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红玫顶着祝老板干女儿的名头，在长安旅社做了前台。陈元罡也从她身上学到了一个道理——无依无靠的人要活下来，就得让自己被利用。
祝老板供她食宿，她又用私下表演的钱买了胭脂水粉和衣服，招招摇摇地往长安旅社前台一站，满街的男人便向蜂蝶一般被盛开的花吸引。以往，并非所有墨尔本的华人都在唐人街。但自从金红玫来了，哪怕是在墨尔本郊区农场做事的华人，每月也要找出一天时间，穿戴齐整，来长安旅社喝口茶。金红玫则提着裙角在男人间穿梭，由男人为她点烟，而她夹着烟大笑，仿佛她就合该生于这花团锦簇之间。
出乎陈元罡的预料，金红玫的语言天赋很好。来了不到三个月，便学会了粤语。闽南话么，也能讲。来的客人说什么口音，她便说什么口音。风情摇曳的女人说着乡音，更让这些顾客流连忘返。
陈元罡有一次与她聊起，她便伸出手指对他回忆：
上海话么，那是从小讲到大的，江浙一带的人都能聊得起。粤语和闽南话，来这边三个月耳濡目染，并不难。至于英语，是有人教过她些简单的，其余的出国后，与人说着说着就学会了，不过语法都是乱讲的。
“最初是谁教你？”陈元罡问。
金红玫那时正为自己染指甲，她吹了口气，神色忽然变得寡淡。
“是个混账东西。”她说。
“金小姐，”陈元罡又问她，“等仗打完了，你会回上海吗？”
金红把染了指甲的手搁在桌上，另一只手往嘴里递烟，示意陈元罡给她点。她吸了口烟，淡声道：“或许会回，也或许不会了，我一时也想不起有什么人值得我回。你要回去么？你不是说，你的亲戚都在灾荒年死绝了么？”
“是的，是都死绝了，”陈元罡茫然点头，“可是……我很想念故乡的土地。”
金红玫笑出声来。
“那等你老了，就让他们用船给你运来几罐台山的土，”她说，“你装在青花瓷瓶子里，瓶子放在家里，把它当成你故乡的土地。”
“那我也叫那个人，帮金小姐运来些故乡的泥土。”陈元罡很恳切。
“也可以，不过哪里是我的故乡呢？”金红玫说，“我是难民，一打仗，就从东北逃去了北平。待了没多久，又从北平逃去了上海，最后被家里人卖进歌舞厅，才来了这里。算了，或许我就是株野草吧，哪里的土地，也能长野草。”
陈元罡觉得她像生于锦绣的花，她却说自己是无根的野草。旅社门外又来了为抗战募捐的华侨团体，金红玫一手夹着烟，一手在晾指甲，让陈元罡把客人塞给她的澳币拿出去，以祝老板的名义。
金红玫与陈元罡说话的样子，和别的男人不同。或许是陈元罡年龄还小，脑海里生不出那些龃龉念头，对她好，也是当做对朋友的好。有一次金红玫说她近来总是半夜饿，陈元罡便每日从家里偷一份炒河粉，趁着夜色送来长安旅社。日子一久，金红玫腰围渐涨，她便私下凶他：“少放些油吧！”
于是陈元罡干脆自己半夜来炒，放少少的油。不过他实在厌恶这道菜的味道，做了半年，进步有限。
战况断断续续地来，华文报纸隔日由悉尼一家华文报社送达墨尔本，唐人街的男人们便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有人在想办法筹款，有人义愤填膺，也有人说起风凉话。总是有新的面孔出现，也有旧的面孔忽然消失。在这新人旧人之间，陈元罡16岁了。
那日的晚饭，父母特意为他做了不是河粉的饭，陈元罡却高兴不起来。
或许是受了其他西人学校的影响，陈元罡所在的这所华文学校，男孩子到了16岁，会被准许参加秘密举办的兄弟舞会，每个人都要带着舞伴前来。
陈元罡是没有舞伴的，他一直猜测自己是他们学校最穷的学生。其余男生显然也是这样认为的，随着舞会时间渐近，时不时便来揶揄他：“元罡，你寻到舞伴了吗？不然，我将我家中除草的女工介绍给你吧！”
有一次问急了，他一时冲动，脱口而出：“谁说我寻不到舞伴？我早已邀请好了！”
围观的哄笑声从学校响到唐人街，吵得陈元罡心烦意乱，连那晚的炒河粉都做焦了。金红玫吃得直皱眉，筷子一放——这怎的退步到比第一次还难吃了？
她要走，陈元罡急忙道歉。金红玫抱着手臂看向他，月色照着一张因为没填饱肚子而冷若冰霜、又美艳动人的脸。
陈元罡看了那脸一会儿，忽然有了主意。
金红玫起初自然是不答应。
虽说来了国外落魄了，可她当年也是百乐门的台柱子，被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拉去舞会，算什么样子？可陈元罡似乎把她当成救命稻草，日日求，夜夜讲。为了讨她欢心，连炒河粉的技术都一日比一日精进，到后来，甚至比他父母白日卖得更好吃。
金红玫恨自己馋嘴。真是要拴住女人的心，先拴住女人的胃。她堂堂一个唐人街交际花，为了一口宵夜，竟然迟迟说不出拒绝的话。陈元罡求她求到舞会前夜，两人坐在黑灯瞎火的旅舍大堂，他可怜巴巴地问：“金小姐，我都给你带了一个月的炒河粉了。那件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呀？”
金红玫低头，看着陈元罡刚从唐人街尽头端过来的炒河粉。
