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勒疲惫不堪。感觉还有些冷。而且，从云团聚集的样子来看，很快他身上就要变潮了。
果不其然，他感觉到第一阵雨滴“答、答”地落在他的帽子上，这位工程师把装图纸的皮革筒在胸前抓得更紧了些，他诅咒这天气，这噪音，这一切。伦敦事务律师查尔斯·皮尔逊站在他身边，查尔斯的妻子玛丽也站在一旁，开始下雨时俩人都有些躲闪，他们三人孤立在烂泥地上，用敬畏与忧愁交杂的目光注视着大地上的一道巨大伤痕，那道痕迹正是全新的大都会线铁路。
在三人前方大约五十码的地方，地面让位给了一座沉井，这座沉井通往一道巨大的路堑——“壕沟”——它有二十八英尺宽，大约两百码长，在路堑或者说壕沟的末端，沟渠变为隧道的位置，砖砌的拱墙垒出了一道入口，通往世界上第一段地下铁路。
不仅如此，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段可以运行的地下铁路：火车日夜在新铺设的铁道上奔驰，推动装满了砾石、黏土和沙子的车厢，向尚未完成的路段进一步延展下去。火车在轧轧声中来回往复，浓烟和蒸汽让隧道口劳作的筑路工人们几乎无法呼吸，他们把泥土铲进传送机的皮桶里，依次把弃土送到地面上。
这条铁路是查尔斯·皮尔逊的主意。为了修建一条新的铁路来缓解伦敦和近郊日益拥堵的交通，这位伦敦事务律师争取了将近二十年。然而，建设这条铁路靠的是约翰·福勒的构想。他不仅拥有一脸茂密非凡的络腮胡子，还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铁路工程师，因此也成了大都会线首席工程师的不二人选。不过，正如他在就任时就告诉查尔斯·皮尔逊的，他的经验也可能毫无意义。毕竟，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一条穿行在地下的铁路。这是一项巨大——不，是浩大无匹——的工程。正是这样，有些人甚至称其为自建造金字塔以来最野心勃勃的建筑计划。当然，这个说法未免有些太夸张了，但有些时候，福勒对他们的看法也有几分赞同。
福勒决定把大都会线的主体部分建成浅埋式地铁，用一种称为“明挖法”的方法随挖随填来施工。这种方法包括在地上挖掘一道壕沟，有二十八英尺宽，十五英尺深。壕沟内部建有三层砖厚的砖砌挡土墙。部分路段在侧墙的顶部架有铁梁。其他路段则用砖砌的拱顶。随后将路堑覆盖回填，把地面恢复原样，一段新的隧道就此诞生。
这意味着修筑过程中需要拆毁道路和房屋，事后还必须加以重建，有时候还要建造临时性的公路。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搬运成千上万吨的弃土，为供气和供水总管还有下水道进行磋商。这还意味着他们打造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噩梦，其间充满了噪音和破坏，简直就像是在伦敦的弗利特谷引爆了一颗炸弹一样。不。应该说就像是过去两年来每天都在弗利特谷引爆了一颗炸弹一样。
只要灯火和火盆还点得着，施工就昼夜不停。筑路工人们按两个主要班次劳作，轮换的信号是晌午和子夜的三声铃响——此外，当工人们需要在不同的差事之间切换，也就是把一种单调乏味、让人筋疲力尽的工作换成另外一种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小的轮班次，但他们始终在施工，不停地施工。
大部分噪音来自工程中使用的七台传送机，其中一台就竖立在这里：它是一具固定在沉井中的高大木制脚手架，耸立在他们头顶上方二十五英尺高的地方，传送机是尘土与巨大噪声的代言人，声音就像是在用锤子敲打铁砧一样。它把弃土从远处的开凿现场运送出来，此刻，成群结队的工人正在运转传送机。有些工人在竖井里，有些人在地面上，还有一些像狐猴一样吊在木架上，他们的工作是确保装满泥土的大桶从壕沟里升起时，这些晃晃悠悠的桶能够顺利通过传送机。
而在地面上，拿着铲子的工人正对着堆积如山的开掘土埋头苦干，他们把泥土铲进四轮马车里。这里有四辆马车正在待命，每辆车上空都笼罩着一群鸥鸟，鸟群在空中盘旋，不时下落捡起食物，它们对已经开始飘落的细雨完全无动于衷。
福勒扭头看着查尔斯，他看上去有些不舒服——查尔斯把一块手帕举在嘴边——然而心情却很不错。查尔斯身上有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福勒心想。但他并不确定那究竟是决心还是愚蠢。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男人一直遭受着旁人的嘲笑，实际上，是从他第一次提议要建造一条地下铁路开始。“下水道里的火车”，当时嘲笑者们这样讥讽道。当他公布计划要建设一条大气轨铁路，通过管道里的压缩空气来推动车厢时，他们也在嘲笑他。通过一根管子。这也难怪皮尔逊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笨拙》杂志(1)上的常客。有意思的是，上杂志还是他自己掏的钱。
