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摸了摸口袋里剩下的钱，照着地图指示的路线去坐地铁，换乘公车，还走了一段。我对英文毫无概念，但靠着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对着猜站台的名字，也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
整个过程中我一无所想，一无所见，唯一的小插曲是在地铁里遇到两个黑人，都穿着连帽衫，看我的神情丝毫不友好，而且还慢慢踱过来，对我形成前后夹攻之势。
他们都比我高两个头，龇出白得发亮的牙齿俯视我，来者不善。
我吸了口气，瞪大眼睛，在他们还没完全逼近之时，大踏步主动冲上去，几乎和他们脸贴脸。我直截了当地戳了戳他们胸前的肌肉，用这几天才学到的英文咬牙切齿地问：“What？”
旁观的乘客都赶紧躲开，用一种“这小子真是嫌命长啊”的眼神看着我。
而我所有的全都是炙热的兴奋，心中热切地期待着一场街头混混式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酣畅淋漓的肉搏。
那个充满MRI和拉丁文医学名词的世界跟老子真的没缘分。
但眼下是我熟悉的世界，不管要打架的人是白，是黄，还是黑。
估计是横的怕不要命的，气场能说话，那两位黑朋友被我戳了之后，考虑了一下，哧溜地从我身边越过，骚扰别人去了，叫我和看戏的人们都好不失望。
大概四十五分钟之后，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绕圈子，反正我就站在了那个在心中已经烂熟的地址面前。
北沃顿街1418号，史蒂夫·辛格所住的地方。
标准的美国梦实现者应该住的房子。早上八点左右，车库半开着，主人可能正准备出门工作。两部车，捷豹和克莱斯勒，角落里堆着小孩子骑的三轮自行车和滑冰鞋，自行车是蓝色的，滑冰鞋是粉红色的。
奇武会给的资料上说，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站在花园外长久凝视着那扇白色的闭着的门，想象着门后有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肯定是和我的不一样的世界。我在我的世界里喜欢吃臭豆腐，嗯，他们大概吃那种蓝色的长霉菌的奶酪，摩根给我闻过一次，我当场就翻了白眼。
习相远而性相近，貌似如此而已。
但我不会无缘无故地走进某个老太太独自居住的房子里，把她对人生最后阶段的一切计划或梦想都结束在一把锋利的刀片下，变成一种粉碎的状态，无论物理意义上还是比喻意义上。
他会不会呢？
我看着那栋房子，看不透墙壁。
墙壁比人心单纯多了。
那我又凭什么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呢？
他们不是一杯酒，一杯酒会把所有信息纤毫不差、恒定不变地展示在那里，只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敏感，就能把它们区分得清清楚楚。不存在冤枉，也不会有误会。
我打了个寒噤。
咪咪和摩根带给我一种奇异的舒适感，似乎这个世界上任何奇怪的事情都是顺理成章的。
就算有人会因为我的一句胡言而死于非命，这都更接近一个黑色的笑话，而不是真实的悲剧。
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看着一个即将被摧毁的小世界。
这时候门吱呀一声开了，传来小姑娘清脆欢快的笑声，在冲着某处喊着：“爹地！！快点，我要迟到了，我要迟到了！”
我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棍，转过身落荒而逃。
那天我在芝加哥街头游荡整日，心乱如麻，不断走进各种超市顺手牵羊，又在混出大门之后把东西丢回购物车里。
晚上，我回到西尔斯大楼的办公室，从电梯刚出来就以为自己走错门儿了。
烫金门牌高高挂在门外，写着咪咪和摩根的大名——全名，我都是看了他们的护照才知道的，带着各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头衔和后缀。
入门处是雅致整洁的接待台，旁边是候诊室，摆设舒适大方，那沙发看起来就想叫人摔一屁股，茶几上放着最新的八卦杂志和严肃报纸，足够迎合各种口味。
无论从哪个细节看，这都是一个完备专业的私人诊所，而且是非常高档的那一种。
最绝的是接待台后，早上咪咪带回来的那个金发笨女郎正在整理东西准备下班，看样子还蛮辛苦的，多半是工作了一整天。
她微笑地看了看我，准确无误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丁通先生，您的合伙人都在医生办公室等您。”
“明天见！”临出门她还这么跟我招呼，跟真的一样！
而后她就施施然走了，半点都不担心自己这份工作可能压根就拿不到薪水。