经过一个月的历练，陈元罡这道菜已经做得河粉劲道，韭黄爽脆，分明泛着油光，入口却丝毫不腻。她金红玫吃人嘴短，眼见窗外月光如水，终究还是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行，我去就是了，”她说，“你去和祝老板说好时间，我要提前回房间打扮的。”
“你这样去就很好看了。”陈元罡说。
“这样怎么够？”金红玫说，“你去上海问一问，我金红玫和谁出去，谁不是全场最有面子的人。”
陈元罡年龄小，尚且不懂何为面子。等到第二天，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进了长安旅社，看见金红玫穿着那身牡丹舞裙下了楼，头戴一顶西洋帽，帽尖别了羽毛，帽檐垂下黑纱，纱下是一张珠光宝气的脸。
金红玫说到做到。那一日，她艳惊四座，而他成了舞会上最有面子的人。他从没参加过舞会，第一次下舞池，用的是在家偷练的生疏舞步。男人16岁，身材还算不上拔节，金红玫穿了高跟鞋，也没比他低太多。他大着胆子搂她的腰，感受到了因为连吃一个月宵夜而导致的紧绷。
“你胖了。”他诚实地说。
“呸。”金红玫柳眉倒竖。
有交换舞伴的环节，几个觊觎许久的男同学一窝蜂似的涌上来。金红玫翻了个白眼，手搭在陈元罡肩膀上，懒洋洋地说：“累了。”
她对小毛头没兴趣。陈元罡的面子是炒河粉给的，这帮人没面子。
他识趣地扶着她往外走，金红玫边走边发牢骚：“当年在上海滩，我一支舞拍卖价格老高，能上座的都是名流富商。现在沦落到给你们这些愣头小子做舞伴……”
陈元罡说：“我也能做名流富商。”
“你能卖炒河粉。”金红玫说。
“我可以从卖炒河粉开始，”陈元罡说，“等有钱了，就开饭店，开酒楼。”
“你想法真多，”金红玫把高跟鞋子脱掉，赤脚和他走在夜色里，“要用船运泥土，要开酒楼，还要做名流富商。怎么，祝你飞黄腾达，成就一番大事业？”
“金小姐这样的性格，若是遇见契机，”陈元罡认真道，“也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可惜我遇不见契机，我生来就是难民，然后做了舞女，现在么，是个前台，”她说，“我眼下不惦记大事业，只想活下来。以前依凭着他们洋人的舞团，如今依凭祝老板。我做不成名流富商，我只想做株野草，能自己扎根在这天地间，不再依凭任何人。”
陈元罡似懂非懂。
1940年，二战局势愈演愈烈。荷兰、比利时、法国先后被占领，日本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试图将在东亚挑起的战争合理化。消息传来，在澳华人怒火中烧，长安旅社的骂声从清晨响到打烊。
陈元罡在这骂声中与金红玫告别。
他的父母决定搬到悉尼，和在那里的同乡汇合，合伙开一家大排档。他走前为金红玫做了最后一次炒河粉，看着她吃完。
1948年，陈元罡父母在悉尼相继去世，他接手了父母的大排档。当年夜里给金红玫做饭的手艺派上用场，接手没多久就顾客盈门。
1990年，陈元罡回到墨尔本，与金红玫见了一面。他们都老了，小门童成了酒楼的大老板，小前台也如愿以偿，成为了扎根的野草。那次会面后，陈元罡开始着手酒楼的建造。巨额财富扔进这个荒山上的无底洞，儿子也忍不住过问钱都花在哪里。
原来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来处。门前的树，是海运来的故乡的树；瓶中的土，是海运来的故乡的土。
这是陈元罡所能记起的，与金红玫有关的故事。
***
陈元罡太老了，说了太多话，说到困倦处，身子一歪，便要从椅子上栽下来。木子君眼疾手快地扶住他肩膀，看向宋维蒲的神情很茫然。
人岁数大了，入睡只在一瞬。被木子君扶着的陈元罡很快鼾声如雷，宋维蒲给陈笑问打了电话，叫他来接人。
陈笑问很快赶到，身旁跟着睡眼惺忪的酒楼经理。他让经理扶陈元罡回房间，自己留下，和木子君连声道歉。
陈元罡岁数太大，有些叙述也偏于混乱，但好在，金红玫为什么来澳洲，那第一枚珠子为什么在长安旅社，都在他的叙述间有了眉目。夜太深了，他们草草说了经过，便分头回房睡觉。
木子君和宋维蒲走到房门口，她又忍不住摸了下剩下的几颗珠子。感到她有话要说，宋维蒲放缓了步子。
“我听到前面，还当陈元罡暗恋过你外婆，”她说，“听到最后，又不像。”
“确实不像，”宋维蒲认可，“不是所有男女间的感情都是爱情，他对你说话的时候，很尊敬。”
“不过听起来，她确实对我爷爷没什么感情了，”木子君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些珠子还要不要找。”
“看你的想法，”宋维蒲说，“我白天还得开车，去睡一会儿。”
木子君点了下头，目送宋维蒲进了房间。她也重新回到凉透了的被子里，用指腹一颗一颗地按过腕上的珠链。
屏幕亮了一下，难得宋维蒲主动给她发消息。木子君眯着眼睛点开，看见他的筹码头像后面跟了四个字。
[继续找吧]
他写道。