然后，当所有人还在为大气轨铁路哈哈大笑的时候，他又拿出了一份规划，皮尔逊的构想是在帕丁顿与法灵顿之间修建一条地下铁路。弗利特谷的贫民窟将被铲平，其中的居民搬迁到城外的收容站——搬到郊区——然后大家就可以用这条新铁路“往返上下班”了。
大西部铁路、大北方铁路和伦敦市法团突然给这个计划注入了资金，于是皮尔逊的规划成为现实。而他自己，著名的约翰·福勒，也被聘为大都会铁路的首席工程师，开始在位于尤斯顿的第一座竖井上工，这差不多正好是十八个月之前的事。
现在人们还在嘲笑他吗？
是的，他们依然在笑话他。只是笑声变得刺耳、沉闷了许多。因为，要说皮尔逊关于拆除贫民窟的设想进展得不太顺利，就有点太委婉了。在郊区根本就没有什么收容站，在最后也没有谁特别愿意去建几座出来。而人口稀疏的贫民窟这种东西压根儿就不存在。所有这些人总得有个地方可去，于是他们都去了其他的贫民窟。
然后，当然，施工过程本身也制造出不少麻烦：街道无法通行，路面需要开挖，企业关门，商人们要求赔偿。那些住在大都会铁路沿线的人陷入了一场持续不断的混乱之中，泥土、蒸汽引擎、传送机的金铁交鸣、挥舞的铁镐和铲子交杂在一起，筑路工人们互相咆哮，居民们则终日提心吊胆，害怕他们的地基会垮掉。
到了晚上也不得安宁，夜里工地上点亮灯火，夜班工人们接手上工，白班工人们干起值白班的人下班后都会做的事：喝酒打架，一直闹到早晨。伦敦似乎挤满了筑路工人，他们走到哪里就占领哪里，只有妓女和酒馆老板乐意见到他们。
此外，施工期间也发生过事故。先是一个喝醉的火车司机在国王十字车站脱轨，列车掉进了下方的工地里。好在没人受伤。《笨拙》杂志简直乐开了花。接着，在差不多一年后，尤斯顿路的土方工程发生了垮塌，连带着花园、人行道和电报线一起报销，还破坏了供气和供水总管，在城里留下一个大洞。不可思议的是，这次依然没有人受伤。庞齐先生(2)对这段插曲同样爱不释手。
“我希望今天能听到好消息，约翰。”皮尔逊大声喊道，他拿起手帕遮在嘴上。这块手帕相当精致，像是一块小餐巾。他今年六十八岁，福勒四十四岁，可皮尔逊看上去老态龙钟，远不止这个年纪，过去二十年的奋斗让他苍老了许多。尽管他嘴边时常带着微笑，可眼角四周却始终挂着疲倦，下颌的皮肤也像融化的蜡烛一样垂了下来。
“您让我怎么说呢，皮尔逊先生？”福勒喊道。“您想听到什么好消息，除了……”他朝面前这块地方做了个手势。
皮尔逊哈哈大笑。“比如‘蒸汽引擎的轰鸣很让人振奋’，没错。但也许‘我们赶上了进度’也很不错。或者‘伦敦所有的赔款律师都被雷劈死了’。‘女王陛下亲自宣布她对地下铁路很有信心，打算一有机会就来乘地铁’。”
福勒注视着他的朋友，再次为他的精神惊讶不已。“那么恐怕，皮尔逊先生，我能给您的只有坏消息。我们的进度依然落后。像这样的天气只会让工程进一步拖延。雨水很有可能会让引擎熄火，然后传送机上的人就可以享受计划外的休息时间了。”
“那么还是有好消息的。”皮尔逊咯咯笑道。
“什么好消息？”福勒大声说。
“我们就要享受——”蒸汽引擎噼啪了几下，熄火了——“安静了。”
一时间，四周确实令人震惊地静了下来，仿佛整个世界都在适应那种噪声的消失。周围只有雨滴拍打泥地的沙沙声。
接着从竖井里传来一声大喊：“打滑了！”他们抬头看见起重机的脚手架倾斜了一点，有一个工人突然剧烈摇摆起来，样子甚至比之前还要危险许多。
“它会撑住的，”福勒说，他看出皮尔逊心里正在担忧，“情况没有看上去那么糟。”
迷信的人此刻会交叉手指祈求好运。筑路工人们也不打算冒险，起重机上的工人竞相回到地面，像海盗攀上锁具一样，似乎有上百人蜂拥踏上了木头支架，于是福勒屏住了呼吸，期望这座木制建筑能够撑住突然增加的重量。它应该能撑住。它必须要撑住。它也确实做到了。人们开始大喊大叫，咳嗽连天，他们还带着铁镐和铲子，这些工具对他们来说就像四肢一样珍贵。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不同的群体按照地域区分开来，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泥。
福勒和皮尔逊看着他们不出意料地聚集成各种团体——伦敦人的、爱尔兰人的、苏格兰人的、乡下人的、其他的——他们把双手塞进口袋里，或是裹起来取暖，工人们耸起肩膀，拉紧帽檐遮挡雨水。
就在这时又传来一声大喊，福勒扭头看见壕沟旁一阵骚动。工人们行动一致地挪开位置，去查看发生了什么，现在他们围绕在竖井边缘，正盯着路堑里的什么东西。
“先生！”场地经理马钱特在向他挥手，招呼他过去。他捧起手来，朝福勒大喊道：“先生。你得过来看看这个。”
过了一会儿，福勒和皮尔逊穿过了烂泥地，人群主动分开一条路让他们过去，他们站在壕沟顶端，向下望去——越过安静下来的传送机的支架和大桶，他们看见壕沟底部的浑水积成了一汪水潭，积水已经涨起来了。
水里漂浮着一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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