我半信半疑地走进去，好家伙，这是怎么搞的？就一天的工夫，什么都齐全了，医生办公室、候诊室、治疗室、隔间都弄得漂漂亮亮的，哪儿来的鲁班牌装修队？
我溜达了一圈，回头推开医生办公室的门，摩根坐在靠墙的沙发上，咪咪靠在落地窗旁边，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各自盯着某个点发呆。
我没惊动他们，蹭过去看了看屋子内的装饰，印象深刻啊！咪咪跟美国各种政要、好莱坞明星、欧洲王室成员的合照，摩根的各种科研成果奖、各种学位证书都框起来了，很巧妙地放在各种小地方，叫人不觉得那是炫耀，但又不可能不注意，一旦注意到就会脸都吓青，顿时肃然起敬。
我满怀钦佩：“怎么合成的？技术真好啊！”
咪咪随便瞥了一眼：“都是真的。”
他指指某照片中搂着自己正笑得见牙不见眼的某位名媛——传说她喜欢买不同颜色的宾利车配衣服：“各个地方都换得差不多了，再换估计就要全部散架了。”又指指另一位曾经在IT世界跺一脚四方云动但现在已经挂掉了的大佬，“死活不相信我的判断，等其他人确诊已经可以死了。”
他的语气跟谈论街上有一条流浪狗爱吃肉骨头差不多：“芝加哥算比较传统的，还认这个，以前我在纽约，大家就只认钱。”
摩根这时候打断了我们：“小丁，干活。”
我以为还有什么要搬搬抬抬，挽起袖子：“干什么活？”
他手一扬，丢过来两个小纸团，我接过一看，立刻就明白了。
纸团里是那两个人的名字。
史蒂夫·辛格。
薇薇安·绍恩。
后脑勺儿很没有出息地一麻，那个小姑娘脆生生的可爱声音穿过时间和空间，在我脑海中回荡。
“爹地！！快点，我要迟到了，我要迟到了！”
我软弱地垂下手，喃喃地说：“三个星期，不是还长吗？还长呢……”
摩根冷静的眼睛一直看进了我的内心深处，看穿了我的挣扎。
“奇武会的风格你可能还不清楚，但想象一下，十号酒馆的老板乘以十，就差不多了。”
我牙齿都酸了，十倍于十号酒馆老板的德行，那是要逆天啊！
“你选一个，另一个就没事了，你两个都不选，就两个都得死。”
“总得搏一搏吧。”
他说得很随便，很没心没肺，但逻辑无懈可击。
我吞了吞口水，展开那两个纸团，盯着看，就像在看花爷的项链和宝格丽的金笔，在看拉菲和善本书，在看价值连城的元青花罐。
我希望有一个人的名字上会浮起一层血色，那些受害的无辜老人将冤魂附于其上，向我传达昭然若揭的暗示。
室内寂静无声。
但两个名字还是呆呆地在纸条上刻着，毫不生性。
它们只是圆珠笔写成的两个蓝色名字。彼此之间，毫无区别。
尽管摩根和咪咪都没有看我，但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等待，那种被期待却深知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像刀子一样刮着我的脑子，脑汁都被刮得要发烫了。
我猛然把那两个纸团一丢：“我做不到。”想了想，我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准确地说，我做不到只看名字就下判断。”
“我要看到活生生的人，要有足够多的时间观察他们。”
咪咪好像早就预料到了我有这个要求，他给了我一个痛快：“难度不大，明天就满足你。”
然后，他转过身去问摩根：“那个病人会什么时候到诊所？”
摩根看了看表，面无表情地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已经上来了。”
这时候门铃叮咚一响。
摩根干脆利落地将身上的外套一脱，穿上白色的医生制服，不知上哪儿摸了一副平光眼镜戴上。我在懊恼中还有闲心八卦：“什么病人啊？”
咪咪在旁边说：“芝加哥警察局前任总局长。”
我咽了一口唾沫，被这个伟大却非常不应景的头衔镇住了：“你，是准备跟人家自首吗？”
咪咪一点笑容都没有：“哪有，我只是拿他的命跟他换点东西罢了。”
当天半夜，给前任警察局总局长朋友看完病，咪咪和摩根又循例失踪了，这两位上的可能是吸血鬼的医学院，否则没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偏爱在月明星稀的时候大展拳脚。天亮的时候回来，门铃按得震山响，叫我到大厦停车场后面的空地集合，我下去一看，得，一人开了一辆车。
我擦了擦眼睛，实在没法相信自己的视觉能力。
但我的大脑根据它对眼前人的了解，认为这一切都是合乎道理的。
献血车。
我蹿上去看了一圈，确认这不是“西贝货”，是正儿八经来自美国红十字会的献血车，连放在门口的献血光荣宣传单和纪念徽章都是齐全的。
上哪儿弄来的？真新鲜，原来美国也有这种东西。
咪咪直乐：“美国当然有，还有献血献得上瘾的，哭着喊着拖不住的呢！”他像背教科书一样念叨，“鼓励公众义务献血是最有效得到免费血液资源的途径，应该在全世界推行。”
他穿上白大褂，也戴上平光眼镜，和摩根对拍了一掌：“我们兵分两路，丁通你先跟我去。”
我莫名其妙：“去哪儿？”
咪咪探头往驾驶室的GPS上看了一眼，说：“东华盛顿街八十一号。”
我心里一沉。
那是另一个我熟悉的芝加哥地址——薇薇安·绍恩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