。好了，你自己吃饭，我出门了。”
我收拾了东西，跟所有每天都要出门上班的男人一样，很正常地哼着歌儿走出去，在门口还跟小铃铛说：“香港可远咧，今天晚上可没法儿回来吃饭。你自己在家好好玩，去看妈的时候记得打车，别省，你老公的抚恤金够你打两辈子车了，天天坐一百回。”
她什么都没说，点点头，手里抓着抹布，直勾勾地看着我，眼神里的不安像一整个太平洋的水，能活活把我淹死在里面。我强忍着心酸，想再抱抱她，闻一下她头发的味道，但我怕自己一伸出手去，全部的自制力就会在瞬间崩溃，我怕自己会拉着小铃铛疯跑到大街上，试图通过多换乘几辆公共汽车就摆脱奇武会的追踪，从此过上平静快乐的生活。
所以我只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挥手说拜拜。
走出门，转过十几米外的街角，再次回头时，小铃铛仍孤零零地站在门口，身影特别小，生平第一次我痛彻心扉地后悔当初不应该跑去十号酒馆。如果我不曾为约伯分辨那些好好坏坏的酒，就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也许只要再过两年，小铃铛的妈就能看到我们俩的孩子满地抓鸡屎了。
然后，我就在这么扭着头的情况下，被人一把揪住，眼前一黑，等回过神来已经到了一辆车的后座上，有人在我旁边静静地看着我，说：“你是判官？”
这不是冥王，也不是斯百德。这个男人年纪更大，很高，手和腿异乎寻常的长，模样看起来像猫头鹰转世似的，眼圈黑得我好想拿袖子上去帮他擦擦，但他也穿着那种很二又很贵的三件式白色西服，胸口的手帕是桃红色。
他自我介绍：“我是诸葛。”
我完全还沉浸在跟小铃铛生离死别的情绪中，一句话都不想说，只哼了一声。他毫不在意，从座椅下拎出一个黑色软皮小箱子推给我：“换上吧。”
车子驶出了一段，这时悄然停下，诸葛起身下车，去了前座，前座和后座之间隔着厚实而不透明的隔音玻璃。我愣了半天，打开那个箱子，看到一套跟诸葛身上一模一样的白色西服，配套的鞋子、领带、袜子，一应俱全。
还有一条猩红的手帕，端端正正摆在白色西服的衣袋上。
我左看右看，实在想不出我换上这玩意儿会是个什么德行，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换就换吧。
衣服出人意料地合适，每一个细节都契合我的身体。我的左脚比右脚大，也稍微长一点，就连这一点都在那双鞋子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没有裁缝帮我量过身啊？但我后来一想，咪咪和摩根在芝加哥医院折腾我的那会儿，不要说身体外观的尺寸，就是甲状腺要穿衣服的话应该是多少号他们也都知道了吧。
我刚一换好，车子就停下了，诸葛又回到后座来，我狐疑地四下看了看，心想这是哪儿装了个摄像头吗，老子这光走得真冤。
本来我还期待他会对我的全新look有所点评，但他看我的样子跟瞎子看鸟毫无二致，只是说：“判官，让我跟你brief一下最近几天发生的事。”
他说得非常有条理，非常简洁。尽管在我看来事情本身已经复杂得像一团火锅里烫过的脑花，但我居然也能一字不漏地接收到所有的信息。
我的第一个反应简单明了：“不是你们自己干的？”
诸葛说：“不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有点弱智，所以想为自己开脱一下：“你们嘛，这个，都有点不正常，所以嘛，万一是你们自己干的，这个，也很正常……”
他居然点点头，表示了解我的意思，然后说：“我们。”
他举起手，看似轻轻地放在我的肩膀上，而我半边身体立刻就没扛住似的一塌。他重复了一次：“我们。”
“判官，你现在是奇武会的一分子，我希望你能够记住，并且很快就适应这一点。这对于你和我们其他人来说，都很重要。”
我一愣，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白色二表哥西服，心中掠过一丝奇妙的感觉，不知是喜悦还是担忧，或者仅仅是单纯而浓稠的迷惘。
这时候司机的声音从前面传来：“诸葛先生，我们被跟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